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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2020-06-29刘伟丽刘宏楠

财经问题研究 2020年6期
关键词: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

刘伟丽 刘宏楠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质量经济发展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本文利用2008—2014年中国28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将研究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地区回归。研究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且要素市场扭曲对R&D人员投入的影响远超过对R&D资金投入的影响;制度质量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但其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除了外资依存度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行业出口倾向和企业绩效均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就分地区回归而言,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均存在地区差异。

关键词:要素市场扭曲;制度质量;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

中图分类号:F321.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6-0032-08

一、引 言

国家的制度质量对于资源配置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制度质量可以直接影响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制度质量也能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来影响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201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是未来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科技创新则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因此,发展壮大高技术产业,对于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增加研发投入是支撑高技术产业飞速发展的动力源泉。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总额和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达到19 657亿元和17 697亿元,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2%,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至58.5%。在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不少抑制研发投入增加的问题,许多学者就影响行业研发投入的因素展开了研究,但大多数文献未注意到中国市场化发展进程中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于产品市场发展的特殊现象。作为生产要素流通的平台,要素市场对研发资源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且在不同的制度质量下,要素市场扭曲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么,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是否有影响?其作用是促进还是抑制?各地区制度质量的差异是否也是造成研发投入不同的原因?这些问题的解决为有效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进步指明了方向。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影响研发投入的因素展开了丰富的研究,而关于要素市场扭曲对研发投入影响的文献还相对较少,Restuccia和Rogerson[1]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该研究发现经济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自由配置会因产品市场扭曲或要素市场扭曲而受到抑制,最终导致资源误置和行业间的生产率差异。Hsieh和Klenow[2]通过对微观企业样本进行研究,证实了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生产率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本质上是由市场扭曲所引致的资源在经济体间不合理配置造成的。张杰等[3]对2001—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R&D投入与要素市场扭曲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能够显著抑制企业R&D投入,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戴魁早和刘友金[4]对要素市场扭曲与R&D投入展开了系列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R&D资金投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R&D人力投入却有促进作用,且要素市场扭曲对R&D投入的影响会因地区差异和企业异质性而有所不同。白俊紅和卞元超[5]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创新效率损失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二者均对中国创新效率有抑制作用。关于制度质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则更少,徐彪等[6]通过构建HLM模型分析发现,制度质量对R&D投入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蔡地和万迪昉[7]基于2005世界银行的企业层面调查数据,分析了制度质量对当地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对R&D投入的影响存在所有制差异,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要超过国有企业。

本文试图从以下方面进行创新:首先,在已有研究要素市场扭曲与研发投入的基础上,将制度质量因素纳入分析模型内,同时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其次,作为动力性先导产业,高技术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比重大、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较高等特点。西方发达国家将高技术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产业的高度,认为高技术产业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本文结合高技术产业这一特定产业进行研究更具有代表性。最后,本文选取《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各省份的数据,对2008年以来各省份市场化方面的变化重新进行了数据计算和评分,这使得研究结果更能反映当前的实际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要素市场扭曲

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获得了巨大提升。一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其优点是政府出面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市场化进程中的阻碍,但由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政策差异和改革力度差异等,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滋生了一系列新的扭曲。如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发展速度很快,而西北地区依然比较落后;市场化水平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等等。正常情况下要素价格是由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共同决定的,然而在中国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要素市场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现象,导致要素价格信号失真。这种不均衡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对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政府掌握关键生产要素的控制权,不仅能够操控生产要素的价格,而且能够限制生产要素的使用领域和途径,导致生产要素不能按照市场自发的配置路径进行流通;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地方保护主义对发展市场经济的阻碍。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

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更高的GDP增长率,对要素资源的分配、定价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而市场经济是以要素价格为基础运行的,并通过要素价格的反馈,由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林毅夫等[8]提出,当市场出现扭曲时,经济体将会在一种非竞争市场状态下运行,生产要素会因价格信号失真而不能得到有效配置,企业也无法根据市场反馈的情况及时对生产进行调整,进而造成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甚至出现浪费、厂商不得不进行寻租和经济发展缓慢等现象。这说明在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下,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难以实现同步提高。

