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

1997年4月，王小波离开了世界，距今已23年了。二十多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王小波却在传播过程中，渐渐成为“当代文坛经典”。王小波的经典化过程，也反映在中国文坛对他的接受心理的变化。张丰的《纪念写作个体户王小波》认为，假如王小波活着，会成为玩转新媒体的“老网红”。《三联生活周刊》指出，王小波是自媒体时代“金句小王子”和“撩妹高手”。媒体总能敏感地看到王小波与当下文化现实的互动问题。“对抗文坛”的王小波，“中产趣味”的王小波，开始转变为“网红段子手”王小波，这暗示了时代审美的变迁，也有着诸多无奈调侃。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如果说，王小波的经典化塑造存在問题，那么，对抗性思维，为什么一直受到喝彩？王小波和当代文坛的关系到底如何？理解王小波经典化的“怪现状”，必须从1990年代文化语境下王小波、传统文学期刊、当代中国报业的关系，1990年代南北文学期刊不同策略等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

王小波与大陆文坛发生关系，主要在1990年代。王小波是一个“出口转内销”作家，由《联合报》获奖而推出。一个台湾作家，如果连续在其副刊发稿，乃至获奖，绝对是一举成名。这种成名路径，现在看也没什么，如作家薛忆沩、双雪涛都由《联合报》获奖，受到大陆关注，但考虑到1980年代末紧张氛围，王小波在台湾获奖，所谓“文坛外高手”，细究之下，也颇多复杂意味。王小波在文坛一亮相，就是“异端”。1991年，《黄金时代》获台湾第13届《联合报》中篇小说奖，提供了王小波走上文学道路的直接经济基础和创作动因。多年后，同榜获奖者已籍籍无名，《黄金时代》则广为传诵，并入选《亚洲周刊》评比的世纪中文百强。1990年代，大陆文坛无法接受王小波的原因在于，王小波对文坛的异端性，他的超时代性。有文章谴责：“即使是在现在大学中文系通用的教材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2007年第2版）和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版）都对于王小波只字未提。”（界面文化：《生前寂寞身后名，王小波是“文坛外的高手”吗？》）这个说法太武断。洪子诚和陈思和都对王小波做出过较高评价。如《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版），洪子诚说：“对当代历史，包括反右、‘文革等事件的反思性主题，在90年代也有所延续，如李锐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2007年修订版），更有几千字篇幅介绍王小波，并声称“他的创造借鉴的文化资源，更多不是来自20世纪中国作家影响巨大的感伤、煽情的一脉，而是有着飞扬想象，游戏精神和充沛幽默感的作家。”陈思和也认为，“诸如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都堪称当代文坛最美的收获。（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年版）有的文学史还有专章论述，如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年版）。

文坛对王小波的隔阂，主要是不知道如何处理他。即使文学史对王小波做出肯定，也是基于巨大的影响力，但对他的认识，还存在着诸多误读。王小波更像一个80年代作家。《黄金时代》解决的是革命伤痕的问题。他的小说闪烁着“后革命”气息，和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有契合的地方，也有着相当距离。王小波被认为是未进入“文学场”的作家，并非只是媒体看法，如赵勇谈到“我们也看到许多作家没有刻意去进‘文学场，但他们也获得了某种声名，这是因为文学市场化进程打破了原来那种僵硬的文学体制——王小波在世时，还没有赶上像现在这样的好时候。否则他与他的作品或许就是另一番样子了。”笔者认为，相比1990年代中前期，文学界多元共生的场景，当今的文学规约性，不是弱化了，而是更强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王小波生前没有被文坛充分认可？简单谴责文学界对王小波的排斥和疏离，缺乏学理性。原《花城》编辑文能，曾大力推出王小波，但和笔者交流，也表现出相当的困惑：“我从1994年到1998年一直坚持‘推王小波，以当时《花城》的影响力（或许还包括我），能持续发表两到三个中篇，”基本上就能获得文坛的认可，但王小波却是个意外，“这一意外亦是意味深长的。”

