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决策因素、结果不平等厌恶与风险偏好分别引入辖区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居民与政府效用函数的构建，通过供需双侧以绩效变量为核心的效用最大化条件求解及综合分析，获得辖区公共品有效供给的一般均衡条件，以及模型中有限理性决策因素与均衡绩效水平之间的假设关系。采用2008—2017年中国31个省级辖区的面板数据，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七大类主要辖区公共服务的模型假设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坚持减税降费为主要导向的财税改革、绩效奖惩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与跨期预算平衡机制相结合的绩效管理创新、公开透明的绩效合约以及积极开放的人力资源政策是辖区公共品有效供给水平不断提升的关键。

关键词：不平等厌恶;风险偏好;辖区公共品;有效供给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6-0088-10

一、引 言

运用边际效用分析法将公共支出与消费者评价联系起来，是现代公共产品理论的重要特征，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推导出的萨缪尔森公共品有效提供条件也正是基于这一分析思路。然而，萨缪尔森条件只是系统阐述了公共品最优供给的均衡方式，并未进一步构建出实现这一均衡条件的具体路径，也未回答如何辨析辖区政府与居民之间仅在公共品消费中的局部均衡问题，这就使得公共品有效供给研究的微观基础亟待完善。现实中，依据公共品的受益范围、外溢性以及激励相容等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原则，地方政府负有大多数公共品的供给责任，而如何实现充分满足辖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的有效供给则是地方政府及其各个公共部门所应有和不懈追求的职责体现。

总结相关文献不难发现，辖区公共品有效供给研究大体可归集为以下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辖区公共品供需双方满意程度的度量依据与标准的选择;二是在明确第一个问题的前提下，如何分析辖区公共品供需两端的局部均衡及其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综合探讨一般均衡以及实现的最优条件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目前，对于辖区居民公共品供需的度量依据主要有三类标准：一是Borcherding 和 Deacon[1]以具体公共品的地区需求总量、人均需求量，以及财政投入总量、人均投入量等数量水平为标准;二是Brueckner[2]提出基于辖区居民公共需求偏好与政府供给偏好的效用水平对地区公共品的需求满足程度予以度量;三是Woodruff 和 Gardial[3]从辖区公共支出绩效与居民公共品绩效诉求的角度衡量地区公共服务的效果。事实上，数量标准更多是从供给决定需求的角度衡量地区公共服务效果，供给方产出水平的高低成为测度的主要依据，而效用标准则更加注重公共品需求方主观意愿的估计，并往往结合数量标准，从需求偏好的满足程度上判断供给效果。可见，数量标准的需求考量不足，产出水平的简单被动评价也未能全面反映出辖区公共品的供给效果，而效用标准虽然意识到了单纯数量标准的不足，但由于其更加关注对辖区公共品供需主体主观偏好的探寻与表达，使其在公共服务效果的客观说明上又显得不够有力。因此，绩效标准的出现恰恰弥补了以上两种标准的缺陷，其既体现出了需求方对公共支出结果的本质要求，也反映出了现实中供给方财政投入与管理的真实水准。因此，以绩效为载体将辖区公共品供需双方的偏好与诉求统一在一个标准下展开分析，不分从属，可以为辖区公共品的均衡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平台。

同时，行为与实验研究针对传统经济学中个体理性决策行为假说进行了诸多修正与改进，个体有限理性假设，甚至非理性决策对经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冲击越来越大，以至于2015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主题选定为《思维、社会与行为》，强调从心理和社会角度评判公共政策。辖区公共品有效供给研究同样受到了这种研究范式的启发，在需求侧的分析中，传统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品的最优供给实际上取决于中间投票人对公共品的需求，而Kahneman和Tversky[4]、Oliveira[5]基于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辖区居民公共品需求的异质性细分，进一步将不同个体或群体的社会、风险、时间等偏好差异因素考虑其中，使得研究更为贴近现实。在供给侧的分析中，不同于政府以最大化某种社会福利函数为目标的假设，马蔡琛等[6]将以累积前景理论为代表的心理预期模型逐渐引入政府公共品供给的偏好与行为分析中，极大地拓展了我国政府预算行为研究的视野。因此，本文以公共支出结果绩效为核心载体，将体现辖区公共品供需双侧主体行为特征的效用模型相连接，进而通过对辖区公共品有效供给一般均衡条件的求解及实证研究，得出不平等厌恶、风险偏好等有限理性因素对最优绩效的影响结论。

