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中国经济基本面转向服务业为主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大流行对服务业产生巨大冲击。此次疫情大流行对依赖客源和物理场所的特定服务业发展和就业冲击十分严重，对基于“互联网+”的新兴服务业冲击比较有限，有些线上服务业甚至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疫情冲击正在逐渐改变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方式，进而对服务业产生深刻影响，“无接触式服务”正成为服务供给和消费的重要形式。笔者认为，服务业供应链薄弱、工时过于刚性、发展模式粗放、医疗配置扭曲、社区治理低效等是中国服务业遭受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严峻冲击的主要原因。疫情大流行是外生因素，但其改变不了中国服务业长期向好的大趋势。基于此，笔者提出，应科学谋划服务业发展战略，積极推进服务业数字化、平台化和智能化，引导服务业创新发展，提升服务业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冲击的能力。

关键词：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冲击;服务业数字化;服务业修复性增长;新服务时代

中图分类号：F7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6-0003-10

一、引 言

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后文简称“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疫情正在全球大流行，覆盖了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一起百年不遇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如何看待全球疫情大流行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创新发展方式以增强抵御疫情冲击的应变能力，是政府、企业和学界极为关注的重大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即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后文简称“非典”）疫情和此次新冠疫情。但对这两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不能简单类比，毕竟其所处阶段、国内外环境和产业结构都有所不同：第一，经济发展阶段不同。2003年中国年人均GDP不到1 300美元，刚刚从低收入国家跨越到中下等收入国家，当时中国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久，对外开放的红利迅速释放，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上行的景气阶段。而现阶段，中国年人均GDP已经突破10 000美元，已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正面临着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高速增长动能很难维系。第二，国际环境不同。 “非典”时期，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工业产品畅销世界各地，加工贸易一枝独秀，外资蜂拥进入中国市场寻找“套利”机会。而现阶段，全球格局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经由互补关系发展为竞争关系，东南亚各国和印度的制造业也在迅速崛起，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核心研发环节向发达国家回流、边缘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双重压力，贸易保护主义有明显抬头趋向，世界经济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国际环境更加严峻。第三，产业结构不同。经济服务化是经济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服务化现象愈发显著。2003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2.1%，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8.1%;2013年劳动力就业的“主力军”是农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为49.1%，服务业就业处于从属地位，占全部劳动力就业比重仅为29.3%;2019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3.9%，对GDP贡献率高达59.4%。劳动力就业方面，服务业就业是主要贡献者，2018年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为46.3%，2019年接近48%。这意味着，服务业已经从2003年的从属地位跃升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和增长动能，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稳定器”。

基于这样的考量，中国面对此次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必须重新认识和深刻剖析国情以及世界环境。我们必须正视，服务业已经占据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深入研究疫情大流行对服务业冲击的表现和特征，创新服务业发展方式，查找问题所在，寻求化解对策，促进服务业修复性增长，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及增长理论拓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新冠疫情下的服务业：冲击与分化

（一）对依赖客源和物理场所的特定服务业冲击严峻

此次新冠疫情期间，餐饮、航空、旅游、娱乐、零售等严重依赖客源和物理场所特别是封闭物理场所的服务业受到了严重冲击，这类企业的收入几乎是断崖式下跌，相关从业人员暂时失去了工作。2020年春节以来，中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发送旅客数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文化娱乐、体育和旅游相关行业（例如，旅行社、酒店和景区等）几乎陷入冰冻状态。服务业门类众多且性质迥异，疫情冲击的影响差异亦较大。由于掌握的材料有限，本文只选择航空业、娱乐业、餐饮业和旅游业估算新冠疫情冲击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选取这四个行业的原因在于，此四个行业是人口高度集聚和流动的行业，也是需要特定物理场所、甚至是在封闭的物理场所才能完成消费的服务业行业，更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影响最严重、冲击面最广、冲击力度最大的服务业行业。因此，选择这四个服务业行业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1. 新冠疫情对航空业的影响

人群在封闭的物理空间内最容易被传染新冠病毒。机场作为公共服务属性强且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在新冠疫情期间属于具有较高病毒传染风险的地区，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加强安全管理和公共卫生防疫，大幅度减少人群流动。因此，无论是机场还是航空公司，或者与之相关的企业，2020年第一季度的2月份和3月份都遭受严重亏损。根据《中国民航2020年2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有关数据显示，2020年2月份，国内航线旅游运输量同比下降84.8%，国际航线下降82.4%。2020年第一季度，航空业运输总周转量同比下降46.6%，航空旅客运输量同比下降53.9%，全行业累计亏损398.2亿元，其中，航空公司亏损336.2亿元。2020年4月30日，北京宣布将新冠疫情风险调低为二级，极大提振了航空业复苏，国内航空业在5月份逐渐恢复正常运营。但由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在短期内很难遏制，各国纷纷关闭边境以及出台飞行禁令，国际航班数量大幅度下滑甚至处于停摆状态。对国内外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中国航空业2020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损失可能高达900亿元。

