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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两部“把文学圈给惊着了”的长篇小说，不由感叹道：这个时代，民间的确有高手。一部是四川乐山90后青年作家周恺写的，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5月出版的《苔》;一部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的《美顺与长生》，是北京朝阳医院推氧气瓶的业余作者毛建军写的。前者写得从容淡定，“气象宏大，细节饱满”，是一部具有民间文化艺术气质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后者写一个从东北被父母诱嫁到北京市的16岁的小姑娘美顺和他略显憨傻的丈夫长生共同生活二十多年的故事。“京城不易”，那么一个16岁的“外省”小姑娘，和他这样的小丈夫，要把自己和他们的小儿子在当下如此残酷的“城市化”进程中，“混”成“北京人”，又是何等的不易啊！由美顺和长生小两口，到婆婆和公公，再到从美国回来的小姑子长莉，还有因暗恋美顺而投奔到北京的栓柱及其妻子英子，还有在老家养驴失败也“漂”到北京做买卖的二哥福顺一家，众多的“北京人”和“外省人”，围绕着“美顺与长生”这两个人物轴，自然而然书写，一波三折，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有艰辛和磨难，也有许多意想不到和心酸之苦。但是，“一切的不如意，都不能摧毁他们的自重”，都被这小两口用他们的善良、自强、坚韧、温暖和痴痴的爱所化解。就是这样“清淡到通篇找不见几个形容词”的长篇小说，竟然几次感动得我泪水涟涟，情不能禁。所以决定先向诸位推荐这部“不着痕迹，有着天然之美”的“看似不可能的婚姻中，成就世间最温暖的爱”的长篇小说：《美顺和长生》。

早几个月前，就从报刊和微信中获知有这么一部长篇小说，是由一个62岁的医院里的普通工人写的，读者反映很好。我就一心想着买本看看。可当当网上一直是预售，迟迟见不到书。终于见到了，见封面推荐语中写道：“这是一部被文学编辑从自然来稿中挑出，一字一泪录入电脑的小说。编辑读者自发组织为它召开作品研讨会。”我不由得肃然起敬。毛建军，这位在北京朝阳医院推氧气瓶的普通工人几十年对文学痴痴追求，工作之余，一直在读书和写作，收获了许多退稿和退稿信。从他在本书的“后记”中，我获知：终于在三年前，被《北京文学》的初审编辑王秀云从成堆的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北京人》，读得哭了，就推荐给编辑部的同事们读，终于在《北京文学》2017年第3期发表。它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的编辑赵萍读到了，几度落泪，而且觉得它在内容及艺术上皆有延展的可能性，于是辗转找到毛建军，终于有了这部在中篇的基础上扩展成的长篇《美顺与长生》，有了这部“一经发表‘把文学圈给惊着了”的长篇小说。

文学从来就是铁面无私的。它不会因为你是业余作者和普通工人，就降低文本品质要求的。相反，却是因其作品独具特色的魅力，感动了许多的读者而越走越远、越走越长。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部小说是如何去写“一个少女的特殊命运，一个北京家庭的特殊婚姻和别样亲情”的？如何在“看似不可能的婚姻中，成就世间最温暖的爱”的？作者又是如何“在我们长久沉湎于小说技巧的各种尝试和探索之后”，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一种“剔除一切雕痕”的天然清丽的文学“别样的美”的？（引用语均为《美顺与长生》封面、封底推荐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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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顺是小说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一个人物，是小说中最具光彩的一个人物。我很喜欢这个“骨子里的硬”的小媳妇。“那一年，美顺16岁。”小说就这样不惊不喜地起笔了。那一年可能是1999年或者是2000年，因为北京闹“非典”的那年春天，她和长生的儿子牛牛开始上幼儿园了。