二、辖区公共品供需效用函数的构建与绩效最优化条件

文中辖区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是连接辖区居民公共品供需效用函数的核心变量，其具体含义被界定为辖区公共服务投入的最终效果或产出比，突出强调结果导向，而非单纯的消费或供给数量。理论模型构建的基本思路可表述为：首先，辖区居民公共品需求效用函数有其自身的优化过程，具体表现为构建起以公共服务绩效水平与私人资本收益为代表的需求偏好模型，并重点将不平等厌恶模型（FS-ERC）所体现出的社会偏好引入辖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效用函数的构建，以此综合反映居民在辖区公共品消费中有限理性决策对需求效用的影响;其次，辖区公共品供给效用函数同样也有其自身的优化过程，具体表现为基于累计前景理论及其模型构建起的辖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用函数，将以公共支出绩效为核心的预算管理等制度因素融入辖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风险偏好表達，使得供给侧的最优效用求解更具现实意义;最后，将供需双方各自优化结果的相互匹配作为辖区公共品最优绩效的均衡条件，从而得到最优绩效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假设关系。

（一）辖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效用函数构建及最优条件求解

本文沿用龚锋和卢洪友[7]、陆超云和冯海波[8]在构建公共支出需求函数时的思路并以公共服务绩效水平的引入加以调整。以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为基础，定义辖区居民从公共服务中获取的效用水平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来自私人产品的机会效用水平，本文假设私人产品效用主要受到私人资本收益K（如储蓄、投资等）和消费C的影响;二是公共服务本身所能达到的绩效水平r和辖区居民收入水平Y的情况。为了突出研究主题，简化模型，本文仅以私人资本收益K代表私人品效用。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探讨居民公共品效用函数模型构建不同，本文考虑到辖区公共服务消费者在居民收入水平差异上的有限理性行为，也会影响居民的辖区公共品需求效用水平，于是将不平等厌恶模型效用函数引入其中。因此，定义辖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效用函数如下：

F（K，Y，ΔY，t）=∫t0K1-αY1-δ（1-α）（1-δ）×ΔY1+1+×e-φtdt（1）

式（1）定义辖区居民收入水平Y与公共服务绩效水平r之间呈线性关系Y=a+bNθr，Nθ反映了辖区内人口因素（N）对个人可得公共服务的拥挤效用。α与δ分别识别了居民在私人资本效用与公共服务效用上的偏好异质性。同时，ΔY=Y-ym，ym为辖区中位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ΔY反映了辖区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偏差，即不平等感受。设定为不平等感受ΔY对公共服务绩效水平r的供给弹性的倒数，则体现了ΔY对r的反应程度，值越小，ΔY的变化也就越大，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平等感受就越强烈，因此，可将定义为综合不平等厌恶系数（即涵盖了劣势不平等与优势不平等），t为时间。

根据以上辖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效用函数的定义以及最优控制理论可知，式（2）中r为控制变量，并同时与两个状态变量K与ΔT存在联系，其对应的约束条件可分别表述为：