有心种花花不成，无心栽柳柳成荫。王小波辞职后，本想当小说家，却成了“自由撰稿人”。王小波生前，最先肯定他才华的，是《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报刊业。王小波的杂文，也作为中产阶层理性代言人，成为流行至今很多语汇的发明者。王小波的机智俏皮，幽默辛辣，海归知识分子身份，作家兼学者的形象，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派头，无不符合现代媒体个性化代言人形象。细究起来，台湾报业集团龙头老大《联合报》授奖给王小波，除了文学成绩、名人推荐、意识形态等因素，未尝没有传播方面的考虑。90年代报业发展，给了王小波一个非正规的文学发展机遇。两者的遇合是现代报业自由理性的政治企图，与王小波的内在气质发生了共鸣。90年代中国个人主义发育，市场经济的新伦理，需要文学的参与——无论杂文，还是小说。1990年代纯文学，总体趋势是解构性，去政治化与去历史性的，适应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地域景观想象，却缺乏反映1990年代中国现实的主体性诉求。报纸传媒对王小波的认可不遗余力。4月11日，王小波去世每个周年忌日，连续20年，《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等大报都连续跟进。中国当代作家，很少能获此殊荣。同时，发行量巨大的“非文学杂志”，非纯文学性质的出版社，如《人之初》《读者》等，也参与了对王小波经典形象的塑造。这个过程，还包括海量非正宗文学爱好者，小资知识分子的推崇，学者孙郁提及，他90年代末在《北京日报》当编辑，曾编发旷新年批评王小波的文章《王小波的悲剧》。下午下班，孙郁被一群愤怒的青年读者堵在了报社门口。这份思想影响力，当下中国作家也少有人可比。

然而，这样一个管理学科出身、留学海外、思想异端的前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中年怪咖讲师，要被当代文坛接纳谈何容易。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成长路径，作家无论大学什么专业，都以“纯文学”或“先锋文学”自居，像王小波这种兼杂文理的“野狐禅”，让人感到怪异。比如，作家张洁也出身人大会计系，但张洁的写作何时有管理学科的影子？出身自动化专业的朱文，不会在小说叨叨理工科知识。“前牙医”余华也不会在小说中讲述拔牙。如果说，专业对作家有影响，基本是潜在层面的。这些作家感觉是大学入错了行，像王小波这样，痴迷于文学，也痴迷于计算机，曾发明国内第一套四声汉字输入法，自己设计书写软件的作家，中国绝无仅有。而且，王小波也不是“策划作家”，他从不参与文学圈策划，也不比照策划规划创作，如新状态、新现实、新体验、新市民、新都市……王小波也就很难被归纳到1990年代策划—发表—出版—获奖—成名的文学圈生产机制。

进而言之，王小波和1990年代文坛推出的王朔、林白、朱文、潘军等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经过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传统的“双向挤压塑形”。不是文学圈中人，还可以补救，但文学气质“异端性”，更增加了王小波被文坛认可的难度。这种文学传统，一方面，要将作家纳入中国现代文学概念规训（包括左翼传统和启蒙传统），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等。同时，这个文学传统，又包括新时期文学形成的当代文学规范，诸如向内转、先锋性、主体性、新启蒙、纯文学、民间性等。90年代文坛对市场经济的反应是应激性的，但基本在文学圈内发生。它丧失了80年代强大的媒介资源整合度及大众关注度。即便《废都》《白鹿原》這样轰动的作品，也无法做到80年代文学媒介的“共识性”。任何想在90年代成名作家，进入正规文学期刊界，必须经过这两个文学传统检验。当然，90年代受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影响，一些新文学规范也在形成，如历史终结、反宏大叙事、私人写作等，但这些规范，都和上面提到的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传统之间，有极为深刻的内在联系，也受制于一大一小两个传统。王小波与上述文学规范存在不少疏离之处。王小波注重文学形式创新，却不是先锋小说和纯文学创作，又有强烈思想批判性。王小波注重个人写作，解构宏大叙事，却拒绝简单的历史虚无和语言游走。他深入中国文化，进行大胆讽刺与畅快想象，试图建构自由主义新伦理观。王小波的小说语言幽默俏皮，但不是莫言、刘震云式的民间狂欢写作，处处闪烁知识的智慧。王小波的小说品相，恰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发育之中，最不发达的两个品类，即讽刺小说与学者小说。如果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作家气质上接近王小波的，那就是写《围城》的钱钟书。再往上推，是写《故事新编》的鲁迅。有学者认为，将鲁迅和王小波联系起来很荒唐，但如果从理性精神，对悖论语境的反讽，讽刺艺术，深厚的学养，非文科出身的背景，及狂放的历史趣味想象等角度出发，我们都能看到，这两位同时操持杂文和小说的中国作家的内在相似性。