2. 新冠疫情对娱乐业的影响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2019中国泛娱乐产业白皮书》有关数据，2019年中国泛娱乐核心产业产值约为4 155亿元。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对各行业不尽相同，娱乐业很有可能是最晚复工复市的，即使按照4个月计算，该行业的损失也将高达1 385亿元。根据《中欧商业评论》发布的调查结果，娱乐企业的现金流普遍很紧张，34%的企业现金只能维持1个月，33.1%的企业现金可以维持两个月，17.9%的企业现金可以维持3个月。根据陆旸和夏杰长[1]的分析，假设新冠疫情在2020年4月之前可以得到控制，67%的企业可能会面临倒闭风险。即使假设只有30%的企业存在倒闭风险，最终对全年经济的影响亦将达到831亿元。因此，由于关停和后续的倒闭将使2020年娱乐业经济损失可能高达1 741亿元。新冠疫情对娱乐业的冲击可见一斑。

3. 新冠疫情对餐饮服务业的影响

餐饮服务业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外就餐越来越普遍，单笔消费也在不断提高。餐饮服务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在吸纳服务业就业和解决地方税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外卖已经成为中国餐饮服务业的新兴中坚力量，因此，部分餐饮服务业在新冠疫情期间可以通过外卖送餐服务减少部分损失，因而与航空业、旅游业和娱乐业有所不同，餐饮服务业的损失会相对少一些。2019年，全国餐饮服务业收入46 700亿元，平均每月3 892亿元。春节前后一般是餐饮服务业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然而受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全国各地的大型酒店、连锁餐饮企业、小餐馆均在2月份和3月份普遍停业。即使未来新冠疫情缓解，由于心理恐惧等因素，居民在外面就餐的意愿亦普遍下降，众人聚餐这种国人偏爱的习惯在一段时期内很有可能不会再现。可见，餐饮服务业的正常运营，可能要等到新冠疫情全面消退才会完全恢复。考虑到外卖的发展程度，笔者假设餐饮服务业连续3个月的损失为50%，那么这期间该行业总体损失约为5 840亿元。

4. 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

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综合产业，涉及“吃住行游娱购”诸多方面，其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际市场，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其影响是全方位的。旅游业收入包括两类，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受新冠疫情影响，很多国家已经停飞国内航班并宣布旅游警告，国际旅游收入锐减。根据陆旸和夏杰长[1]的估算，2018年中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1 271.03亿美元，按照新冠疫情持续影响4个月来计算，2020年国际旅游收入将至少减少424亿美元，约合2 968亿元人民币。新冠疫情正在全球大流行，对国际旅游的影响很可能超过6个月，中国国际旅游收入将减少636亿美元，约合4 448亿元。此外，2018年中国国内旅游收入为51 278亿元，从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和蔓延的情况看，其影响旅游业的持续时间很可能在4个月左右，据此推算，国内旅游收入全年将减少30%，约合17 076亿元。2020年旅游业市场萎缩在所难免，会展、会议、游学、商务旅游、体育旅游和医疗旅游等相关业务亦被迫相继延期或取消。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还具有“长尾效应”，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消费者在遭受新冠疫情冲击后，心理恐惧短期内难以消除，出游意愿有所下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欧美国家控制疫情的时间节点明显晚于中国国内，因此，出境游和入境游或将经历近一年的低迷期，影响程度取决于新冠疫情的后果和境外反应措施、旅游重振计划的实施。

综上，自2020年3月份以来，新冠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遏制，形势明显好转，大多数地区实现“零疫情”，生产和生活逐渐恢复。但与此同时，全球疫情大爆发，截至2020年5月13日，海外新冠感染者超过了430万人，死亡超过了29万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叠加了中国服务业遭受疫情冲击的长度、深度和广度。如果全球疫情在短期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中国服务业短期内可以恢复正常运营，那么服务业市场的供需、服务业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等基本面不会发生明显改变，服务业修复性增长在下半年就很可能实现。如果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近期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且蔓延到非洲、南美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服务要素的国际流动就会进一步受阻。当前，信息技术进步改变了服务业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特点，极大地推进了服务全球化，国际市场萎缩必然传导到国内市场，国内服务业企业将遭受第二波冲击，近年发展势头很强劲的服务贸易有可能遭受重创。因而我们要未雨绸缪，充分利用好庞大的国内市场，立足于扩大内需，尽可能减少服务业遭受全球新冠疫情冲击的损失。