K′=f（K，r）-C-T（2）

ΔY′=Y-ym （3）

其中，K（0）=K0，K（t）≥0;ΔY（0）=A，ΔY（t）自由。由定义现值Hamilton函数求解得到辖区居民公共品需求效用最优化条件：

K=ωr1-α1-δ（4）

Y-ym=（5）

其中，ω=f′r/f′k，即公共服务绩效r相对于私人资本收益K的弹性。

（二）辖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用函数构建及最优条件求解

本文依据Tversky和Kahneman[9]的累积前景模型（CPT），引入基于公共支出绩效结果的政府预算制度因素，构建了辖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用函数，以此刻画辖区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面对不同预算执行绩效结果时的风险偏好因素的客观选择。显然，累积前景理论的中国实践并不缺少假设前提，首先，马蔡琛和赵灿[10]认为，在我国政府预算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的大环境下，提供具体公共服务的辖区公共部门始终面临着预算遵从、执行偏差、周期调整、绩效预期等情况的风险偏好选择，其预算行为综合反映了公共服务供需各方的利益冲突;其次，由于公共属性的趋同，假设辖区内不同公共部门具有相似的风险偏好，并将辖区公共部门的供给行为作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用函数构建的切入点更为现实可行。

累计前景理论（CPT）模型的效用函数如下：

V（f）=∑SymboleB@i=-mπiv（xi）（6）

其中，v（xi）为价值函数，πi为概率函数[11]，可分别表示为：

v（x）=xσx≥0

-λ（-x）μx≤0（7）

π（p）=exp[-（-lnp）υ]（8）

其中，σ，μ为风险厌恶程度，λ为损失厌恶系数，υ反映了权重函数曲线的凸凹情况。

在价值函数v（x）方面，将式（7）价值函数的自变量x定义为辖区公共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其所实现的不同绩效水平可能面临的奖励或惩罚，同时，定义Δr为实际供给绩效与需求绩效水平之间的差距。那么，可以假设x与Δr之间存在S型曲线的函数关系，以此将公共服务供给绩效通过价值函数引入基于累积前景模型构建的辖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函数，具体函数形式如下：

X=21+eΔr-a-1（9）

其中，x∈（-1，21+e-a），x有上界无下界，Δr∈（0，+SymboleB@），Δr有下界无上界。a=rt-1为前一期绩效水平，当Δr=a时，x=0为奖惩分界点。x与Δr之间的函数图像及特征如图1所示。

图1 x与Δr之间的函数关系图像

从图1中可以看出，x所代表的绩效奖惩的各自力度将随着Δr的减小或增大而逐渐加强，同时，存在着奖励的最大值与惩罚的极限值，函数曲线也反映出奖惩力度存在各自的拐点，而基于累积前景理论，此价值函数存在两个参照点：一是Δr=0时的供给绩效所对应的最大奖励力度;二是Δr=a=Δrt-1时的奖惩分界点。这说明，一方面，公共部门所提供公共服务取得的绩效水平对应的奖惩力度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越是显著的绩效提升或绩效下降所面对的奖惩力度也就越大，反而则不明显。

在概率函数π（p）方面，根据价值函数的模型描述，可以依据参照点将公共部门实现不同供给绩效水平时的奖惩情况、决策权重及其决策过程阐释如图2所示。

图2 政府部门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实现的行为决策过程

其中，p′为实现均衡绩效，即供给绩效与需求绩效相等时的概率值，p″为供给绩效与需求绩效不等，但差距缩小时的概率值。21+eΔr-a为不同绩效水平下公共部门的奖惩力度。

根据模型假设不难发现，无论是从价值函数还是概率函数的角度，公共部门想要实现奖励（收益）最大化的唯一条件为供给绩效完全满足需求绩效，即二者之间差距为0。然而，有理由假设现实中满足这一条件的概率是相对较小的，或者说这很可能是统计意义上的一个小概率事件。进一步而言，如果这一假设成立，根据累积前景理论，人们往往高估小概率事件而低估大概率事件，概率（权重）函数曲线将呈反轉的S型，即υ<1。

综合模型中价值函数与概率函数的取值特征可知，当Δr=0，p=p′时，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用实现最大化，此时的供给效用最大值为：

V（f）=（21+e-a-1）σ×exp[-（-lnp′）υ]（10）

三、辖区公共品有效供给的一般均衡条件及模型假设

基于Brueckner[2]、Holzer和 Kathryn[12]与Iars[13]在公共部门效率研究中所普遍采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从本文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的角度看，以供给绩效为核心的辖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用，应以满足需求绩效为核心的辖区居民公共需求效用为最终目标，只有基于供需绩效导向的供需效用水平相一致，才能得出辖区公共品有效供给的一般均衡表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因此，根据上述模型构建及其最优化求解的结论，定义辖区公共服务的居民需求绩效与政府供给绩效各自取最优值时，居民需求效用水平与政府供给效用水平相等。