南北文学期刊的地域差异性，也是王小波在90年代接受障碍的重要因素。王小波出身北京高知家庭，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也出身北京高级知识分子世家。王小波的人脉关系、性格禀赋、精神面貌，有太多北方想象。甚至外形上讲，王小波也是典型北方大汉。然而，怪异的是，王小波作品的接受，却是南方大于北方。这并非厚此薄彼，贬北崇南，而是以此考察90年代语境，文学环境的内在差异性与选择机制。王小波虽是北京人，但他的文学理想，更适合南方文化氛围，而与90年代北方有不少抵牾之处。或者说，在北京文化圈，王小波的接受形象，主要是自由撰稿人、思想型海归学者，甚至是电影编剧，而不是小说家。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南方系，对王的推介和关注力度，基本与《三联生活周刊》《北京青年报》《中华读书报》等北方报刊相当。《读书》等北京权威知识分子刊物，对王小波的杂文推荐力度很大。王小波在南方报系发表的杂文，数量也基本与北方持平。然而，从小说发表来讲，王小波生前共发表19篇中短篇小说，却有12篇发表于南方文学杂志，包括《花城》《收获》《广州文艺》《小说界》等，还包括《人之初》这样分6期连载《黄金时代》的南方非文学杂志。出版上讲，王小波第一本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但经笔者考证，应为王小波姐夫衣秀东，当年在书商手中买违规书号所出版，纯系自费，也在山东文艺出版社没有任何备案。第二本小说集《黄金时代》，在编辑赵洁平全力支持下，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出版过程困难重重，受到内部审查，只能经由二渠道销售，出版后受到批评。相比而言，花城出版社在1997年王小波活着时，就打造精装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三部曲。就文学评论而言，南方系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出力最多、态度最坚决。她不遗余力地介绍王小波的文学成就，热情推广他的作品，并与李银河合编《浪漫骑士》一书，产生了极大反响。笔者在台湾查找资料，还曾看到艾晓明教授发表于香港、台湾的关于王小波的评论文章。

具体而言，以《花城》与《北京文学》为例，看90年代语境下，王小波和南北文坛的微妙关联。《花城》老主编田瑛，谈到90年代文学环境说：“九十年代开始，文学期刊的订数急剧下滑，全国所有的文学期刊都在面临着生存的考验，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花城出版社这几年因经营不善而连连亏损，短短几年负债累累，权宜之计只好出租办公室。”面对市场化挑战，很多老牌著名刊物，如《当代》《十月》等，坚守办刊传统风格，终于杀出一条路，保持了刊物品质与影响。 《花城》的选择却是“先锋性”：“九十年代初，《花城》开始转型，注重对小说形式的探索，追求一种自觉的文本意识。我一直认为中国作家的通病是缺少文本意识，如何为中国文学提供一个崭新的文本，一直是我做杂志的理想。”（田瑛、申霞艳：《花城史话：九十年代：转型与尴尬》）北村、李冯、韩东、东西、陈染等等一大批具先锋意识的作家，通过《花城》走向文坛。对王小波的推广，《花城》功不可没，王小波生前发表19篇中短篇小说，《花城》占据了5篇（1994年《革命时期的爱情》，1995年《未来世界》，1996年《2015》，1997年《白银时代》，1998年《绿毛水怪》。1997年第5期，发表艾晓明纪念文章《永别之约》），均由文能编发。花城出版社率先推出王小波“三部曲”，取得非常好的营销成绩。花城版“时代三部曲”到2002年为止最少销售十五万套（五十八元一套）。（夏辰：《王小波出版史：生前的冷落与死后的哀荣》）田瑛说：“我们在发他的小说的同时建议出版社出版他三卷本集子，当时出版社有不同意见，因为王小波不够出名，他的小说有些异类，市场认同度并不高，很多人对他那种感受世界和表达世界的方式还不能理解。可以说他就是《花城》推出来的，也是我们看好的作家。我对肖建国社长力荐王小波，说此人不可忽视。”（田瑛、申霞艳：《花城史话：九十年代：转型与尴尬》）