（二）分化冲击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

1.对传统服务业冲击巨大，就业压力异常严峻

新冠疫情直接冲击了服务业的供需或产消两端。一般地，我们可以把服务业分为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新冠疫情对传统服务业的冲击主要集中于需求端。新冠疫情对交通运输、旅游、餐饮和酒店等传统服务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更为直接和明显。新冠疫情冲击导致服务业短期负增长在所难免，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服务业增长同比下降5.2%就是明证。现阶段，中国服务业占比已超过经济总量的一半，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高达47%，新冠疫情冲击有可能导致服务业数以千万计的从业人员暂时失去工作岗位。待疫情解除和服务业修复性增长后，这些人员可能重返就业岗位，也可能因为原来的企业转型升级而减少就业机会，甚至有部分从业人员因为企业倒闭而失去就业岗位。例如，交通运输、物流、旅游和会议会展服务等传统服务业，需要异地人员流动才能完成服务行为，但因为各地有严格隔离或管制措施而几乎停滞;对那些既需要地理空间集聚又需要闲暇时间的行业，例如，商贸、餐饮、体育赛事和娱乐等，因为担忧人群密集而引发病毒传播，这些服务业基本处于停业状态或有限分时开放，其遭受的冲击更是空前严峻。

2.对数字服务业冲击较小，甚至孕育了新的发展机遇

此次新冠疫情虽然对传统服务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其对数字服务业的冲击却十分有限。网络与数字技术缓解了新冠疫情对新兴服务业的影响，同时也给数字服务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新冠疫情发生在网络与数字时代，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飞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技术正在深度和全方位融入服务业，技术的进步和商业的模式创新既深度改造了传统服务业，又催生了许多新兴服务业业态。目前，中国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和升级备受重视且发展迅猛，其正在重构服务业供应和消费的方式。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可以缓解服务业的整体经济损失，使原本必须通过自然人流动或异地消费才能实现的消费行为和生产活动，可以通过远程互联网的“无接触式服务”实现。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由于网络和数字技术大大降低了服务业的成本，反而使远程服务业更加繁荣，例如，远程教育、在线娱乐、线上广告、网络直播、视频会议、云会展和云旅游等。此外，由于新冠疫情为网络空间服务活动带来发展机会，有助于网络空间服务业规模扩大，有助于继续帮助中国相关服务领域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不断升级技术和创新产品，进而得到更好的发展机遇。例如，在此次疫情的影响下，酒店、景区等旅游业及时推出了网络预约、机器人等“无接触式服务”。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景区即将有序开放，为了防止人群过度集聚，必将更多地依赖那些对行业具有颠覆性变化的“无接触式服务”。如此，既促进了旅游业提质升级，又开辟了旅游业新业态，培育了新的增长点。通过加强互联网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有些旅游目的地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了各具特色的网络“云旅游”活动，消费者可借助微信或微博平台，足不出户 “云游”著名景区。可见，线上旅游项目拓宽了消费者的视野，为新冠疫情解除后的线下旅游积蓄了动能。从在线观看到互动直播，形式多样的“云旅游”为旅游业提质升级做了全新尝试，旅游业全面复苏之后将会为线下旅游大量引流。又例如，2020年春节之后全民隔离期间，传统影视公司遭遇寒冬，但直播视频、手机游戏和在线影视则逆势增长，游戏、直播和短视频行业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服务业发展数据也印证了上文的分析和判断。根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2]的介绍，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服务业增长同比下降5.2%，但信息服务和公共卫生等服务业增长较快，部分冲抵了传统服务业大幅度下降的影响。例如，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网上会议、手机游戏、网络直播和远程诊疗等需求大幅增加，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信息服务业同比增长13.2%，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但传统服务业下降较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则同比分别下降35.3%、17.8%和14.0%。可见，新冠疫情冲击对中国服务业总体影响很大，但结构性差异却十分明显。新冠疫情下的中国服务业很可能在发展中分化和裂变，我们应因势利导，把握其结构升级的趋势，不断完善服务供给和消费方式。

