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睿旋

摘  要：《海上花列传》是清末文人韩邦庆所写的吴语方言小说，小说以梦起，以梦结。表达了作者韩邦庆对浮沉花海的种种难言情愫。小说真实再现了19世纪末上海租界妓女在妓院的真实生活，表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弱国子民的畸形心理。文章通过研究《海上花列传》中妓女与狎客的交往心态，透视妓女生活，以此洞察晚清社会状况以及大众心理。

关键词：理性;合作;追求

一.理性的工作需要

清朝末年，上海开埠后商业气息浓厚，由于交通便利，资源丰富，人口逐渐聚集起来。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也越来越多。这些商人来到上海的目的是赚取金钱，因此他们与妓女的交往也是以利益为核心的。《海上花列传》中描写了很多妓女与狎客交往娱乐的场面。但二者的交往并不单纯是为了玩乐，而更多是双方经过权衡考量后作出的决定，他们的关系是充满理性的工作需要。站在狎客的角度，与妓女的交往实际上是一种工作需要。狎客以妓院为场所，消费娱乐的同时寻找商业机会。这决定了狎客与妓女的交往是不掺杂浓烈的情感因素，更多是理性考量。如汤啸庵带着自己的倌人林素芬摆庄，叫了洪善卿和周双珠，罗子富和蒋月琴，葛仲英和吴雪香以及陈小云，朱蔼人。席间，善卿问陈小云“一篇帐阿曾拿到黎颛鸿搭去？”陈小云回道“我托蔼人拿得去哉。我看价钱开得忒大仔点。说是广东人家，细底也勿清爽。”[1]洪善卿与陈小云在台上聊起了生意和账目。而随后大家还以周双珠也有一个不清楚底细的广东客人来开双珠的玩笑。使整个场面一片和谐，完全没有正式商业场合的严肃。陪伴在狎客身边的妓女充当了经过专业训练，懂得交际技巧，善于营造气氛的交际官，她们帮助狎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得到了有效的商业信息与人际往来，是得力的工作助手。另一方面，《海上花列传》中的妓女，是现代商品经济催生下的产物，她们把卖身看作是“做生意”，她们在与狎客交往中也考量着狎客的身份。在所有因素中财力是最重要的。像黄翠凤在得知罗子富想要当自己的长客时，就一改往日冰冷的态度，拒绝罗子富送她的一对金钏臂，让罗子富相信她的情真意切。最后却与黄二姐串通骗取了罗子富五千大洋。黄翠凤与罗子富的交往，从头到脚都像是黄翠凤设下的一个圈套，一步步让罗子富掉入沼泽。这是她的理性考虑，目的是为了获取额外的工作报酬。

同时，妓女与狎客的工作关系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规矩，这个“规矩”让狎客和妓女的关系得到社会的认可与保护。姚季莼的正室夫人姚二奶奶因为丈夫被妓女卫霞仙迷住整日不归家，于是带着一帮姨娘丫鬟，满脸怒气地冲进门，向卫霞仙来讨一个公道。旁人见她来势汹汹都劝说魏霞仙低头认个错。但卫霞仙却理直气壮喝到“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故歇覅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记？”[2]卫霞仙的这席话道出了妓女工作的合法性。“上海夷场的规矩”就是妓院需要交纳税款，是法律承认并且受到保护的正当生意。[3]这说明了妓女和狭客的交往是正常的生意往来。狭客来到妓院暂时摆脱了家庭工作的负累，得到了身心的愉悦与放松，而妓女也为狭客服务得到相应的工作报酬。二者各取所需。基于此姚季莼不回家姚二奶奶是没有理由來妓院找卫霞仙的。在这个充满利益纷争的资本主义洋场，下至妓院，上至官场都是要守“规矩”的，因为这个规矩，妓女与狎客的关系才得到保护。

二.互利的合作关系

妓女与狎客交往心态中还存在一种互利的合作关系。这是界于理性的工作需要和炽热的爱情追求之间的交往心态。它比权衡考虑后的工作需求多了一层温情的面纱，一些情感的温度。又比炽热的爱情追求少了一些感情和冲动，增添了克制和思考。在妓院中，妓女的生存需求是第一位的。当她们实现了自己最基本的需求后，便会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去实现自己人际交往和得到他人尊重的需求。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在妓女与狎客长时间的交往中，双方也会不自觉的产生感情。但是这种情感的流露是极其有分寸的。既不是虚情假意的金钱交易，也不是不计代价的情感付出。

这种交往心态以洪善卿和周双珠最为典型。洪善卿是一个商人，他找周双珠作倌人的初衷完全是因为生意，青楼是他的生意场和获取信息的来源，一个长三书寓的倌人能作为他生意往来的润滑剂。而作为鸨母的亲女儿，明事理的周双珠就成为了他最好的选择。而对于周双珠来说，洪善卿也是得力的合作伙伴。一方面，洪善卿结识的各路生意伙伴为妓院带来了收入。俩人甚至还一起做了一笔生意，敲诈了朱淑人一万洋钱。另一方面，当周双珠遇到困难时，洪善卿也能挺身而出，为她出谋划策。他们之间的交往没有婚姻的约束却能持续很多年。二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当对方需要帮助时总能出现。他们就像是一对老朋友，但更像默契的合作伙伴。