Fm（K，Y，ΔY，t）=Vm（f）（11）

此时，将式（4）与式（5）带入式（1）中，并对时间t展开积分求解，其结果即为Fm，同时，以式（10）代表Vm（f），并对等式两边取对数，整理可得：

lnr=σln（21+e-a-1）-（-lnp′）υ+ln（1-α）（1-δ）-ln（1+）（1-α）ln1-α1-δ+lnω+（1-δ）blnNθ（12）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了便于之后的实证研究可将式（12）中居民公共品与私人品的偏好系数进行简化处理，即若定义1-δ为，则1-α为1-。至此，对式（12）的表达式进行综合分析不难发现，辖区公共服务供需效用均衡时的绩效水平受到来自前期绩效水平a=rt-1、风险偏好的概率权重p′、居民公共服务消费偏好、不平等厌恶系数、公共服务绩效相对于私人资本收益的弹性ω、以及人口因素N的影响。其中，代表辖区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效用函数中的核心变量，rt-1、p′则反映的是辖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用函数中的主要变量。因此，依据各核心因素所在式（12）中分子分母的位置、符号以及间接关系式，可以对模型进行如下假设：

四、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了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七大类地方政府主要的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展开实证研究，基于上文数理模型的推导结论，确定因变量r的获取方法，并依据变量的理论含义与实证需要确定自变量的取值。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辖区各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共支出同为一个预算盘子，彼此之间的预算增减与绩效变化很可能存在相互影响，这种情况下，仅使用单方程估计略显不足，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似不相关回归方法（SUR）对基础教育等七类辖区公共服务最优绩效方程进行总体估计，并同时采用加权二阶段最小二乘法（W2SLS）对各领域的最优绩效方程进行单方程估计，从而增强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式（12）在剔除掉了同时以相同符号出现在分子与分母中的变量，并将一系列非核心变量设定为外生变量后，整理得到了本文实证结构模型的随机结构方程：

lnrjit=Cj+c1lnf（rjit-1）+c2lnf（p′jit）+c3lnf（jit）+εjit（13）

其中，j代表各不同方面的辖区公共服务最优绩效方程，i代表横截面样本，t代表时间序列，j=1，......7;i=1，......31;t=1，......7，ε为随机扰动项，rjit即为第j个方程第i个样本第t期的最优绩效水平。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首先，以结果为导向采用主成分及因子分析法确定因变量r的取值。每个公共服务领域的绩效评价都存在众多的考核指标，以什么样的标准选择这些指标并对其进行筛选整合直接决定了因变量r的取值质量。本文在七大领域的绩效指标选取中突出以下原则：一是强调结果导向;二是尽量全面反映绩效状态;三是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具有可比性;四是绩效信息具有可持续性;五是将辖区定义为省级政府。具体指标包括：基础教育方面采用了入学率、升学率等15项指标;公共卫生方面包括儿童健康系统管理率、传染病发病率与死亡率等16项指标;社会治安方面选用刑事犯罪率等12项指标;社会保障方面包括城镇/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公共就业服务成效等17项指标;环境保护方面包括单位能耗水平、空气质量达标率等16项指标;行政管理方面包括政府财政资金无效使用率等8项指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包括用水与燃气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等15项指标。

由于反映七大公共服务领域绩效的各自指标均较多，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根据Bartlett球形检验和KMO值可知，Bartlett观测值的P值为0或接近为0，KMO值普遍在0.700—0.800之间，说明各领域绩效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较高，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如表2所示，经过主成分及因子分析后，各领域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平均超过70%，说明各领域的公共因子包含了原始绩效指标变量的足够信息，进一步利用原始绩效指标变量及其相关系数矩阵求得各领域每个公共因子的因子得分，并以每个公共因子方差占同一领域公共因子累计方差的比例作为权重得到综合因子得分，以此作为因变量的取值（每个领域的综合绩效因子得分）。