由于经济体制和市场运行机制不够完善,要素市场扭曲成为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常见的问题。而且不同行业的要素价格差异很大,忽略要素市场扭曲进行资源配置必然会造成资源误置。中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运行体制的变化会加重要素市场扭曲,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

(二)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与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关联性分析

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不平衡发展使得生产要素无法在地区间自由流动,毛其淋[9]的研究表明,门槛的限制导致要素价格偏离市场原有价格,要素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进而导致研发要素使用效率下降。企业也会因研发要素价格扭曲而减少或限制对该要素的使用,进而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减少。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要素市场扭曲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

由于政府介入,部分要素价格不再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制定,而且生产要素如何使用也由政府分配,进而导致要素市场扭曲。由此诱发部分投机厂商勾结地方官员建立寻租联系,从而在竞争稀缺资源和生产要素时占据先机。通过寻租活动,寻租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和低成本竞争优势,可能会降低或者抑制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获得利润和竞争优势的动力。余明桂等[10]的研究表明,在政府介入要素市场而形成扭曲时,企业会通过与政府官员建立寻租联系来获得要素资源和寻租利益。安同良等[11]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这种寻租现象的存在性。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当企业可以获得寻租机会时,企业可能会通过与地方政府官员建立寻租联系来获得垄断地位,有了来自政府的保护,企业即使不增加研发投入也能在竞争中获胜,获得低价格生产要素的企业,其研发投入积极性会降低。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造成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因素,进而导致研发投入减少。

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進程中,受历史、地理、文化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制度质量存在显著差异。North[12]在对制度质量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Dyck和Zingales[13]进一步证实了外部治理环境、制度质量对企业研发和投资等财务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制度质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制度质量好的地区,企业的合法权益更能得到有效保障,研发支出的外部风险就越小,企业则会放心地增加研发投入。其次,在好的制度质量下,人们对规则的自觉遵守意愿自然会提高,各个经济体间诚信互通,从而激发出潜在社会投资。最后,好的制度质量所创造出的公平竞争环境,使得企业想要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就必须增加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制度质量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本文借鉴李鲁等[14]的做法,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rdit=α0+α1fmdit+α2ieit+∑βmXit+λi+εit(1)

其中, 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rd表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fmd表示要素市场扭曲;ie表示制度质量;X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gmr)、行业出口倾向(od)、企业绩效(fp)和外资依存度(fi);λ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rd),具体包括R&D人员投入(rdp)、R&D经费投入(rdm)和R&D综合投入(rdt)。R&D人员投入(rdp)用各省份高技术产业R&D从业人员全时量与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之比表示;R&D经费投入(rdm)用各省份高技术产业R&D经费支出与高技术产业总收入之比表示;R&D综合投入(rdt)用来衡量整体的研发投入水平,用R&D人员投入和R&D经费投入的均值来表示。

2.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包括要素市场扭曲(fmd)和制度质量(ie)。

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的缺乏,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指标可以直接衡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张杰等[3]通过《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报告》中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评分、产品市场发育度评分和要素市场发育度评分来构造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具体公式如下:FAC1 =(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指数-要素市场发育指数)/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指数;FAC2 =(总体市场的市场化指数-要素市场发育指数)/总体市场的市场化指数。该方法虽然充分地将要素市场发展与产品市场发展不均衡现象考虑在内,但却忽略了数据本身存在高度正相关的问题。因此,采用张杰等[3]的做法构建要素市场扭曲指标,会导致地区间的要素市场扭曲差异被忽略,同时该方法测算出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出现了负数,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综合考虑,本文借鉴林伯强和杜克锐[15]的方法,构造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如下:fmdit=[max(factor)-factorit]/max(factor)。其中,factorit表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显然,本文所构造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标不仅能够反映样本地区自身要素市场扭曲随着时间变化的趋势,而且还能够体现要素市场扭曲的地区差异。