那一年，她在不知道家里为哥哥娶媳妇收了婆家不薄彩礼的情况下，就被舅姥爷说媒嫁到了北京。从遥远的东北小山村里一下子要到首都北京生活，当然是全家人“巴结”，全村人眼红。可她知道，要不是过小年那天北京来了这信，第二年春上她就该嫁人了，“后生就是山背后窝洼子村的，叫栓柱。”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年“正月十六，美顺穿上新衣服”，带着200元钱，由大哥陪着，“买下火车票，晃晃荡荡去那梦中都没见过的北京”（同上，第2页）。到了北京，惶惶恐恐的她，“转天就去登记”，登记的户口已是改过的岁数，“16岁的女娃改成了22岁”（同上，第3页）。日子就这样开始了，吃得好，生活得也好，但是，谁真正去理解过一个16岁山村少女在京城生活的内心世界啊？美顺后来对师傅英姐的女儿李睿回忆道：“十六岁生日时我还没来月经，过了几个月才有……头一晚上我就是疼，一摸还有血。好不容易完事了，他呼呼地睡，我睡不着，眼睛睁着，就是不能合，觉得屈辱死了，活这么大没遭过这屈辱。脑子要炸呢，心说你要么死，要么把旁边的人弄死，不敢。就恨爹娘，恨舅姥爷，恨大哥，是他把我送到北京的。”（同上，第142、143页）生活并没看因为个体的痛苦而停止不前，她也并没有因为生活残酷的一面而退却，而是以己有的善良和纯真，被动接纳生活，默默地面对生活。“可是，这些都挡不住美顺见了长生样子时的委屈和窝糟，她从心里厌烦他。可长生到了夜里总是腻着美顺不放，加上年轻，身子壮，火力旺，要了又要，总没够。兴奋了就鸭子一样在美顺身上张开两手一上一下扇乎着叫：‘哎呀，我的小媳妇儿呀，哎呀，小媳妇儿呀。让美顺厌恨得不行，回数多了，黑暗里的美顺就会想到长生傻乎乎的样子，越想越恶心，越恶心还越想，每每就要吐，硬生生地忍住。”（同上，第15页）有一夜，正干事时，终于忍不住，哇地吐了一床，“急忙往卫生间跑，一路跑，一路吐”（同上，第16页），终于肚里有孩子了。

有了儿子牛牛，“京城不易”的艰难城市生活才真正开始了。“牛牛出生在北京，爸爸是北京人，爷爷奶奶都是北京人。可牛牛当不了北京人，必须当外地人。美顺千里迢迢，翻山越岭嫁到北京，帮着一个成不了家的北京人成了家，又生子个大胖小子，美顺也不能当北京人，只能当外地人。”（同上，第32页）小说没有去批判城乡关系的二元对立，没有去写老百姓管不了的國家大事，只是自然朴素地去写生活最本真的样子。“婆婆公公都在电厂工作，婆婆是会计，公公是个什么技术厂长，工程师。”在偌大的北京城里都是小小的老百姓。作者只是着眼于普通老百姓的“小九九”和人性，去写他们过日子的艰辛与痛楚。“不太爱说话”的公公午睡时，低声对婆婆说：“你怎么不动脑子呢？”“可你看长生那样儿能笼住媳妇儿吗？一旦进厂当了工人，有了户口，不跟长生了，要离，找谁去？法院也挡不住人家离婚吧？到那时，房子、钱，都有人家一半，再带走牛牛，你动脑子吧！”（同上，第33页）他们二老都对“半傻不傻的儿子”感到“窝憋死了”。这对美顺的心理自然打击很大，当然，对于美顺的艰难成长与性格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小说写道：“美顺歪在床上，张大嘴，想‘噢地尖叫一声，她没敢。两行泪流下来，往耳眼里淌。用手抹了去，把脸贴在儿子的小脸上，轻轻地贴，轻轻地贴，儿子的小脸好热乎呀。”（同上，第34页）作者没有生硬想象，过度去写人的心理阴暗与险恶，没有想当然地去写人的阴谋诡计和以怨相报、以恨相报，而是以浅淡的叙写，自然的情感，去客观而真实地写美顺对公婆的不理解，写美顺的善良、温暖和美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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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们真的低估了长生和美顺了。还有我们读者，也真的有些低估长生和美顺了。渐渐地，美顺从长生对姥姥的爱、对公婆的感情中感受到了他內心世界的真诚和纯净。她在职工食堂当临时工，第一次挣下钱，向老家报平安，给父母邮了200块钱时，才知道长生“打你结婚后，女婿月月给我们寄一百，从没断过”。她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真正感觉到了长生的善良和对自己的真爱与痴心。她从傻气的丈夫身上发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纯真与诚挚。她发现了自己所敬畏的公婆也是平易可亲的。