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曙明

对广州来说，康熙二十三年（1684）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此前一年的春天，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轮船，装载着六百余贯银额的货物，正朝着中国的方向破浪航行。这批货物虽然微不足道，但投石问路的用意，彰彰明甚，显示英国人誓要叩开这个古老大国的门户。

清军水师攻陷台湾，终于解决了玄烨的心头大患。南明有组织的抵抗基本结束了，前明遗民都潜入草泽;三藩势力亦已烟消云散。继续实行“禁海迁界”的理由，似乎已经不存在，但朝廷对民众的海外贸易，仍然十分忌讳，下令商人不得到南洋经商，已在南洋的中国商人，必须在三年内归国，否则不得复归故土。这道命令，暴露了朝廷禁海迁界的真实动机，名为防范海盗，实则防范商人。这就可以解释，广东的迁界范围，为何比福建还大了。

随着大清江山渐臻稳固，军政亦必须向民政转变，马上取天下者，不可能永远披甲策骑，在马上治天下。朝廷在广东开科取士，明代的贡院做了清军马厩，广州人称为“烂马房”，只得临时借用光孝寺做贡院试场，后迁到旧总兵府。各地生员挂卷袋、提试篮，赴省应考的热闹场面，又复重现。南方士庶虽然还没有从三十多年前南明覆灭的惨痛记忆中恢复过来，但也接受了清朝统治这个现实。

于是，“解除海禁”不得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一步，是先停止迁界。其实在广东、福建等地，地方政府早就偷偷弛禁了，对越界民众，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抓到也只象征性地打几板就放掉。台湾之役，朝廷接收了大批投降的郑氏军队，审问之下，发现不乏迁界政策的受害者，因家园被毁，生计断绝，被迫渡海投军，现在养着他们没饷银，遣散又没处安置，除了让他们返回家园，恢复生产之外，别无他法。

两广总督吴兴祚建议，广州七府沿海地亩，不如开界招民耕种，上可以增国赋，下可以利民生。吴兴祚，字伯成，汉军正红旗人，原籍浙江山阴，史书说他“为政持大体，除烦苛”，玄烨对他的建议很快作了御批：“前因海寇未靖，故令迁界。今若展界，令民耕种采捕，甚有益于沿海之民。”并派工部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福建两省沿海地区实地勘察，何处起止，何地设兵防守，制定详细方案，“勿误来春耕种之期”。据杜臻说，他们的任务重点，是考察如何解决海禁与迁界的问题，包括把濒海之地归还民居;放宽海壖之民捕鲜煮盐等业的限制;还有开放行贾外洋的限制等。

动身之前，杜、石两位大臣向皇上请训。玄烨问他们：“打算先勘视哪里？”他们回答：“先去广东。”玄烨问：“为何不先去福建？”杜臻说：“臣等先到广东，让当地百姓及时承垦，庶不误春耕之时。”玄烨又问：“就不怕福建误了春耕吗？”杜臻解释：“福建督抚正忙于安置降军，无暇顾及开垦的事。臣等利用这段时间，先完成广东事情，再到福建，届时闽省督抚便有会商之暇了。”玄烨吩咐：“汝二人朕所亲简，当善体朕意。”其不胜迫切之情，溢于言表。两人诚惶诚恐，再拜辞出，带着司员，驰驿前赴广东勘察。

十月以后，北方已是碧云天，黄叶地，秋意渐浓。钦差大臣的官船，昼行夜宿，水陆兼程，经历万水千山，途中甚至遇到老虎的袭击，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月，终于行抵广东三水。这时，新年的鞭炮声，已是此起彼伏，声声在耳了。

两广总督衙门自明嘉靖年间即驻肇庆办公，不在省城。清初沿明旧例，仍驻肇庆。杜臻、石柱在三水与前来迎驾的总督吴兴祚、巡抚李士桢等官员会面，在接官亭中拜过香案，请过圣安，传达皇上旨意：“迁移百姓，事关紧要，当察明原产，给还原主，务使兵民得所。”然后略事休息，便辞别了肇庆的青山绿水，沿着广东海岸，由西往东一路考察。

广东的海岸线，西起广西北仑河口，东迄闽、粤交界的大埕湾，弯曲绵延，长达六千多公里，还有海南岛等岛屿，以当时的交通工具，走上一趟，实在是一件大大的苦差。杜、石二人分头行动，巡视了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广州、惠州、潮州等府，还视察了澳门，再从潮州入福建考察。