依据式（13）及表1，实证分析中所涉及核心内生变量共3个。其中，rt-1取值为研究期的滞后一期数据。p′被定义为统计意义上的小概率，即0

本文数据来源以2008—201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为主，还包括《中国法律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审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等，以及相关工作报告和政策文件，数据形式为面板数据。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式（13）中的各自变量是否对因变量r具有显著的客观影响需要经过内生性检验予以证实，并观察检验结果是否符合结构方程的识别条件，从而采用结构方程形式对模型进行估计。

1.内生性检验与结构方程识别

结合面板数据的特征，使用Hausman内生性检验，从结构方程总体及各自变量角度考察内生性问题。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结构方程总体内生性检验方面，除了行政管理领域没能通过检验外，其他六个领域均证明了变量内生关系的显著性。从单个自变量的角度来看，式（13）中的核心内生变量除了在个别方程中未表现出显著的内生性，但在绝大多数领域均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同时，不难发现，结构方程中每个方程所包含的具有显著内生性的自变量不完全相同，且所选取的自变量至少在两个方程中显著。因此，采用结构方程形式展开实证研究是可行的。

2.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4为辖区七大公共服务领域绩效结构方程似不相关（SUR）估计结果。为了更加全面地说明问题，实证过程中加入了每个领域的单方程估计结果，以此进一步佐证结构方程的估计结论。

第一，多数领域的实证结果证实了f（rt-1）与r正相关，rt-1与r负相关的原假设。这说明，辖区公共服务最优绩效水平的变化具有时间纵向的脆弱性，即辖区公共服务前期最优绩效水平的提升很可能对当期绩效目标的实现产生一定压力，要实现短期内绩效水平的不断突破难度较大，甚至会因为当期相关资源难以保证持续高水平投入，而導致绩效水平较前期有所回落。同时，绩效水平的下降具有刚性约束，即与期望绩效水平不断上升相比，人们更无法忍受绩效水平的下降。于是，前期绩效若出现下降趋势，那么当期绩效水平的止跌反弹将是大势所趋。显然，辖区公共服务最优绩效水平的跨期变化近似于一种进退反复、螺旋式上升的演进过程，而不仅仅局限于短期内的绩效变化评判辖区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水平，制定与预算制度改革相适应的中长期绩效规划将更为科学的引导地方财政公共资金使用绩效的提升。

第二，除基础教育外的其他领域均证实了f（p′）与r负相关，p′与r正相关的原假设。根据累积前景理论，文中模型概率函数的p′值越大，1-p′越小，但其中，由于p′代表供需绩效平衡时奖励的概率值，其可能性越大，也说明了代表绩效改善的p″同样具有这样的趋势，而绩效恶化的概率值1-p″则相对越低。同时，从价值函数角度看，相对于绩效提升所能得到的奖励，辖区公共部门更不愿意接受绩效下降所面临的惩罚，而为了平衡这种心理感受，奖励的程度可能需要平均高出惩罚的1.5—2.5倍[14]，因此，公共部门往往会采取规避风险的策略从而寻求绩效的稳定与适度增长。近年来，随着我国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性奖惩措施的不断完善与力度增强，辖区各公共部门，一方面，期望通过公共服务绩效水平的不断提升，逐步缩小与最优绩效水平这一参照点之间的差距，从而能够获得更多部门利益（如绩效奖励）;另一方面，也在不断评估当期绩效水平与前期绩效水平（另一参照点）之间的可能变化，从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做出追求绩效奖励还是规避绩效惩罚风险的部门决策。显然，辖区相关公共部门在实现绩效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矛盾心态，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从而有效激励相关公共部门主动推进辖区各项公共服务绩效的改善，消除其风险顾虑，将是未来政策制定与制度改革所应重点考虑的。

