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佳豪

摘  要：孔子是我国公认的修辞学创始人。他从语言表达效果角度出发，通过归纳和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修辞学”的精辟论断。其修辞观点、修辞原则修辞要求和修辞态度融汇在《论语》这部书里。孔子的修辞观和其思想彼此渗透，融会贯通。不仅能反映出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对修辞的认识和看法，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修辞观的基本走向。

关键词：孔子;论语;修辞观

孔子作为至圣先师，并把克己复礼作为其政治思想最终目的的儒家创始人。他的修辞观不单单停留于语言的使用和表达技巧层面。其修辞观念和其伦理思想相互渗透，与儒学密不可分。这也导致了他的修辞观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儒学色彩。“修辞”作为孔子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早见于《周易》而非《论语》：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周易·乾文言》

这是在中国修辞学史上，孔子第一次提出“修辞”这一学名术语。《说文解字》：“修，饰也。从彡，攸声。”拂拭之则发起光彩。修饰言辞以达到语言的运用效果。尽管春秋时期，孔子没有对其言论中所蕴含的修辞观做一个系统详尽的归纳，但是无论是从修辞原则、修辞要求、修辞方法还是 修辞态度来看，孔子都有着自己丰富且成熟的修辞体系。

先谈孔子的修辞原则。“修辞立其诚”是孔子修辞观中的一条根本原则，贯穿着整个中国修辞学史。在孔子看来，“修辞”这一语言使用技巧必须和“诚”这一语言表达态度唇齿相依，密不可分。“诚”是儒家核心思想的精髓，在《论语》中的体现也比比皆是。这里的“诚”有两方面所指：一是修辭主体的言辞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二是修辞主体的言辞态度是披心相付的。孔子时时刻刻用儒家的仁义思想制约着人们的交往行为和交往方式。例如从《论语·宪问》“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一句中就可以看出孔子用修辞态度是否诚信来判定一个说话者的德行。在其看来，一个修辞主体如果有德有行，其修辞态度也会是抱诚守真的，那么他的修辞内容也定会有几分可信。反而言之，一个看似修辞态度和修辞内容都赤诚相待的人，未必就是真正的君子。因为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还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儒家的伦理纲常在君子的言行观中俯拾皆是。仁义作为一种人的内在道德，与其形象互为表里。那些只会巧舌如簧，花言巧语之人必定不是真正的君子。“仁”作为一种内在的体现，可以通过人的言谈举止表现出来。作为修辞主体的人和修辞的表达技巧应该是有机统一的。孔子把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人的言行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孔子着实看中修辞主体的修辞态度。重视修辞主体的内在修养，也是儒家所认为“人言合一”的至高境界。

次谈孔子的修辞要求，即“辞达而已矣”。这一观点可以看作是孔子言语修辞的总原则。孔子本人并没有对这句话做出详细的解释，但是“辞达”说在中国修辞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关于“辞达”说，学界历来有不同的争论。有的人认为孔子辞达说，就是指将想要表达的内容清晰明了的传递出去，并不需要语言上的修饰赘述，只要起到传递信息的社会功用即可。如汉代经学家孔安国解释为：“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也。”①宋代硕儒朱熹和孔安国观点如出一辙：“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②以上两位经学大家对孔子“辞达说”的看法大同小异，即语言没有必要摛藻雕章，讲求朴质、平实。只注重语言的外在华丽而忽略了语言基本的表意功能和交流功能，则属于本末倒置的行为。但是还有一种观点与之相悖，认为的“辞达”并非仅仅是达意。而是在语言表达之余还能通晓事物之理，了然于心，彰显说话技巧的生动形象。“辞达”是修辞的最高境界。孔子反对语言辞藻的过分华丽，而是不动声色地将语言通过修辞的妙用，尽善尽美的表达思想。

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论语·宪问》

《论语》中的这段话是孔子描写郑国起草文书的过程。郑国外交辞令的创制，裨谌拟稿，世叔提意见，外交官子羽修改，子产作文词上的加工。行人子羽和东里子产做的就是语言修辞之事。孔子在这里赞扬的是郑国为官者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慎重地对待政令发布的态度。语言在表达清晰的基础上可进一步进行辞藻修饰。这里就浸淫出孔子的“辞达说”。[1]71通过语言的润色和修辞功能，间接说明修辞在当时治国理政中也可以产生一定的功用。修辞讲究文质兼美，虽不可太注重语言的外在修饰而忽略了语言本身意义的表达 ，但是也要讲求言辞的准确精炼。排除繁文缛彩，以求简洁。