（三）严重缩小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改变服务业就业方式

应对新冠疫情，隔离是最有效的抗疫手段。但较长时间的隔离或不接触，对生产、市场交易、商务交往和居民消费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导致部分从业人员失去就业岗位，尤其是在受冲击较大的交通运输、文化娱乐、教育培训、体育赛事、餐饮服务和旅行酒店等行业。2018年全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约3.6亿人，假如此次新冠疫情使服务业6%左右的从业人员失去工作或处于半失业状态，那么涉及的就业人数将近2 000万人。如果疫情较快得以控制，市场和商务活动基本恢复，大部分暂时失去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就有可能再次返回原岗位或寻找到新的就业机会。

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的一段时期内，教育培训、餐饮、旅游和酒店住宿等服务业几乎进入停业状态，这些服务业的停业带来大量闲置劳动力，而这些行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陡然增加了全社会的就业压力。而本地外卖、物流等生活服务行业，由于大量需求转移到线上导致订单暴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新冠疫情期间，许多不同类型的服务业企业达成了共享用工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市场的压力，创造了就业新形式。疫情期间，远程线上办公兴起，线上协作成为普遍的工作模式，这一做法很可能催生复工后工作模式的变化。笔者预计，疫情期间工作方式的改变以及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的发展，灵活就业、自雇型劳动者等非正规就业形式的出现，将成为许多服务业领域就业的新方式，从而不断丰富就业形式，减轻就业压力。

三、中国服务业应对疫情冲击的能力有待提高

（一）供应链薄弱影响服务业抗疫的可持续性

数字服务业在疫情期间出现了井喷式增长，也预示了服务业数字化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要转型方向和模式创新路径。要实现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线下的生产和物流能否为消费者提供及时的供应和高效的配送。物流是供应链的核心环节，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枢纽，只要物流被阻隔，复工复产就不可能落到实处。此次新冠疫情蔓延直接影响了服务业的供应链和配送链，这两个链条的断裂使市场萎缩和消费锐减在所难免，这是服务业在此次新冠疫情蔓延中遇到的严峻挑战。例如，国家邮政局2019年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显示，76.3%的快递员来自农村，15.9%的快递员来自县城，仅有7.8%的快递员来自城市。在疫情防控与春节返乡潮的双重作用下，这些快递从业人员不能或不愿从老家返回工作地点，导致了快递企业迟迟不能全面复工。

（二）工时刚性抑制服务业抗疫的复工效率

服务业面临日益个性化和不确定的需求变化，包括疫情的外部冲击。但当前中国绝大部分的传统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均采取固定工时制度，生产机制和人员配置方式过于固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就业灵活性方面严重滞后，就业体制机制严重僵化，抑制了特殊时期服务业就业灵活反应、快速反弹和柔性生长的能力，也固化了企业承担的人力成本，因而亟待对此进行机制调整和政策辅助，在社保、劳动关系的安排上要有更加灵活的处理方案。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人员聚集，要鼓励符合规定的复工服务企业实施灵活用工措施，创造条件实現远程—现场交互协作的弹性办公机制，或与员工协商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上下班等方式灵活安排工作时间。这对提高复工效率、保证复工可行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适时改革就业方式，推出更多的弹性工作方式和灵活就业方式势在必行。

（三）粗放发展模式降低服务业抗疫的力度

包括数字服务业在内的新兴服务业的确是冲抵新冠疫情影响的重要力量，但其会受到资本匮乏和人员稀缺的双重制约。而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均依靠创意的内容和创新的产品来实现增长。目前，中国大部分网络平台服务和线上服务极大地提升了流通效率，但对内容创新方面贡献甚少。无论是在线订票订餐，抑或共享出租和共享住宿等，都是通过网络实现了渠道拓展，但服务质量和服务内容依然与过去没有实质性区别，服务升级只是一个“幻觉”。这次全球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凸显了中国服务业需要在服务内容和产品创新上有所突破，利用特有国情和产业特点，寻求迅速提高服务业创意内容和创新产品的方式，以抵御外部突发事件的冲击，提高自身的修复能力。