此行最大的功勞就是开界，让内迁的老百姓回家，共察还民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复业丁口三万一千三百。石柱向皇上奏报：“臣奉命往开海界，闽、粤两省沿海居民纷纷群集，焚香跪迎，皆云：‘我等离去旧土二十余年，毫无归故乡之望矣，幸皇上神灵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我等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耕获，乐其生业。不特此生仰戴皇仁，我等子孙亦世世沐皇上洪恩无尽矣。皆拥聚马前稽首欢呼，沿途陆续不绝。”

民间对开界的诉求，非常强烈。然而，开界是一回事，开海又是另一回事。当杜臻、石柱五月返回北京复命时，朝野上下议论纷纭，开海贸易似呈瓜熟蒂落之势。一位给事中上条奏，请令海洋贸易宜设专官收税。现在不是开不开海的问题，而是如何管理的问题了。六月初五，玄烨作出谕令：“令海洋贸易，实有益于生民，但创收税课，若不定例，恐为商贾累。当照关差例，差部院贤能司官前往酌定则例，此事著写与大学士商酌。”

这等于同意开海贸易了，但仍有大臣反对，包括刚从南方回来的石柱。玄烨在古北口外拜察行宫召开御前会议，出现了君臣舌战一幕，颇具戏剧性。玄烨质问石柱：“百姓乐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贸易、捕鱼之故，你们明知其故，海上贸易何以不议准行？”石柱说：“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脚，玄烨说：“先因海盗，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恃？”石柱辩解：“据彼处总督、巡抚、提督说，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系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

玄烨厉声驳斥，地方官员反对开海，并非为了防盗，而是为了谋私利：“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今虽禁海，但私自贸易者却禁而不绝，今议海上贸易不行者，都是因为总督、巡抚自图便利故也！”年仅三十的皇上，能一针见血指出症结所在，足见简在帝心，吓得石柱慌忙认错：“皇上所谕甚是，地方官员或有此等存心，亦未可定。”

御前会议的模式都是如此，众大臣可以各抒己见，最后还是皇帝金口，一锤定音。开海贸易之事，经玄烨圣意裁决，便这样定下来了。

平定台湾，多少消除了玄烨对海洋的恐惧，令他信心大增，不再觉得“海洋險远，风涛莫测”了，他对大臣们说，粤、闽两省开海贸易，对于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把中国与世界隔绝两百七十年的海禁，终于要废除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正式宣布：“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翌年，设立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个海关。御前会议之后，部院各衙门便紧锣密鼓地筹备了。君臣讨论最多的，就是如何抽分（征税）的问题。

玄烨主张减轻税负，一是因国家需要与民休息，二是他怀疑抽分再多，也是落入地方官员的私囊。他对广东的藩商、王商和沈上达的故事，记忆犹新。因此，在开海贸易一事上，虽说是一件国家对外关系的事件，但在技术层面，更多却反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斗法。当官员建议在所有桥道渡口设立征税关卡时，被玄烨一口否决，声称有能力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都是富商大贾，非一般贫民可为，对海市薄征其税，尚不致累民，但如果所有桥道渡口都设卡收税，无异于在原无课税之地，反增设一关科敛，加重民众负担，充肥私槖。

根据皇上的旨意，经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决定，粤、闽两省只对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税，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车船等，一律停止抽分。福建总督建议对外国贡船也实行征税，也被康熙否决，他声称对进贡船只抽税，殊失大体，且非朝廷柔远之意，所以一律免征。

种种措施，听起来很惠民，但康熙朝贪风之盛，历史上，恶名昭著，一个新王朝这么快就腐败成这个样子，确属罕见。玄烨怀疑地方官员弃公营私，并非凭空幻想，他迭获奏报，海关为了多敛财，连出海捕鱼捞虾的渔船，也当作商船征税;有些地方则把桥梁也封了，不交税不让过桥，小商小贩，莫能幸免。总之手段花样百出，朝廷禁了一样，又有另一样冒出来，防不胜防。