再谈孔子的修辞表现，即中和之美。这一修辞表现与孔子在《论语》中阐发的中庸思想遥相呼应。“文质说”最能表现语言的中和之美。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内里必须互相得当，达到中和的程度：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

孔子提倡君子行为处事应该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文雅兼顾。但是我们知道，在孔子眼里，修辞行为是修辞主体的外在体现，表达者和他的语言之间是融为一体的。对君子行为处事的要求，即也是对君子语言表达的要求。坚决反对虚伪而不诚实的妄语。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质朴如果多于文采，那么他就会是一个流于粗鄙之人;如果一个人的文采多于质朴，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虚伪浮夸之人。只有质朴和文采达到平衡状态的时候，这个人才能称之为君子。《礼记·表记篇》中有：“情欲信，辞欲巧”一语。前者即要求说话要达意，后者要求语言要丰盈。前者追求语言的适用性，后者追求语言的美感度。二者相得益彰，融会贯通。[2]91孔子的“文质说”，即是这两种语言要求的珠联璧合。这一条修辞观从语言渗透到思想，再到政治，对语言修辞学的原生态转变为中国修辞学的纲领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是孔子所强调的修辞态度，即“慎言”。孔子极其反对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言语态度，也厌恶没有真凭实据，立足事实本身而泛泛而谈、乱坠天花的不切实际。孔子认为，君子的一言一行都应该极其慎重，他在《论语·子路》里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可见其足够重视君子在日常交流中的真诚行为规范。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论语·学而》

从孔子所表述的很多话语中我们都可以窥探出来，他认为语言是一个人心灵的外壳。一个人的礼义廉耻、秉性性情，都可以通过其语言观表现出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言为心声，字如其人”。因此，孔子认为君子说话做事要讲求尺度，也需要特别注重说话人自身的身份和说话的语义环境。讲话一定要三思后行，切不可粗鲁莽撞、讹言谎语。更是不要对那些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就妄下结论，做出那许多“无稽之谈”来。孔子的“慎言”说和孔子的“正名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孔子的正名思想是孔子政治理论的核心，政治理论和语言文字的关系就是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如何做到“慎言”呢？这时候就要靠“正名思想”来解决这一问题。“正名”思想先是給万事万物设界立说，建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社会等级制度，来匡正一些词语的外延和内涵，尊重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以期教化人们“在其位而谋其职”，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认清修辞主体的身份，不可有僭越礼制等盲从行为。要求上到君主、下到百姓都应该使用符合自己身份的词语。

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

——《韩诗外传·卷五》

在孔子看来，君主向他人借用马匹，怎么可以用“假”这个字呢？《说文解字》：假，非真也。从人，叚声。借，假也。这里用到了递训的训诂手法。假，就是“借”的意思。但是作为一国君主，向身份卑贱之人要物，怎么能用“假”呢？当用“取”。“假”和“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也关系着君臣大义之所在。春秋笔法，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中，尽显微言大义。[3]136古代语言研究的开端，是在孔子正名思想的影响下出现的。

孔子在论语中所彰显的修辞观内容丰富而自成一体，也是孕育着后来中国修辞学蓬勃发展的沃土，尤其值得我们去探索。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孔子其思想不仅仅涉及到政治理论层面，更是注重人的道德教化。语言和行为互为表里，在其修辞观中所包含的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不胜枚举。虽有保守一面，但是更多的看到了语言与治国 、齐家、平天下之间的休戚相关。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更是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势。直到今天，也与我们日常行为规范密不可分。《论语》中的修辞观，也是我们值得继续去研覆的话题。

注释：

①孔安国.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58页。

②朱熹.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第165页。

参考文献：

[1]王文晖，万久富.《论语》中孔子言语的修辞观照[J].孔子研究，2005（06）：71-77.

[2]池昌海.孔子的修辞观[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1）：91-97.

[3]杨庆云.先秦诸子的社会语言学思想[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5）：136-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