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南

明月初升，一线薪火通往山顶。

人世早已消失我的影踪。

弦歌恰似绝唱，宏誓犹如轻响。

——《绝唱》

胡里杰，2013年7月16日

上周一一大早，我才在吃早飯，就接到李副电话，说邱玉浩被发现溺死在新西河里面。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意外，星期天晚上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还和张向东、苏宏他们几个在单位里加班，怎么会突然间溺亡在新西河里面？

上周三如期召开的那个大型会议是按新来的市委书记要求举办的，因为与会的人多，时间紧，单位里人手又少，大家都忙得团团转，邱玉浩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在那关键的节骨眼上出状况，真是太糟糕了。我在手机里沉吟片刻，让李副跟公安分局保持联系，需要的时候过去看一下，然后又指示他打电话给张向东，让张向东把原来邱玉浩负责的那摊工作给大家分一分，确保这次会议万无一失。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没办法，工作摆在面前，只能迎难而上了。

幸好那三天会议没有出任何岔子，而且可以说是顺顺当当、圆圆满满地完成了。新来的市委书记对这次会议评价颇高。昨天早上，原来对我就比较熟悉的市长把我喊到他办公室里谈工作时，也半开玩笑地表扬我说，你原来能武能文嘛！到市里头当这个局长前，我在长北区当副区长，那几年美林街道旧城区改造，原来的市委书记让我们区立下军令状，要在半年之内完成旧糖厂地块的拆迁任务。时间那么短，当时区里的同志都说不可能，区委书记和区长也很头痛，可我确确实实带着美林街道的同志们一起做到了。军令如山，只要想办法就一定能完成任务。也是拆迁一役，我的岗位才得以调整，到了现在这个更大的平台。在我看来，做工作别无他法，不外乎就是肯投入，投入时间、精力、情感、意志，投入，投入，再投入，所有事情没有干不成的。

李副到我办公室来时，我才又想起邱玉浩的事情。他们上周跟我汇报过，说公安局那边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结论是醉酒后不慎落水，陷在淤泥中，河水随海潮涨起来后他被溺身亡。虽然邱玉浩生前并不是我喜欢的干部，但不管怎么说，他才36岁，好像还有个才念小学的孩子。他这一走，这个家庭基本上就算毁了，仅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突然离开还是让人感叹。

邱玉浩是通过公开招考到我们局的。他原来在东海县政府办干过，听说在那边是给他们阮副县长当秘书。因为工作关系，我跟阮打过几次交道，偶尔也听东海的朋友说起过阮的逸事，阮不仅贪财，而且似乎有断袖之癖，对男秘书长相要求很高。大概是前年年底，阮就出事情了，听说是他手下一个秘书实名举报闹起来的，最后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时只讲了阮受贿一千多万的情况，断袖一节被隐去不表。知道邱玉浩是阮的前任秘书后，有一次到下面下乡，在车上我还逗趣地问过邱玉浩，给阮当秘书感觉怎么样？邱玉浩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没有说。我当时笑了下，在我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事情，看他那样子，我估计他跟阮那段时间也是受了不少罪。

我刚过来时，邱玉浩表现得还不错，交代他的文字都能高质量完成，但后来他就渐渐变了，虽然他也照常上下班，和过去一样主要负责办公室里面文字材料那一块，但总给我一种不主动、不积极、没激情的感觉。跟着我是比较辛苦，可是没办法，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等他们到一定位置，他们也就轻松、自由，有权力指挥别人了，想要干什么也就都会游刃有余，这时候，他们还得再熬一熬。我本来有想过要把邱玉浩叫来谈一次话，却正好碰到他加班时晕倒在办公楼下面的小广场上，之后他请了几天年假。邱玉浩回来没多久，又碰上原来市委书记不慎坠楼的事情，一时之间市里头人心惶惶。新书记来后，大家又忙着适应新领导，我也忙得团团转，找邱玉浩谈话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听苏宏说，星期天晚上加完班已经是七点半了，他们几个还一起到市政府附近的一家小菜馆里去吃饭，邱玉浩没去，他去了建设路那边的另一家饭店，说是另外有几个朋友在那边等他。出事以后，那天晚上和他在一起的人也都被派出所叫去做了笔录，原来是几个所谓的诗人。这年头做啥不好，写什么诗呢？我是有点不能理解。这些人中，居然还有一个是恭城师专的戴欣，她是我朋友邓勇的老婆，在一起吃过几次饭的。

根据几个所谓诗人的说法，他们那天晚上先是一起吃饭喝酒，后来就开始朗读他们自己写的诗，大概到晚上十一点就散了。那天晚上，邱玉浩喝了不少酒，甚至可能是他们中喝得最多的一个，后来是这批诗人中唯一一个不会喝酒的女医生开车送他回去的，不过这一点和邱玉浩老婆说的对不上，邱玉浩老婆说他过了十一点还没有回去，她还给邱玉浩打了电话，邱玉浩说他在单位刚加完班，正和几个同事在外面吃夜宵，让她和孩子先睡。邱玉浩显然是在撒谎，他这不是在坑我，坑我们单位的名声吗？

那天晚上，邱玉浩好像又去了老织染厂那边的一家酒吧，后来才溺死在新西河里。但他被送到他们家楼下后，为什么没有进家门，派出所也没有给出个说法。这个节点曾让我想起邓勇老婆，她跟邓勇分居好像有一段时间了，邱玉浩的死会不会跟她有什么关系？但警方好像并没有在这条线索上找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李副告诉我，邱玉浩的遗体明天就要火化了，邱父希望我们单位能主持告别仪式，并在仪式上给邱玉浩作一个评价。我想了一下，最后对李副说，局里可以派人到他家去慰问下，跟邱玉浩有来往的同事也可以以个人身份去参加告别仪式，至于以单位名义来主持这个仪式，我觉得有点儿不合适。

我对李副说，你想个办法，委婉地推掉吧。

简玲，2013年8月25日

十几年前，如果我有现在对生活的理解力，或者生活能重新再来一遍，我还会选择跟原来一样的人生吗？

玉浩去世后，我母亲对我讲起做七的事，她说按农村的讲法，人离开这个世界后灵魂一般都不能马上转生，除积善极多的人会立即升天，罪恶很大的人会立即下地狱外，大部分灵魂都在一个模糊地带等待着转生的机缘，如果能在五七之前为玉浩做好法事，他就能更好地投生转世。

我小时候在横街一条巷子里看到过人家做七，那户人家请了一班和尚敲木鱼念经，还烧了一座纸糊的房子，纸马纸衣服什么的，我对这种场景一直怀着莫名的畏惧。玉浩父母親不是太懂迷信的事情，他妈妈不像我妈妈，几乎很少去寺庙烧香拜拜什么的，但在做七这件事上，听我妈妈说了做的好处后，他们也觉得应该要做。我个人并不太相信这种事情，而且觉得玉浩也不会相信，说不定还会讨厌，但是，既然他们都想要做，我也就不反对，但愿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对玉浩会有好处。

虽然玉浩生前和我有一些矛盾，我也经常冲他发脾气，但他的突然离开，还是给我带来很大的打击。他走以后，亲戚朋友们帮忙一起办了丧事，我的一些朋友和闺蜜也陆续到家里面来，想要安慰我。然而，一个人试图要去安慰另一个人真是太困难了，与其和她们在一起讲玉浩的事情，我更愿意一个人找一处僻静的地方细细地舔舐伤口。

我跟玉浩都是师大毕业的，他比我要大两岁，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才在晚报社实习，他那时候在县政府里给一个副县长当秘书。当时，我还有大学里文青的习惯，时不时会写一点儿小散文、诗歌什么的，跟玉浩他们几个人认识后，大家就经常在一起吃饭、看电影，在街头吃刨冰，有时候还会到报社大荒租的房子里去玩。玉浩上班比较忙，他出来得少，但他一出来，我们吃吃喝喝的聚会就会变得有点儿像是专业读书会。

回想那段时间，现在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非常明显地，我的生活被分成了前后不同的两截，前面短短的几年贫穷却又浪漫，后面的这些年则充满了忧虑、艰辛和努力，同时又为生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那条分界线是什么时候划下的呢？我现在无法说出准确的时间，但我知道，大概是我和玉浩结婚后，小煜出生了，我们要给孩子买奶粉和尿片，我们还得要买房子。正像雨果在他的哪一部书里说的，一个少女是天使的躯壳，当她做了少妇，那天使便飞走了。春节时，我和玉浩一起回他老家瑶台岛，明显感觉到他那些没考上大学的亲戚朋友都比我们有钱，大学毕业五周年时，我们班搞了个聚会，我发现班上好几个同学都已经买车了。我承认我是比玉浩俗气，他对同龄人之间这种物质上的差异没什么感觉，反正整天就是上班、加班，仅有的一点点时间他也是用在看书和写诗上，但这种差异让我受不了。大概就是在那段时间，我突然明白我们不能再像原来一样过日子了，我们得赚钱，得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不能过得比同龄人差。

那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玉浩身上有好多缺点，他太没有现实欲望，太务虚，太不切实际了，我们经常吵架，我生气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东西往地板和他的身上摔，这样吵过几次后，我昔日的淑女形象估计已经在他心目中荡然无存了，他不再跟我讲他对生活的想法，家庭方面的事也全听任我来安排。在我坚持下，我们终于贷款买了我们家的第一套房子。玉浩父亲是一个好人，我们买房时，他还拿了五万块钱给我们，在当年，五万块算是一笔大钱了。房子装修好后，玉浩父亲还出岛来看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挺高兴，虽然房子装修得比较简单，但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

