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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北京之兴

2020-06-29 07:15:41 《百科知识》 2020年12期

邸永君

回顾历史,作为北京城重要发展阶段的金中都与元大都,都是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兴建,但方位却并无重合。笔者现就所知展示其来龙去脉,以飨读者。

气象初显金中都

金中都以辽南京为基础兴建,一方面必然会受其制约,而另一方面,因其以宋汴京为蓝本,使宫城位置更居中,从而更接近《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对王城的总体布局。主其事者,乃中原文化修养极高的重臣张浩、苏保衡等。

金中都采用三重格局,即大城、皇城与宫城。

大城即外城,呈方形,原有城门十二,南面居中为丰宜,左为端礼,右为景风;东面居中为阳春,左为宣曜,右为施仁;西面居中为丽泽,左为灏华,右为彰义;北面居中为通玄门,左为会城,右为崇智。后因位于中都城东北之大宁宫建成,为前往便捷,故辟光泰门,遂有十三门之数。光泰门很可能位于会城门内天宁寺附近,亦有可能在金代漕运沿线一带。

都城之内乃皇城,位置在大城偏西,而尚未居中。其东西窄、南北长,周围三里,有城门四,东宣华门,南宣阳门,西玉华门,北拱辰门。

皇城中建有宫城,中心建筑为大安殿,乃朝会庆典之所。皇城之西玉华门外,辟有皇家园林,曰同乐园、鱼藻池,鱼藻池即太液池。宫城居城中而略偏西南,纵轴与丰宜门至通玄门之南北线重合,南为宣阳门,北有拱辰门,东、西分别为宣華门、玉华门。宫城前部为官衙,北部为宫殿。若按“前朝后市”仪制,商业中心应在北面会城门、通玄门、崇智门、光泰门之内。而城门、宫殿等建筑之命名,亦足以见证当时君臣中原文化学养之深厚。

且参照当时汴京之制,于宫城之外、皇城之内安置行政机构及皇家宫苑,皇城南部以当中御道分界,东侧为太庙、球场、来宁馆,西侧为尚书省、六部、会同馆等衙署,使“左祖右社,前朝后世”格局初步形成。另外,城内增设祭祀建筑,如天坛、风师坛、雨师坛、朝日坛、夕月坛等,使礼制完备、气象初显,从而为元大都及明清北京城之布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平地新建元大都

元大都则是中国古代最后一座按完善规划平地新建的都城,也是唯一一座采用街巷制创建之新都。

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棂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直抵中心阁。于核心地带,筑有皇城,中轴线上,前后排列主要宫殿。元大都格局,准确体现《周礼·考工记》所云之“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规制。左祖,即太庙位于皇城之东;右社,即社稷坛位于皇城之西;前朝即皇城,位于都城南部;后市即商业区,位于都城北区。此等规制,与中华传统文化讲求对称之审美法则最为相符,令人称道。

因择址新建,元大都规划未受旧格局掣肘,故而居民区与金中都新旧坊制混合形式不同,全部为开放形式的街巷。《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即都城为方形,四壁各设三门。其为周人根据礼制思想所提出的一种理想设计方案,而严格按《周礼·考工记》规定建造之都城,一直未曾获见。相比而言,元大都与《周礼·考工记》规划思路最为接近。唯一不合之处,乃北墙不依“旁三门”之制,只开安贞、健德二门。考其原因,史书未载。然究而察之,当与堪舆理念相关。

据《元史·刘秉忠传》记载,负责大都规划者刘秉忠,曾出家为僧,法号子聪,自幼熟读经史,“尤邃于《易》,及邵氏(雍)《皇极经世书》”,“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故依堪舆之术、风水之理予以变通,亦在必然。以风水角度言之,南属阳,北属阴,元大都布局规整而对称,若南北两垣均辟三门,因城门南北相对,则阳气从南门入城后,沿中轴线北行,经皇城、宫城直抵北墙,气必自中门而泄,属非吉之形、不祥之象。为除“气泄”之弊,故将北墙改为二门,以收“挡气”之效。此外,南为阳,北为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故大都南垣取阳而辟建三门,北门就阴而只设二门,阴阳相合,大吉大利也。刘秉忠深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其才华得到充分施展。元朝国号与开国年号,乃择取于《易》。国号“大元”,出自《易·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年号“至元”出自《易·坤》“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乾坤相合,阴阳相配,甚为得体。