（四）医疗配置扭曲减弱服务业抗疫的均衡效力

Karsten[3]认为，从供给模式来看，由于医疗服务产出属于公共物品或显著外部效应的准公共物品，医疗服务完全公有化会使政府负担沉重、效率低下，而完全私有化又会导致市场失灵、消费者福利下降，因而必须兼顾两者关系。赵建国和李贤儒[4]认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经过多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公共医疗服务中的绩效与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依旧突出，市场失灵和分配不公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并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实现缓解医疗资源短缺、促进医疗服务升级、满足医疗服务多元需求的目的。关于如何提供医疗服务，国内外学者的看法有一定的趋同性。例如，Bonet[5]认为，在混合供给的均衡状态下，私人医疗服务于高端需求，公共医疗服务于基本需求。与严格的私人供给相比，混合供给带来了福利的改善，而且比纯粹的公共供给成本更低。目前，中国的医疗服务业主要依靠公立医院资源，市场定价机制缺位，缺乏引入有激励和有监管的私人医疗服务做补充。因此，当新冠疫情突然爆发，疾病发病率有很多不确定性，医疗需求大幅增加和医疗服务供应紧张这对矛盾就会凸显。杨敬宇[6]认为，从配置结构来看，中国医疗资源目前属于“倒三角”配置，这与疾病的发病规律不匹配。公共卫生医疗资源应是“正三角” 配置，80%左右的病患在基层医疗机构解决，高端医疗机构主要承担疑难重症的救治工作。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高端医疗机构人满为患，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究其原因，主要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对社区卫生服务从业人员医疗水平的信任问题，这种资源错配和对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的不信任，导致了高端医疗机构过度拥挤和社区卫生服务资源闲置的悖论。

（五）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低效削弱服务业抗疫的保障能力

生活性服务业是指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拉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作用。一般而言，生活性服务业既服务于社区，也根植于社区，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满足社区居民75%以上的基本民生需求。但是中国的社区建设在治理联结上相对松散，社区服务一直是服务业发展的短板。以养老服务业为例，与其相关的服务要素供应基本脱离了社区，产消的脱节让本应生机勃勃的养老服务业失去了活力，严重抑制了社区养老的消费需求。老年人是此次新冠疫情冲击最严重的人群，社区服务和养老服务等是老年人最需要的生活性服务，长期以来，中国在这几个方面都比较薄弱，在抗疫中发挥的保障能力比较有限。要提高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水平，必须提高根植于社区需求特别是老年人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不断创新生活性服务业营造模式，积极推进社区商圈及服务业的多元化、便捷化、安全化和辐射化等服务模式。

四、全球疫情冲击动摇不了中国服务业稳中向好的大趋势

（一）正视疫情对服务业的严重冲击

新冠疫情作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球经济、社会运行和人员流动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前所未有。2020年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也显示了疫情产生的严重后果。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了6.8%，其中，第一产业下降了3.2%，第二产业下降了9.6%，第三产业下降了5.2%，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均出现了明显下滑。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或机械地与往年的经济数据对比，更不能据此就断言中国经济从此步入萧条或遭遇经济危机。截至2020年5月初，中国本土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经济和生活秩序逐渐恢复、复工复产复市正在全面推进、曾经被冲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也在有效修复。根据国家发改委2020年4月20日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自2020年3月份以来，中国用电量、货运量等实物量指标明显恢复，3月份工业指数降幅比1—2月份收窄了12.4%，服务业生产指数降幅收窄了3.9%，4月上旬用电量已同比增长了1.5%，3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回升16.3%和22.7%，双双重回荣枯线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度过了新冠疫情最困难的时期，遭受重创的服务业修复性增长指日可待。

（二）服务业稳中向好，要善于在危机中发掘新机遇和新动能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十分严峻，对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服务业影响更加凸显。但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服务业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有强大的韧劲和回旋空间。全球新冠疫情冲击是一个外生因素，短期重挫不改服务业发展的厚实基础，更何况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更多的是结构性影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推进，餐饮、出行、酒店、旅游、家政、洗浴、金融保险等行业正加速拥抱互联网，无接触外卖、生鲜到家、在线娱乐、在线教育、互联网金融、视频会议和云会展等新兴服务业态被广泛接受，并逐渐成为下一轮服务业发展的新动能。

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 000美元，标志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进入新阶段。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步入10 000美元关口是迈入消费升级和服务提质的新阶段，中国服务业正迎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服务业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业态和内容的不断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全球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渗透力更强的技术进步、日益宽松的市场准入机制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服务业稳中向好、创新升级的态势依旧可期，服务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格局不会改变。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经历过多次传染病大流行，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對社会和经济的冲击巨大且影响长远，但社会和经济活动并不会因新冠疫情的冲击而长久停滞不前，进步的步伐更不会因此而停顿。

