孟子“知言”美学价值研究

2020-06-29刘峰

青年文学家 2020年17期

刘峰

摘要：“知言”是孟子的特长，也是孟子思想内容之一。孟子的“知言”说不仅对当时人们的心理和精神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具有深刻的美学意味，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孟子“知言”说的美学价值。

关键词：孟子;知言;美学价值

“知言”出自《孟子·公孙丑上》章，公孙丑问：“敢问夫子恶乎长？”，孟子回答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知言”是孟子所擅长的事情之一。对于“知言”的内涵，孟子自己解释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1]这是孟子对“知言”的独到见解。朱熹解释到：“此公孙丑复问而孟子答之也。诐，偏颇也。淫，放荡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离，判去也。穷，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则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于心。其心明乎正理而无蔽，然后其言平正通达而无病;苟为不然，则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于政事之决然而不可易者如此。”[2]说明了孟子的本意，知道别人种种错误言辞的根源所在，这种透彻的洞察力，就是他所自许的“知言”功夫。

一、孟子“知言”本领

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辩堂下人曲直。若犹未免杂于堂下众人之中，则不能辩决矣。”[2]这对孟子的“知言”能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纵观《孟子》全书，我们的确可以发现孟子具备“知言”的本领，例如“齐桓晋文之事”。

《梁惠王上》章“齐桓晋文之事”讲到，有一次齐宣王坐在朝堂上，有人牵着一头牛从朝堂下走过，打算用这头牛来祭钟。齐宣王看到后，却要求以羊易牛，因为他觉得这头牛很可怜，不忍心它毫无罪过却被杀害。百姓却都因此而觉得齐宣王吝啬，齐宣王对百姓此看法不解，孟子却说“臣固知王之不忍也”，[1]接着他分析了百姓觉得齐宣王吝啬的原因是，牛小羊大，用小的替换大的，百姓自然觉得他吝啬。孟子又问齐宣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1]意思是说，如果可怜牛毫无罪过却被杀害，那么宰牛和宰羊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问题直接击中齐宣王的内心，他回答不上来，笑着说：“我确实也不知道自己这是什么心理了，但我确实不是因为吝惜钱财才会用羊换牛的，听您这么一说，百姓觉得我吝啬也是理所应当的了。”孟子正是从齐宣王的言行中了解到齐宣王内心的真实想法。接下来，孟子又替齐宣王分析了他以羊易牛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亲眼看到了那只牛可怜的样子，却没有看到那只羊，这就像君子看飞禽走兽一样，看见它们活着，就不忍心再看着它们死去;听见过它们的哀嚎，便不忍心再吃它们的肉，这与“君子远庖厨”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时宣王很高兴，引用了《诗经·小雅·巧言》中“他人有心，予忖度之”[1]这句话来形容孟子。意思是说别人存什么心，我能揣摩的到。由此可见孟子能够透过别人的言语揣摩到他内心的想法，这不正是孟子“知言”本领的体现吗。此外，孟子是长于论辩之人，他与人论辩的过程也典型地体现了他善于“知言”的长处。与人论辩时，孟子总是能够及时地抓住对方言辞中的错误和疏漏之处，有针对性地进行驳斥和批判，使对方陷入两难的境地。

二、“知言”与“知人”

“言”为指示字，甲骨文“言”，下面是“舌”字，“舌”上面一横表示“言”从口出，可以理解为口中舌头发出的声音即为“言”。《说文解字》将“言”解释为“直言曰言”，[3]表示直接说出的话语称为言。“言”除了本意“说，说话”及其引申义外，《尔雅·释乐》还讲：“大箫谓之言”，[4]将“言”释为乐器“箫”。其实，不论是人的话语还是乐器，都和声音有关，都作为表情达意的媒介，扬雄《法言·问神》中“言，心声也。”[5]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总之，“言”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意义。

早在孔子时就对“知言”有所论述，《论语》最后一篇讲“不知言，无以知人也。”[6]意思是说，不懂得分辨别人的言辞，就不可能了解别人。朱熹将其解释为：“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7]因为言辞往往会暴露一个人的内心真实想法，是一个人品质的体现，通过分析别人的言辞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人人品的好坏。《論语·颜渊》中也有“察言观色”的说法。反之，孔子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6]从一个人所说的花言巧语中就能看出这不是一个仁德的人。“知言者”可以通过外在的言辞来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人品。《周易·系辞下》说“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8]刘宝楠称其为“此孔子‘知言即‘知人之学”。“知人”是儒家的思想要旨之一，可以说孔子的这个观点是孟子“知言”的发端之一。

同样，从孟子对“知言”的分析来看，他也认为“知言者”可以通过外在的言辞来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人品。但是，孟子“知言”的“言”和孔子的稍有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把孟子的“言”分为“言辞”（口头语言）和“文辞”（书面语言）两方面来看。确实，口头语和书面语对于知人的效果是不同的，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必然会伴随着相应的语气、动作和表情，这些因素有助于对人性格品质的判断，孔子也说过“察言而观色”。而书面语只是一些抽象的语言符号而已，经过作者的润色和修饰后就更加难判断其背后的真实含义了。

三、从“知人”到“知人论世”

其实，将孟子“知言”的“言”扩展到“文辞”（书面语言）上不无道理，孟子自身已经将其扩展到这一概念上了，对于孟子所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1]焦循认为：“此四者，非通于大道、明于六经、贯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学，鲜克知之。孟子闻而能知其趋，则好古穷经之学深矣。”[9]他认为孟子之所以“知言”，是因为他“好古穷经之学深”，同时也说明孟子的“知言”包括“六经”在内的儒家之“文辞”（书面语言）。