此外,营造大都,不仅依《周礼·考工记》制定总体方案,且据《易》为十一座城门命名:北健德、安贞,东光熙、崇仁、齐化,南文明、丽正、顺承,西平则、和义、肃清,皆遣词典雅,寓意深邃。如“丽正”出自《易·离》“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文明”出自《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安贞”出自《易·讼》“复即命,渝安贞”,等等。刘秉忠据《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之意,将大都街道按方位分为五十坊。各坊皆以街道为界线,虽有坊门,但无坊墙,坊门仅为标志而已。大都城有中心台,位于城市东西南北之中心,以为坐标定位之基准,于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尚属首创。其占地一亩,其旁有中心阁。元末熊梦祥所撰《析津志》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在中心台正南有石碑,刻“中心之台”四字。中心阁在中心台之东,正位于大都城中轴线上,其具体方位,与当今之鼓楼相去不远。

胡同与四合院

就城中街道坊巷布局而论,金中都时期原属于辽南京城范围内之街道,仍保留唐代里坊的形式,各坊之间彼此隔绝,相对封闭;而金代新建部分,则为沿大街两侧平行排列街巷之格局,各街巷间不设围墙,畅行无阻。二者共处于同一城市之中,乃元大都胡同格局的过渡阶段。

而元大都街道布局,则依照《周礼·考工记》,全城各有九条东西、南北干道,加之若干胡同,划成方整的棋盘形制。街道亦有统一标准,元《析津志》载:“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自南至北,谓之经;自东向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衖通”二字本方言,即胡同(原作衚衕),系蒙古语hudug之音译,意为水井。其最早出现于元大都时期,如在元代关汉卿所作杂剧《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即有“直杀一个血衚衕”之语;李好古所撰《沙门岛张生煮海》中,有“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儿衚衕总铺门前来等我”之句。砖塔胡同位于西四地区,至今尚在且名稱未改,乃北京胡同之祖。元代以降,胡同已成北京最具代表性之标志。

据《析津志》载,元大都建成后,元世祖忽必烈“诏旧城(金中都故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有钱)及居职(有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分予迁入大都居住之富商、官员,以建造住宅,由此,开启了大规模营造四合院住宅的过程。被视为北京四合院雏形的当今后英房胡同四合院遗址,便是元大都时期民居建筑的遗存。其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一般以黏土烧制而成的长砖为建筑材料,垒砌成房屋、院墙与院门,屋顶多为木梁架组成,或部分使用石构件,上覆陶瓦。依四个方向而建的房屋及院墙,组成一个四方或长方形封闭院落。而考虑到建筑风格之继承性,可以断言,辽南京尤其是金中都时期的民居建筑,亦当与传统四合院形制相去不远。

元承金制与《易》理

元大都的兴建,晚于金中都百余年,元朝国力又远超当年金朝,都城规模上即可体现。元大都周回六十里,面积约三倍于金中都。从金中都到元大都的城市发展走向,无疑为其后明清北京城之规制提供了优良范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史家夙有“元承金制”之论。回首当年,忽必烈将国都南迁与当年金代完颜亮迁都之动机,多有相同之处。首先,二人继位皆非依惯例,合法性受到质疑;二是对中原文化心仪神往,重用汉人,实行汉制,遭遇保守派抵制;三是因挥戈南指,所向披靡,进据中原,急需就近统治,不然会有鞭长莫及之虞;四是燕京地势、位置,适作大国之都。颇值得一提者,金天德五年(1153年),金完颜亮迁都燕京,易名“中都”,依《易》“贞下起元”之旨,改年号曰“贞元”;而元中统五年(1264年),忽必烈亦迁都燕京(1215年,改原金中都为燕京)时,竟同样定其名曰“中都”,并依《易》“至哉坤元”之旨,改年号曰“至元”。直至至元九年(1272年),才将中都改名为大都。巧合乎?宿命乎?然而,其绝非元步金之后尘,而是顺应历史之正确抉择、昂扬进取之英明举措。

《易》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凝结并代表着中华先人之最高智慧,是中原文化体系中最为深邃、最具魅力之经典。通过对金中都与元大都营造过程之回顾,我们不难发现,金、元最高统治者能对《易》及深通易理之中原儒士深信不疑,足以说明其境界之宏远、胸襟之博大。

《易·系辞》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华文化源于农耕,绵延数千年,一以贯之,未曾中断;然其天性主静、尚重,正《老子》所谓“静为躁君、重为轻根”是也。久之,未免趋于静笃、阴柔。若无全新文化因子注入,则难免弱化、退化,活力渐失。然中国历史周期性危机规律,又决定了农耕文化(中原文化)总能从游牧文化中获取活力,使由盛而衰之势得以扭转。首先是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周边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突然崛起,迅速强大,继而纷纷南下,入主中原;其后则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接受并改造中原文化,融入北方游牧文化之阳刚之气的新型中原文化生命力更加强大,并成为中华文化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