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细细回想，过往的每一个年份都让人充满缅想，每一个年份都有足够的理由称之为特殊的年份。

比如1991年。

为什么？因为远了嘛。

如果仅仅是因为久远，似乎也不是。

1991年4月的某一天，语文报社全国中学生读书评书活动办公室负责人王老师找我，看能不能去一趟上海，定制活动的证书、奖品诸般事宜。我当时被学校校史办借用，只怕史院长不同意，想不到跟史院长一说，很痛快地答应了。

我赶紧去办临时身份证。办临时身份证需先到学校保卫处开证明，然后再到市公安局办理临时身份证的地方登记。24日下午，上街照相，25日下午上街取相。我的户口在学校的大户口本上，当时，有个年轻人要往大同调，拿走了户口簿，不知他住在哪儿。刚好碰上一朋友打水，问他，原来拿户口簿的就住他隔壁。但是，此人已回大同了，户口簿不知放在何处。我很着急，便问他，大同家平时跟谁关系好？朋友说，隔壁有个襄汾人，也回老家了，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我感叹自己运气怎么这么差。

晚上，在楼下晃悠，碰上几个单身汉，凑合到一起玩麻将。心不在焉，自然手气就差，打到半夜，输得一塌糊涂，撤了。睡也睡不好，快到凌晨，有人敲门，白天打水遇见的朋友给我送来了户口簿，一下又来了精神。

九时许，居证办门外已拥了数十人。工作人员很烦躁，要求也就严。我拿了户口簿和保卫处的证明，说不行，要西街派出所提供的身份证号码。我解释道，学校保卫处证明上已有号码。他坚持说，那不算，只要派出所的号码。好多人也同样被拒绝。我很沮丧，好不容易拿到户口簿了，又出现这样的幺蛾子。又驱车到了西街派出所，户籍室的人没来上班，即使上班也不一定办理，办理时间只在每周的一三五日，今天正好是周四。无奈，到学校北区居委会，一位老太太告诉我，办身份证没有这么复杂呀。这句话提振了我的信心，又到了居证办。这回的人明显少了。

我站在办理人员身边怯生生地说，办个临时身份证，把户口簿和信函放在桌子上。办理人员瞄了一眼，我的心里慌得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再说不行，我真的没招了。还好，办理人员把手伸进身边的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给我。我赶紧拿到旁边的桌子上填写。填写的过程中，又遇到了麻烦。保卫处证明上我的出生年月与户口簿上不符。好不容易拿到了表格，给作废了，岂不屋漏偏逢连夜雨吗？我略加猶豫便改了过来。当表格移到办理人员的手头上时，我的心陡然紧张了起来。这两处涂改太明显了。也许是命运捉弄够了，办理人员并没有任何刁难，顺利通过。我走出了办理大厅，还在频频回头张望，心里的忐忑一直没有停止。

4月26日，我乘坐376次列车，12时12分从临汾发车，前往太原。下午5点左右到达太原站，先到售票厅购买了次日去上海的火车票。太原朋友多，抓紧见了几个人、办了几件事。

翌日，上午11时10分，174次列车开往上海。这趟车需要坐26个小时，我买的硬座，旁边几个南方人，做生意的，口无遮拦，聊生意的同时，也聊女人，声音很大，毫无忌讳。我们的座位离厕所很近，有女人上厕所，他们也会放肆地引出话题。这些人第二天在南京下站。我正点到达上海。

给分部的工作人员穆栋打电话，他让我先在车站附近找个旅馆住下，明天再说。我找了好几家旅馆都没床位，连车站附近的中亚宾馆三十层也没床位，天气开始下起了小雨。最后，好不容易在恒丰路的恒通大楼地下室，也就是闸北区房产管理局第三招待所安顿了下来。一个房间四张床，每张床位10元。房间潮乎乎的。

早上还未起床，穆栋打来电话，让我打车去他们学校——上海第二师范学校，在四平路999号。我三下五除二收拾完毕，便提了行李到大街上打车。穆栋特意提醒，不要坐大奔头，那全是个体户，要坐小轿车。我等了估计半小时一辆车也拦不住。看见附近有个出租车站，前去打听，里面的老头说，没车。我又拎着行李去了火车站。在站前转悠了一圈，也不见出租车。只见有车进去，却不见拉客，皆扬长而去。大奔头的司机倒是十分殷勤，一直在你面前唠叨。我问他到四平路、大连路口需要多少钱？他说40多元。我其实并不知道车站离那里到底有多远，只知道个体户肯定宰人，便不应承。他又缠着我说，报销不？我说不报销。他说，不报销可以便宜些。我心里想，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儿去，没理他。