蔡昉[7]认为，突发公共事件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很可能扭转这些年在结构调整中出现的逆库兹涅茨过程。库兹涅茨把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变化看作是劳动力等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即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变化而引发的生产率提高的过程被称为库兹涅茨过程，而未能导致生产率提高的产业结构变动则被称为逆库兹涅茨过程。夏杰长[8]认为，服务业比重不断超过工业是不争的事实，但从生产率视角看，服务业生产率始终低于制造业，服务业生产率相对偏低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技术进步相对较慢、服务创新不足和服务品供给的非规模经济。此次新冠疫情冲击改变了服务的生产和交付方式，使现代信息技术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运用，进而提高了服务业的生产率，这正是我们追求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因此，我们既要正视疫情冲击的巨大影响，更要善于在危机中发掘新机遇和新动能，保持服务业持续稳定发展。

五、创新服务业发展，增强服务业抗击疫情的能力

（一）科学谋划数字服务业发展战略

蔡昉[9]认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技术变革必然导致第四次工业革命，其特点是互联网无处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正在飞速地融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数字技术革命正在对服务业进行重构和迭代，服务业创新发展的节奏明显加快，中国服务业正在迈向新服务时代。此次抗击疫情中彰显的技术革命和商业模式双重力量催生下的服务方式、服务范围、服务交付和服务体验等服务创新有着广阔的应用场景，很可能成为后疫情时代促进服务业修复性增长的新动能。

1.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改造

第一，加快服务业供给侧数字化改造。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催生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夏杰长和肖宇[10]认为，要在加强信息通信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动数字中国的建设，重点加快数字技术与金融、科技服务、设计创意、现代物流、人力资源开发和售后服务等行业的融合发展，加快形成“互联网+”生产服务体系。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同样重要和紧迫，此次新冠疫情爆发，更加凸显了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供给和“无接触式服务”业发展的紧迫性。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不仅提升了城乡居民消费的便利性和效率，还从需求端的消费数据反哺精准生产，互联网消费平台端的大数据支持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实现了个性化定制和柔性制造。疫情期间以及后疫情时代，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业，面临着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的双重任务。从技术进步层面讲，公共服务业领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势在必行，以此实现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社会化养老等公共服务便捷、智慧和高效供应，不断提升民生福祉。第二，推进服务贸易数字化。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发达国家纷纷步入数字化转型的快车道，致力于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抢占新的战略竞争点。中国是贸易大国，也是数字经济大国，互联网网民数量高居世界第一位，信息基础设施显著改善，处在全球较领先的水平，具备加快发展数字贸易的基础条件。服务业的数字化意味着企业或居民可以将原本不可贸易的服务实现可贸易和可交换，从而轻松地进行跨境服务与数据的购买、消费与支付。夏杰长[11]认为，数字贸易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数字贸易的主体内容还是跨境电商，因而加快和提升数字贸易的发展，必须从丰富数字内容服务、打破数字贸易壁垒、参与数字贸易规则等多方面着手。第三，加强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数字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主要发展方向，数字贸易则是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内容。但对这些迅速崛起的新兴领域，中国尚缺乏足够的要素支撑和制度储备。人才短缺是这个领域的最大短板，因而急需加强数字服务和数字贸易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要从资金配套、激励机制和税收制度安排等多个方面对这些紧缺的人才进行全方位支持，特别要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加快建设数字服务和数字贸易人才网络培训平台。

2.以平台经济引领服务业转型升级

在网络技术和大数据的推动下，服务供需两端越来越多地依托平台经济来完成交易。借助于平台，海量的服务供需不仅增强了双方选择的多样性，更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和成倍地放大了交易规模。平台经济，正在成为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重要力量。在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政府和互联网平台企业在数据共享、疫情信息发布、社区管理和疫情患者或疑似患者的溯源等方面广泛合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应该借鉴这次抗击疫情的经验，加快发展平台经济，助力服务业修复性增长。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平台化。走平台化发展道路是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控制力的重要途径。雷尚君和李勇坚[12]认为，要以龙头企业为依托，打造基于互联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平台，引导上下游企业参与和构建集信息、采购、物流、金融、电商等为一体的网上服务平台，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工作流集成，提高研发、制造、服务等环节的协同发展能力。第二，生活性服务业平台化。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平台化现象越发凸显。生活性服务业平台化将分散的海量供给和需求通过自身的平台进行撮合成交，服务供应和需求的时空分离成为现实并改变了服务业本地化产消的局限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扩大了服务和交易的边界，是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突破。现阶段，中国生活性服务业平台发育相对成熟，部分领域还存在过度竞争。未来，完善生活性服务业平台的重点是打破平台的单边垄断，着力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平台有序竞争，建立更加完善和透明的诚信体系。第三，创新对平台经济的治理方式。营造服务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构建有利于平台经济发展的生态圈。网络技术和大数据的广泛运用，对政府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等基本职能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带来若干问题和挑战，需要与时俱进。刘奕和夏杰长[13]认为，要顺应服务经济发展新趋势，改革监管思维、创新治理方式，按照统一高效、开放包容、多方参与、协同制衡的原则重新构筑服务业监管体系，提倡以“政府管理平台、平台自律、多方参与共治”的原则来监管平台经济等新兴服务形态。

