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屿

1992年7月，于是之最后一次登上人艺舞台。这是他主演的第374场《茶馆》。

然而，演了几百场“王掌柜”，于是之这次却卡壳了—— 对不上词，望着老搭档郑榕叫不出“常四爷”。

谢幕时，听着观众久久不停的掌声，于是之落了泪。那天晚上，童道明陪他一起走出剧场。站在院子里，于是之望着夜空淡淡叹息一声：“从前演戏觉得过瘾，现在觉得害怕。”

于是之知道，自己告别舞台的时间，到了。

一个话剧演员，说话却出现障碍，这对于一个把演戏当作毕生追求的人，打击有多大，除了于是之本人，只有妻子李曼宜最为了解。

李曼宜记得，那时的于是之变得非常脆弱和敏感，“不知什么时候想起什么事，或是看到过去的什么东西，如相片、文章，再或者什么人无意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表情，都会引起他不愉快，有时会暗自生气，有时会伤心落泪，甚或失声痛哭”。

李曼宜懂丈夫的情绪起伏，因为他自卑地认为自己“没用了”。于是之有时会和妻子说，不愿见那么多的人，可长时间见不到人，他又会觉得人们把他忘了。夫妻俩在公园散步，常会遇到于是之的老观众，人们热情地围拢过来，历数他演过的作品。

李曼宜注意到，那时丈夫的表情常常是难为情的，“又摇头又摆手，意思是‘别提了，都是过去的事了。但见到大家没有忘了他，他内心还是欣慰的”。

正是那段时间，夫妻俩谈到了将来谁先“走”的问题。于是之说：“我要是先走，你会非常痛苦，可我相信你还能过得很好。要是你先走了，那我可怎么过啊！”

李曼宜说，不如趁着俩人都在，把他们几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都记下来，将来剩下一个人，看着它，也是个纪念。

于是之同意了。他说，他还要写写自己那些“良师益友”。随后，他在一张废纸背面拟了个“良师益友”的提纲，提纲最后一段，写的是李曼宜。

李曼宜既好奇又期待，丈夫究竟会怎样写她。然而，她最终也没能等来那个答案。

2013年1月，被阿尔茨海默病折磨多年的于是之去世。6年后，《我和于是之这一生》出版，94岁的李曼宜在书里记录夫妻二人在风波迭起、世事沧桑中的相依相傍，记录贯穿他们一生的爱和信任。

“我不愿意再忍受，我要写信给她，告诉她我爱她”

1949年春天，北平刚刚解放不久，春寒犹厉，但空气中已有一股暖意。

就是在这个春天，李曼宜考入了刚刚从解放区进入北平城的“华北人民文工团”。当时她坐着团里唯一的交通工具——  一辆小毛驴拉的胶轮大车，“踢踏踢踏”来到团里报到，看到在一众穿着灰粗布制服的团员中，有个穿紫红色毛衣的年轻人，跑上跑下甚是显眼。

“他这身打扮，不像‘老同志，可又俨然以团里主人的身份在接待我。”李曼宜忍不住暗自思量。

待大家都安排妥当，“紫红色毛衣”自我介绍说他叫于是之。“干钩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  是生活干事。”

于是之只比李曼宜早入团一个月。两人熟识后有次闲聊，发现他们其实在1944年就见过彼此。

当年，李曼宜和家人住在一个很大很深的院落，五六户人家都是知识分子。那年暑假，院里几家孩子聚在一起，决定排演话剧《雷雨》。然而大家发现人手不够，缺个演周萍的人。于是，一个孩子请来了那时还叫于淼的于是之。

人一凑齐，没有寒暄与彼此介绍，立马开始排戏。

李曼宜被分配演繁漪。和一个陌生男孩对词，她觉得特别紧张，“头也不敢抬，眼睛紧紧盯着剧本”。排练到最后，她都没看过于是之一眼。

5年后，两人再度相逢，提起这段往事，于是之忍不住对李曼宜说：“你那时只顾低着头念词，从不抬头看看，凡是繁漪台词里有‘我爱你或者‘你爱我的话时，你只念‘我—你‘你—我，把那个‘爱字去掉了。”李曼宜听罢，抗议道：“繁漪有这样的词儿吗？我怎么不记得？”于是之说：“有，有，有啊！”