看见一辆出租车驶了进来，急忙上去拦，司机指了指西边，开走了。我没弄明白什么意思，旁边一同志说，这里不让拉客，要到西边去坐。我绕到西边，果然看见有一招牌，写着出租车出口处，原来这儿是出租车招呼站，已经排了几十人，我是最后一名。这时，又有一小伙子过来问我坐不坐摩托车？他是用摩托车拉客的。旁边一女子帮腔，估计是一伙儿的，我没有答应。他掏出发票诱惑我，多给你几张票，我还是无动于衷。我站在队伍里慢慢往前移动着。那个摩的司机，看我不上钩，又跟刚来的两个老外套近乎，老外也不上钩，只好把目光盯着后面来的人。

上海早晨的风很大。等了一会儿轮上我了，坐的是没屁股的夏利车。司机是江苏人，生在上海，车上装有计价器，起步价9元，每公里1元。豪华的桑塔纳、皇冠等车型，每公里1.2元，不足九公里的以九公里计，超过九公里按实际公里算。从火车站到四平路、大连路口，计价器上显示13.8元。我给了15元，司机找了1元，说没有两毛。

到了第二师范学校，向门房打听，老头认为我是从北京飞过来的。今天，陶校长和秘书从北京飞上海，穆栋把秘书也安排住在这里。他可能把此事告诉了门房，所以，看见我很惊讶，这么快就来啦？我说，不是，我是山西来的。老头让我到总务处找穆栋。总务处在办公楼一层，办公楼是红色三层楼。穆栋不在，一位同志便招呼我坐下稍等，他出去叫穆栋了。一会儿，穆栋进来，带我到旁边的招待所。住进了二层208房间。房间好大，老式建筑。从进门到窗户有十几米。一进门是会客厅，放有两张写字台，一张沙发，还有衣架，花台等。中间是卫生间，也大，再就是卧室，放了三张床，一个电视机，一个衣柜，两只床头柜，一部电话，还有一套三组合转角沙发。由于地方限制，三组合沙发被分开放置。房间有空调，能制冷，能制热，能通风。窗外便是学校的操场。窗下的路边，绿色的篱笆墙，青草鲜嫩得能滴出水来，小鸟不停地鸣叫，给人以都市田园的感觉。

穆栋和我坐下来闲聊。他曾在我们报社的小学编辑部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工作上打交道不算很多，毕竟一起待过，还是有感情的。中午11：30开饭，我跟他到教工餐厅就餐。餐厅在招待所旁边的二楼，一楼是学生餐厅。吃饭的教工比较多。穆栋的儿子也过来吃食堂。大约十一二岁，挺活泼的，正在师范附小读四年级。穆栋的爱人在教育学院党委办公室工作，离家较远。

饭后，我们坐校车去虹桥机场接陶校长，司机是位瘦瘦的女子，机场在西郊，车子由东向西驶去，穿越了上海北区。街上车多、行人多，行驶四五十分钟后才到达机场。虹桥机场正在大兴土木，到处堆积着沙石、建筑材料，有的工程建了半截，有的在打地基。车子在机场外围绕了一会儿才到了出站口。接站的车很多，大部分是豪华轿车，我还注意到辽宁02的牌照，还有江苏的，有个司机买了面包坐在车上啃。

飞机预定13：50到，晚点了，14：20才到。我们等了一个半小时。陶校长穿着他那套蓝灰色带白点的西装出了站，秘书穿着粉红色衬衫，背了行李紧随其后。我跟陶校长和秘书握了手，陶校长问我，你怎么来啦？我说，评书活动的事。他再问，评书活动什么事？我说，印制证书、制作铜像，还有拉广告等事情。他没再问了。

一路上，陶校长对上海目前还没有立交桥很是不满。大家就这个话题，纷纷发表意见。修立交桥要拆掉多少住房，又要建多少住房。车子不知被堵了多少次，返程竟用了一个小时。陶校长回家住，他家在一条小胡同的上下两层楼里。车子开到胡同口，陶校长让我进去，我没去，秘书跟着进去了，我和穆栋回到了学校。