由于制度质量的不可测性,关于制度质量目前没有一个标准的衡量指标。学术界提出了多种指标来衡量制度质量,代表性的有:Knack 和Keefer[16]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跨国治理指数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Wang等 [17]、罗炜和饶品贵[18]、徐玉德等[19]与李诗田和邱伟年[20],均选用樊纲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制度质量。由此可见,市场化指数能够很好地代表中国制度质量,该指标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和应用。因此,基于样本期选择的关系,本文选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质量评分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

(1)政府与市场的关系(gmr)。本文选取《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评分作为代理变量,从报告中可以看出,2008—2014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评分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在逐年下降。(2)行业出口倾向(od)。行业出口倾向反应了一个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强度,本文用高技术产业出口交货值与总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行业出口倾向。刘海云和唐玲[21]的研究表明,行业出口倾向高,意味着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这可能会促使行业增加研发投入来获得或确保国际竞争优势。(3)企业绩效(fp)。经济绩效较好的企业则有能力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先进设备的采购以及研发投入中,本文用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与总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绩效。(4)外资依存度(fi),本文用各省份FDI存量占其GDP的比重衡量外资依存度,其中,FDI的单位为美元,按照当年平均汇率将其折算为人名币。FDI的引入,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行业的融资压力,有利于国内行业更好地进行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另一方面,外资企业进入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均衡,会对国内行业产生一定冲击,抢占了国内市场资源。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鉴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许多经济指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便于分析问题和减小系统误差,该报告并没有对2008年以前的数据进行计算。该报告以2008年为基期,对2008年以来各省份市场化各方面变化重新进行了数据计算和评分,该报告只有2008—2014年相关数据。由于所使用的数据资料和计算基期的调整,该报告公布的过去某些年份指数评分和排序与上一个报告《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有所不同。如果将《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与上一个报告的數据整合到一起,难免会出现误差。由于西藏、青海和新疆缺失了大量数据,为了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将这3个地区剔除。因此,本文选取2008—2014年中国28个省份(不含西藏、青海、新疆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为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针对可能存在的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与随机扰动项相关和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Arellano和Bover[22]的做法,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 来解决。通过Hansen检验和扰动项的差分自相关检验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本文所使用的软件为Stata MP13.0。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高技术产业的R&D人员投入、R&D资金投入和R&D综合投入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列(1)、列(3)和列(5)所示。

从表2列(1)、列(3)和列(5)可以看出,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的R&D人员投入、R&D资金投入和R&D综合投入均显著负相关,这与张杰等[3]的结果一致,即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将列(1)、列(3)和列(5)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R&D人员投入的负向影响最大,这与戴魁早和刘友金[23]的结论不同。究其原因:首先,可能是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08—2014年,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阶段中国市场化程度较高;而戴魁早和刘友金[23]所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7—2009年,着重研究了中国加入WTO前后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其次,可能由于本文与戴魁早和刘友金[23]的研究所选用数据库不同而造成结果的偏差。综上,假设1得以验证。制度质量与高技术产业的R&D人员投入、R&D资金投入和R&D综合投入均显著正相关,假设3得以验证。制度质量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好的制度质量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投资商入驻该地区,从而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列(1)、列(3)和列(5)中分别在5%、1%和1%水平下显著为负,假设2得以验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反映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度,随着政府对市场干预度的提高,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会减少。这为中国市场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行业出口倾向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出口增加虽然能促进行业占据国际市场,但更多的出口意味着企业要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开拓国际市场,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内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这与李鲁等[14]的结果一致。企业绩效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为负,这一结果有些出乎意料,根据戴魁早和刘友金[23]的观点,造成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绩效较好的企业可能会利用要素市场扭曲所创造的寻租机会,通过买通地方官员获得利润,进而导致企业竞争意识削弱,不再依靠增加研发投入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导致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减少。外资依存度在列(1)、列(3)和列(5)中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虽然FDI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但由FDI所带来的竞争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国内高技术产业的积极性,最终导致FDI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很小。

