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

摘 要：唐代的敦煌壁画以线条为主的表现手法，在民族融合、社会昌盛及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是绘画艺术发展中的重要突破形式，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地位。敦煌不仅是古时陆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也是“敦煌学”的发源地，更是现代“一带一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文章以敦煌壁画为基本依据，通过图像学研究法，从三个时间段（初唐、盛唐、中晚唐）分析敦煌壁画在线条上的造型表达及其所蕴含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唐代;敦煌壁画;线条;图像学研究

悠悠历史长河中，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一直存在自身的规律和延续，而敦煌壁画便是绘画艺术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敦煌莫高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共五百五十二个石窟中，各朝各代壁画约占五万多平方米。敦煌壁画自早期的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乃至唐宋元时期，横跨一百余年，其内容森罗万象，其形式千汇万状，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现存石窟群中壁画数量最多的世界文化遗产。

线条一直是绘画艺术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表现力，这种造型语言和描绘方法在敦煌壁画千姿万态的形象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在盛唐时期的敦煌壁画103窟《维摩变·方便品》中尽数体现。在唐代文化大融合的历史洪流中，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究竟是以“对话”的方式还是以相互“对抗”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将是唐代绘画艺术传承和发展的关键。曾有小部分西方学者断言，文明世界未来所面临的冲突，归根结底将不再会是政治、经济方面的，而是文化方面的冲突。

“敦煌”二字有着盛大辉煌的寓意，足以彰显这里繁荣的过往。一直以来，敦煌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原地区在某段时间内对其壁画的了解知之甚少，数千年的艺术形象和文化底蕴保存在历经风雨的敦煌石窟中。而今天，地處中国西部的敦煌铁路在2019年12月全线开通运营，完善了我国西部铁路网布局，推进资源开发，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绘画艺术在中国绵延至今，大致分为三个走向：第一个便是依据传统儒家思想而设定的礼乐教化、伦理纲常。商周的钟鼎和春秋的玉器，二者的装饰性线条均发展为具有教化功能的壁画形式，赋予壁画更深层次的教育意义，如现位于山东省嘉祥县的武氏祠汉代壁画像，又如东晋顾恺之所作的绢本设色《女史箴图》，是集教化与审美于一身的成功典范，也预示着中国绘画艺术由重教化向重审美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第二个方向则是在重审美的基础上，以自然界中花鸟山水等景物抒情的唐宋绘画时期，也正是由于第二个方向中人们对于“自然主义”的推崇，将中国绘画艺术推向了第三个方向。在从西域传来的宗教文化的启发和刺激下，中国绘画艺术逐渐摆脱了来自传统儒家文化的束缚及对于思想的禁锢，线条上呈现奔放的笔触，尤其在人像上，无一不是上扬飞腾的舞姿与流畅的体态线条。因而，合体贴切的衣衫并非是人像身体上的主要亮点，而是使衣带飘扬的线条纹路。

陈寅恪曾在1930年的《敦煌劫余录》中写：“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一个时代的文化学术研究必有一个主流，在探索与分析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方向时，绘画艺术在技法与造型上的不断蜕变，并展现出多元性与民族性，这与绘画艺术所处时代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这种微妙的关系也始终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

一、初唐时期敦煌壁画

纵观各个时期的敦煌壁画，唐代的作品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敦煌壁画线条最精细飘逸的仍然是唐代时期的部分，它充分展现了中国佛教艺术在全盛时期的精神风貌。

公元前111年间，西汉武帝设敦煌郡，下设六县，为敦煌设治的开始。两番岀使西域的张骞，开通了连通东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敦煌成为商旅必经的重镇和通往西方的三条线路的交汇点，奠定了敦煌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公元400年左右，北凉联合六郡建立西凉，定都敦煌。随后，北周武帝时期，大量礼乐器皿进入中原。

隋唐以来，西域文化东渐，中原文化东传，二者相交汇于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奠定了敦煌壁画的社会基础。正因为壁画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可替代的功能，使得佛教与绘画艺术相互结合，佛教利用壁画艺术传播，壁画又借助于佛教阵地展现宏伟巨制。初唐时期，敦煌地区尚未稳定，在随后一段时间的管辖内，生产力稳步发展，壁画方面迎来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如220窟《阿弥陀净土变》中，菩萨的姿态亦有多种，一种肢体修长，亭亭玉立，另一种身子扭曲，“一波三折”如“s”形[1]。线条上的笔力浑厚，颇有生机，运笔掌握抑扬顿挫，并且开始有意重视线的疏密与虚实的关系。