30日上午，我骑了穆栋的自行车上街。上海不熟悉，1987年12月和妻子旅游结婚时来过。只记得公交车拥挤的程度一点不比罐头好多少，人挤人，都成了鱼干了。骑上自行车随便走，漫无目的，走哪算哪。

沿着四平路往下走，到了溧阳路，过嘉兴路，再到吴淞路，然后上了今日正式通车的苏州河上的悬挂闸桥。看到两岸高层建筑辉煌，特别是文汇报大楼，给人威风凛凛的气象。从桥上望下去，便是外滩，外滩的壮观建筑才是上海的标志。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海关、上海市委市府的建筑全是欧式风格，高雅不群、威严壮阔，这些建筑由大块石头砌起来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很深，显得粗拙、古樸。

外滩路继续往下走，是十六铺航运站。这条路叫中山路，一直往下走，最后到了外马路。黄浦江上正在修建大桥，工程十分壮观。尚未合龙的桥面在两岸高高的桥墩上横卧，长长的斜拉钢索似乎只要一松，桥面就会坠入江中。桥墩上悬挂着上海基础公司的字样，看来是这家公司承揽的项目。在这里开了眼界，然后掉头踅回去。

一路穿街过巷，从豫园路进去，行了好多街，最后从浙江路到南京东路。把车子停在浙江路。在南京东路溜达了一会儿，又骑上车子，过北京路往上走。不知晓怎么窜到了密云路。买了点吃的，再上去到大连路，过了大连路便是四平路，这才回到学校。

晚上，马建民过来。这次来上海，有些事情就是让马建民办的。

马建民个儿不高，戴个眼镜，前两年到过报社。好像当时刚结婚，还给同事们发喜糖呢。马建民很精干，特别能侃，就职于《上海经济报》，社会能量大，结识的人杂，三教九流，引车卖浆。初次见面，会被他的高嗓门和滔滔不绝所震撼。我专门说了让他拉赞助的事。他直言，太迟了，应该早点告我。印选票时，就应该把赞助商印上去。现在活动基本进行了一半，再拉赞助，商家多是不干的。他有他的道理。他一再表示对承揽下一届活动的广告感兴趣，只要给他挂个公关部主任即可。瞄准一家或几家，搞个十万二十万的没问题。我听他说得天花乱坠，云里雾里，都是在畅想，而我急需要的是当下的活动赞助。他一再表示，迟了，不好搞。他强调名和利，我明白他的意思，明确告诉他，赞助费的15%给他。他不以为奇地哂笑，这是行业规矩。

穆栋有事要到国权路一个朋友家去，马建民和我又聊了一会儿。我把带来的资料交给他，需要印制的证书，一共六种：优秀作品奖、提名奖、出版奖、组织奖、编辑奖，还有读书奖。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不断打电话，其中有一项与今日在中山公园搞的民族文艺演出有关。他解释，要跟新闻报的朋友采访一个人。俨然一个文化经纪人。我发现他的点子很新颖，夸奖了几句，他来了精神。又口若悬河，要做新点子，一般的点子，报纸都报道了。我为他竖起了大拇指，你有新闻眼光。他不无自豪地说，搞这一行必须这样。

我想买一架照相机，让他帮忙，他问我，多少钱的？我狠了狠心说，四五百元吧。他不屑一顾地说，四五百元能买啥好机子啊。我笑了笑说，自己用呢，有总比没有强。他略一沉思道，那就买DF吧，目前国产最好的相机，四百五六十元的样子，将来可以换镜头，傻瓜机是没有这个优势的。我也不懂，只考虑价格，听他这么说也就同意了，拿出四百五十元，交给了他。

五一节到了，穆栋答应带我去逛街，只是迟迟不见他来。我有些不耐烦了，他才姗姗而来。一来就解释说，本来早来了，苏州的老丁来电话，陶校长在苏州要给外公外婆扫墓，却不记得外公外婆的名字，让我去陶家问个明白。

我们俩一块坐车，先去了五角场，替陶校长买4日回太原的机票，五角场有个东航机票代售处。一问，4日的票已售罄，买了6日的。上海到太原的机票237元。买票出来，我们坐车直接到外滩。在吴淞路堵了很长时间，街上的车明显比平常多了。

