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

世界之于我，关闭了视觉这一维度，其他感官就变得尤其重要起来，失明大半辈子，安身立命多靠耳朵。

别的孩子看电视连续剧《铁臂阿童木》，我抱着收音机听电影录音剪辑，尤其喜欢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些老电影，邱岳峰声音坏坏的，童自荣很帅，乔榛深沉，刘广寧很纯。那时还没听说导盲犬，以及任何辅助盲人走路的电子设备，我走在沈阳的街头，拄着盲杖，全凭耳朵听声辨位。依照身边叮叮叮的自行车流，可以校正你走路的方向。到了路口也能听出来，你的侧面有车流人声滚滚而来，以至于后来我锻炼得路边停了一辆熄火的汽车，快撞到的时候也能通过声音反射觉察到。有人认为这很神奇，其实只要你闭上眼睛细心体察，前面是一堵墙或是一片广场，应该能够感知得到。记得那时就连最尴尬的寻找公共厕所也要靠耳朵，有一回误入女厕所，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马上迷途知返。

到了盲童学校上学，我们写字使用一个锥状的盲文笔，在盲文板里扎出一个个小点点。写字的时候桌子产生共鸣，咚咚咚的，有时班里几十个同学一起奋笔扎字，咚咚咚咚，如万马奔腾。

再后来，我的文艺小心灵开始萌芽了，想读泰戈尔了，去隔壁师范学校找文学社的同学代读。学师范的多是女生，读着“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的窗前”，又婉转又好听，就算诗歌没听懂，光听声音也满心喜悦。到如今，回想起某本书，印象里不是象形文字，甚至不是书里的微言大义，而是某个波光粼粼的声音，有清朗的，有低缓的，成为我青春的年轮。

本来一辈子要靠手吃饭的——按摩，把人的肉揪起来再压下去，后来还是改行，靠耳朵了。到了北京，我把卖唱挣来的钱支出一大笔买打口带。打口带别看外表龇牙咧嘴，里面可真是进口原版的好音质。为了让耳朵更好地享受、感知音乐，我那时卖唱半个月攒了五百多元，买了一个爱华的随身听，那是我流浪北京最贵重的家用电器。那时听音乐，一张鲍勃·迪伦听烂为止，一套鲍勃·马利听得走路吃饭连同晚上做梦都踏着雷鬼的节奏。

当然，生活不仅仅是音乐，耳朵也经常能听到冷言冷语、嘲讽、阴阳怪气，甚至仇恨。有一次在圆明园，走路把路旁的自行车撞倒了，车后座的瓶子摔碎到地上，我赶忙向车主人道歉，说我可以赔偿。那小伙子很愤怒，向我大吼：一瓶刚买的酱油摔碎了，你赔得起吗？这样的刺激，耳朵比心灵记得更久。

出了唱片以后，开始上舞台演出了，舞台上有监听音箱，仿佛一个演员照着镜子为台下的观众表演。监听音箱不总是那么音质优美，有时候听见自己的声音干瘪沙哑，有时刺耳得像驴叫。这时听到调音师安慰你：“台下可好了！台上台下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时你还真得要有点自恋精神，摇头晃脑地做陶醉状，把歌唱完。

到21世纪，城市巨大的轰鸣，湮没了我的听觉，汽车按喇叭的声音、街边店放音乐叫卖的声音、广场上健身者播放舞曲的声音，一声更比一声高。我站在街上，真是眼又盲，耳又聋，寸步难行。

耳朵跟我说：你年龄大了，不需要总混江湖了，能不能带我去个安静的地方——听听风吹竹林，雨打屋瓦，“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听安静的人小声说话，听枕边人均匀呼吸。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窗前，叫了一声，耳朵就醒了。

（选自《行走的耳朵》）

【赏析】

“我”小时候听电影、听盲文板上扎字的声音，长大后听同学读诗歌、听喜欢的音乐，也听生活的冷言冷语、城市里的轰鸣，到现在，想听一听风吹竹林。虽然视觉维度被关闭，但是因为对生活的用心感悟，“我”用一双耳朵倾听人生中所有的声响，而这些声响在经历了岁月后，都凝结成“我”对生命的热爱。

（孙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