二、盛唐时期的“唐风”

线的运用自初唐轻快明朗的笔触渐渐过渡到盛唐时的严整富丽。此时宗教艺术渐趋民族化，勾勒的人物形态纤细而柔美，这在数量剧增的维摩诘经变画中屡见不鲜。与此同时，观音像的增加更为大唐风采添上浓重的一笔。在中国传统佛教文化中，早期观音像多为男性或无性像，庄重地端坐在莲花座中，低头沉思，手拈衣带，唐之后渐演变为女性像，仍留有胡须，面部流畅的弧形线条呈现出“唐风”女性所独有的白皙面庞、丰腴且婀娜多姿的体态。与之对比，北魏时期的种种敦煌壁画则呈现阴森恐怖，常围绕苦行故事为题材绘制，如《尸毗王本生》。“初唐时期是敦煌壁画艺术风格大变化的时期，突出表现在中原唐风的传入，以建于贞观十六年期间（642年）的莫高窟中翟家窟第220窟为主要代表。整整一铺大型净土变经变画，鸿篇巨制，着色艳丽，线条流畅。人物活灵活现，极富生活气息。……这时的供养女像，人物衣着豪华，装饰丰富，以肥胖见长，与西安等地区出土的唐墓俑如出一辙，其中以莫高窟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为代表。由此可见，唐风的社会化表现，在莫高窟也不例外。”[2]从历史时期上来看，713-741年为玄宗在位的开元时期即“开元盛世”，742-756年为天宝年间，二者均属于唐代历史上的一段繁荣鼎盛的时期，史称“盛唐”。如79窟中盛唐观音像，完全是典型的唐代盛世妇女形象的化身，具有生动自然的情调与平滑飞扬的笔触。唐代的高僧道宣就曾说过，当时的菩萨造像“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流，故令人夸宫娃如菩萨也”[3]。

“飞天”主题是整个敦煌壁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部分。年代久远加之温度与湿度的原因，其表面的肉体颜色已经模糊变浊，面容不再清晰，但就整体性，仍能观察到精准的人体比例，且多运用圆滑的弧线。除此之外，“十八描”也被广泛应用。线条上的演变，一方面体现了盛唐时期的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社會稳定，另一方面反映出唐代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壁画贴近人民，富有真实性。

因此，线描在壁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时期的壁画其表现手法也不尽相同，北朝时期流行“曹衣描”“琴弦描”“高古游丝描”“行云流水描”，至隋代，多用“琴弦描”和“铁线描”，然而到了唐代和宋代[4]，吴道子创作的“兰叶描”和“柳叶描”崭露头角，史载“吴带当风”。线经过几代的锤炼，浓缩了高度的概括力，以形式美的艺术语言有力地彰显线条的律动感和生命力。

三、中晚唐壁画造型中的线条

755-786年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致命转折点。当时，吐蕃趁战时之乱占领了敦煌，废除沙洲各行政机构，土地兼并，均田制遭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这些做法严重阻碍了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同时，由于吐蕃势力的涌入，民众中对佛教的信仰者日益增多，使得佛教势力急速膨胀，佛学院和僧尼数量相应地与日剧增，这对于中原文化在敦煌地区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晚唐时期敦煌壁画已经熟练掌握了“骨法用笔”，作品中人物的骨肉完美结合，开始出现双腿直立、腰部扭动姿态的菩萨形象。定形的经变画，造型上所呈现的线描水平能力颇有提升，“兰叶描”描绘出柔和温婉的形态，各尽其妙，如154窟《弥勒经变》。只可惜，江河日下的唐王朝已无力支撑文化上的输出，在晚唐后期壁画中，人物形象从富丽堂皇变得淡雅素净许多，装饰物相较盛唐时期风格而言很少，线条工端严整但缺乏韵味，此时的敦煌壁画早已失去先前繁荣辉煌的景象。

四、唐代敦煌壁画对当代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及意义

敦煌壁画贯穿了一百余年的历史文化，作为遗留至今的艺术作品，对后世了解与研究中国传统美术具有深刻的影响。随着线条的变化，敦煌壁画凸显出时代的变迁、文化的沟通融合，凝结了多民族审美要素。

参考文献：

[1]陈国灿，刘珠还.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J].敦煌研究，1989（3）：39-50，110.

[2]郑炳林，沙川武.敦煌石窟艺术概论[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8.

[3]黄骏.唐代敦煌壁画人物研究[D].中国美术学院，2007.

[4]吴荣鉴.敦煌壁画中的线描[J].敦煌研究，2004（1）：42-48.

作者单位：

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