从外滩的南京东路口进去，依次逛来。南京东路是最繁华的商业区，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商店里更是人挤人。华联商厦比较大，人也多，它在浙江路的路口，旁边是上海电视二台。我们进去看了看，有几件女式衬衫比较不错，花色多为深色的各种图案，价格56元，服务员年轻漂亮，穿了一件深黄色的短上衣与裙子配套，现场展示，效果很搭。服务员都是阅人无数促销高手，窥见我内心有波动，有针对性地狂轰滥炸。穆栋在旁边使眼色，我哪有时间看他呀，他干脆把我拽开了。出来，穆栋埋怨说，哪有你这号逛店的，进来就买，货比三家的道理都不懂吗？我嘿嘿地笑。

一时许，我们上了旁边的闽江大酒店吃饭。这是一家专营闽菜的馆子，饭店里挂有“海派闽菜”的牌子。上了三楼，一穿粉黄色上衣、黑色裙子的服务员引我们入座。另一穿绿色上下装、带黑边的服务员便端上了两杯茶。我们开始点菜。穆栋翻着菜谱，我也把目光凑上去，价格贵得吓人。最后点了个铁板牛肉、铁板鱼，还有一道什么，三个菜每个都在二十元以上。铁板很稀奇，像北方摊煎饼的鏊子，铁板烧红后，放在稍大点的耐火胚子上，打开盖子，放进洋葱头、牛肉，或鱼肉，捂上一会儿，再打开，便飘出奇异的香味。这在当时的北方比如太原都少见到，至少我没见过。我们要了大瓶中德啤酒，每瓶5元，上来的却是小瓶，又要了两瓶力波啤酒。吃到最后，感觉菜有点少，又加了一道乳鸽，二三十元。乳鸽其实没什么吃的，又瘦又小，仅有的一点肉还被烤焦了，粘在骨头上，咬也咬不下来。我给穆栋说，这道菜够宰人的。他笑言：“不管好吃不好吃，我们吃过。”穆栋强调，这句话是徐同总编说的，原来有出处。我还想要个汤，有吃有喝会舒服些。穆栋让我看菜谱，最次的汤也要十二元之多，而且不懂行的人绝对上当受骗。比如，金钩白玉汤，多好的名字呀，其实就是几根黄豆芽和几块豆腐做成的，要你十几块。这都罢了，还要外加10%的服务费。我很惊讶，甚至有合不上嘴的憨态表露，穆栋倒显得平静，坦言，都是如此。发票送来，上面写着133.1元，这个数目我怎么都算不上。穆栋说，算它干啥？我想想也是，对不对都是它了。

饭菜很贵，依然无法阻挡红火的生意，食客甚众。过节了，人肯定比平时多，这里是商业中心，外地的客人逛街总不能饿肚子吧，只能就近解决吃饭问题，即使像我们这样尽量点便宜的，也是花的心惊肉跳。走出酒店了，我还为酒店算了一笔账。一天多少人，平均消费多少，能有多少收入。

吃了饭，蓄养了精神，接着逛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也就是南京东路天桥跟前那个高大的商店。只逛了一层，穆栋便建议回去休息。我们来到西藏路，打出租，好半天拦不住车。穆栋也是一番感慨。好不容易打了一辆，到了四平路999号，计价器显示金额13.4元。

5月2日，上午八时许，我和穆栋去陶校长家。四平路一直往南走，临平北路进去，再到宝安支路，很窄的胡同，忘记是多少号了。穆栋敲门，里面传出一老太太的声音，穆栋报了家门。老太太开门，说陶校长还没回来，让我们坐。老太太模样周正，端庄慈祥，能从陶校长兄弟的脸上看出来，也就是说，陶家兄弟长得像母亲。没看见陶的父亲。我随意浏览了房间布置，一边放着不太高的书柜，另一边放着沙发，中间是个餐桌。主人介绍楼上有三间卧室。

穆栋把机票交给了老太太，我们便出去了。到了临平路碰上了陶家老三，手里拿着一个盒子，里面是三只包子，显然是上街买早点。陶老三跟他哥哥相比，显然养尊处优，兄弟俩长得像，性格却截然不同。