玉浩很讨厌东海县的那个副县长，总是尽可能地躲开他，借调期间他好像还差一点就被打发回瑶台中学去，后来，他通过考试考到了市政府里，在市政府上班，听起来很好听，可事实上，他那个单位真不是好单位，他们太经常加班了，他们局长经常周末不休，晚上也常常不回家，就待在办公室里，他加班，所有人也都得加班。玉浩说他们局长是个事业狂，我猜他肯定是家庭生活方面有很大的缺憾，所以才会总想着要从事业中来弥补。我奶奶以前跟我说过，会干活的农民，总是气定神闲，衣服和锄头都是干干净净的，只有那些不会干活的人，才总把自己搞得看过去忙得不得了，身上也邋里邋遢。我奶奶说的是农民，一个单位其实也是这样，好单位一定是在正常工作时间就能把工作完成的，经常要加班，肯定是有问题。就是因为玉浩太忙了，后来我才把我妈妈从乡下接过来照顾小煜，如果不是我妈妈来帮忙，我们这个小家庭要怎么运转我都搞不懂。但也许正是因为我母亲来了，玉浩反而变成了家里面的闲人，后来，他好像也习惯了这个闲人的角色，渐渐地把家当成了旅馆和饭店，这一点，我在他走后才有所体会。

买心家泊那套电梯房时，我跟玉浩大吵过一次。那时候，我哥哥在新城区看到这个楼盘，觉得地段很好，哥哥通过他在建筑设计规划院的朋友了解，知道这里日后学校、医院都有配套，在离小区不远的河边还规划了一个新公园。哥哥头脑活络，他前些年就辞职自己办了公司，在市区里也有两套房子，看过心家泊后，他对这个新楼盘很动心，打电话给我，叫我跟他一起在那里面对面买两套房子，这样彼此间有个照应，也方便照顾我们父母亲。我和玉浩在老市区的房子是楼梯房，我其实一直想着要换电梯房，可就是没有机缘和动力。

哥哥跟我说了心家泊的情况后，我也觉得心动，没想到玉浩对此很不高兴。我跟玉浩说心家泊老板答应给哥哥比较大的优惠，而且哥哥愿意帮我们垫首付的钱，这相当于我们只要还每个月的按揭就可以了，玉浩说，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按揭都还没还完，就又要买一套，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啊？那时候我已经有投资增值的意识了，我说，心家泊那边的房子升值空间大，我们搬过去后，还可以用现在这边房子的租金去还心家泊的贷款。玉浩冷笑了一下，搬过去住？等那边配套完成，小煜可能都上初中了。他这么说是对的，孩子上学是在老城区方便。我知道那时候我们买心家泊压力是有点大，但和哥哥一起去售楼部看过心家泊的沙盘和户型图后，我被这个小区迷住了，这小区设计得确实好，绿化率也高，就连名字都起得好，心家泊，让心在家里面停泊，多温馨的名字啊！最后，我一时头脑发热，没跟玉浩商量，直接就在售楼部签了合同。知道这事情后，玉浩非常生气，我们两个人大吵了一场，他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跟我说话。

我知道玉浩不喜欢天天在银行债务的阴影里生活，但问题是他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年轻时的那几个诗友，早已经风流云散，就连过去一头飘逸长发的大荒，现在也已经剪了板寸，挺着个小肚腩，变身为北京一家民营医院的院长。虽然因为还贷，生活变得有些紧张，但事实上，我们前后买的两套房子还是很值，在我买下心家泊的房子后没多久，恭城的房子就开始疯涨，短短两三年时间，全城的房价就已经翻了一番，心家泊涨得更厉害，要是放到现在，我们是绝对买不起那边的房子的。

我承认，我对玉浩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太不务实，不懂得享受世俗生活，在他去世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觉得他很傻，可是他走后，我又意识到他这样的男人并不多见。深夜里，我一个人睡在那张两米宽的大床上，平时他睡的那一侧空旷得就像是沙漠。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想起我和他的分歧。过去，我从没有想到过死亡会离我们这么近，面对死神的镰刀，我突然有些惶惑地感到自己其实是被欲望所挟持，还有就是担心在经济上被别人甩在后面，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这一次死神是要突然间来带走我，那在我的墓碑上只能写下，她到过这个世界，买过两套房子，在银行按揭尚未还清时就离开了。想到这一点，我真有些难过，我不是庸俗的女人，我不是不喜欢更美好的人生，我也不想一辈子做房奴。

那天晚上，我给玉浩打过电话，他说他加班刚结束，正和同事在外面吃夜宵，让我和小煜先睡。玉浩加班是常有的事情，我也没有在意，我没想到他欺骗了我，最后还在新西河那里出了事。和他在一起的朋友说送他回来过，还看他上了楼梯，可是，他并没有打开家门。在感情方面，我一直是相信他的，但那天晚上的事情，让我对我们的感情打上了问号。

开车送玉浩回来的医生开的戴欣的车。说到戴欣，我想起好像是在我妈妈刚来城里不久，玉浩曾经在某个周末下午被我闺蜜看到和一个女人一起从兴业大道的夕时咖啡馆里出来，闺蜜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玉浩回来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吃饭时，我故意问他下午到哪里去了，他倒是坦白地告诉我说，戴欣找他有点儿事情，和她一起在外面坐了会。戴欣是他同班同学，以前有见过的，后来嫁给了一个开车行的老板。我们结婚时，她还来参加过我们的婚礼，后来渐渐地来往得少了。我故意装着打趣的样子问玉浩说外面是哪里，他微微皱了下眉头，说了夕时咖啡馆的名字，和我那闺蜜说的完全一样。后来他还跟我说了戴欣找他的原因，时间隔得太久，我已经记不得具体内容了，好像是她们师专里的事情。

有没有可能，在大家散掉后，玉浩又单独和戴欣去了哪里？我对警察说起过我的疑问。但警察说没有，他们说玉浩只是一个人在织染厂那边的一间小酒吧里喝酒，是喝醉酒后不慎落入河道溺水致死。至于他为什么到了家门口却没有进来，没有人跟我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这和玉浩的死没有任何关系。

在无法入眠的深夜，我在空旷的床铺上辗转反侧。床褥上还有着玉浩的气息，我抱着枕头，却悲哀地想到，我极有可能一直被瞒骗着。玉浩的灵魂可能早已经离我远去，每天和我在一起的只是一副毫无价值的躯壳。而现在，就连这一副躯壳也离开了我。

沿着江滨大道，一个十字架越过路边民居的屋顶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望了眼手机导航，石浦教堂马上就要到了。这是我今天下午的目的地。十年前，我第一次跟玉浩来这个据说是天主教最早传入恭城所建的教堂，当时是初夏，教堂青灰色的剪影里，几棵凤凰树正如火如荼地盛开着，树上的红花饱满、绚丽，像天边的朝霞那样热烈，不含有一丝杂质，也就是在那临江的凤凰树荫下，玉浩第一次吻了我。

停好车，我从教堂旁边开着的铁门进去，历经沧桑的教堂和我第一次来时一样，庄严肃穆，笔直伸向天空的哥特式尖塔却又轻盈，让人要忘却尘世间的挣扎。但站在广场上，我心里却冒出一丝疑惑，石浦教堂似乎和我记忆中有所不同了。到底是什么地方发生了改变？我反反复复打量，最后才明白，原来是教堂两座建筑物之间的位置变了，那座我和玉浩曾经坐在它台阶上看江的神父住的小楼，现在好像被移到了大教堂右侧，而神父楼所在的位置，现在应该就是我开车来时的江滨大道。的确，过去在江与教堂之间，是没有现在这一条六车道的马路隔着的。

真是不可思议。我满怀困惑朝前走去。后来，我的判断在广场旁的一块石碑上得到了印证。两年前因为江滨大道建设的需要，神父楼被利用钢城螺旋千斤顶先是往东平移了76.5米，旋转90度以后，又向南平移了30.3米，石碑上还说，这是国内首例建筑定轴旋转工程，填补了技术方面的几项空白。

这仿佛是沧海桑田的另外一种表现，神父楼的移位和那些凤凰树的消失让我处在一种极为奇怪的感觉中：我像是到了一个从没有到过的地方，可又确凿曾经来过;眼前这座教堂明明与我的往事有关，却又好像毫不相干，这样的感觉，我不懂到底该如何来形容。

广场上，是一些慕名前来石浦教堂参观的人，还有一对年轻人正在由商业摄影师给他们拍婚纱照。我知道，石浦教堂高耸的塔楼、尖形拱门，还有修长的石柱拍到镜头里面都会是很美的，这天下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坐在广场一侧的椅子上，悲哀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教堂里面，有并不算多的十几个人坐在那听神父讲话，这些人大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妇女，他们身后，还有一大片空着的椅子。这似乎是教会周日下午的某种仪式。我不是天主教徒，不是基督教徒，也不像我母亲一样虔诚地信仰着庞大而复杂的佛道神仙系统，在玉浩去世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关于信仰的问题，可这天下午，望着那些坐在教堂里面的老人，我突然感觉他们挺幸福的。

站在教堂门口，我不懂得非教徒的自己是否可以进去。

可进去以后，我真的就能找到自己生命的依靠吗？

陈新宇，2013年10月12日

这天晚上，戴欣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玉浩在恭城不小心溺水身亡的事情时，我暗暗吃了一惊。这段时间，我经常会想起玉浩，夜里一个人在书房静坐或者是在把玩石头时，我好几次冒起过要给他打电话的念头，没曾想，电话还没打成，他却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戴欣和玉浩念书时，师大还在原来的老校区，他们两个都是水鸟诗社的，经常一起从学校西面的小铁门过来，穿过那时还不太拥挤的学生街，到我家里来聊天。有时候碰到周末，我妻子在家，我还会留他们一起吃饭。他们两个都挺有悟性，可以算得上是我当年的得意门生了。