但是，每天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却是日益坚硬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公公因过失被抓、公公被迫病退、长生被厂霸欺负、公婆被厂霸欺辱、幼儿园高额费用、临时工被辞退失业、起早贪黑的送报、婆婆突发脑血栓失语半瘫、自己的房子让大姑长莉偷偷卖掉、大姑长莉去了美国失联、师傅英姐被前夫和相好逼害入狱、栓柱因自己和媳妇英子闹矛盾、二哥到北京创业一味问自己借钱却发展不顺、栓柱因贪利和京姐相好逼英子离婚、儿子牛牛高中早恋拿刀刺伤自己的情敌。生活中这些变故、难题与突发事件一个个接蹱而至，扑面而来，让美顺和长生两个小人物应接不暇，处境艰难。这一切似乎在考验着他们的生命韧性与人性力量，考验着他们对爱情、亲情、友情和与人相处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美顺和长生在这些巨大的时代难题与现实困境面前，没有绝望和颓废，而是以普通的坚韧的生命力量去艰难地克服彷徨与退缩，积极应对，见招拆招，一一化解，用爱、尊严和自强这些人性温暖的微光，点亮现实，点亮了世界，也点亮了众人的生命。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说：“当代历史的事实同时也是每个男人和女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然而，人们一般不是根据历史的变迁与制度的冲突来确定它们所遭受的困扰……因为他们对自身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的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几乎一无所知，普通人往往不知道这种联系对于他们将要变成的那种类型的人，对于他们或许要参与其中的构建历史的过程意味着什么。”（[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4页）历史与时代对个人的影响和塑造，个人面对强大而暧昧的历史与时代的认知，这两者之间，永远是不成比例的，永远是探究不清的“生活之问”与“人之追问”。作者也不想着力去探究这些深奥而艰涩的问题，而是在对生活真相与现实本相的自然质朴的书写中，去一笔一笔地展现人物的情感变化与冲突，雕刻人物的性格特征，塑造人物生动而丰厚的形象。面对厂霸冯永对长生和公婆的一次次欺辱，长生一忍再忍，美顺“怒视长生”，“心里感到要爆炸一样”。冯永揪着长生使劲晃着，美顺忍无可忍，冲上去和他拼了。他竟然骂她是“他妈个外地臭娘儿们”“嫁个傻X”“到北京来”。她“突如一头怒豹”撞向冯永，“冯永猝不及防，仰天摔倒。眨眼之间，美顺扑上去，烙饼用的铁铲风刮样拍在冯永脸上，鲜血四溅。长生噌地爬起来，远远地跑开，大声叫：‘别打我媳妇儿！”冯永“急了，蹿起来，抓住美顺的头发，不出声地拳打脚踢”，众人见他疯态，无人敢劝。美顺“小小的身子怎经得住冯永的三拳两脚”，被打得“身子发软，头脑发蒙”。此时此刻，作者写道：“这时，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号震惊了全场，只见远处的长生直起身又弯下腰，双手攥拳，二目怒睁，骂得声嘶力竭：‘我操你妈的X——呀——！美顺听见了，像落水者抓住了稻草。她叫：‘长生呀，我是你媳妇呀。”傻人被厂霸激怒了，被媳妇的求叫激发出了强烈的保护意识，当然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场面。昔日的厂霸被打得“头成了血葫芦”，长生疯了似的还在打，众人拥上来都抱不住长生，“美顺一下跪倒在地，抱住长生的头哭叫：‘长生呀，长生呀。”（《美顺与长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64、65、66页）厂霸被打得“昏死过去”了。这下可捅大祸了！美顺这才害怕了，“‘扑通一下跪倒在婆婆公公身前，说：‘妈，怨我呢”，“婆婆原本坐在沙发上，见美顺跪，忽一下蹿过来，一把抄起美顺，喊道：‘美顺，你跪谁？你是好样的，你没错！”又对被吓坏了的公公吼道：“你不许说他们！”“你去找人，多少钱都成，咱两口子凑！就是不能抓了儿子和媳妇。”在戏剧般的矛盾冲突中，人物性格分明而充满变化，但变中有稳，稳中又有变，人物形象十分生动而令人难忘，并且令人十分解气过瘾。还有长莉偷偷把他们的价值500万元的房子卖掉后去美国了，终于联系上她了。肯定她是遇上难事了，公公决定去美国把女儿接回来，钱是次要的，不管遇上多大的难事，也要回来和全家人过日子。美顺突然说她也要去，大家都愣了。