穆栋回学校去了，我去南京东路买衣服。把车子停放在浙江路旁边的湖北路口的上海电视二台底下，又去了华联商厦。在二楼给自己买了一条浅白色的牛仔裤。没有再去那家卖女装的铺位。出来后，到了上海第一百货大楼。服务员热情得不得了，只要看见你稍一驻足，马上就过来了。跟个体户一样，我怀疑这里也是个体户。想不到这话说出口后，引来服务员的不满，嘴里嘟囔着，这么大商场，怎么能是个体户呢。个体户可以搞价，我们这里不搞价。我看上了一套三件套女装，116元。服务员穿着这样的套裙，我怎么看怎么好，就买了。结婚后，还没给妻子买过这么贵的夏装呢。钱花出去了，服装拿到手了，一阵轻松。

又到了卖T恤的专柜，花样很多，大都在20元以上，只有一种17元。从家里走时，一位同学吩咐，替他买一件10几元的T恤，我便买了这一件。西裤专柜的价格吓人，大多是70-80元，便宜点也要40-50元，不敢问津了。后来，在女衬衫专柜，看上了一件花色不错的，19.5元。还在这个商店买了一个磨刀器，产自河北霸县，服务员拿把钢刀做试验，跟街上跑江湖的路数一样。边示范边说，男的一天少抽一包烟，如何如何。最后到了地下商场，这里卖家电、摩托车之类，有好几种洗衣机，方方正正的，跟单筒的差不多，标价都在一两千元以上。冰箱、冷柜不少，冷柜在一千元以上。吸尘器有进口的，价格也在千元以上。小型国产的品牌在二百元以上。凤凰自行车专柜，买了一条链条锁，价格4.38元。

从商场出来，才感到口渴，花了0.7元买了支雪糕，仍不解渴，舍不得再买了，骑了自行车赶紧往招待所返。

中午睡饱了觉，下午六点多，骑上自行车沿着四平路一直朝北走。这里高校不少，依次有同济大学、空军政治學院，五角场往西是邯郸路，复旦大学就在这里。还有上海工业专科学校、上海商学院等学校。复旦大学校园很大，我从上海军医大学过来，上海军医大学在邯郸路平行的翔殷路上。前几天，上海的新闻报道，中国女足在二军医大与该校男足比赛，结果输给了男队。今天路过此校，便有进去一看的想法。从校门进去是八一大道，沿着此路往前走，东边有个足球场。黄昏时分，足球场上有很多大人小孩，个别人穿着短裤跑步。有个工人模样的走了过来，我赶紧上去询问，足球队在哪里？他的话我没有听懂，瞎找了半天，无果。

八一大道往北走，顶住墙后，有一条向西的路叫康复路，都是一些实习场所，还有一栋刚刚落成的十几层高的医疗大楼，非常漂亮，有某领导人题名：上海长海医院。旁边有个一层高的康复楼，楼前有条路往南，有座小桥，河水都是不流动的臭水。让我想起苏州河也不干净，臭气熏天，以至于出现苏州河与黄浦江汇流处清浊分明的景观。可想而知，居住在苏州河两岸的居民常年饱受恶臭之熏陶的苦衷。苏州河还在流动着，像二军医的这种不流动的臭水河，在上海又何止一二呢，其环境之恶劣，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河周边，楼房林立，什么“群英楼”“精英楼”“毓秀楼”。群英楼是本科生楼，精英楼是研究生楼，毓秀楼可能是博士生、青年教工居住。从这里出来到了复旦大学，天已黑了下来。我驱车疾驰，见路就走，逛了一大圈。引我注意的是行政楼全是小楼房，呈灰色，类似于欧洲风格。一栋校长办公室，一栋组织部，一栋某某部，小巧玲珑，一排逶迤，大约五六栋。这些独具特色的建筑，见证着复旦大学的悠久历史。

5月3日，继续逛街。专门给同事和朋友代购物品。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同事和朋友总希望捎一些东西。四川路上有家新华书店，进去给同事购买了一册《中国古代算命书》。然后，往西行驶。走着走着，看见一横幅：热烈欢迎各民族兄弟来沪演出之类的内容。才知到中山公园了，新闻里说过，中山公园举办民族表演。愚园路上有上海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中山公园门口人很多，入场券6元。据报道，开幕时，现场购不到票，出现票贩子倒票的现象。对我来说，宁可把6元钱留做他用，也不可能进公园看演出。