毕业以后，戴欣进了恭城师专，她父亲在师专当副校长，算是有点儿近水楼台，玉浩找工作不太顺利，后来回了他老家瑶台岛，在岛上当中学语文老师。以玉浩的才华而言，这多少有些不般配，但玉浩似乎并不太在意。那时候我们联系得还比較多，他不时地会给我写信，寄来他新写的诗歌，说他在学校做的种种事情。后来，戴欣和他们那边一个小老板结了婚，玉浩好像也借调到他们那的县政府里，之后我们联系就渐渐少了。年轻人毕业后要养家糊口，要忙事业，而我自己差不多也是在那段时间，因为某个机缘调到了现在所在的省报，大家都变得很忙，联系少了也算是正常。

玉浩到我家来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工作台前研究一块好多年前买的深黛色纹石。这块石头坚硬清润，长12.3厘米，最宽处3.8厘米，高4.3厘米，深黛色的外表上密布着很难描述的细细的褶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的身形、头、尾，包括后半身略微向左摆动的形态都像是一只历经沧桑的大鱼。这块被命名为“蓝鲸”的纹石是我最喜欢的一块石头，我常常把它搁在工作台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它。

欣赏、收藏石头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乐趣，我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其他的就不用说了。妻子老是嫌家里面石头堆得太多，对我这个爱好颇有怨言，她不能理解，石头由时间造就的外形、色泽和纹理就是它们传递给世界的信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揣摩和破译，与石头动辄数十万，上亿年的生命相比较，我们人类只有几十年的生命简直短得不值一提。

玉浩电话打进来时，我看了一下，显示在电话机屏幕上的号码并不熟悉。现在打家中电话的人已经极少，只不过出于与养宠物一样善始善终的心理，我没有把电话拆机。电话铃又响了几声，我拿起话筒，里面传出来一个急切的声音：是陈老师吗？我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是，电话那头自报家门说，陈老师，我是邱玉浩啊！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虽然十几年没见，但邱玉浩的声音还是一下子把我拉回到过去，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玉浩告诉我，他在省城开会，想到我家里来坐坐。“到家里坐坐”，这是念书时玉浩和戴欣要来我家电话预约时最经常说的话，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他还是这么说。以现在省城的一般习惯而言，大家通常很少在家里面会客，按照正常情况，我本来是会找一个借口婉拒玉浩上门拜访的，但也许是他让我记起了过往时光中的一点美好，我还是对他表示了欢迎，并在电话里告诉了他我现在的住址。

大概四十多分钟后，玉浩出现在了我家门口。听到门铃声，我打开里层铁门，隔着带栅栏的外层铁门，玉浩看到我，欣喜地叫了一聲老师，眼睛似乎也一下子明亮了起来。我笑着推开防盗门，把他迎了进来。

那几天高考刚结束，我妻子正好带孩子到英国旅游，家里面就我一个人。我让玉浩在客厅沙发上坐下。和十几年前相比，他的变化并不算大，还是瘦高个儿，穿着白衬衫，黑西裤，衬衣下摆扎在腰带里面，是机关公务人员的标准着装，不过仔细打量，他的气质还是让我记起多年前到我家里来谈论诗艺的那个年轻人。我问他现在在哪里上班，玉浩告诉我说，前些年他通过一场选拔考试考到市里头去了。

那要祝贺你啊！想起他当年毕业时在瑶台岛上教书的情形，我顺口这么说了一句。

没什么好祝贺的，我天天在那写材料，对这工作已经非常厌倦了。玉浩皱着眉头说。

我在心里笑了一下。厌倦又能怎么样，除非能跳出去，或者提拔到更高的岗位上去，否则不是还得照这样活下去吗？看玉浩书生气的样子，我估计他也没有到社会上去经商的想法和能力。

我泡茶的时候，玉浩悄眼打量着我客厅里专门摆放石头的展示柜。在师大新村时，我家里到处都是书，客厅里是书，书房里也是书，玉浩和戴欣当年到我那去，一般是在小书房里坐，那里面挤挤挨挨，放两三把椅子后就没个挪脚的地方了。搬来这套房子时，我在宽敞的书房里只摆了两个书柜，过去那些藏书，除哲学、历史和很少一部分文学类书籍外，大部分都和老房子里的八个旧书架一起送了人。不在高校教书以后，我对读书变得又慎重又随意，慎重是觉得人生有限，要读就要读好书，随意其实是懒惰，为自己的少读书甚至不读书找理由，说实在话，和以前的青灯黄卷相比，我现在更乐意把时间花在玩石头上面。

“老师现在还写诗吗？”玉浩问我说。

“好长时间没写了。”我回答他说。我不想就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于是就把放在面前茶几上几个月前我刚出的一本《奇石过眼录》递给他看。这书出得还行，精装，铜版彩印，装帧设计也是省城最顶尖的工作室做的，除了几个老领导和一些国家级专家题词作序外，还有近两百个页码。我在书里花了三分之一篇幅简单分地质、时间和收藏方向介绍了奇石文化，接下来就用大量图片展示了我过眼的一些精彩奇石，几乎所有奇石我都配了介绍。玉浩接过又厚又重的书，客气地赞叹了几声，他在我的指点下翻看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奇石图片，不过，他对石头好像并没有太大兴趣，翻了一会儿后，就把那书放到一边。

“陈老师，我们那市委书记跳楼的事情您有听说吗？”他突然间问我。

这事情我怎么会没听说？前一两个月，恭城市委书记顾文龙跳楼一事简直是轰动全省，甚至可能是轰动全国。顾是我同校同系的学弟，在校期间还跟着我们一起办过诗报，他毕业后也和我一样留校任教，在师大教书期间，我们还有一些来往，后来他到地方从政后，彼此间才联系得少了。

我没有跟邱玉浩说起我和顾文龙之间的关系，只是点了点头，告诉他我听说过这事情，但也不是特别清楚，并问玉浩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对顾文龙跳楼的细节，我还是想知道更多一点的。

“他跳楼那天是星期一，”邱玉浩告诉我，“那天早上，市政府里有一个重要会议，顾文龙本来是要去参加那个会议的，会议室和他办公室都在五楼，听说他已经到了会场，会议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可突然间，顾文龙接到一个电话，接起手机后，他一边说话，一边就当着众人的面走出了会议室。起初大家都没在意，以为他只是到外面去打电话。可过了十来分钟，会议时间已经过了，他还没有回来，他的秘书正要出去找他，这时候，楼下保安就大叫起来了。没过多久，外面就有救护车和警车的声音传来，市政府大院像炸开了一样，好多人都停下手中正在干的活，怀着疑虑在窗户前面张望，一开始，很多人都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市委书记跳楼了。”

“不过当时官方对外公布好像只说他是不慎坠楼，有没有可能是不小心掉下去的？”我问玉浩说。

“怎么可能不小心掉下去？”玉浩说，“顾文龙是从五楼卫生间跳下去的，到过我们办公楼卫生间的人就都知道，在那里面，除非自己爬到窗台上跳下去，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掉下去。后来有传言说，他是因为到恭城任职前的事情被中纪委盯上了，所以才出了事，具体是怎样的我们也不很清楚。警车和救护车赶到的时候，我一些同事还跑到后面窗口偷偷地往楼下看，虽然他被抬上救护车拉走了，但我那些同事当时就判断说他已经没救了，后来事实证明他们说的没错。”

我脑海中浮出顾文龙从五楼坠地的情景，当时现场肯定极为血腥。顾文龙个子不高，人也挺有才华，他当年和我们一起办诗报的时候，就很会和各方联络沟通，表现出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师大同学中，他这年纪当到地方一把手，算是发展得很好的了，谁能想到他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

“虽然在市政府上班，但我们平时也没机会和市委书记有什么交集，只知道他很会做事情，为人也很豪爽，他跳楼以后，我们还听说他是个孝子，一有时间就会回省城去看他母亲。他原来也是农村出来的，父亲去世得早，是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就在他跳楼的前一个周末，他还回去看望过他母亲，可眨眼之间，他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顾文龙肯定曾经是他母亲心里的骄傲，可他跳楼以后，一切都要翻一个个儿了。”玉浩说。

“那天中午下班时，我特地拐到楼后面去看了下，那一摊血迹已经被冲洗过，水泥地上只剩下一點一时洗不干净的血污，在不远处的草丛里，还有半片破掉的眼镜片被遗忘在那里，正在中午的太阳底下闪射着反光。望着那半块眼镜片，我觉得非常悲哀，能当到市委书记，已经算是全恭城权力最大的人了，可他却死得这么悲惨，没有一点儿尊严。”

“有好几天时间，大家都在议论顾文龙跳楼的事情。我也一直在想，他到底为什么会跳楼？他是不是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捆绑着，这绳子让他从楼上往下跳，他就不得不跳？”

我坐在玉浩对面，发现他说话的口气有点儿奇怪。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随口提起顾文龙跳楼的事情作为谈资，可看来不是，和普通的聊天相比，他的神态和语气都表现出他有些过分投入了，他到我家里来，难道就是为了和我议论这件让人内心沉重的事情吗？

对玉浩扯起的这个话题，我突然间觉得有点儿不能忍受。在这静谧的夜晚，像我一样好好地欣赏把玩石头，把思绪放到辽远的时空里去，岂不是更为美好的体验？

我给玉浩面前的杯子里添了一点茶水，对他说，“时间会抹平一切的，议论一段时间，痛苦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把这事情全部忘掉，就像顾文龙从来没有出现过，生活仍然会和过去一样继续下去。”

我把话题生硬地切换掉，向玉浩打听戴欣的消息，也就是那天晚上，我才从他那里知道戴欣和她丈夫已经面临离婚。或许是话不投机吧，之后又坐了半个多小时，邱玉浩就起身告辞了。我站在门口，望着他走进电梯，知道电梯将下行17个楼层，把玉浩送到楼下。

不过有点儿奇怪，邱玉浩在我家里时，我没有和他聊太多东西，但在他走后，我却发现自己的心有点儿静不下来。我没有再回书房里去，而是一个人坐在客厅，给自己又泡了一壶新茶。