按照官方规定的税则，中国的关税，初时只有两种，一为船钞，二为货税。船钞又称船料，按商船的大小尺寸征税，船长七十五尺、宽二十四尺者为一等船，税额一千四百两;长七十尺、宽二十二尺者为二等船，税额一千一百两;长六十尺、宽二十尺者为三等船，税额六百两。这种粗疏的计税方法，可以看出中国官员的懒惰与粗暴。当初因为商人报关，对货物价值往往随口胡编，高值低报，中国官员亦懒得逐一确认，干脆以无法验证为由，按船的尺寸征税。一船黄金与一船禾草，征同样的税。这种方法还有另一个副作用，就是令商船夹带违禁物品的走私活动，变得肆无忌惮。

如此敝陋的制度，竟从明代起一直沿用。官商叫苦不迭：解除海禁前，洋船货物多为奇珍异宝，如今海禁解除，来的反而多为粗布衣物、日用杂货，今日十船不抵昔日一船。其实这也是过甚之词，洋船还不至于如此不堪，查当年的货物清单，进口货多为哔叽、玻璃、异香珍宝等物，亦有直接运银钱来。而采购之货，则多为茶叶、湖丝、陶器、蔗糖、铅、锡、亚铜、药草、大黄等。

朝廷意识到征税方法的不合理，同意在原税额基础上，减去二成，按八成收税。虽说天子无私覆载，但非人人可以受惠，只有南洋商船得享受这一待遇，因南洋国家多属历史悠久的朝贡国，被天朝一厢情愿地视为藩属，西洋要“同沾德泽”，则须等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后。结果，原来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还制造了新的问题。

货税则按货物量收税，分为衣物、食物、用物、杂物四类，按件征收，不管体积大小，所课都是一样的，这同样反映了天朝官员粗疏和傲慢的心态。开海四年后的海关征收则例，明确规定进口税率为4%，出口税率为1.6%，除此之外，每船征银二千两。后来又陆续出现船规、分头、担头等五花八门的杂税，比正税还高出许多，税负更加沉重。

与前相比，外贸制度最大的改革，就是以海关取代市舶司。这是值得称许的进步。以前的市舶司，打的是“朝贡贸易”招牌，各国商人名义上都是向中国皇帝朝贡，因此没有常设的交易市场，贡使愿意把货物运到京师买卖也行，自己掏钱运输;愿意在广州买卖也行，由督抚委官监督，市舶司临时招商发卖。事实上，路途风险太大，没几个贡使愿意千里迢迢把货运到北京，他们更信赖广州商人，认为他们较讲诚信，所以大部分货物都在广州出手，这就给广州的市场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刺激，这是广州商业保持繁盛的一大关键。

市舶司时代的招商发卖政策，培养了一大批牙商。随着市舶制度解体，朝贡贸易也渐名存实亡，“八年一贡”“舟为二只”之类的规定，都被打破，而牙行的作用，则愈来愈大，外贸管理机构与交易机构的脱钩，乃水到渠成。到康熙设立海关时，两者正式剥离，管理由海关负责，买卖由洋行（牙行）负责。

福建的海关由将军兼管，浙江、江苏则由巡抚兼管，唯粤海关地位重要，专设监督一人，筹建期间关务由制台大人兼掌，正式成立后由吏部郎中宜尔格图、户部员外郎成克大为首任满汉监督，满正汉副。因地位举足轻重，与督抚平起平坐，不受督抚节制，直接对皇帝与户部负责，故正监督之位后来多由旗人担任。

一旦开海贸易，海关监督将是一个肥缺，从南海之滨到北京紫禁城内，不知有多少人盯着那颗“钦命督理广东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的关防，准备靠它吃香喝辣。一位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对海关制度深有研究的日本学者指出：“凡有愿得此缺之人，须对宫中善于运动，并须有巨万贿赂然后可。既得此缺之后，若更欲连任，又不得不分肥于各方面，通例任期三年，任期中极易积蓄赀财，一生受用有余。”

粤海关下辖省城大关、澳门总口、乌坝总口、庵埠总口、梅菉总口、海安总口、海口总口七个总关口，每个总关口下面又有若干小关口。其中以省城大关和澳门总口，地位最为紧要，乃中枢命门所在。省城大关设在广州五仙门内原盐院旧署（今起义路与素波巷之间），而最具战略位置的虎门口和黄埔口，均隶属省城大关。

黄埔口设在广州城东，今黄埔村处，距离省城大关三十里。虎门口设在东莞虎门，距省城大关一百六十里。每个关口都设有税官、夷务所、买办馆、永靖营等机构。税官负责征收商船的船钞、规礼等税项;夷务所办理商船进出手续;买办馆为外商提供后勤服务;永靖营则负责港口的安全。