公公小声问为什么？美顺说“我想了，我不去，姐不回来。”真的，飞到美国，到了接站大厅，长莉“正要招呼父亲，发现美顺，一时僵住。”这时，作者写得非常细腻而有层次感，十分感人：“美顺跑起来，一直跑到长莉身前，抱住长莉，本想高高兴兴叫一声姐，却万千委屈涌上心头，哽咽道：‘姐，姐呀。长莉缓缓地回抱住美顺，喃喃地说：‘美顺，美顺。”（同上，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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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有很多像上面这样写得感动人心的地方。这肯定是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特点。但是，难能可贵的是，小说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写冲突戏，打感情牌，而是用大城市最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来触动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作者把这些普通人的生命故事与命运抗争放在中国城市化急速发展的20年进程中来展现来反映。虽然小说中作者对这些并没有一笔的叙写与描绘，但是读者可以感受出来，在现代化迅猛发展的北京城，本地普通人长生一家、师傅英姐李睿母女，外省人美顺、栓柱、英子、福顺等肯定要被裹卷其中，他们的阶层、身份、户籍、家庭、婚姻、爱情、工作、生活等等都要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和冲击，个体与历史、个人与时代、家庭与社会、父辈与子辈、公婆与媳妇、媳妇与小姑等一系列的复杂关系，都会扑面而来，充满纠葛而富有矛盾。可是，小说让人读起来并不是有太多的激烈与峥嵘，相反却让人感到自然、清丽、质朴和温暖。让人倍感“另类”，倍感“干净”、清澈和明亮。

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读后细想，可能就在于作者始终从平民视角出发，始终以平视的角度观照生活的细部与底层的内部，在人们普遍的命运中建立起个体的经验，而个体的这些活生生的、令人彻骨难忘的生活经验与情感历程，自然会折射出时代的丰富与复杂，折射出现实的坚硬与严酷。美顺下岗失业，只好到送报公司送报，起早、卸车、插报、不停地爬楼挨家送到，累得腰酸腿疼。长生心疼，利用双休日帮忙。在街道居委会的帮助下，美顺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饼店，起早搭黑，还是忙不过来。长生忍痛辞职，全力支持，生意越做越大，从小跟姥姥学会做的肉饼，竟然成为自己的品牌，“姥姥肉饼”，而且成功入驻大酒店。就这样，靠他们自己的吃苦耐劳，自立自强，努力奋斗，终于取得成功。栓柱和英子的北漂奋斗史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俩尽管不时的有些小矛盾，但凭着吃苦受累的精神，从摆摊卖水果到在繁华地段开水果超市，生了一儿一女，买下期房，落户北京，还攒下60万存款。可是栓柱出轨要和英子离婚，只是因为京姐黄露有三套北京的房子和花不完的房子租金。还有心地善良的英姐师傅，被前夫和他的相好占住房子，用尽种种恶劣手段，逼迫她和女儿离开，要卖房分钱。在时代与现实的强大推动中，这些生活在社会肌理与底层的善通人，一个个质朴无华，没有大的宏伟理想，也不会说什么惊人的大道理，只能以一颗颗坚忍的心去应对日常生活中大涛小浪，保持沉着的生活定力，去完成生命中的使命与命运中的对抗。他们凭着生生不息的强韧生命力，日复一日地，不断书写着人世间平凡而伟大的故事与梦想。但是，在作者对这些平静如水的叙写与描述中，不仅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独特艺术美，而且从灵魂深处感受到了一种当下文学中宝贵而稀少的，而在底层人民中又是最普遍而常见的美好与温暖。

【作者简介】马明高，山西孝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著作20余部，曾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山西省文艺理论评论奖和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