接下来的几天，我老是会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人和事情。邱玉浩的到来就像是一个奇怪的引子，把我貌似已经波澜不惊的内心又重新搅动起来。我回想起我年轻时做过的一些事情，我的几个已经很长时间没联系了的朋友（如果要准确地说，已经不能再称为朋友了），受这些回忆触动，第二天晚上，我还翻箱倒柜，从柜子里找出早年间的相册来看，太长时间没有去碰，那几本相册已经带上了淡淡的霉味。看相册勾起了更多回忆，那天夜里躺在床上，我竟然莫名其妙地记起了切·格瓦拉，当年我拥挤不堪的小书房墙上曾贴过他的一张画像，切·格瓦拉高踞书房东墙许多年，可后来搬家时是如何处理的，有没带到新房子这边来，我绞尽脑汁，居然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

回想这些陈年旧事的时候，我意识到，邱玉浩极可能是碰到了我当年也曾遭遇的精神危机，所以才会特地跑到家里来找我聊天。虽然他没有说，但我猜想他的日子肯定挺难过，而且只要他没忘记诗歌，还想着所谓有意义的生活，他的日子还会越来越难过。我比他虚长十几岁，现在似乎已经看清楚了人生，人和社会就这么回事，我们年轻时所渴望的建功立业，现在所谓的梦想与辉煌，其实都不过是海市蜃楼，水中捞月，而所谓的文学诗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我们心相的投影，大多属于自欺欺人的虚妄。在放弃深度思考和诗歌写作后，我活得轻松了许多。历史像我把玩的许多石头一样，在漫长的时间刻度上，只有很少的一点点事件会被时光冷凝固结下来，能够形成晶体的更是少之又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告诉自己，平凡如我之辈的努力，大多数时候在历史进程中都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我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真是对的吗？玉浩到我家来后，我仿佛看到了昔日的自己，我好像才刚刚年轻过，可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时间像箭一样射过，而我在其中只不过是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就过了大半辈子，在这一生中，我做了些什么？又有多少日子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

这种很久都没有过的思考使得整个夜晚都变得悲怆，以至于快十二点时，跟正在科茨沃尔德小镇游玩，时差有七小时左右的妻子打过电话后我仍然感觉内心苦涩，为了平复自己的心情，我又从工作台上拿过那块“蓝鲸”来端详。

那天晚上我可能有些累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放大镜搁在膝盖上就歪在沙发上睡着了。在睡梦中，我的身体突然间缩小了，这个小小的我爬到了“蓝鲸”背上，而“蓝鲸”越变越大，最后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蓝色巨鲸，蓝鲸驮着我在深蓝色的大海中游弋，它轻盈地摆了下尾巴，在我们身后就翻腾起一大片白色的泡沫。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清晨的阳光已透过没拉严实的窗帘缝隙射了进来，一小束金黄的光亮正洒在静静地趴在浅灰色地毯上的“蓝鲸”旁。

戴欣，2014年9月23日

事情过去一年多了，我还没有从他去世的阴影里走出来，还是会常常想起他。

也许，我不应该重新和他联系，那天晚上更不应该喊他出来，如果不是我那天晚上的计划，他肯定就不会死。

我和他是大学同学，但实质上，我们更像是兄妹，在心里面，我也一直把他当成是哥哥。大学毕业后，我在恭城师专当老师，他去了他老家瑶台岛的中学，那段时间我们联系还不少，他进城时总会来找我，我也特地坐轮渡去瑶台岛看过他，一直到我和邓勇结婚后，我们才联系得少了。邓勇比我要大六岁，他在恭城开了一家汽车4S店和一个卫浴城。第一次在茶馆见面时，介绍我们认识的秦姐说他早些年一直忙着事业没空考虑处朋友的事情，但后来我觉得他在男女关系上并不像秦姐说的那么简单。我们交往了半年多，邓勇虽然很忙，但他总会不时地给我制造一些小惊喜。订婚之前，我给玉浩打了个电话，跟他讲我要和邓勇订婚的事情。当时玉浩借调在东海县县府办上班，那天晚上下着雨，我站在阳台上，外面黑漆漆的，细小的雨丝映着星星点点微弱的灯光在潮润的夜幕中划下。那个电话打了很长时间，一直到确定要跟邓勇离婚时我才明白，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是迷惘的，我希望听到的是玉浩反对的声音。但怎么可能？玉浩怎么可能去做一件连我自己都无法决定的事情？

除了各自的婚礼，我们再一次相见已经是八年以后。那一年元旦，市政府破天荒地在新建不久的大剧院举办了一场迎新音乐会，我在那场音乐会上有个小提琴独奏的演出。化了妆的我看上去光艳照人，但事实上，因为婚姻出了状况，我心里非常焦躁。我没想到那天晚上会在剧场外侧的走道上遇到玉浩。演出结束后，回到家里，我想了很久，终于给玉浩发了个短信。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夕时咖啡见了一面。那时候我已经跟邓勇分居，暂时住在娘家。我把我跟踪邓勇，到宾馆去把他和那个女人堵在房间里的事情讲给了玉浩听。那家宾馆和夕时咖啡就隔一条街，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我仿佛还能看到那天晚上宾馆房间里不堪的场面，听到争吵、叫嚷的声音。去宾馆房间堵人真是太愚蠢了，这种事情我不应该去做，更不应该讲给玉浩听。在那种情形下，最丢脸的不是他们，而是我。那事情我甚至都没好意思讲给我父母亲听，但在玉浩面前，我却无羞无耻、毫无保留地说了，我太需要有一个人能倾听我讲述那一年多的压抑，替我出出主意了。

和玉浩重新交往后，我才知道他已经考到市政府了。其实，以玉浩的天性，他并不是太适合做公务员，但上船容易下船难，除了辞职，在这条路上要中途转弯也并非容易。

他们局长原来是长北区副区长，据传是靠征地拆迁提拔上去的。那人是工作狂，周末经常不休，有时候晚上还要在办公室里。他不回去，办公室的人也不好回去。听说他脾气还很暴躁。玉浩给我讲过他们局一个科长的事情，因为某项工作没处理好，局长把已经下班回家了的科长又喊了回来，玉浩当时正好在局长办公室里，七点多时，那个科长拎着公文包进来了，局长看到他，突然间就暴怒起来，把玉浩给他看的那个文件撂到一边，用手拍着桌子对科长劈头痛骂起来。那科长已经五十多岁了，年纪比局长还要大一些，但仍然被骂得很惨，站在办公桌对面，头都抬不起来。趁局长不注意，玉浩悄悄溜了出去。第二天，科长没有去上班，他家里人打电话来说他病了，后来，他们局终于叫一个副局长带人到科长家去看他，科长躺在床上，侧着身子，面朝着墙壁，他把被子拉得高高的，脸都不肯露出来。科长老婆在一边流着眼泪说，在单位被局长破口大骂那天晚上，他差点儿就吊在阳台防盗网上自杀了，还好她发现得及时。科长回去上班后，玉浩说他脸色变得很难看，在走廊上碰到他，很多同事也都像躲瘟疫似的躲着他，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人没价值了，不仅是没有价值，和他走得近些还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那个科长原来就有些沉默，自那之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跟我说这事情时，玉浩感叹说，那科长是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但其实也没多大的事，那样子被骂真是太没有尊严了。那个科长后来被调整了岗位，弄了个调研员给他当，其实就是在等退休了，玉浩说，退休以后，估计他对他服务了大半辈子的这个单位也不会有什么感情，如果硬要说感情，他有的可能只是辛酸，甚至可能是仇恨。

玉浩没跟我讲他自己在单位里的情况，不过我估计，他那么书生气，在机关里面日子恐怕不会太好过。虽然有同学羡慕他从乡镇中学一路調到市政府，家里面也有房有车了，但这种事情就像我的婚姻一样，乍一眼看着光鲜，可一个人日子过得怎样，说到底只有他本人心里才清楚。

受玉浩影响，我重新拾起了大学时代的诗艺。这些年来，虽然因为工作繁忙，玉浩写得也并不多，但他倒是一直没放下诗歌。他和恭城的几个诗友偶尔会在一家小茶馆里聚会，我加入进来后，开始招呼大家一起吃饭，后来还发展到聚餐时朗读各自新写的诗歌。

和玉浩交往多了，我心里面生出非道德的想法。这事情说起来难堪，然而我确曾冒出过要和他一起离开恭城，找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的念头。经济那时候对我已经不是问题，我知道自己不该有此想法，如果这么做，在某种意义上我也就等同于那个被我堵在宾馆房间里的女人了。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心里的魔鬼，犹豫了很久，最后，我决定要采取行动，看玉浩到底是什么反应。

那天晚上，玉浩手里拿着个纸文件袋从市政府大院出来时，我在马路对面摁了几下喇叭。看到是我，玉浩有些惊讶，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我笑了下，没直接回答他，而是有点儿小霸道地问他是不是愿意陪我到天马岩山上去转转。玉浩可能会觉得我有些奇怪，但也没多说什么，就拉开车门，在副驾驶座坐了下来。他从来不提皮质公文包，身上也没有那种在机关上班的男人常有的味道，最难得的是，他的身材还保持得很好，小肚子不像在他这个年龄段男人常有的那样丑陋地凸出来。车子启动后，我侧过头去看了玉浩一眼，他的表情很放松，正透过汽车的挡风玻璃望着路边的什么。作为一个男人，虽然没表现出来，但在他皮肤紧致的小腹里，肯定也是会有一些欲望的吧。这么一想，我觉得自己不好示人的心理得到了某种平衡，心情也随之放松了许多。

通往天马岩的那条盘山公路是新近重修的，我也是在网上偶然间看到这条公路的一些照片才决定要走这条线路的。车子驶进天马山后，沥青公路蜿蜒曲折，两边都是高大笔直的柳杉，在一些开阔的路段，又能看到山下市区里低低的灯火，农历十六的月光洒在柳杉林和路面上，清凉的山风涌进车内，一切都如我之前设想的那样美好。