(二)动态面板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在进行动态面板回归之前,要先对模型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AR(1)的原假设为扰动项的一阶差分后序列无自关,AR(2)的原假设为扰动项的二阶差分后序列无自关。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接受扰动项残差序列无自相关的原假设。Hansen检验的结果表明,通过了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这表明本文模型设定是恰当的,而且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有效的。从表2列(2)、列(4)和列(6)可以看出,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的R&D人员投入、R&D资金投入和R&D综合投入均显著负相关,再次验证了假设1;制度质量与高技术产业R&D人员投入和R&D综合投入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假设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行业出口倾向在列(2)、列(4)和列(6)中均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假设2。外资依存度在列(2)和列(6)中不显著,与上文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说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分地区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按照中国区域划分将研究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地区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的R&D人员投入和R&D综合投入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显著为负,对高技术产业R&D资金投入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为负,在中部地区不显著。具体而言,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绝对值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最小。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由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更容易受到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东部地区比较发达,要素市场扭曲对其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冲击较小。制度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的R&D人员投入和R&D资金投入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显著为正,且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显著为负。这种地区间的差异反映了制度质量较高的东部地区,其人力资源水平和投资水平趋于饱和,制度质量改善给中部地区带来的政策红利要远超东部地区,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更倾向于流向竞争较小、提升空间更大的中部地区。制度质量对于西部地区的影响为负数可能是因为,在较落后的西部地区,改善制度质量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和人力,迫使政府减少对企业研发的扶持力度。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8—2014年中国28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将研究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地区回归。研究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且要素市场扭曲对R&D人员投入的影响远超过对R&D资金投入的影响;制度质量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但其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除了外资依存度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行业出口倾向和企业绩效均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就分地区回归而言,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均存在地区差异,要素市场扭曲对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最小,而对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最大。制度质量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为负。

上述研究结论对增加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首先,解决要素市场扭曲问题是增加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认真落实国家相关政策,积极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完善要素价格体系,使要素价格能真实地反映市场需求,促进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自由流通和有效配置。其次,制度质量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目前制度质量的改善对增加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但应该继续深化制度改革,完善监督、税收、信贷、投资和产权保护等政策,为中国市场化进程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再次,在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时,地方政府应注意力度的把握,避免对市场过度干预情况的出现。政府在市场体制改革中起到引导作用,应该让市场发挥其在经济运行的主导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要素市场扭曲。最后,各地区要根据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针对地区差异制定最适宜的发展政策;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确保开拓国际市场与产品研发同步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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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on R&DInvestmen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LIU Wei-li, LIU Hong-nan

(School of Economics/China Academy of 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uses the high-tech industry  data of 28 provinces in China during 2008-2014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on R&D investment with the fixed effect model. Besides, we divide the research samples into the east, the middle and the west to make regional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nd R&D investment in high-tech industry, and the effect of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on R&D personnel investment is far greater than that on R&D capital investment. Institutional qualit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D investment in high-tech industry, but its promotion effect is relatively weak. In terms of other control variables, all factors includ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market, industry export propensity, and firm performance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high-tech industry R&D investment except for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foreign capital. In terms of regional regression, the effects of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on R&D investment in high-tech industries are all regionally different.

Key words: factor market distortios; institutional quality; high-tech industry; R&D investment

(責任编辑:孙 艳)

收稿日期:2020-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质量阶梯分工新格局下中国制造质量强国的出口技术路径研究”(14BJL04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外经济特区比较研究”(16JJD79004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质量治理体系与政策研究”(18ZDA079)

作者简介:

刘伟丽(1977-),女,黑龙江牡丹江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质量经济等方面的研究。E-mail:liuwl@szu.edu.cn

刘宏楠(1992-),男,河南信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质量经济和世界经济等方面的研究。E-mail: liuhongnan@s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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