官府指定若干家牙行，专替外商处理货物交易事宜，代为支出收纳进出口税。这些牙行称为“官行”，或“官牙”。昔日托庇于藩府的“藩商”，仍习惯称为“王商”，受总督任命的则称“总督商人”，受将军任命的则称“将军商人”，受巡抚任命的则称“抚院商人”。这“四大官商”把持全部对外贸易。最初是以一行处理一国贸易，来广东的外舶有十三个国家，就有十三行对应接洽，某行专做荷兰生意，某行专做法国生意，某行专做英国生意，各有自己的范围。

海禁虽已废止，后遗症却未马上消除，由于关税太重，吓怕了外商，入港的商船寥寥无几，税饷收入大大低于预期，牙行也只有几家，没有十三家那么多，名义上有分工，但因为生意清淡，很多时候听凭商船自行投牙。为了招徕生意，行商也在想方设法改善营商环境。当时珠江的北岸线，较明代向南推移了不少，原怀远驿离“海皮”已渐远，于是斥资在其南面重新兴建重楼台榭，牙行统统集中在这里，沿用明代的叫法，称为十三行。清人梁廷枏的《粤海关志》写道：“国朝设关之初，蕃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

外国商舶来时，先在澳门停泊，由海关派人丈量后，由引水人把船带入黄埔，船上的火炮等武器，必须卸下来，等交易完成后，再把船和火炮交回给外商。交易期间，大班（船长）、二班（副船长）可以登岸，到十三行与牙行商议买卖货价，行商以酒肉招待，其他船员则在船上等候。近代学者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记述：“有时限定只能与就中行商一、二人交易，有时则任其自行‘投牙;有时行商故作傲态，或竟辞以事，俟数日而接见;有时行商则招待殷勤。”

商人除了要交纳正规的船钞和货税之外，还有五花八門的杂费，进口时有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三十处地方要交钱;出口时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三十八处，也要交钱。从海关官员，到书吏、通事、头役等，统统要打点到，少一个环节都寸步难行。这笔费用算下来，十分庞大。

根据一些外商的记录，收费就像雪填不满的井，大部分进了私人腰包。后来改了名目，一律称为“归公银”，好听了很多，但并没有减轻商人的负担。

这种官商勾结的体制下，大大加重了交易成本。许多外商望而却步，纷纷转往厦门、宁波等地。乾隆时代，国富兵强，雄视四海，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征讨天山南北、大小金川，六下江南，可谓履盈蹈满，不可一世。他对海外通商，满不在乎，认为“天朝物产丰盈，原不借外夷货物一通有无”，而天朝所产的茶叶、瓷器、丝巾，则是西洋各国的必需品。允许通商，是对听话洋人“加恩体恤”;不许通商，是给那些不听话洋人“蒲鞭之罚”，略示薄惩。乾隆十六年（1751），有一艘荷兰商船到了广州，船上有三位妇女上了岸，朝廷知悉后，赫然震怒，勒令洋妇人只能留在澳门，不得到省城，若敢再犯，“夷人船货一并驱回”。朝廷还规定，洋人不准坐轿，不准雇人传递消息，不准乘船游珠江内河，有事不准直接向大府申诉，只能通过行商转达等。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朝廷干脆关闭福建、浙江、江苏三个海关，只留下广州一口贸易。其理由是广州地窄人稠，沿海居民都靠洋船为生，并不仅仅是行商得益;虎门、黄埔都有官兵驻扎，海防较闽浙严密;而闽浙沿海一向不是洋船聚集的地方，亟须肃清;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洋船在广州交易，连江西、粤北都可得益。这就是历史著名的乾隆朝“一口通商”。

丝绸等丝织品，一向是出口的大宗商品。东印度公司的记载，仅雍正六年（1728），就从广州买进大批缎、绸缎、高哥纶、花缎床单、宝丝、薄绸、丝帕等丝织品，规格不一，每匹价值从三两四钱至八两银不等。价格之昂贵，足见其受欢迎程度，但乾隆二十五年（1760），朝廷毫无预兆地突然宣布禁止蚕丝和绸缎出口。

在四夷宾服，诸国来朝的傲慢心态之下，不管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都是皇恩浩荡，在哪里交易，怎么交易，交易什么，全轮不到洋人置喙。江浙口岸离北方太近，万一被洋人入侵，难免有萧墙之祸，所以不能开放。广州是边远之地，闹出事端，一时半刻也不至于祸延京邑。

