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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研究

2020-06-29刁莉朝政庞艾玲

财经问题研究 2020年6期
关键词:农产品贸易

刁莉 朝政 庞艾玲

摘 要:本文采用2002—2017 年8个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贸易的面板数据,利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了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的出口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影响出口贸易额和出口效率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有一直提升的趋势,但总体上出口效率较低;中国以及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对农产品出口贸易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则与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及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提升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本文的研究在 “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贸易;出口效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6-0106-07

一、引 言

本文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是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公司(MSCI)新兴市场指数列出的21个国家(地区)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列出的25个国家(地区)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其中,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8个国家。就具体出口贸易而言,2002—2017年,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额总体呈现波动增长的趋势。2002年,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额仅为36.8940亿美元,到了2017年,农产品出口额增长了近五倍,达到了156.248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0.71%。但在2017年,农产品出口较2016年有明显下滑,这显然与当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有密切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每年出口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额约占当年农产品出口总额的20%,且自2010年以来从未跌落到20%以下。

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呈现明显的地域性差异。2002—2007年,韩国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输出地,占所有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总额的50%以上,但这个数值在2007—2013年不断下降,2013年以后趋于稳定,基本维持在30%左右。2015—2017年,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集中在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2017年中国对这5个国家农产品出口额占所有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92.09%。其中,增长最明显的是泰国,从3.89%增长至19.63%,菲律宾也从5.45%增長至12.87%,而马来西亚基本维持在15%左右,印度尼西亚在12%左右波动,而新加坡和印度的占比一直维持着较低的水平,总计最高仅为9.89%。

近年来,中国出口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的整体结构相对稳定,主要集中在第二类与第四类农产品上。其中,农产品种类的划分是按照国家贸易标准进行的,第一类为活动物和动物产品;第二类为植物产品;第三类为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致的食用油脂等;第四类为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等。根据统计,2002—2008年,在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出口的所有农产品中,植物产品达到了40%以上,甚至在2003年时达到顶峰的58.22%, 2012年以后占比基本围绕着40%这个水平线上下波动,波动幅度不超过2.60%。而第四类农产品在这16年间增长明显,由22.39%增长至37.14%。第一类农产品占比变动不大,基本维持在22%左右。而第三类农产品在2002—2017年基本上低于1%。由此可见,中国在出口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种类上存在结构性差异。

坚持对外开放,实现贸易从“赶超型、低层次”发展到“高质量、高水平”开放是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驱动下的必然要求。朱晶等[1]认为,农产品贸易在调整余缺、保障粮食供应、体现比较优势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自2004年开始,中国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净进口增长的趋势,农产品贸易失去了其增加外汇收入、保持经济稳定、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面对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就业压力增大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诸多不利状况,程国强[2]认为,中国农业出口政策正在经历从 “产量导向型”向“竞争力导向型”过渡,因而我们不仅要从量上扩大出口,更要提高农产品出口的效率。因此,定量测算农产品出口效率及出口潜力具有现实意义,学界对此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二、文献述评

(一)关于贸易效率测算的研究综述

对于贸易效率及潜力的测算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已相当丰富。各相关文献资料虽在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引力模型建立方面略有不同,但得出结论较为一致。在测算贸易效率及潜力所采用的引力模型方面,刘青峰和姜书竹[3]构建了传统引力模型,利用两国间的双边贸易数据计算了所有样本成员国贸易额的理论预测值。而耿晔强[4]则采用了拓展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潜力进行测量。Wilson等[5]将回归得到的方程中低程度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至平均水平,从而获得改善后的贸易增加值,进而估算出贸易潜力。现研究贸易效率的文献多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是在传统引力模型基础上发展而来,Meeusen和Julin[6]最先提出随机前沿分析方法,随后Helpman[7]从结构性角度出发,Deardorff[8]从H-O理论角度出发,Anaerson和Van Wincoop[9]从多边贸易阻力角度出发,都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进行了推导。边文龙和王向楠[10]对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模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比较了在不同假设情况下SFA 模型的适用性。贺书锋等[11]采用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算出了中国对69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在所得的结论方面,Surender和Prerna [12]认为,印度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提高进出口效率。程云洁和董程慧[13]认为,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和越南贸易潜力较大。王领和陈珊[14]认为,中国与孟加拉国、印度和缅甸的贸易效率总体偏低,并随着时间推移呈现下降趋势,影响贸易效率的因素为区域一体化、进口及海上运输便利性等因素,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和缅甸区域的贸易潜力巨大,尤其是中国与印度之间。张欣等[15]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文化贸易效率整体较高、存在一定贸易潜力。总结来看,整体上中国出口贸易效率不高,传统因素如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等影响中国产品出口效率,货币自由、金融自由、边界因素和贸易依存度等制度性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国出口效率产生影响。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检验

为保障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有效性,在回归之前,对模型的设定予以假设检验。

1.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最大似然比LR统计量(LR=-2ln(H0)-ln(H1))能检验模型是否显著地适应某个既定的数据集合。先设定零假设H0:γ=μ=η=0,然后基于约束和无约束两种情况下的对数似然值(Log Likelihood Ratio)分别计算LR统计量,并与1%显著性水平下的卡方分布临界值进行对比,以判断是否接受零假设。γ的计算公式为:

γ=δ2u/(δ2u+δ2ν)(8)

其中,0≤γ≤1。若γ趋近于0,说明随机性因素影响了实际贸易和贸易前沿的差额;若γ=0,则可以直接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若γ趋近于1,则说明非效率因素影响了实际贸易与贸易前沿的差额。