继续往前走。不知怎么曲里拐弯来到了上海教育学院总部门口，校名由彭真题写。门口还挂了《中学生知识报》的牌子，由周谷城题写，该报由陈刚主编。上海教育学院有我们的老朋友，1987年12月份，我和妻子旅游结婚就是朋友介绍住在该校的地下招待所。刚刚工作时间不长，手里钱少，权衡了一番，还是旅游结婚最省钱，选择了华东地区一行。一路省吃俭用，住也是拣最便宜的住。上海教育学院地下招待所便宜，每个房间两张床，每张床位14元。不过，让人不可思议、同时又忍俊不禁的是，该招待所有条规矩，男女不能同房，夫妻也不行。我们旅游结婚是带了结婚证的，那也不允许。服务台解释说，招待所没有办这方面的手续，公安局不允许。今天，偶然路过此地，脑海中又想起了这一幕。

淮海中路，除了南京东路之外，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街面一家小店门楣高悬减价标语。进去逛，看上了一件黑色长袖秋衣，一件14元，两件25元。我挑了一件，付了13元。往前走了一段路，看见了相同的衣服，只卖9.8元，特意注明全市最低价，心里叫苦不迭，这一当上的。幸亏买了一件，当时差点买了两件。逛到金陵路，再没有发现卖14元，也没有9.8元的，都在10——11元之间。来之前，朋友叮嘱在上海五星公司，也就是淮海中路424号，买两件睡衣。到这里一问，没有要的货。还给女同事买了一瓶苗条霜，这是刚刚流行的产品。淮海路没有逛完就折返了，两腿累得走不动了。

4日早上，给马建民打电话，一块儿去陶校长家。当时下着小雨，陶校长还未起床。这次见到了陶的父亲，是个瘦瘦的老头，倒是个勤快朴实的人。老爷子闲不住，一会儿忙这个，一会儿忙那个。等到陶起床后，我们问他什么时候从苏州回来的。陶说，2号，你们刚走就回来了。马建民应该快来了，我出去张望。马建民穿着雨鞋，手拿雨伞，嘴里嚼着个大饼子，如约而至。他怕我笑话不文雅的吃相，主动解释说，在市内买不到这样的饼子，一下公交车，闻到了饼子的香味，循着香味，虽然吃了早餐，还是挡不住诱惑。以前只卖3分钱，现在涨到了2角1分钱。马建民总是这么健谈，边说边嚼着饼子。我们来到了陶家。在陶家，大家谈论的主题就是评书活动的证书如何设计，大小尺寸、颜色、字体，定做钥匙链、笔记本等事情。最后，还是定不下来，商量明天下午再来议定。

十点多，从陶家出来，大家各忙各的。12点多，我从四川路往北走，过了苏州河，旁边有个邮电局，决定给妻子打个电话。而妻子两点上班，必须等到两点以后才能挂电话。刚好在邮电局歇脚。不到两点钟，打长途电话的人开始排队了，这里的直拨电话只有四部，等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轮到我，怎么也拨不通，拨通了没人接。以为妻子是否开会了。那就溜达一会儿再拨，这样到了四川北路1761号。当时应该要个人工长途也许会解决问题，可我坚信直拨快，又排了好长时间的队，轮到我时，拨出去干脆就是忙音，怀疑是直拨机有问题，又返回到第一次打电话的邮电局，又是排队，比第一次时间还长。像过了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一拨，还是没人接的信号，这才相信是拨不通，不是没人接。妻子的单位不可能没人上班，即使她不在，别人也会在啊。已经五点了，赶紧骑车往学校赶，平时练就的车技在上海得到了超常发挥。一路风驰电掣，闯关过隘，仅用了10多分钟时间，便返回第二师范学校，正好赶上吃晚饭。

上海下了整整一晚上的雨。

5月5日清晨，倚窗听雨，淅淅沥沥的声音像细丝浸入房间。今天是周日，校园安谧无声，招待所里更是寂静。前台有一伙人忙着，张罗着全国邮电系统的一个培训会议。

上午没事干，在房间待着。下午二时许，穆栋过来了，穿着雨衣。他说，自早上出去给朋友帮忙收拾家，刚刚忙完。我们起身去陶家。我穿了穆栋的雨衣，他穿的风雨衣。俩人骑着自行车出发了。雨下得不小，雨衣前帘上一会儿就积出水窝，需要用手抖一下才能流出去。

