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鹏

摘  要：中古时期对于《诗》的解释，有了自身新的变化，然而整体上仍延续了上古时期对文学的功能定位，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民族的思维模式与文化特征。本文以《关雎》之阐释为例，管窥中古时期释《诗》背后古代文学的功能定位。

关键词：诗经;关雎;阐释;文学观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释《诗》的艰难演进

魏晋时期，我国文学进入到自觉时代。在社会分裂、动荡的背景下，儒学失去了其垄断性统治地位，玄学、佛学等流派兴起，文学本身的独立地位也在这一时期得到突出显现。宋文帝设立文学、儒学、史学、玄学四科，将文学作为与儒学等学科并举的地位存在。这一时期，《诗》的博物学开始发端，代表作品是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除专门诠注《诗》的文本以外，伴随文学理论的繁盛，文学理论作品也开始对《诗》进行大量的诠释论述，将《诗》本身的文学性提到了前代所未有的高度。下文即选取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部文学理论作品——《文心雕龙》与《诗品》，考察其对于《诗》的阐释：

首先，《文心雕龙》与《诗品》都关注到了《诗》审美性的特点。刘勰在认为：“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1]“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2]钟嵘在《诗品序》写道：“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3]这显然与《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理论一脉相承，都强调了诗本身的情感性。但《文心雕龙》与《诗品》相较毛诗而言，在对《诗》的审美性阐释上有了更大的突破，即强调文学作品形式要素的重要性，例如刘勰对于《诗》“摛凤裁兴”的强调[4]，甚至于单列《比兴》一章，專论这两种艺术手法;再如钟嵘在《诗品序》对“赋比兴”的定义，与《毛诗序》相比，是完全从文学修辞手法，而非政治内容承载的角度进行定义，这也影响到后代朱熹等人对《诗》表达手法的认识。钟嵘在“宏斯三义，酌而用之”的基础上还进而将“风力”与“丹彩”相结合，强调了文学作品应当文质统一的观点。这些都表明在文学作为一个日渐独立的门类的背景下，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不断得到挖掘，情感、想象等内容要素与修辞、声韵等形式要素不断被深化认识。虽然《文心雕龙》与《诗品》并没有诸篇解释《诗》具体篇章，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具有释诗代表性的作品，可以从中集中看出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释诗思想与理论的变化。

其次，《文心雕龙》与《诗品》虽然开始关注到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这一独立门类的原因，强调了《诗》本身审美特性的因素，但对于《诗》仍将其定位于儒家经典之列，仍强调了其政教性功用。《文心雕龙.宗经》篇写道：“经也者……不刊之鸿教也。”刘勰认为，包括《诗》在内的五经是永远不可变更的教条，在教化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以此为出发点，《文心雕龙》贯穿了宗经思想的色彩。进而刘勰写道：“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义取其贞，无于夷禽”[5]刘勰认为之所以《关雎》选取雎鸠这种鸟作为比兴对象，落脚点在于“德”。雎鸠的雌鸟与雄鸟各自成对，寓意着后妃贞洁的美德。不必纠结雎鸠这种鸟是否为猛禽，因为《关雎》选择这种鸟，出发点是这种鸟的德行，用意是取其专一的寓意。刘勰在《明诗》篇也写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强调了《诗》对于匡持人的性情的重要意义，这与孔子“乐而不淫”、毛诗“止乎礼义”等思想一脉相承，强调了《诗》思想对于教化训诫可以起到典范意义。钟嵘在《诗品序》中也提到：“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强调了诗歌重要的社会功用。在钟嵘的《诗品》体系里，或源于风雅，或源于楚辞，对于风雅的强调即可以看出钟嵘对《诗》雅正体系下风化、讽化精神的重视。

总而言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诗》的诠释一方面延续了两汉以来的经学化释诗，一方面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诗》产生了文学、博物学等诠释方法;尽管整体上并未摆脱汉儒建立的政治性诠释框架，但是在《诗》解释的审美性上有了相当可观的突破，尤其是对于《诗》形式因素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分裂动荡的一段历史时期，文学艺术在这段时期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但即使是在这种背景下，对于《诗》的阐释仍然是在汉儒规定的框架内行进，等到隋唐时期，汉儒的框架发挥了更加明显地作用。为了适应统一国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统治者组织人员校勘五经，由唐朝孔颖达主编的《毛诗正义》成为这一时期《诗》诠释的集大成的著作，这部书接过郑笺的大旗，成为汉学体系下集大成的第二座丰碑。孔颖达主编的《毛诗正义》采用《毛诗传笺》为本，采用“疏不破注”的原则，对郑笺的注疏都符合郑玄的注释，不符合郑玄笺注的都予以剔除，统一了过去各派纷繁复杂的争论，因此孔疏属于严密的汉学体系。孔疏认为《关雎》：“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谐”从中可以看到，孔颖达对于《关雎》的解释完全符合毛诗与郑笺的阐述，认为《关雎》是言后妃之德的作品，目的在于起人伦之典范的作用。由于孔疏完全是按毛诗与郑笺的思想注解《关雎》，此处不再赘述。总而言之，隋唐时期的释诗是在汉学体系下进行的，属于汉学体系在隋唐时期的顺向演进，这种情况等到两宋时期才得到新的发展。

