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欣

中餐合餐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上到婚庆宴请，下至家常便饭，人们都习惯围在一个桌上分享菜肴，菜品琳琅满目、色香俱全，其乐融融。然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却让人们警醒，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家人共餐，都要采用分餐的原则，即使使用公勺公筷，也要有自己的碗盘。让我们从文化现象到健康的需要，来看看“分餐制公筷制双筷制”的重要性。

“大桌饭

多人共餐的文化现象

早期农业时代，一个家庭的所有劳动力都要一同耕作，丰收时更需要邻里间相互帮助收割作物，因此每个村庄都是个紧密的共同体。在那个时候地里的作物就是最贵重的财产，吃“大桌饭”就给了大家一个机会，把家中最贵重的礼物拿出来酬谢给帮助自己的人。在黄梅戏《牛郎织女》中就有农家人欢庆丰收，拿出各自家中美食“晒秋”的场景，这也让美丽的织女发出“到底人间欢乐多”的咏叹。这种多人共享的饮食习惯体现了中华民族乐于分享的传统文化。这种“大桌饭”的模式也逐渐深入到和吃饭有关的各个领域，比如餐厅、外卖，还有自家的餐桌，我们也是在这种环境中被训练出来的。

蒋勋回忆小时候一家九口人吃饭的场景，他的法国朋友就很好奇，中国人是如何把握自己的食量。朋友说：如果是我，当我和家人从同一个碗里夹食物，我会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吃多少。中国人从小就耳濡目染，知道只吃自己的那一份，要留一些给别人，因此每一個家庭成员都能均等地吃到食物，这是一种基于大家庭生活模式下的教养，是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随着时代发展，国人的餐桌文化逐渐变化，餐桌上的食物供大于求，因此人们逐渐开始关注食物以外的享受，比如进餐环境、就餐礼仪等等。慢慢地，精致的小份量餐品、外形时尚的定食、就餐礼仪考究的西餐逐渐被年轻化的消费主体所追捧。当人们物质生活逐渐得到满足后，需要的是更多精神层次的文化内涵，这是消费主体经济水平提高，逐步迈向“中产阶级”的必然结果。

“分餐”

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其实早在秦汉时期，代表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士大夫阶层就一直是分餐吃饭的，形式有点像是日本的“定食”，也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份自己的食物，每个人吃的东西都一样，只是比大桌饭的分量更小，类似于现在的“一人食”。这种原始的分餐其实就是在“吃饱饭”之后，人们追求精神需求的表现。分餐制意味着制备精良的餐点、小巧的搭配、讲究的器皿，不仅让人满足口腹之欲，还能有审美上的终极享受。这一点我们现代人与古人可谓“其致一也”。

另外，我们会本能地排斥自己的动物性，在饮食就餐礼仪上也不例外。比如总是认为咀嚼食物发出声音，吃饭时讲话，被别人看到嘴里的残渣，以及用蘸过自己口水的碗筷吃共同的食物等，都是很不礼貌的行为，这就是过度接触引发的生理性厌恶。分餐制很好地避免了过度的接触，从而给每个人更好的就餐空间，也就有更好的心理满足。

“分餐”

能够避免很多疾病的传播

除了能满足心理需求之外，分餐制最实实在在的作用就是避免疾病的传播。随着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展，人们开始反思生活中各种促使疫病传播的不良习惯，其中之一就是多人共餐的“大桌饭”。多人共餐虽然体现了相互分享的美德，但是在这个人口密集、流动性大的社会背景下，“大桌饭”也带来了很多健康隐患。

作家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中描写过一段民国时期大家分食“八宝饭”的桥段：以前八宝饭上桌，先端上两小碗白水，共大家洗匙，实在恶劣……有人喜欢在取食之前先把八宝饭搅和一阵，像是搅拌水泥一般，也大可不必。这个桥段生动地描写了共餐的特点——共用餐具说难听一点，其实大家就是在“互相吃口水”。充满了交叉感染的途径和可能，让很多病毒有空可钻。

有证据显示，食源性疾病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其原因与饮食习惯相关，很多致病性微生物会经过共用餐具“经口传播”，比如肝炎、幽门螺旋杆菌、流感病毒、冠状病毒等等。2003年“非典”和现今的新冠疫情更是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分餐制”

有利于节约粮食

通常家庭聚会多人共餐的菜色会异常丰富，超过了食客的食量，北方有句老话“不剩不算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如果菜被全部吃完，就代表着主人招待不周;而采用分餐的方法，从“以量取胜”转变为给每一个宾朋制作精美的“定食”，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过度制备导致的食物浪费，还能让餐品更加赏心悦目，提高就餐的满足感。

这次新冠病毒的爆发更应该让大家警醒，不管是外出就餐还是家人共餐，都要坚持采用分餐的原则，也就是使用公勺公筷，自己有自己的碗盘，这样能够最大程度避免病菌的交叉感染，还能让你准确地把握自己到底吃了多少，更有利于均衡膳食。还能减少多人共餐过量备餐导致的食物浪费。

支持分餐制，在摄取充足营养的前提下节约粮食，让自己和全家更健康，在更好地享受食物的同时，不浪费一粒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