笔者找到一些王小波生前和《花城》编辑文能的通信。王小波称：“北京文学界的朋友，对四大刊物的排名顺序是《花城》《收获》《当代》《十月》，我很为您高兴。正是因为有您这样有胆有识的人，《花城》才越办越好。”虽有夸赞之意，但王小波对《花城》的感激与肯定也溢于言表。文能在王小波生前和去世后，介绍王小波的文字，主要有3篇。他在1999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艺海双桨——名作家与名编辑》（陈思和主编），评介了小波在《花城》发稿的经历。文能追述《革命时期的爱情》被《四川文学》编辑杨泥推荐给他时，他的最初阅读感受：“他的路数和当时文坛上各路高手全然不同，连相近的旁支也找不到，看上去怪怪的。他写革命，却用一种戏谑的调侃，消解了革命的庄严和神圣，让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场目的不明的游戏。他写爱情，情和爱却褪去了迷人的外衣，剩下的只有性和欲。”（文能：《阅读与倾听》）对这样“异端”的作品，又是来自完全陌生渠道的作者，从《花城》的编辑到主编，再到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钟洁玲等，都进行了高度肯定和大力支持。

北京支持王小波的文化界人士也很多，如《三联生活周刊》的朱伟、《北京文学》的李静与兴安、电影导演张元、学者丁东、编辑赵洁平、记者王童等，还有些青年朋友，如镂克、张卫民等。但大多不属文学界，或不是主流文学位高权重之辈（如赵洁平本是专门编发社科学术类图书编辑）。王小波作品发表史上，《北京文学》是仅次于《花城》的发表阵地，达到3篇（《夜里两点钟》，《北京文学》1997年1期;《万寿寺》，《北京文学》1997年7期;《马但丁》，《北京文学》1998年6期），但这和编辑李静艰辛的努力有关。比较而言，王小波在《花城》的稿费，一直是刊物最高的。据文能回忆，“小波当年的稿费大概是千字/40-50元之间（这是当时我们刊物能给出的最高稿酬，每发稿酬时我都强调他‘失业，靠稿酬维持生计为其力争）。”北京评论家兴安，曾推荐王小波参加北京青年创作笔会，但王小波只呆了半天，就跑了回来，还声称活动特别无聊。兴安表示不理解与无奈。尽管刘心武很欣赏王小波，也试图帮助他结识更多圈里人，但王小波始终难以打开局面。

比较而言，南方文坛靠近市场，北方文学圈更靠近意识形态;南方强调文学形式创新与先锋性，北方更看重作品思想厚重与现实批判性;南方文学的个人性更强，北方注重文学传统和规范。这只是相对而言，无所谓好坏优劣，不过因此形成了不同文学淘汰选择机制。不能简单归结于私人恩怨、南北差异或刊物眼光，而是要看到王小波和当时主流文坛的复杂关系。王小波的小说风格和主题，显然和1990年代公认的文学趣味相距甚远。他的出现，是对文学编辑的挑战，也是对文学圈对异质性创作容忍度的考验。王小波生前声称，曾收到很多谩骂性退稿信。文学圈话语方式在表面多元化之下，依然存在强大规定性法则。这既是对文学的政治性而言，又是对文学本身的游戏规则而言。他的长篇小说《寻找无双》《万寿寺》《红拂夜奔》均经压缩后，作为中篇小说发表。直到王小波去世，也未完整发表一部长篇小说。王小波的知青故事，缺乏我们熟悉的豪迈理想主义;他的日常生活书写，也没有暧昧琐碎、物质至上，及王朔式低身段调侃;他的历史传奇，更像科学爱好者的无厘头臆想，没有微言大义;他也写性，惊世骇俗，却干净坦白，没有狡猾的方框和边缘性游走。王小波，对90年代文坛而言，就是十足的“怪胎”。

尽管90年代文学期刊，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不断进行改革，但文学大环境的改变，加之体制的束缚，使90年代文学语境很难处理王小波这类具异端气质，又有极大“市场潜力”的作家。这里的市场潜力，不是说王小波有通俗气质，而恰在于，王小波的精英气质，满足了中国现代转型过程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期待视野，也满足了普通小资大众对现代理性精神的呼唤。90年代文学格局，权威作家大多成名于80年代，如莫言、张炜、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等。90年代崛起的作家，基本还是文学体制内部培养的。卫慧、陈染、林白、韩东、朱文等作家，虽多受市场经济影响，但依然与主流文学体制有重要关联。比如，卫慧、棉棉与身体写作的关系，林白、陈染与先锋女性写作的关系，韩东、朱文与新生代写作的关系等。甚至90年代末成名的文學青年韩寒，也与“80后文学”有关。只有王小波，其定义、传播，依赖于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体来完成。王小波去世后，国内至今没有一个作家能成功复制王小波式的文学操作模式。王小波属于90年代，传媒业与知识分子共同打造的，最后的“文化英雄”。报纸传媒的黄金时代已过去，自媒体时代到来，又带来了新的对王小波的认知态度。但当今中国文学格局，相比90年代，除了网络文学崛起之外，变化其实不大。文坛和王小波的隔阂依然存在，并演变成了一种赌气式“对抗游戏”。媒体越是宣传，很多批评家和作家越是视而不见。