2.模型的时变性检验

判断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是否具有时变性的依据在于η的取值。若η=0,则接受零假设,即该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不具有时变性;反之,则具有时变性。通过适用性检验发现,γ=μ=η=0时,LR统计量大于1%的临界值16.731;η=0时,LR统计量为3.179,大于1%的临界值2.457,因而均拒绝原假定,证明存在贸易非效率项,且贸易非效率具有时变性。因而本文建立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二)回归结果分析

1.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γ为0.9398,趋近于1,证明真实贸易额与贸易前沿存在差距。同时可以发现,μ和η都显著不为0,再次验证了非效率项的存在,说明贸易非效率项具有时变性。lnPGDPit和lnGDPjt分别在10%和5%的显著下系数为正,证明两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出口额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额将提升0.7153%,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各国人均GDP每增长1%,其出口额将提升0.0825%。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消费水平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出口额的拉动作用更大。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及消费能力越高,人们对于食物等农产品需求层次越高,有更多选择消费其他产品的能力,因而中国将更多农产品出口国外。中国和进口国人口数量lnPOPjt系数为正,说明人口数量的增加有利于贸易规模的扩大。进口国人口每增加1%,中国向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额将增加0.7469%,而中国人口增加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额影响不显著,说明这些进口国人口的扩大更有助于提升中国对其贸易出口额。关于前者,进口国人口增加必然增加其对农产品的需求;对于后者,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一方面,中国人口增加将促进农产品产量增加;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加将提升对农产品的消费能力,因此,将减少农产品对外出口。中国人口增加对农产品出口额的影响究竟是正是负取决于两股力量的比较,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发现,人口增加所带来的产出增加作用大于由此带来的消费作用。国家距离Dij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两国距离加大阻碍了农产品贸易。这是因为两国距离越远意味着其运输成本就越高、需要的运输技术越高,且农产品具有易腐烂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双边贸易。

2.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分析

根据式(3)测算出的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而拓展空间=(出口潜力额/实际出口额-1)×100%),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首先,2002—2017年,实际出口额明显低于其潜在出口额。主要体现为2002—2010年,两者之间差距虽有所扩大,但总体来看差距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且增幅很小,但2011—2017年情况发生了改变,实际出口额与潜在出口额差距逐年拉大,差距增幅明显变大。其次,2002—2017年平均农产品出口效率仅为15.79%,说明现阶段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效率较低;2002—2014年出口效率处于波动上升阶段,但在2015年前后则出现了明显的拐点,这可能与中美贸易摩擦有关。

图1给出了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的变动趋势。

由图1可知,从单个国家的数据来看,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的排序由高到底为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且各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中,新加坡稳定在30%以上,最高时达到了35%;马来西亚基本稳定在23%—30%之间,是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中贸易效率浮动最大的国家;韩国虽然是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额最多的国家,但在出口效率上却只能排在中游,其出口效率值与泰国较为相近,稳定在17%—22%之间;泰国出口效率值略低于韩国,稳定在15%—19%之间;中国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亞和印度三国农产品出口效率则非常低,基本上位于5%的水平线之下。由此可知,中国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农产品出口贸易制约较多,贸易壁垒比较大,尤其是印度,出口效率和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均为其他6个国家中最低,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出口低效率必然会对双方贸易额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

3.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非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式(7)进一步探讨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非效率影响因素,其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汇率对非效率项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0002,说明人民币汇率每上升1%,出口额降低0.0002%。从系数上来看,汇率对非技术效率的影响较小,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波动对双方农产品贸易相对价格影响较小,进而不会对中国向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具有较强的促减作用。中国与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依存度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负,说明非效率项与贸易依存度负相关,中国贸易依存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出口效率下降0.1575个百分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贸易依存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出口的贸易效率下降1.9043个百分点。说明降低贸易依存度有利于提升贸易效率,在中国贸易依存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的条件下,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将进一步提升贸易效率。中国与进口国是否在t期签订自贸区协定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非效率项与自贸区协定负相关,因而两国之间签订自贸区协定有利于减少贸易阻碍、降低贸易成本,进而提高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2002—2017年中国与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在对中国农产品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效率及潜力测算的基础上,对非效率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从中国农产品出口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状况来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出口量增长迅速,但在2015年又显示出减少的趋势,并且中国出口到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在2010年以来一直占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农产品的出口规模也逐渐趋于稳定。其次,中国与进口国的人均GDP、进口国的人口规模对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有明显的促加作用,而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对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具有促减作用。再次,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在16年间有小幅的上升, 但在2015年前后有下降的趋势,且出口效率较低,同时各国农产品出口效率存在显著差异。最后,贸易依存度和自贸区协定是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效率的两个促进因素。

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提升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增加农产品深加工程度。中国对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出口大部分集中在第二类和第四类农产品,这就要求调整农产品的出口结构,增加农产品出口的种类。中国应该在现有的优惠政策上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和帮扶,提升农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降低农产品的出口成本、增加农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竞争优势。其次,加强交通运输建设与合作,减小因为地理间隔较远带来的贸易壁垒。应抓住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契机,合理利用国家政策和资金帮扶,加强中国与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从整体上保证双边农产品贸易通畅,从而提升运输效率。再次,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带动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实现经济平稳有序可持续发展。最后,积极推进中国农产品面向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电子商务跨境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农产品贸易模式,中国应建立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正面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跨境发展,实现中国与亚洲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电子商务的无缝对接。另外,注重对韩国市场的拓展,提高对韩国市场的关注度。韩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地之一,2019年4月,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第四轮协商在北京顺利举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有效推进预示着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中国农产品出口韩国将更加便利。但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也会不可避免地设置各种隐性关税壁垒,因此,中国在抓住这一机遇的同时,也应建立健全技术性壁垒预警机制,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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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艳)

收稿日期:2020-02-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与家庭农场研究”(18JJD790012)

作者简介:刁 莉(197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经济史和国别地区经济研究。E-mail:fxyd3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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