天马岩山顶有一小片空地，一块巨大的岩石静静地卧伏在月光如水的空地上。绕到岩石背面，就可以望见东仙水库了，水库椭圆形的湖面在月光照耀下像是一面镜子，闪耀着皎洁的白光，美得让人要屏住呼吸。在微凉的山风中，我伸出手，挽住玉浩的手臂，头也朝他那边稍稍靠了些，然后等待着他的回应，或者说是命运的安排。

但那天晚上，玉浩并没有回应我，不过，他也没有把我的手拿开。他既没有顺水推舟把我抱在怀里，也没有做出使我难堪的举动，我们两个人默默地站在巨石背后，对着远处澄澈的东仙水库看了很久。后来，他便带着我朝山顶空地的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事后我想，玉浩不可能没有察觉我的心思，我不知道他是对我无感，还是因为一直把我当小妹来看，从没有想到过男女之情，但更大的可能，我觉得他还是出于对婚姻的责任感，所以始终克制着自己。那天晚上，要是我更进一步，主动扑到他的怀里，情况可能就会完全不同。

当然，这种事情不存在假设，我也庆幸自己在他面前还葆有一个女人的尊严。在和邓勇正式离婚后，我终于下决心辞去师专的教职，到现在这个小城来开始新的生活。那天晚上“第八日”的诗友聚餐和朗读，其实就是我为自己安排的一个告别晚宴。晚宴之后，我将在大家面前悄然消失。既然和玉浩不能有举案齐眉的缘分，那就让这一滴水混入到苍茫的海水中，只是我会在自己心中珍藏。

然而，先从大家面前离开的竟然不是我，而是玉浩。那个晚宴的第二天早上，我是被小曼的电话吵醒的，她哭着告诉我说玉浩在新西河那里出了意外。

那天晚上，我们明明用车送他回去了，车开走以后，我还回过头去，正好看到他走上楼梯。已经那么晚了，他怎么会又要出去呢？

邱红棋，2014年11月25日

天还没有亮，我就从小旅馆起身到车站去。街上一个人都没有，那些夜里没关掉的灯箱招牌看上去有些黯淡，仿佛经过一整个晚上，它们的精气神也都被寒冷耗光了似的。我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在街角碰到一个开载客摩托车的，载客摩托开起来后，冰冷刺骨的寒风就直往我脸上和脖子里面扑，我打了个寒颤，不过，我并没有把脖子缩起来，躲到摩的司机背后去，相反，我挺直了身体，让刀子般的冷风狠狠地撞在我脸上。摩托车开得很快，没过一会儿，我就觉得脸上有些麻木了，但我觉得这样子更好，这样子我心里反而更舒坦一些。

我已经打听过，去温麻岭的早班车到那里要两个多小时，我想要到得早一点，免得万一有其他人去，我还得在那里等着。班车开动后，在路边偶尔闪过的行人中，我突然间看到了浩，他就在种着芒果树的人行道边上走着，我赶紧盯着他，可一眨眼间，浩就消失了。我闭上眼睛，仿佛又看到他身上粘满黑乎乎的淤泥，正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漂浮在河面上的情形。那最后的一幕我并没有亲见，但只要一想起那个最早看到浩的码头工人的描述，我就忍不住想掉眼泪。

浩是让我骄傲的好儿子。他在市政府上班，也在城里买了房子，他第一套房子刚装修好时，我还特地到城里面去看过，虽然装修得不是很高档，但我还是很滿意。浩老婆在保险公司上班，孩子也上一年级了。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有出息，也能给家族争光的儿子，却突然间没有了。

刚听到这消息，我觉得天塌了下来，当时我眼前发黑，站都站不稳，手里面握着电话，喉咙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我只知道那个可恶的电话告诉我，浩没了，从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处理浩后事的那些天，我头发一下子白了。浩没出事前，我精力还很旺盛，一整天做这做那都不会觉得累，可就那么几天，我瘦了下来，眼眶凹陷，背也有些驼了。浩不在了，我做什么事情似乎也都没有意义了。

浩才考上师大，我就跟他说一定要争取在大学里面入党，他也真不错，果然大学时就入了党，他学习成绩也很好，毕业后，我们没找对关系，他只好先回瑶台岛当老师。浩在学校干得很认真，可我在农村待了一辈子，太懂得在乡村中学，尤其是在海岛中学教书对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了。刚好那时候，县府办要一个能写公文的人，听说这消息，我就又到处找关系，最后通过一个以前的战友找到了县府办的何主任，给浩办成了借调。为办成这事情，我花了很大力气，浩也没辜负我的期望，他借调上去两个月，我特地去了趟县政府，拉我战友一起去见了何主任。那天晚上在外面吃饭时，何主任当面表扬了浩，说他文字很不错，已经让他跟了一个副县长。浩被叫去跟阮副县长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但能亲耳听何主任再讲一遍，我就像刚知道这事情时那么开心。

过了有一年多，他们给浩办了正式调动。浩进县府办的第二年，恰好市里头又有几个岗位拿出来公开招考，浩就又去报考了，他还真能考试，是以他们那个单位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的。那段时间，乡里、村里的朋友碰到我，都说我们家好运当头，听他们这么讲，我当然会谦虚一下，可说实在话，我觉得自己活了几十年，还从来没有这么心情舒畅过，这感觉比我自己当年从工人转干时都要来得痛快。

那一年春末，浩回瑶台岛来休年假，那是他到市政府上班后第一次回来休假。那几年刚好瑶台岛上新村改造，我也抓住机会在镇政府附近新街上盖了幢房子。在新房子喝茶时，浩跟我讲起了当年在乡下老房子里我手把手教他写毛笔字的事情，他说就是从那时候起，他才开始喜欢写字看书的。

既然说到老房子，我就跟浩提起了一件很久以前的往事，这事情一直像一道刀痕一样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浩和他姐姐还小，但也在一天天长大，眼看着我们家从我父亲手上分到的那一间屋子是不够住了。我跟他妈妈咬了咬牙，决定要自己盖一座房子。因为宅基地不够，我去找邻居商量，想用家里面最好的地跟他们家换块杂地。那时候，我还只是乡育苗场里的工人，邻居家是村里的大姓，他们几兄弟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小姓放在眼里，不管我怎么说，他们就是两个字：不行。那天晚上，在黑暗中摸回家后，我一个人坐在煤油灯下喝闷酒，我阴沉着脸，那时候还年轻的老伴不敢吭声，浩和他姐姐也都躲床上假装睡了。天气很冷，木板窗的缝隙里，吓人的北风呜呜呜地叫着。我一个人坐了大半宿，最后终于下决心把房子盖到村子外围木麻黄树林前的那块空地上。

浩就是在那座只有一层三间的石头房子里长大的。重提这件旧事，我不是叫浩记仇，而是借这个事情告诉浩，家乡就是这样，远远看着的时候挺美好的，可生活在其中，就一定要有点钱，还要有些权力，乡亲们有事需要帮忙的时候还要尽量帮，这样才能光宗耀祖，人家也才会尊敬我们。就拿原来邻居家那几个兄弟来说，我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叫到乡政府当文书后，他们就对我客气了不少，等浩到市政府上班之后，他们在村里面碰到我，那更是恭敬有加了。

我们新房子楼下是三间店面，上面有两套套房。我把两间店面出租了，另外一间我让已经从粮站退休了的老伴开了间茶叶店，实际上主要是我自己在那里打理。卖茶叶我也无所谓要赚多少钱，主要是朋友们有个一起喝茶、聊天的地方。那次浩从市里面回来，镇上、村里的许多朋友都到我们新家来玩，那几天晚上，客人多的时候，我就会叫老伴张罗些下酒菜大家一起小酌。那几天喝酒时，还有人提起我做六十大寿的事情，浩在酒桌上还表示到时候要好好庆贺一下。听他这么说，我感到很欣慰，不是我想做什么六十大寿，我只不过是想要借机会请亲戚朋友们都来聚一聚，大家热闹一下。

可是，这一切转眼间就成了泡影，浩没了，不仅没有给我庆贺六十岁生日，而且永远都不会再站在我的面前了。最让人难过的是，在他告别仪式上，他们单位竟然还缺席了。虽然来了几个浩的同事，但他们是以个人身份来的，他们局长没有来，单位也没有对他的工作做出任何评价，甚至连花圈都没有送一个，浩在单位做了那么多事情，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们单位怎么可以这样？当然，浩不是殉职，但就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他不是还替他们加班到七点多吗？可他们找了种种借口，反正就是不以公家的名义来主持告别仪式。浩火化掉以后，我还听到过一些让人更加恼火的流言，有人说是因为浩在单位里表现不好，也有人说是因为浩在外面有不正当关系，他们单位才不出面主持告别仪式的。

人死了以后，还要遭受这样的非议，这真是莫大的耻辱！我知道浩不是这样的人，可他已经变成一捧骨灰，不再会说话，不再会为自己辩护了。那天下午，殡仪馆上空乌云密布，告别仪式才结束，天上就响起一阵接一阵的闷雷，像是要把厚厚的云层炸开，浩的遗体被推进焚化炉时，雨下得简直就像是从天上直接倒下来一样，这是老天爷也在为浩鸣不平哪！

浩的死真是残酷！他是一个儿子，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他怎么可以那么不小心，那么随随便便地就死去？他怎么可以把我和他母亲，把老婆和孩子就这样扔在这个冷冰冰、几乎无可眷恋了的人世间呢？死不能这么容易，不能这么轻而易举！

因为青少年时就“破四旧”，对老辈人常说的那另一个世界，我一直抱着不信的态度，可浩去世后，我一下子转了一百八十度，我想要相信那个世界了，甚至巴不得那个世界能马上出现奇迹，让我立刻就能信服，跪倒在它面前。

可是并没有奇迹出现。我打听到瑶台岛上一个很有名的神婆，和老伴一起到她那里去问米，但去了两次，都没能得到浩的任何消息。

“你们以后不用再来了。”第二次问米失败后，那神婆对我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神婆。