王小波生前与身后，文坛对他的质疑声音也一直没间断。由于进入文坛时间短暂，且文风、思想和路数有很大差异，大部分传统经典作家对王小波并不熟悉，保持了一种疏远淡然的态度。王小波去世五周年，批评家李静在《南方周末》做的一组访谈，几乎是逼着文坛大腕们表态——

我应约采访文坛大腕对他和他的作品的看法。因为这一直是王小波评论中缺少的能“填补空白”的工作，我欣然答应，直到打了一圈电话以后才知道自己在自找麻烦。总结起来作家们的意见有如下二种：1.王小波的东西我没怎么看过，就别在他的忌辰胡说了吧。刘庆邦、梁晓声、刘震云、格非、毕飞宇等表示了这个意思。“出于对逝者的敬意，像‘我不喜欢他的东西这种话，现在也是不宜说的。”其中的一位谨慎地说道;2.现在他已经这么热闹了，我就不说了吧！这是王朔的原话。

成名作家中，公开为王小波叫好的也有一些，比如，60后著名作家李洱：

在经历了大腕们不约而同的沉默之后，《花腔》的作者河南青年作家李洱终于给了我一个认真的回答。他认为，王小波是一个天生的、典型的作家，他进入事物细部并把缝隙打开的能力令人赞叹;他认为小波在文体上有建构性，“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但是他同时认为小波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创见，小说比随笔的成就更大。

很多人批评王小波推崇西方式思维，特别是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作家。比如，王小波刚去世不久的1997年7月，方舟子撰文《人之既死，其名也盛》，对王小波进行批评：

硬着头皮读完，发现王小波颇有点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意思，或者竟是要当中国文化的导师的，跟他所深恶痛绝的军代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军代表要灌输的是毛泽东思想，王导师所指引的却是：中国文化乃是低能弱智的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充满智慧的。

90年代初，由于王小波对民族主义风潮的批评，特别是对《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批评，早就和一批“爱国热血”的文人结下了梁子，即使他去世后，“王小波否定传统、不爱国”的说法，依然很有市场。如网文《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王小波：一种装蒜的自由主义》，指责王小波是一个被仇恨淹没的人，恨的根源在于一个字——“穷”;该文还说王小波是一个被海外生活扭曲了心灵的亲美派。

而由于王小波明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趣味，左派学者对他也较冷淡，如旷新年的文章《王小波的悲剧》。文章开篇就声称，“有时在报刊看到他的名字，也不过把他当作一个专栏作家浏览过去了，并没有发现他的特别之处”。接着，该文对王小波力挺林白的文章《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进行了批评。王小波在杂文中说，“笔者在北大教过书，知道该校有个传统：教室的门是敞开的，谁都可以听。这是最美好的传统，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不该是谁都可以提问。”旷新年认为，王小波的这个说法，表明了他是“虚假的精英主义者”。虽然，旷也承认，王是一个有趣的人，但也指出，我不喜欢别人把他做成神话，因为“自由知识分子”把王小波的死当作一个庆典，并呼吁“赞美少一点，思考多一点”。

有很多学者喜欢王小波文章中的智慧幽默，但对其中的智力优越感，由英美经验主义哲学所带来的中产气味、精英主义，对平等精神的过分抵触等问题，有着很多批评。比如，王晓华撰文写道：“王小波思想中的一个主要悖论是：他一方面认为‘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一方面又反对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文化之间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并主张用高级的文化（理性的文化）取代低级的文化（非理性的反科学文化）。他没有意识到用科学理性统一所有的文化只能消灭文化层面上的“参整多态，因而等于堵塞了文化层面的幸福之源。”（王晓华：《王小波的另一面》）这种悖论性，既是王小波对后发现代中国的悖论性的体认，也表现了他思想之中的片面性与偏执性。当然，任何思想立论都有其排他性，王小波式的自由主义在90年代被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广泛接受，也不能不说有着其隐秘的心理暗示和联系。宽容和理性，反抗专制，可以让王小波在很多普通人那里获得共鸣和共识，而精英知识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全球化时代，国际资本对中国智力资本的期待视野，也适合90年代在上升的中产阶层形成比较稳固的阶层意识和公共空间话语方式。