3.提升服务业智能化水平

第一，充分認识服务业智能化的战略意义。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智能+战略”。人工智能技术在服务业的渗透已非常广泛，无论是交通运输、金融、零售、医疗、教育和网络安全等数据密集型行业，还是在诸如法律服务、人力资源管理、翻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工智能的替代服务均在崛起。智能服务带来的积极效应和可能冲击正在被社会所认知和接受，因而培育人工智能的产业生态圈刻不容缓。第二，积极推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物联网等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业的渗透和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零售、医疗、教育等数据密集型行业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其在服务业的运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一步的重点应是推动人力资源优化、辅助预测、资产定价和个性化订制服务等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服务业智能化模式的发展壮大，促进人工智能服务规模化，丰富移动智能服务内容，以服务业智能化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丰富居民消费方式，优化消费结构，拓宽消费领域，提高服务业生产率。

4. 实施科学的数据管理政策

数据是服务业数字化、平台化和智能化的核心要素，建立良好的数据生态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服务创新的核心支撑。在此次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整个“战役”的基础元素。互联网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研发、设计、仿真、采购、销售、供应链、金融保险、物流配送、消费、订单、支付与社交等各个过程。这些行为形成的大数据对定制化生产和精准营销、优化供应链、降低交易成本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现实中尚存在许多应用障碍。李勇坚[14]认为，这些数据到底应属于哪个主体，是生产企业、消费者还是互联网系统的运营商、数据收集方，需要在政策法律层面进行明确，因而必须建立适应互联网发展的数据权利、交易、共享等方面的法律政策规则，构建形成良好的数据治理环境，从而形成发展合力。

（二）形成灵活高效的就业结构

灵活就业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产业、技术和劳动者技能的有机结合，三者缺一不可。从产业角度来看，服务业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的组织结构和方式有很大区别，服务业的组织更加灵活轻巧。从技术层面来看，中国专业劳动力市场资源日渐丰富，随着教育的不断完善，中国的劳动力水平和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专业知识技术型人才的比重在服务业中不断提升，为形成灵活高效的就业结构提供了雄厚基础。此次疫情冲击更加凸显了灵活就业、弹性工作制、共享用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厘清服务业灵活就业的范畴、属性和作用

吴江[15]认为，灵活就业是指在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作场所等方面不同于传统正规或标准雇佣方式的其它就业形式的总和。例如，自营就业、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兼职就业、远程就业、独立就业、承包就业等。王震[16]认为，服务业企业经营的特点决定了发展和倡导劳动力灵活就业的现实作用。一是部分服务业工作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如果是固定用工方式，人员薪酬成本较高，薪酬制度也比较僵化，会导致劳动力资源的剩余和浪费。二是共享经济、平台经济迅速崛起，灵活就业和灵活办公可以有效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增加闲暇时间，提高生活质量。

2.完善服务业灵活就业的相关法律法规

服务业结构升级和互联网平台发展带动了新工作模式的产生，灵活就业越来越普遍，相关政策也在逐渐完善。除了被大众所熟知的“滴滴”“美团”这类互联网平台就业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相关数字文化产业平台也催生了大量不同于传统就业形式的工作方式，例如，泛娱乐直播、游戏直播、电商直播等。发展服务业灵活就业的作用不言而喻，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在明确和界定灵活就业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以劳动力调查为基础的法律法规，探索服务业弹性工作的规范化发展模式。改革教育培训体系，顺应新经济、新服务、新业态的变化，多方发力培养复合型和灵活型人才。对新冠疫情时期服务领域创新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应给予财政专项资助和税收减免优惠。

（三）稳定服务业供应链体系

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线下的生产、消费和物流能否实现无缝对接、及时供应和高效配置。为此，既需要在产业供给端发力，也需要在政策供给端发力。

1.积极有序复工复市、保持服务业产业链稳定

服务业应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推动民生类服务业企业的复工复产，恢复生活供应链、保持产业链稳定。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同时，可以将失业保险金标准上调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90%。