神婆搖了摇头，没有回答我。

“浩为什么不肯出来见我们？”回家的路上，老伴带着哭腔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们俩沉默地走在出村的小路上。

“浩，到底是不是存在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有，你就做一个暗示，比如让前面路上的树断掉一根枝杈;如果没有，你什么也不用表示，我心里就明白了。”我纠结于到底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在心里面暗暗地祷告道，甚至都忘记了，如果没有另一个世界，浩当然也无从做出任何表示。

有点儿奇怪，我们往前走还没有多远，在村道拐弯的地方，我真就看到路边的黄楝树断了一根枝杈。这真是浩给我的回应吗？我心里一惊，强忍着没有把这事情告诉老伴。浩的意外，就像是用一把刀子，在我和老伴心尖上分别生生地割下了一块肉，老伴的命已经被拿去了一半，我不敢让她再多想了。

回去以后，我时不时就会想起树上的那根断枝，它让我伤透了神。如果真有那另一个世界，浩为什么不来和我们见面？可如果没有，那断枝又是怎么回事？难道它仅仅是大自然的一个巧合？我搞不清楚这一切。

睡不着觉的夜晚，我总是在黑暗中想着与浩有关的种种事情，我希望知道他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希望他托梦给我们，想着想着，想得太厉害的时候，我有时会一个人对着空中自言自语，被老伴小声地喊醒时，我感觉自己已经处在了发疯的边缘。

上个月月底，老伴因为肺炎病倒了。陪她在市医院住院时，我偶然听到隔壁床病人的两个亲戚在走廊上讲话。那个年龄比我还要大不少的妇人好像是在讲他们家的一个亲戚，某个人家的女儿因为丈夫外遇割腕自杀了，他们也好几次去问米，可是都没有结果，最后就到大帝庙去探米了。

探米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按那妇人的说法，好像是讲既然亡魂不肯到来，那干脆就把人的魂魄送到那个世界去，让他直接去找想要相见的灵魂。老妇人对面，那个年纪还算小的女人听得一脸惊恐。

老妇人要走时，我悄悄跟了出去，在住院部楼下没人的地方，我小声喊住了她，请她告诉我她刚才说的那个大帝庙在哪里。想到我肯定偷听过她们的谈话，老妇人起初很不高兴，可我跟她讲了浩的遭遇后，她就变得和善起来，她是个好心的女人，一直安慰我，对浩的死也一连声地说可惜。

班车在路上颠簸行驶着，车窗外，除了很少几座低矮的房子，在我面前绵延不绝晃过的全是赤褐色的小山丘。望着外面几乎一点绿色都没有的景象，我记起那个老妇人告诉过我的探米的风险。一些人回来后没什么事，但也有人回来后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她隔壁村的一个老头，回来后就常常一个人坐在家门口发呆，路过的人跟他打招呼，他根本就不理睬别人，可有些时候，他又会拉着别人讲一些莫名其妙，没办法听懂的事情。他说话既没有条理，也不够完整，有人说他肯定是魂魄散落了一部分在那个世界。其实最好还是不要去，不管怎么讲，那都不是常人应该去的地方。把大帝庙的地址告诉我时，那老妇人还一再劝我。

我在座位上坐直身体，闭上眼睛，尽力驱开脑海里的那些杂念。出岛之前，我是有过一些犹豫。可那不是因为我怕死，让我犹豫的是，万一自己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老伴又该怎么办？但最后，我还是下决心要来一趟，不来一趟，我到死都不会安心的。

为了和浩见上一面，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

邱玉浩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在黑暗中我挣扎着往前走，却越陷越深，有一下子，我整个身体都扑倒在淤泥上，弄得全身黏糊糊的。既然走不了，我索性就不走了，我站在那，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哼了几首自己会唱的民歌，大腿根部以下全陷在河道的淤泥里。有一阵子，我可能打了个盹，等冰凉的河水漫过我的胸口，我才醒过来，并意识到情况不妙。想到有可能会被淹死，我非常惊恐，双手拍水，胡乱地扑腾，在身边溅起了一大片浑浊的浪花。很快地，我就没力气了，我想要喊人救命，却发不出声音。眼看着潮水越来越高，漫过了我的下巴，呛水的时候，在不能呼吸的痛苦中我还能分辨出心里有一丝丝遗憾的感觉，但很快我就迷糊了过去。

就在潮水把我溺死的那一瞬间，我失去了重量，从那被陷在淤泥里的躯壳中飘了出来。我的头马上就要撞到横伸向水面的树枝了，我很担心脸会被刮到或者是头会被树干撞出一个大包，但树枝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直接穿过了它。我松了一口气，越过树冠后又继续缓慢地往上空飘。在晦暗的天色中，我看到的是一片丑陋的景象，在几条由稀疏灯光汇聚成的线条两边，堆满了火柴盒一样低矮的建筑，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东凸西凹，看上去就像是慌里慌张盖起来的临时居住点，而不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这片建筑中有一块区域与众不同，很大的地盘上有十几个长方形的大屋顶，后来我才明白，那肯定是工厂。河道对面，风景就好多了，一大片田地被田埂和沟渠分割成不同大小的块状，早晨轻薄的晨雾正从田地里升起，看上去相当赏心悦目。我望着那条曲折流向大海的河流，这时候，河道里那具蜡像般的躯体只露出黑黑的头顶和两只手掌，正在那随着潮水的起伏轻轻荡漾。

我看到一个码头工人开着摩托车朝河边驶来，过一会儿后，三个警察将来到河边，然后慢慢地，那地方就将围满看热闹的人群。市民们里三层外三层，每个人的脖子都像是被抻得长长的鸭脖子。简玲和其他亲人、朋友，包括我的大学老师，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都将先后听到消息，他们或目瞪口呆，或痛哭流涕，或暗暗流泪，或声嘶力竭，或心中暗嗔，或陷入沉思，我还看到河边尸检的现场，简玲带着小煜在小区楼下的灵棚前烧纸，那个曾经用手臂锁住过我喉咙的油漆工心思不宁地在医生办公室门前徘徊，我睁着好奇的眼睛，像一个孩子似的看着这一幕幕貌似与我有关的场景。一开始，我不懂为什么我能同时看到不同的人和地方，但后来想起爱因斯坦关于时间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的说法，我就明白了。爱因斯坦那段话是在一封吊唁信中写下的，他说：“现在贝索比我先行一步，离开了这个奇怪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笃信物理学的人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尽管这种幻觉有时还很顽固。”

我在空中飘浮着，我看到了我们家原来海边的房子，我走后，爸爸、妈妈从镇上搬了回去，一下子老了很多的妈妈总是在念叨我上学时的情形，说以前每年放暑假，我从学校回去，都是先到她们粮站去，看到我从三轮摩托车上下来，在粮站门口摆鞋摊的艾姨就会说，三好学生回来了。妈妈疼我，那时候学校伙食很差，每次回去妈妈都要杀一只鸭子做了给我吃，她把鸭子用脸盆盖住，用面粉把两个盆子之间的那道缝隙糊住，一点气都不让它漏掉。头发全白了的爸爸请人整理出版了我的诗集，他把我的照片，我喜欢看的书，还有一本我上大学时去云南旅行带回来的写生本都摆在我原来睡觉的房间里，好像我只不过是暂时离开，以后还会回来和他们相聚一样。爸爸恢复了以前在乡下老房子里写毛笔字的习惯，只是有时写着写着，他就会掉眼泪，一个人对着空中自言自语。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我心里想，其实，那一个我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好，并不值得他们那么思念。

我还看到简玲开车去石浦教堂，她瘦了许多，脸上也有了一些她以前所没有的静穆的气质。简玲和我一样，都是农村出生的孩子，可她学会了城里的浮华，她喜欢优雅，要精致的食品、精致的服装，或者说是代表了精致的东西，为了看一场歌星的演唱会，她会特地坐火车跑到省城去。她想要住好房子，有电梯花园的高尚小区，想换一部更好的车。好东西谁不爱呢？可是，我们没那么多钱，于是，我们就因为一些小事情吵架。简玲脾气不好，一生起气来，什么优雅气质、品味就都说不上了。她个头小小的，但生起气来很可怕，她喜欢把东西往地上，往我身上摔，书啦，茶杯啦，枕头啦，什么东西在她手边她就摔什么，每次摔过东西，我们就又得花钱去买新的，我觉得她也后悔，但她绝对不会对我说出来她后悔，只不过我看得出来。但每一次生气，她又总控制不住自己，于是就又开始摔东西。简玲到了石浦教堂，她停好车，走上教堂广场时却明显流露出一丝疑惑。石浦教堂是我们第一次拥吻的地方，但因为神父楼的平移，又已经不是当年的石浦教堂了，我看着她满怀困惑地朝教堂敞开着的大门走去。

在平静的云端，我有点儿惊讶地看到了过去的自己，瘦削、苍白，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倔强。那一个我正因为买心家泊房子的事情跟简玲吵架，他狠狠地挖苦她，讽刺她，但实际上，妻子就是丈夫的一面镜子，他太了解这一点了，他自己知道，在内心深处，他的欲望只会比简玲更大，只不過他没表现出来而已。从别人看来，他是一副清高的样子，但他自己也明白，这只不过是表象，和简玲相比，他的欲望隐藏得更深，此外，他还有一种隐蔽的侥幸心理，总想着靠自己的能力，能不亢不卑地过上一种优渥、平静，同时又有尊严的日子。正因为这样，他才对简玲既怀有深刻的厌恶，但同时又非常喜欢，天底下没有比这更不正常的事情了，可确实如此，他对简玲无可奈何，就像他对自己无可奈何一样。经常，他心里面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小人让他往纯粹的人的道路上走，而另一个小人告诉他，你那一套行不通，在世界上，卑鄙才是一路畅通的通行证。