二、两宋时期：释诗的宋学体系

经过五代时期的分裂割据，原有的礼制纲常受到了极大破坏。北宋学者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经学进行新的阐发，进而服务于新的社会政治。北宋时期对于《诗》的阐释始终贯穿着宋学与汉学之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

首先对汉学体系进行质疑与动摇的是欧阳修。欧阳修在《毛诗本义》中常常指出《毛诗序》、《毛诗传》、《毛诗传笺》的相互矛盾之处，从汉学体系内部瓦解了其权威地位。在《毛诗正义》中欧阳修认为：“且《关雎》本谓文王、太姒，而终篇无一语及之，此岂近于人情？”[6]欧阳修认为《关雎》虽是表现后妃之德，表现的内容主要是太姒与文王琴瑟相调，堪为婚姻典范，而不是太姒并不嫉妒后宫嫔妃，拥有谦虚忍让之德。如果是表现太姒包容大度之德的话，以淑女比喻后宫嫔妃，则《关雎》并未有词句谈到太姒，这是不符合情理的。欧阳修还写道：“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可以看出，欧阳修进一步继承了汉朝“刺诗说”的理论，对于“思古以刺今”的理论予以肯定。欧阳修尽管动摇了汉学体系，但是并没有勇气全盘予以否定，其对于《关雎》的解释仍然只局限于政治性阐释，只是对汉儒可能牵强附会的地方予以批驳。但欧阳修毕竟开启了对汉学体系瓦解的先河，到朱熹手里，就已经建构起属于自身的宋学体系。

首先，相对于魏晋隋唐时期的艰难突破而言，朱熹已经在构建自身新的体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建构起理学基础上的宋学体系。他综合筛选前代和自己的注疏、很多注疏超过了前人;以求实的精神注重训诂文字的考察，注重文字韵读;此外，他的《诗集传》是我国第一本系统地阐释《诗》本身文学性要素的作品。相较于魏晋隋唐时期的针对《诗》来源、功能、手法等文学要素阐释的零散叙述，《诗集传》不仅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而且贯彻到针对《诗》每首具体诗歌的解读中去，进而形成了释诗史上的重大突破。朱熹的释诗是其理学体系建构的一部分，其释诗活动是在理学整体框架内行进的。朱熹继承了孔子“乐而不淫”“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传统，反对“刺诗说”的理论。他在《朱子语录.卷八十.诗一》中提到：“使篇篇皆是讥刺人，安得‘温柔敦厚！”在《诗集传》中，朱熹对于《关雎》的刺诗理论进行了更为充分的批驳，认为若是刺诗，此乃君王内事，如此丑事为何还要大宣于天下？为何还要放在三百篇之首这么明显的位置？这与孔子以来的“乐而不淫”“温柔敦厚”等思想是否相悖？若为君王荒淫无道、周道分崩离析之作，又怎么能起到对于纲常礼教的典范意义？又怎么能发挥《诗》对于风化的正面作用？针对《关雎》的主旨，朱熹也认为是后妃之德，并将后妃具体化到太姒，将君子具体化到文王。从《诗》的次序编排来看，“四始”之编排应该考虑到文本本身反映对象的先后性，即《关雎》所反映的应是西周初期的作品，的确更加贴合文王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朱熹认为君王应当以文王为典范，后妃应当以太姒为标杆，夫妇和谐，家庭和睦，后宫安宁，然后才能国家繁荣，天下大治。他在《朱子语类》中谈到“如《关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当知君子之德如此，又当知诗人形容得意味深长如此，必不是以下底八。又当知所以齐家，所以治国，所以平天下，人君必当如文王，后妃则必当如太姒，其原如此。”[7]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朱熹所批判的，往往是那些有害于纲常礼教的阐释，无论是对于“温柔敦厚”、“性情之正”的强调，还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阐释，朱熹的释诗都是服务于其理学意识形态的建构，进而维护统治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与漢学体系从本质上看并无区别，只是阐述体系与方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关雎》中的男女情欲都被朱熹自动筛除掉了，转之以天理纲常的阐释方式。《诗》中多篇诗歌，朱熹承认其描写了男女之情，但又将其斥责为“淫诗”，进而服务于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体系建构。朱熹即使可以称为《诗》阐释的重大突破，但是在整个中古时期，都只能算作《诗》阐释的发展期，即这一时期是按先秦两汉奠定的基础与框架行进，就《诗》的内容阐释方面，并未取得根本性突破。

注释：

[1]见《文心雕龙.明诗》篇，刘勰编，周振甫译，中华书局，2017年，55页.

[2]见《文心雕龙.情采》篇，刘勰编，周振甫译，中华书局，2017年，289页.

[3]见《诗品译著》，钟嵘编，周振甫译注，中华书局，2017年，15页.

[4]见《文心雕龙.宗经》篇，刘勰编，周振甫译，中华书局，2017年，28页.

[5]见《文心雕龙.比兴》篇，刘勰编，周振甫译，中华书局，2017年，326页.

[6]《诗本义》卷一，影印擒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第23册，诗类，世界书局1988年版，第17页.

[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