但广州人不管朝廷是出于什么动机，他们迅速抓住了这个机遇，开辟自己的天地。这时从黄埔港开往世界各地的航线，已远达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东南亚、日本、俄罗斯和大洋洲，全中国的对外贸易，几乎都流向了广州。

海上丝路把Canton（广州）这名字，传遍欧洲各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Canton是一座繁华美丽的东方大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城市之一，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主要通道（在很长时间内还是唯一通道），很多人即使没听说过广州，也听说过Canton，甚至误以为Canton就是中国。洋商写信给十三行的商人伍秉鉴时，抬头都恭恭敬敬地写“Houqua，Esq，Canton”;比别人多跑了几趟广州的洋商，名字前也常会加上“Canton”，变成“Canton的某某先生”。

在世界的商人眼里，Canton这个名字，就是“财富”的同义词。每一艘商船驶入黄埔港时，船上的人都会延颈眺望，喃喃地说上一声：“芝麻开门。”仿佛只要敲开Canton的大门，万千财富便滚滚而来。从广州到黄埔这段河道，完全可以称之为“黄金河道”。无数外国人，以最优美的辞藻，描写过这段河道。

嘉庆十七年（1812）到广州的詹姆斯·华森写道：“视线尽头是形状奇特的高山，从河岸到山脚是一片平原，绵延数里，其间沟渠纵横交错，各种中国船只穿行其中，稻田间，村宅间无一不有，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在《广州番鬼录》描写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珠江：“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公司船队集结在黄埔的那种景象更好看的了。各船的进口货已起卸完毕，每艘船排列成优美的行列，等待装运茶叶。”他形容那些巨大的船只，“船上各物整洁，秩序井然，显示出纪律与力量”。英国的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极其傲慢地写道：“看着在各国商船上飘扬的各国旗帜，让英国人感到心满意足，因为英国旗帜比其他各国加起来的还要多;而每一艘英国船也像巨大的英国商业象征物般，轻蔑地低头看着如侏儒般围绕在侧的其他各国的船只。”

但众多的旗帜中，有一面旗帜是英国人不敢蔑视的，那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首次出现在这条黄金河道上的星条旗，广州人把它叫做“花旗”，来自一个叫“美利坚”的新国家，它刚刚打败英国，英、美“巴黎条约”的墨迹还没干，便急匆匆把一艘海军帆船改造成“中国皇后号”商船，选择在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诞辰那天，从纽约港启航，满载着人参、皮革、羽纱、胡椒、棉花、铅等商品，经过188天的航行，驶抵广州，开辟与中国的贸易。

“中国皇后号”进入广州的内河，由引水人带往黄埔港。船员也同样被繁忙的珠江河道所吸引，在航海日志上写道：“这段珠江的两岸风景很美丽。宝塔、寺院或者庙宇数量很多，而且惹人注目……江面上挤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船只，形状和装备都很奇特，其中很多船被漆成鲜艳而古怪的颜色……”当“中国皇后号”进入黄埔港口时，鸣礼炮13响（代表美国13个州），停泊于港内的各国商船也鸣炮回礼。船长在航海日志中写道：“‘中国皇后号荣幸地升起了在这海域从未有人升起或看见过的第一面美国国旗！这一天是1784年8月28日。”

四个月后，“中国皇后号”的货物，在广州全部售罄。商人们就像进入了宝洞的阿里巴巴，疯狂扫货，瓷器，丝绸，绸缎，丝带，凸花丝织品，平纹皱丝织品，茶具，餐具，缎子汗衫，绣花棉布，茶桌，咖啡桌，茶叶，漆器，象牙雕刻，绣金像，雨伞，扇子，几乎见什么要什么，在市场上刮了一场台风。一位船员欣喜若狂地在日志上记录自己的收获：“我们在广州买了600件妇女丝绸刺绣的衣物。船舱很快被962担瓷器、864匹南京布和490匹丝织品堆得满满的。”

“中国皇后号”返抵纽约后，引起了巨大轰动。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让人大开眼界，在纽约和费城出售时，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刊登广告，简直成了中国商品博览会。自从“中国皇后号”首航圆满成功后，“到中国去”，就是美国商人的最大梦想。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逐年增多，乾隆四十九年（1784）只有一艘，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已有14艘。

责任编辑：梁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