三.炽热的爱情追求

张爱玲在评价小说时说“作品中的红尘男女都是孤寂的魂灵，他们在生命最不可能的时刻寻求慰藉，他们在自身的堕落中找到寄托，哪怕它为时短暂。”[4]在以利益为核心的上海租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掺杂了太多算计与考量。长期处于情绪紧张，心理高压状态下的男女们，也需要一个发泄口，需要一个灵魂的寄托。《海上花列传》中也不乏这样的男女，他们不掩饰自己对于爱情幸福的向往与追求，大胆表达自己。

《海上花列传》中沈小红这一角色的塑造可以说是十分丰富饱满。她是一个敢爱敢恨，大胆反叛世俗，具有先锋意识的妓女。在与王莲生的关系中，她也表现出炽热的爱情追求。沈小红和王莲生好似一对欢喜冤家。王莲生可以容忍沈小红的坏脾气。她一次次的无理取闹都能被谅解。像王莲生在张慧贞的新居请客。当沈小红发现了张慧贞的存在，就上门来大打出手，闹得王莲生“又羞又恼，又怕又急。”只好让俩个保驾的朋友先走，自己留下来安抚小红。王莲生的朋友走后，小红却也抬身送了两步，说道“倒也难为你们了，明天我也摆个双台谢谢你们好了。”“说着倒自己笑了，莲生也忍不住要笑。”[5]这一副“她在闹，他在笑”的美好场景就是爱情最原始的模样。这样的默契只属于他们二人，他们之间的共鸣张慧贞是远不能及的。

另外，《海上花列传》中还有一对痴男怨女，陶玉甫和李漱芳。他们之间的爱情不同于一般妓女狎客之间的虚情假意，逢场作戏。他们的爱是炽热真挚的，寄托了作者对于爱情的美好理想，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书中关于二人之间的故事是从淑芳生病，玉甫照顾漱芳开始，到漱芳临终前安排后事，她死后玉甫悲痛欲绝结束。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感人真诚，让读者在虚幻的浮沉花海中感受到了爱与温情。这段感情是上海十里洋场中一种特异的感情，超越了肉欲而达到了精神层面。漱芳用自己的死保住了自己的尊严，同时也验证了上流社会阶级地位的虚伪可笑。她幸运地得到了世间真情，却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短暂而绚烂的一生与其说是作者对于美好爱情的理想，倒不如说是作者借漱芳的离世表达了这一理想的不可实现。体现了花海的暗黑与莫测。

结语：

要探讨妓女与狎客复杂莫测的交往模式，离不开作者创作的主客观环境。从客观因素来看。近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介入，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受到强烈冲击。中国农业文明与西方文明两股势力相互对抗。在这样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上海洋场社会的男女们，一方面要在上海大都市谋生立足，因此他们精于算计，推崇西方利益至上的交往准则。另一面，传统东方道德观也深入他们骨髓，培养了他们重视人情，注重主次尊卑的交往礼仪。

另外，从作者创作的主观因素看，作者创作时充分尊重了人物自身价值，对人物投入了极大情感。刘在复在《文学的主体性》中认为：作家的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价值，而不是从某种外加的概念出发。文学作品要以人为中心，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物写成玩物与偶像。[5]而身处清末民初并没有文学理论作为引导的韩邦庆，在创作时却自觉尊重人物主体性，使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不仅如此，《海上花列传》中通过描写妓女与狎客交往的细枝末节，凸显了人物性格的多元与复杂。表现了在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下，人物性格的矛盾多面，道出了洋场社会男女们内心深处的难言之隐。正如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所说“就性格本身是整体因而是具有生命的这个道理来看，这种始终不一致正是始终一致的，正确的。因为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6]人是文化与生物学错综复杂的综合，这就决定了人不是单纯的，就像妓女与狎客的交往中，既有理性的考量也有真挚的感情。人物表面稳定的性格下犹如奔腾不息的江流，正是这些隐形的性格内涵构成了妓女，狎客人物内涵的丰富性。

综上所述，韩邦庆围绕妓女与狎客的交往模式进行写作，细致的描写了上海都市生活的千姿百态。韩邦庆淡化了前人描写妓女生活的传奇色彩，用自然的手法再现了上海男女们多面的性格特征。娼妓界对经济社會的变化是极其敏感的，所以她们与狎客的交往态度也能一定程度折射出近代社会都市大众的心态。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冲击中，整个社会表现出了推崇利益，金钱至上，自卑的社会氛围。虽然作家自己说这篇小说是为劝诫而作，但这部观点严肃的小说，其意义远超过劝诫，它借妓女与狎客的交往方式，显示了上海都市转型中的文化特征，是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

参考文献：

[1]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96.

[2]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18.

[3]范伯群.《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3）.

[4]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11.

[5]刘在复.论文学的主体性[J]文学评论，1985（5）.

[6]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