2.强化政府的财税金融应对政策

第一，努力减税降本。魏翔和夏杰长[17]认为，应适当减免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服务业部门，尤其是交通运输、旅游、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增值税，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月份的金额以降低所得税。进一步降低生活性服務业保缴费率，养老、医疗缴费率可降低1—2个百分点。连续两个季度给予受损服务行业以财政贴息，增加补贴性、建设性支出。第二，在疫情基本可控的情况下，适时组织民生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人员及时返岗复工，确保“援企稳岗”政策落实到位，缓解劳动密集型生活服务业用工难、用工贵问题，最大限度稳定企业用工。在同等条件下，政府应优先受理受新冠疫情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服务企业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和在职培训补贴的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应优先予以批准。第三，强化金融支持。要支持相关企业特别是中小微服务企业稳定授信，对其到期贷款予以展期或续贷，防止资金链断裂，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加大线上业务办理力度，简化授信申请材料，压缩授信审批时间，为企业提供优质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17]。

（四）完善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体系

居民的幸福、健康和生活便利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的治理水平。在治理水平较低的国家，公共卫生支出效率相对较低。低质量的社区对居民的健康危害很大。因此，要重构社区治理体系，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将社区智联、公共卫生服务和生活性服务业平台经济相结合，积极推动智慧社区和数字社区建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构筑服务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微观基础。智慧社区和数字社区的建设，既要面向社区的政府行政服务和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例如，社区治安、养老、教育、环境卫生和公共空间管理等;又要面向社区居民生活需要的商业服务。此次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社区建立统一的电商网络平台和便民蔬菜服务，实现在线选购、统一配送服务，满足居民对净菜配送等服务的需求，解决商业信息传递和物流网络通联的障碍，突破消费的时空障碍非常必要和紧迫。此外，还要针对家政、洗衣等生活服务行业开展电子商务推广，进一步促进社区生活服务多样化和便利化，推动传统社区服务向现代社区服务转变。

（五）提升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抗击疫情的能效

抗击疫情，政府和市场都不可或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胡善联[18]认为，通过医疗服务供给的PPP模式，可以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严重不足和公立医院经营效率不高的问题。应充分利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各自的优势发展伙伴关系，使双方扬长避短，让政府、医疗服务供给者、公众以及私营部门共同受益。

人类社会与疾病进行斗争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社会治理，但科技进步是关键。科技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更是国家提高公共卫生保障能力和应对流行病威胁的关键资源。刘奕[19]认为，此次抗疫，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以科技为依托，加快科技研发攻关，加大对药品和疫苗的研发力度，为公共卫生提供科技支撑，同时，加快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在疫情防控等公共卫生领域的运用，确保及时完整地报送公共卫生体系信息、科学敏锐监测可能发生的疫情，切实提升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抗疫能效，造福民生福祉。

参考文献：

[1] 陆旸，夏杰长. 疫情对服务业冲击的影响及对策[N]. 中国经济时报，2020-03-02.

[2] 付凌晖.对一季度部分指标变化的几点看法[N]. 中国信息报，202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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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建国，李贤儒.投资进入规制改革是否提升了公共医疗服务质量？[J].财经问题研究，2019，（11）：98-104.

[5] Bonet，B. J. Health Care： Private and/or Public Provision[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0，16（3）： 469-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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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蔡昉.经济学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J].劳动经济研究，2019，（2）：3-20.

[10] 夏杰长，肖宇.以服务创新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61-71.

[11] 夏杰长.数字贸易的缘起、国际经验与发展策略[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10.

[12] 雷尚君，李勇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J].经济研究参考，2018，（8）：50-58.

[13] 劉奕，夏杰长.共享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动态[J].经济学动态，2016，（4）：116-125.

[14] 李勇坚.个人数据权利体系的理论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5）：95-104.

[15] 吴江.新时代促进灵活就业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评价[J].财经问题研究，2019，（2）：105-112.

[16] 王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就业保护与社会保障[J].经济纵横，2020，（3）：7-15.

[17] 魏翔，夏杰长. 减损失降成本助中小企业渡难关[N]. 经济日报，2020-02-09.

[18] 胡善联.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加强医药卫生体系治理能力的建设[J].卫生经济研究，2020，（1）：4-6.

[19] 刘奕.以大数据筑牢公共卫生安全网：应用前景及政策建议[J].改革，2020，（4）：5-16.

（责任编辑：徐雅雯）

收稿日期：2020-05-15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升级战略和重大政策研究”（2020CJY01-B004）

作者简介：夏杰长（1964-），男，湖南新宁人，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服务经济与服务创新研究。E-mail：xiajiechang@126.com;xiajch@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