在那个市委书记跳楼自杀前，他心里的一个小人占据了上风，他开始有目的地巴结领导，在市政府大厅里，电梯上，碰见认识的，或者稍微有点儿脸熟的领导，他就做出恭敬的样子，笑着和他们打招呼。有的领导很傲慢，头抬得高高的，好像根本没看到他似的，但他无所谓，他已经有思想准备，脸皮也变厚了，或者说是装得很厚了，他觉得自己只要跟他们打招呼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管他们的反应，就像他一个同事说的，人没必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不要脸才是混得好的前提。

和简玲刚买房那阵子，他想钱都想疯了，就连走路都希望能在地上捡到钱。他削尖脑袋，想了种种办法要赚钱，看到新房子边上小学有很多学生，他就想要搞一个托教班，招几个刚毕业的年轻幼师来带孩子，还想过要在学校门口开一间奶茶铺，把他瑶台岛上长得很漂亮的表妹叫出来看店。另外，简玲姑姑不是很有钱吗？她的钱又都存在银行里，他就想是不是可以去把她姑姑的钱借出来，付给她比银行高的利息，然后把这些钱再拿去放高利贷。为了钱，他还去下过几次赌场，可惜全输了，幸亏输得也不是很多。我在高高的云端望着刚从赌场里出来的他，因为焦虑，他两只眼睛全都红了，表情里甚至隐隐透露出一点儿凶狠的气息，不可否认，他确实就是某一个时期真实的，丑陋的，危险的我。

一天晚上，在市政府食堂吃过晚饭，回办公室加班时，他一阵眩晕，晕倒在办公楼下面的广场上。幸好有保安看到，打了120，医院的救护车快开到时，他也被保安掐人中掐醒了。怕家里面担心，他没有跟父母说这件事，也没有跟简玲说。那段时间，媒体上经常报道公务人员猝死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心脏很弱，走路两条腿也飘飘的没什么力气，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猝死在办公室里。那次晕倒后，他终于下决心请了到市政府上班后的第一次休假，去了趟瑶台岛，但在瑶台岛的那几天，他疲惫的心灵并没有像安泰接触到大地那样得到他所想要得到的力量。

从岛上回来没多久，市政府就发生了市委书记跳楼的事情。他想得很多，我看到他中午下班后一个人站在那摊血迹前发呆，他身边的草坪上还有一块破了的眼镜片正在太阳光底下闪亮，后来，他特地去了趟省城，想要和他念师大时最尊敬的老师谈一谈他的困惑，但那一次见面显然让他感到失望。很快，省里就派新的市委书记到他们那里去了，就像他那个大学老师说的一样，人们很快就把前任市委书记的死忘得光光的，该拍马屁的拍马屁，该做政绩的做政绩，生活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模式，好像市政府里从来就没发生过跳楼事件一样。只有他坐在办公桌前，面对着一大堆写了又会重新出现的材料，纠结在虚度生命的痛苦之中。

他冒出了一个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但对那个世界来说也许是要送进精神病院去治疗的想法，他感觉他身边的大多数人，包括他自己都是假人，大家看过去在上班，在忙忙碌碌，但是很悲哀，他们实际上并不存在。

自从有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想法后，他变了，每天早上起来，他还和过去一样给他儿子穿衣服，和家人一起吃早餐，在简玲眼里他甚至比原来还开窍了一些，他仍旧和过去一样到单位上班，但事实上，那一个他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他不想再做好丈夫、好儿子甚至好父亲。虽然知道简玲也很忙，如果早的话，他完全可以到学校接一下孩子，让简玲妈妈少跑一趟，但他总是尽量拖延回家的时间，把家里的事情都扔给她们。有时候单位正常下班，他也不急着回去。他宁愿磨蹭一会儿，在街边随便逛逛，有时候还绕路到河道旁边走一小会，只有在做这些看过去毫无意义的事情时，他才觉得生活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他心里知道这样做对简玲不公平，可就像一个马上要渴死了的人一样，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

俯瞰那时候的自己，我忍不住微微笑了起来。充其量，他只是在自己骗自己，就像一些酒鬼，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只不过乞求当天好过一点，第二天醒来，仍然没办法回避生活的难题。

他加完班到“第八日”去时，戴欣和另外几个诗友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正准备开始朗诵诗歌。他知道戴欣因为婚姻的事情比较痛苦，但也挺喜欢她能借此重新拾起大学时代的诗艺，还发起了诗歌朗读活动。看到他进去，戴欣和其他人都很高兴，戴欣尖笑着叫他坐到她身边去。她斟了满满的三杯酒，要他为迟到自罚。那天晚上，他在“第八日”喝了不少酒，有可能是喝得最多，到家的时候，他虽然脚步有点儿不稳，但还记得跟小曼医生和坐在后排的戴欣挥手告别。我看他走到了楼上，都已经站在了他家的铁门前面，马上就要掏出钥匙开门了，可是突然间，他双手揪住胸前的衣服，用沙哑的声音对自己说：“你没有勇气，知而不能行，你的一生将要毫无意义地度过。”他喝多了，那几句话讲得就像是莎士比亚剧中醉汉的台词，听起来过于庄严，又带着一点滑稽，不过差点儿把我震撼到了却是事实。

这是他的痛点。那段时间，他讲的这几句话常常在他心里响起。后来，他索性不进门了，他扶着墙壁，在家门口的楼梯上坐下来。那幢楼总共是七层，他住在六楼，这么晚了，一般不会有邻居经过那里，不过，就是有人经过他可能也不会顾忌了，我觉得他有点儿想要挑衅什么的味道。

坐下来后，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点上。他家铁门门缝下黑漆漆的，没透出一丝光亮。他想起简玲，知道这时候她应该已经上床了，他又想起小煜，这个可怜的孩子，才上小学一年级作业就多得吓人，书包重得像装了铁块一样，可即使这样，他妈妈每个周末还要送他去参加好几种培优班和兴趣班。他想起为了应付素质教育检查，孩子的班主任按学校要求公开教孩子说假话的事情，每回碰到这种情况，小煜就纠结于萬一被抽到回答问题，他到底该不该说真话。他坐在家门口想着这些，心情黯然，觉得像小煜这样成长，长大以后完全可能又是一个痛苦的轮回。

抽过两支烟，他还是不想进到屋子里去。我看他脚步不稳地下楼走到了街上，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后来等了一辆载客摩托车，让它随便把他送到哪家小酒吧里去。在那家“火焰仓库”的角落里，他一边喝酒，一边在香烟盒锡纸背面写诗，前一段时间，某个旋律老是在他心头响起，那天晚上，他倒是把它们全都给呼唤了出来。

我飞越过这一幕幕场景。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大海，这海既有点儿像是瑶台岛上冬天所看到的阴晦的海面，细看却又绝对不是。从高空望下去，灰蓝色的海面虽然没有阳光，但却并没有让我产生压抑的感觉，辽阔无垠的海面似乎带着某种理性，淡泊，空旷，万籁俱寂，只有海浪在沉稳地不断冲刷着漫长的海岸线，在礁石和沙滩上溅起无数浪花，编织出一道道转瞬即逝的美丽的蕾丝，一切犹如天地初始，洪荒乍开的景象。

过去，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天堂和地狱，但现在我知道了，天堂真的存在。当然，这只是一种权宜的说法，我真正想要说的是，宇宙存在着世界所暂时不能理解的维度。

好吧，该走了，我已经逗留得太久了。我朝那个曾经生活过的世界最后望了一眼，就向更高的高空飞去，我飞得很快，一开始，我还看到一个太空飞行器在我附近，但只一瞬间，它就消失了，感觉中我的速度比它要快上几十倍，我睁着好奇的眼睛，体验着这段全新的，温暖、惬意、舒适的旅程。

周雷，2016年7月7日

我是罪人，虽然这世界并不美好，但我还是感觉自己对世界犯下了罪孽，不仅仅因为那个人死了，更多是因为我做出的决定，加上那天晚上事件突发时我的表现，都让我感觉自己胆小、怯懦和猥琐，让我看不起自己。

那段时间我肯定在走霉运，两个月前，我老婆跟一个卖油漆的跑了，后来，我母亲又因为心脏病发作在医院病床上躺着，等着我筹钱给她做瓣膜置换术。那天晚上，从医院回到永福巷的出租房时已经很晚了，我精疲力尽，但还得在走廊上给自己和薇薇做晚饭。饭快烧好时，薇薇才从万象城回来。永福巷就在万象城背后的城中村里，虽然距离只有两三百米，但万象城和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完全就是两个世界。薇薇在万象城里认识一个卖手机的女孩子，在这方面，她跟她妈妈有点儿像，她妈妈也是这样，碰到什么人就会和什么人变成朋友。可能是被我说了几句，薇薇那天晚上表现得很不好，吃饭时嘟着个嘴巴，又嫌空心菜太咸，她只扒拉了几口饭，就偷偷溜出去把饭倒在垃圾桶里，刚好被我看到了，那一刻我突然间失去了控制，把她拉过来用挂在门后的竹条狠狠地抽了好几下。