对很多更年轻新锐作家而言，王小波更是一个应“被超越”的标志性人物。比如，新锐作家蒋一谈认为，“王小波的文学缺乏善，缺乏发自内心的悲悯。”“王小波的文学同样缺乏美。王小波的写作方式是单调的，他乐于重复自己……”“王小波的文字遗留下什么写作遗风？戏谑、阴郁、残暴、血腥、玩世不恭……”蒋一谈以精美短篇小说著称，温婉精致，又入世极深。他与王小波这样擅长中长篇、却在细节上经营不够的作家，自然不是同路人。与王小波同样以“惊世骇俗的性趣味”和“智性写作”闻名的作家冯唐，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他的缺点。冯唐的杂文《王小波到底有多伟大》承认“小波的好处显而易见”，列举出“有趣味”“说真话”和“纯粹个人主义的边缘态度”三条，随后又指出，“王小波的不足显而易见”，理由则是“文字寒碜”“结构臃肿”“流于趣味”和“（思想）缺少分量”。他最后总结说：“总之，小波的出现是个奇迹，他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备一品，但是还谈不上伟大。”80后作家李傻傻，曾经的王小波的推崇者，也提出不同看法：“忘了看王小波作品的最初感受了，也很难提起再看的兴致。年轻时候被他吸引、蛊惑，年轻时他用有趣吸引你写作，用智力蛊惑你蔑视，估计过两年会忘掉他。”李傻傻曾经表示，王小波是其文学写作上的引路人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红X》能看出王小波的痕迹。

70后作家阿乙的《26岁之后不读王小波》，也可以看作是试图寻找新路径、新思想和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的青年作家们的野心和自我期待。他坦言“在26岁之前，我读得最多的是王小波、柏杨和李敖的杂文。我将一本《沉默的大多数》翻烂。相比来说，王小波的小说倒没给我留下太多印象，我大概记得有一篇《红拂夜奔》。”阿乙认为，王小波有一种“智慧的瘾”，也是心灵的鸦片，以常识代替个人思考：“但在今天，我对王小波基本没有感情。而且我觉得自己在26岁前的阅读状态基本是一种有毒状态。我对王小波、柏杨、李敖的所谓智慧有瘾。我取的是瘾，而不是营养。他们所说的我基本都懂，我懂得这个道理，而继续迷恋，只是为了附和到他们的嘲讽中去。”

阿乙无疑指出了王小波的杂文和小说的一个问题，即王小波有很强的精英主义思维，他在反庸俗、反道德主义和反虚伪的路径上，很容易通过常识性，展现出对于普通人的智力和精神的优越感，而对于小知识分子而言，王小波是解毒剂，也是制幻剂——他为制造新的愤世嫉俗的智力幻觉和精神幻觉，而一旦脱离了这种精英主义的思维，王小波本身的文学成就和素养，就显现出很多不足之处。

说起来，王小波的影响主要是在70后和80后这两代人。很多青年作家和批评家，还是充分表达了对王小波的敬意。比如，80后代表作家王威廉认为，王小波是一个有独特的生活世界的作家。他的立场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务实态度，他希望每一步都有据可依、逻辑严密。他倡导一种渐进式的改良，既不高調，也不回避，直面问题。但王威廉也有困惑，在于王小波的影响这么大，为何那种独特的叙事方式，机智繁复的话语，以及黑色幽默，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却失传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无论喜欢还是讨厌，王小波正在变成一个“经典”被超越，他身上负载了太多复杂社会信息，也负载了太多怨恨、愤怒、喜爱、沉静与悲伤。然而，与王小波在公共空间不断被抽象成为符号相反，对更年轻的90后青年、新世纪青年而言，在这个充斥网络信息的喧嚣时代，深刻的东西，似乎都在被简化为更具快感的表达与更炫目、直接的娱乐。不管是否承认，“黄金时代”的故事已经过去了，庄严宏大的东西依然存在，而那些激动人性的爱情、蓬勃无忌的欲望，都已在“似水流年”中化为无尽的怀念。在喧嚣的2020年，我们还能为中国写下未来的寓言吗？

责任编辑：姚陌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