孟子本人十分重视对“文辞”（书面语言）的理解。《孟子·万章下》中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吟诵古人的诗歌，阅读古人的著作时，要想真正了解其中的思想内涵，不但要了解作者的为人，还要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此观点在后人的阐释与生发下成为了著名的文艺美学思想“知人论世”。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0]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诞生总是会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刘熙载《艺概》中说：“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11]形象地论述了作者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过程中“知人”与“论世”二者缺一不可，章学诚先生说：“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2]就说明了“知人”和“论世”二者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知人论世”作为文学批评理论，更加强调作者对文学作品的决定作用。孟子在讨论如何理解《诗》义时还提出过另一种观点，《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1]这也在后人的阐释下成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原则。最早对孟子这个理论做出阐释的是东汉赵岐，他认为“志”是“诗人志所欲之事”，“意”是“学者之心意也”，“以意逆志”就是“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13]即读者以自己的心意去追求迎合作者的原意。这种观点影响很大，后世许多学者都继承了这一观点。如朱熹说：“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2]王国维说：“顾意逆在我，志在古人，果何修而能使我之所意不失古人之志乎？”[14]朱自清说：“以意逆志，是以己意、己志推作诗之志。”[15]

对于“以意逆志”理论，暂且不论作者之“志”表现在作品中时是否具有朦胧性和模糊性，只说当读者从自身角度出发来解读文学作品时，必然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在解读的过程中出现随意性，难以保证读者之“意”的准确，也难以保证读者所体会到的“志”就是作者想表达的“志”。所以，有些学者就对“以意逆志”进行理论改造，方法就是将“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相结合，读者要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以意逆志”。清代学者顾镇说：“书曰：‘诗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诏咸丘蒙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后儒因谓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谓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道理。此论读书穷理之义则可耳。诗则当知其事实，而后志可见，志见而后得失可判也。说者又引子贡之‘知来、子夏之‘起予，以为圣门之可与言诗者如是。而后世必求其人、凿其事，此正孟子所谓‘固哉高叟者，而非圣贤相与言诗之法也。”[16]揭示了“以意逆志”理论因缺少边界设定，而使后儒误以为“吟哦上下”“推来推去”就是“以意逆志”，其实这只是“读书穷理之义”，并不是“以意逆志”的言诗之法。那该如何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呢？顾镇指出：“然则所谓‘逆志者何？他日谓万章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论，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措，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问世为何士、人为何人，徒吟哦上下、去来推之，则其所逆者乃在文辞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谓‘害志者，乌乎逆之而又乌乎得之？”[16]他引用《孟子》原文论“尚友”之道的“知人论世”说，使其为“以意逆志”设限纠偏，为“以意逆志”的正确实施提供保障，对于文学批评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四、“言意之辨”

谈到孟子的“知言”说便不得不提孟子的“言近而旨远”理论，这是先秦时期“言意之辨”的重要内容之一。“言意之辨”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孔子就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庄子也有“得意忘言”之说，这些理论产生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萌芽时期，对后世文学批评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言近而旨远”出自《孟子·尽心下》章，最初是孟子在探讨有关“君子”操守问题。原文是这样讲的：“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存道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1]赵岐注曰：“言近旨远，近言正心，远可以事天也。”[13]孙奭疏曰：“言辞之近而指意指意已远者，乃为善言也。”[17]朱熹《孟子集注》：“古人视不下于带，则带之上乃目前常见至近之处也。举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为言近而旨远也。”[2]赵岐和朱熹都从个人修身的角度来解释“言近旨远”，只有孙奭从语言应用的角度解释“言近旨远”，本文只探讨“言近而旨远”理论对后世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即其美学价值。

“言近而旨远，善言也”字面意思指：“言语浅近，意义却深远的是‘善言”，这里涉及到了“言”与“旨”的关系问题，用于文学批评领域，就是主张用浅近的语言来传达深远的思想意蕴。孟子“言近而旨远”的思想对后世的文论家尤其是诗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最终形成“言近旨远”的美学思想。西汉时期，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中已经开始使用“言近旨远”这一标准，他在《屈原列传》评《离骚》时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意远。”[18]到了魏晋时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中也有与之相似的认识：“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10]同时代的钟嵘在其《诗品序》中对这个意思又有所发挥：“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使咏之者无极，阐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19]刘勰和钟嵘都把“言近旨远”当作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而且都认识到比兴是实现“言近旨远”的有效手段。比兴寄托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古典诗学原则之一，后世说诗，多遵循比兴寄托之旨，追求含蓄蕴藉的特点，这一思想经过唐代诗人的艺术实践而逐渐发展壮大。唐代皎然《诗式》所列举的诗的“六至”就有“至近而意远”，[20]到了宋代，“言近旨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理想，探索“言外之意”，追求“味外之旨”成为普遍意识。洪迈《容斋随笔》评元稹《行宫》：“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21]梅尧臣强调“必能状难写之情，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22]他们的这些诗学理论始终没有脱离对孟子“言近而旨远”这一批评术语的阐释和生发。

五、结语

孟子“知言”说并不是孤立的，我们应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孟子的思想系统内来考察，《孟子》全书所具备的如滔滔流水般的充沛气势、具有严密逻辑性的论辩特点就是孟子“知言”本领的体现。作为一种理论学说，“知言”说不仅与孔子“知言即知人”说一脉相承，而且与“知人论世”说、“言近而旨远”理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是孟子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影响着后世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创作，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郭璞（注）.尔雅[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韩敬.法言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黃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焦循.孟子正义（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1]（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