就是这几下竹条，我被摁上了“禽兽父亲”的名号。不知道是不是手机店的那个女孩子把薇薇被打的照片拍下来传到了网上，第二天傍晚，我从医院回家时，发现永福巷里气氛有些不对，一些我从没见过，穿得也不像住在我们这条破巷子里面的人正站在我住的那幢灰砖楼下说着什么。我在一个卖菜的小店门口停下来，一边拣菜，一边问站在门口的一个身穿蓝T 恤的男人那边出了什么事。那男人掏出手机，把薇薇被竹条抽伤的照片拿给我看。看到是薇薇，我吓了一跳，她确实被打狠了，大腿侧面一片青紫。帖子下面，还有一长串声讨我的文字，我简单扫了下那些描红加粗的地方，他们叫我“垃圾”和“人渣”，还有许多人声称要“人肉”我，让我这个“禽兽父亲”也吃吃苦头。“都市报的记者也来了，大家都在等那个该死的父亲回来。”那男人指着斜对面那幢砖楼说。我吓了一跳，原来他们是来找我的，而且已经打听到了我住的地方，就等着我回来自投罗网了。我压低头上的帽檐，含糊地点了点头，哪里还敢再继续买菜。把三个已经挑好了的西红柿拿给菜摊的老阿婆过秤后，我赶紧骑上破电驴，返身离开了永福巷。我可不想上什么报纸，也不想被这些浑身洋溢着正义感的人抓住。在我们乡下，惩罚孩子是常有的事，我已经去世了的父亲还曾经把我吊在门框上抽打过，我也没记他的仇。当然，我必须承认，这些天我心烦意乱，打薇薇时是下手太重了。

我并不是怕记者，我只是讨厌记者，他们永远搞不懂事情的真相，或者即使他们搞得懂，他们也不能从更根本的地方去分析事情的原因。就拿我老家常坑來说吧，那个小小的乡镇现在已经是全国知名，因为电信诈骗，它起码上过中央电视台三次，网络和报纸就更不用说了。在记者们笔下，常坑已经成了诈骗的代名词，它的知名度绝对超过了管辖我们乡的县和市，说起县名和市名，外地人可能不知道，但绝对不会有人不懂得常坑这个地方。因为记者们的报道，常坑从清朝时就会制造假银元，上世纪七十年代又用牛骨冒充虎骨在南方各地销售的事情也广为人知。那些记者不无夸张地写道，除原子弹以外，常坑没有什么东西制造不出来的。这些抹黑常坑的言论让我深受其害，在外面当油漆工，如果有业主要看身份证，只要看到常坑这两个字眼，他们通常都会流露出警惕的神色，好像我就是搞电信诈骗的一样，不用说，我的活也因此丢了不少。

常坑是有污点，但他们干吗不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再说了，即使那几年常坑的骗子越来越多，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骗子，起码我和我认识的一些人就不是。我们不仅不是，而且还会经常批评我们的亲戚，叫他们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记者们为什么就不写写这个呢？他们常常只是满足于道听途说，在常坑拍一大堆别墅和豪车的照片拿回去刊登就算完成工作任务了，看了那些不负责任的文章，我从心里替他们感到羞耻。

不过说实在话，随着村子里别墅豪宅越盖越多，价格昂贵的进口跑车越买越多，我们这些主张凭手艺和良心赚钱的人在村里就说不上话了。在大多数村民心目中，只有能赚钱的人才是有本事的人。赚钱是件天大的事，所有人的心窍都被钱给迷住了。那一年，我和老婆带薇薇从恭城回去过年，曾经当过常坑中心小学校长，算是我长辈中最有文化的四叔在一次一起喝酒时也对我说，“雷子，马不吃夜草不肥，你也要想想办法了。”四叔的意思我懂，可他的话还是让我吃惊。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四叔也喝多了，喝醉酒以后，四叔甚至断言如果我不改变方向，肯定会变成全村最穷的人家。

没过两年，四叔的断言就变成了现实。从永福巷落荒而逃后，我骑着破电驴走了很远，最后，我把电驴锁在位置偏僻的职业技术学校围墙边的树丛里，自己翻墙跳了进去。前几个月，我在这学校做过油漆，对里面的地形还记得很清楚。趁着将暗未暗的夜色，我在实验楼前的水池边冲洗了那三个本来准备买回家去的西红柿，又冲洗了头脸和胳膊，再套上衣服时，我觉得自己清爽了一些。正是暑假，校园里空无一人，学校里那个耳朵很重的老门房这会儿估计正在房间里面看电视，音量照例被他调到了最大。

我在三楼实验室宽大的实验桌上坐下来，隔着高大的木框窗玻璃，可以看见外面天空翻卷着形状奇异的云朵。这时候薇薇会在哪里？我想，那个卖手机的女孩子可能会给她弄一点吃的吧，就是没有，那些等在出租房外面准备要教训我的浑身都是正义感的人士估计也会给她买一盒快餐的。我希望薇薇这会儿已经在家里了，自从她妈妈跑掉以后，我就教她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她会自己睡觉的，这没有什么问题。

我啃掉那三个西红柿。那时候，真正让我烦恼的不是“禽兽父亲”这件事，而是钱的问题。我老婆跟那个开油漆店的男人私奔时，带走了一直由她保管的我打工十几年的积蓄，我母亲心脏病发作就与此有关。为了给母亲筹五万块钱手术费，我厚着脸皮打电话向几个有钱的亲戚借债。在电话里，我被他们狠狠地嘲笑了一番，“你不是讲良心吗？怎么老婆跟人跑了？良心能不能拿出来当钱用？”他们说这样的话，相当于是叫我把他们吐在地上的绿痰舔下去，可为了给母亲治病，我克制着自己。打了十来个电话，我总算借到了四万八千块钱，还差两千块就够五万了。

那天晚上，我又饿又累，在实验室的桌子上睡着了。睁开眼睛时，外面一片漆黑，只有靠墙柜子里那些动物标本的眼睛发出一点点诡异的光，在寂静中，我终于做出了那个现在让我无比后悔的决定。

他是我那天晚上选定地方后遇到的第二个人，在那黑暗的河道边，他之前还有一个女学生经过，女学生身上可能没有什么钱，最主要的是她让我想起了薇薇，所以我没有下手。看到他远远地走过来，我想，这次一定要下手，已经等了这么久，再不下手也许就没有机会了。

他一副喝多了的样子，走路歪歪扭扭，不过好像还辨认得出方向。我从仓库围墙的阴影中跃出，在背后用左手臂锁住了他的喉咙，右手握着刮刀在他面前晃了一下。

“把钱包拿出来。”我对他喝道。

他身上酒味很大。不过虽然喝得不少，但他仍然明白我要做什么。他好像并不害怕，也没有大声嚷嚷，几乎是慢条斯理地把钱包从裤袋里掏出来，举到我面前。我把刮刀插回到腰间，右手接过钱包，左手臂上的力度也减轻了一些。

钱包里的钱并不多，除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纸币外，大张的钞票只有八九张，我正想着要不要把所有的钱全都拿走，他突然间打了个酒嗝，问了句让我惊讶的话：“你干吗要抢劫？”这话让我觉得我们好像不是一个正在抢劫，另一个正在被抢，而是在喝着小酒谈心一样。我吓了一跳，手臂猛地加大力量，又把他的喉咙给扼住了，他后面想要说的话也就此打住，没有再说出来。

“干吗要抢劫？还不是因为要钱给我老母亲看病。”我贴着他的耳朵诚实地回答他。

他好像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极为困难地点了下头，“你比我要勇敢……”他在我的控制下挣扎着说出了这么几个字。被抢的人居然还会赞扬抢劫犯？尽管他这句话在我听起来更像是讽刺，但我还是因此对他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好感，我从钱包里拿了八张百元钞，其余的东西一点都没动，就把钱包放回到他裤兜里面。

“你走吧。记住，不准报警。”我放开他，同时自己朝着另一个方向狂奔。我估计他根本就不可能追上我，在拐进早就观察好了的巷子之前，我回过头去望了下，他仍然像碰到我之前那样歪歪斜斜地走着，但就在我要转过头去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竟突然掉下了河道。

那一瞬间，我的确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回去把他拉上来？我记得自己好像还往回走了几步。但就在那时候，河边的路上响起了摩托车的声音，我还能看到朝这边射过来的车灯光。我停住脚步，想起我观察地形时看到那河道干巴巴的，似乎并没有水。意识到去拉他上来风险太大了，我回过头去，消失在黑暗的巷子中。

我母亲做过瓣膜置换术的第二天，我才在网络上看到新西河里有人溺亡的事情。本来，我是想要看看是否有关于“禽兽父亲”的报道的，没想到却看到了这条新闻。看到事件发生的地段后，我马上明白这事情與我有关。我当时就傻了。我不知道那条河与海相通，海水涨潮的时候它也会跟着涨潮，不然，无论如何我都会回过头去把他拉起来。

虽然他不是我推下去的，但我总觉得他的死与我关系重大。“你比我要勇敢……”他那句既像是醉酒又像是讽刺的话老是在我耳边回响。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报道上说那人是市政府的公务员，一连好多天，我一直惴惴不安，感觉警察随时都会出现在我面前。也许是我没有把所有的钱都拿走这个小细节救了我，一个多月过去了，始终没有人把他的死跟我，跟一次抢劫联系在一起。

三年过去了。这三年我过得很艰难，时间也好像特别缓慢。其中最让我难过的是，母亲的心脏手术虽然做成功了，但却不幸地死于一场车祸。一天傍晚，她好好地走在路上，一辆失控的宝马车却撞倒隔离护栏，冲上人行道，把她从后面给压倒了。

我换了个住的地方，带着薇薇，怀着孤独感和无法对他人言说的罪恶感在这个世界上苟活着。那事情现在除了他的亲人，肯定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得一干二净，但在我心里，它却变得越来越沉重。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面想，穷不能是我痛打薇薇和那天晚上去抢钱的理由，如果不是我一时头脑发昏，不是我的卑鄙和怯懦，那个人可能就不会死，我母亲可能也不会死。

我终于下决心要到河边来。这里的仓库和街巷已经全都被拆掉了，范围很大的铁皮围挡里，十几座楼房正拔地而起。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只知道他姓邱，我给他带了点酒菜，还想给他烧一摞纸钱和纸元宝。

夜深人静，我蹲在河边，望着在黑魆魆水面上跃动的火的倒影。河道里的水已经涨满了，在火光映衬下，本来有些灰暗的河水此刻显得油黑发亮。河水荡漾着，掩盖了河道里的一切，可是我明白，随着潮水消退，该显露出来的东西最终还是会显露出来。

责任编辑：姚陌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