第三，模型中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领域的实证结论均否定了f（）与r正相关，与r负相关的原假设。随着代表的居民收入不平等厌恶程度的加剧，事实上推动了辖区诸多公共服务绩效水平的改善。在优势不平等方面，人们越来越看重优质的公共服务为社会稳定与文明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现有的各项公共服务绩效应尽可能提升到与其中高收入水平相适应的程度，而且随着辖区人群中优势不平等程度的加大，辖区优势不平等一方对公共服务绩效提升的心理倾向越明显，这主要体现在各种围绕公共服务提供的慈善、互惠、亲社会合作行为的大量出现。在劣势不平等方面，人们则更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应至少保证其绩效水平满足社会基本生活需要，而不是对应其低收入水平。不难想象，当辖区人群中劣势不平等程度加剧时，公共服务绩效改善的呼声也将越发强烈，出于社会稳定与长远发展的需要，辖区政府会将更多资源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当前，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以减轻税费负担、扶贫攻坚为主要导向的财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出低收入水平这一参照点的辖区居民比例将越来越大，程度也将越来越高，这使得辖区人群中的优势不平等将逐渐占据不平等厌恶的主导地位，从而形成以优势不平等厌恶为主要类型的辖区公共服务绩效提升机制。

第四，外生变量中，基础教育等多个领域的与r显著正相关。显然，辖区居民在私人资本累积与公共服务收益之间越倾向于后者，也就意味着越愿为相应的公共服务合作承担供给成本，从而对于辖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要求也就越高，辖区政府的保障程度也将或主动或被动得不断提升。当然，这种偏好的提升是基于辖区经济发展、人口素质提高以及制度完善等因素的综合结果。同时，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ω与r显著正相关。私人资本累积的公共服务绩效弹性越大，说明辖区居民在个人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同样期望公共服务绩效水平也能有更大的提升，从而与个人财富的累积形成良性循环。此外，社会治安、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N与r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人力资源优势同样刺激和推动了辖区诸多公共服务绩效水平的提升。

五、结论与启示

综合数理模型推导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三个方面的结论与启示：其一，辖区公共服务绩效水平在相邻时间跨度中的负相关性与中长期螺旋式改善的特征，为跨年度、多年期预算平衡机制改革提供了客观依据。应建立与跨年度或中期预算规划相适应的多年期辖区公共服务绩效合约，并在其中以区间形式明确跨期绩效水平变化的上下限，以预算的灵活授权换取中长期绩效的稳健提升。其二，均衡绩效的概率值与实际绩效变化呈正相关。应充分利用并建立公共部门在对绩效改善奖励与绩效下降责罚风险评估中的损失厌恶心理与不进则退的奖惩制度，对失职、渎职、不作为行为严加惩处，加大绩效提升的边际奖励力度，综合考虑预算时间跨度与预算绩效合约的具体内容，合理确定奖惩参照点。其三，辖区公共服务消费的不平等厌恶系数与其供给绩效水平呈正相关。以“减税降费”为主要导向的财税改革，对于扩大辖区居民中优势不平等厌恶群体的比例十分有利。具体而言，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不断完善，诸多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减免，慈善捐助等公益行为的制度化保障，精准扶贫的不断推广等都将实质性的推动辖区公共服务绩效水平的提升。其四，辖区居民公共服务消费偏好、私人资本累积的公共服务绩效弹性及人口密度在诸多领域呈现出与绩效变化的正相关关系。透明公开的公共服务绩效合约的编制、审议、签署与执行，将有效提升辖区居民在公共服务消费方面的主观偏好，从而推动绩效结果的改善。同时，积极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也将与辖区公共服务绩效水平的不断提升形成彼此促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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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全山）

收稿日期：2020-02-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的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16ZDA06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财政性社会保障收支政策对收入分配调节路径的国际经验研究”（17AJY025）;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跨期预算平衡与短期软约束中的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L19BJY022）

作者简介：孙克竞（1981-），男，辽宁沈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府预算、地方财政和公共支出绩效研究。E-mail：sunkejing@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