来到陶家，陶校长正在跟报社的法律顾问谈话。此人在苏州大学任教，家住上海，周日回来度假。谈话的内容大致是中美高校合作交流之类的，我们也不便细听，隐隐约约拾到耳朵里零星信息。随后，马建民也来了。手里拎了个塑料袋，他把证书的样品带来了。还告诉我相机也买了，一会儿抽时间专门讲如何使用。

陶校长跟法律顾问的话题一直说不完，我们在旁边恭候着。马建民拿起相机给我说，相机价格398元，是橱窗里的展品，稍微有些脏，所以便宜了70-80元，都是通过关系搞到的。相机的皮套22.10元，共计420元。我曾经在街上注意过此款相机，相机和皮套加起来大致468元，肯定是便宜，不过，不像他说的便宜那么多。

法律顾问走后，陶校长开始跟我们说证书的事。他看见我手里拿个新买的相机，问了一句。陶老三刚开始还在家里，我们进来他给开的门，后来谈事时，他好像出去了。我感觉只要陶校长在家，他显得有些不自在。陶校长的眼里，他就是个听话的小弟弟。陶老三有两个女儿，十几岁的样子，从楼上下来喝水时，我看见过。

事情谈完后，陶校长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一两天吧。他说，回去时给捎带几件东西。说完递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竹垫4个，笔座一个。他告诉我，笔座已经看好，在某某地。我牢牢记着。

穆栋插话说，明天于漪老师要去广西讲学，八点的飞机，要不一块儿乘车去机场。陶校长说，明天不知天气如何，飞机能不能起飞？穆栋说，应该没问题，这天气不会影响飞机起飞的，除非起雾。于漪老师是上海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穆栋的顶头上司。今年62岁，面临退休，她无论学业还是政绩有目共睹。我在校园里见过她两次。一次是在办公楼，一次是在小径上。看上去很老了，脸上皱纹比较多，但身体硬朗。穆栋给我说过，最近于漪老师搬新家了，一套四居室。这在上海已经很好了，她是人大代表，人大出面解决的。不过，穆栋说，还不如以前好，以前住两套房子，面积比这大。

五点左右，我们离开了陶家，雨还在不停地下。

周一，天气放晴，我准备离开这所不大的上海第二师范学校。这里环境非常的雅致，各种名目的花草树木郁郁葱葱地生长着，给人以蓬勃向上的生机。特别是当早晨尚未起床时，鸟儿一个劲地鸣唱，增添了几分亲切，好像夏天来了。北方的夏天不是如此吗？尤其是听到布谷鸟叫时，思绪总能跳回到遥远的故乡。在故乡，只有给谷子间苗时，才听得到布谷鸟的叫声。

住招待所的数日里，除了听鸟叫，看窗外的绿色，还有一种特殊的享受，那就是每天从中午开始一直到晚上这段时间，楼下琴室所飘出的悠扬的琴声。学生在这里弹琴，一拨走了再来一拨，虽然琴声还很稚嫩，传到我耳朵的感觉，依然很美很美。琴声响到什么时候，我能竖着耳朵听到什么时候。音乐骤停，我耳边还余音袅袅。有了一种音乐依赖，没了琴声，显得寂寞而又无聊。听琴声的时候，我能想象到那些练琴的孩子脸上的稚气，手指的犹豫，脑海里弥漫的旋律。认真的老师，会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着，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有这样的温馨和浪漫。我陶醉在这样的气氛中，权当免费欣赏着一场场音乐演奏会。学琴的孩子，并不知晓，这个楼上住着一位痴迷琴声的客人。

這所学校的女生比例非常高，应该在90%。从校园走过，满眼几乎清一色的少女。学校有规矩，全部着校服，校服一律是蓝色。我的眼里充斥着迷人的蓝色风暴。

【作者简介】高海平，山西乡宁人，现居太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多篇散文和诗歌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散文年度选、各类诗歌排行榜所转载。出版散文集《带女儿回家》 《一抹烟绿染春柳》《我的高原 我的山》等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