两人大笑。

也正是在这一朝一夕的相处中，二人之间渐生情愫。

1949年10月，团里筹备演出苏联话剧《莫斯科性格》，于是之在剧中饰演男主角维克多。他试图通过读书探寻“维克多的恋爱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似乎也有些想恋爱。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的恋爱颇有苗头……我每一分析与创造维克多的时候，总想到她的本身，这能使我在分析中有更浓的感情。”

这里的“她”，指的就是李曼宜。

而彼时的李曼宜，其实也是有感觉的。她曾在日记中写道：“于的问题，现在还很难测，我仍在犹豫……”

而到了12月20日，两人的日记中，都谈到了恋爱的事。于是之似乎怕人看到，心绪全用英文表达。李曼宜则这样写道：“那件事情（当然是指我和他的关系）我很希望能明朗化，我是不喜欢在那些事上浪费时间的，我坚持我过去的念头，那必须是在事业上有所帮助的，否则，就可以不去管它。”

相较而言，于是之的“思想斗争”似乎更多。12月21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明明是在爱着人家却又故作自尊地放掉机会，真是该死！……我不愿意再忍受，我要写信给她，告诉她我爱她，我们可以在一起工作得更好，生活得乐观。这样拖来拖去，是不健康的情感在作祟，不像革命者的气魄。”

“我觉得她更美了，我们将很快结婚，我估计在今年春天”

于是之的犹豫，某种程度在于，他觉得李曼宜“群众关系容易搞不好，基本上还是小姐脾气”。

12月30日那天，于是之来到李曼宜的宿舍，聊了两个多小时。回去后，他对李曼宜还是有些看法，于是在日记中写道：“先慢一点吧！现在所以有这些毛病，都是她的宿疾，自幼培养起来的，并不是情感寂寞造成的后果……本質上还是小姐脾气。”

然而，就在于是之做出“先慢一点”决定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31日，他就没能控制住情感的闸门。在1950年1月1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昨天，与曼宜明确了恋爱关系。谈得很严肃……‘我们算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她坐在炉边椅子上这样问。‘就从现在开始吧！我这样答。我们吻在一起了……我觉得她更美了，我们将很快结婚，我估计在今年春天。”

相隔一日，态度如此矛盾。在李曼宜看来，“这正是不可抗拒的爱情的力量。”

许多年后，李曼宜曾听一位老友说：“当年你俩恋爱谈成了，把是之高兴的，回到宿舍里满地打滚，还说李曼宜答应我了……”

不知这是真有其事，还是老友演绎。不过于是之的欣喜，确是众人皆知。他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快乐的幸福的1950。”

不过年轻人的爱情，甜蜜中往往都夹杂着苦涩的小心绪。于是之、李曼宜两人，也常常是“今天闹恋爱情绪，落泪若干”，几日后，便又“情感已处理得极好，我们真爱啊，吻，祝你睡好”。

如今回过头看，李曼宜觉得曾经的那些“反反复复”，其实从没有让两人真正疏远，“相反，它让我们的相互了解更加深了，心贴得更紧了，情感有了更好的升华”。

当情感相对稳固后，结婚一事，被提上日程。

于是之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曼宜叫我到她家里去，原来这可爱的小姐姐已经跟家里说了，是她母亲邀我去的。我起初以为一定很尴尬，结果还自然得很。”

1950年的除夕夜，于是之是在李曼宜家过的，他说“很自已，没有什么不自然，我更爱她了”。

3月22日，剧院（1950年元旦，华北人民文工团改组扩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莫斯科性格》开庆功宴。大概是为喜上加喜，领导同时决定，于是之和李曼宜的婚礼也在这一天举行。

李曼宜记得，两人当年的结婚“礼服”是自制的，“就是把去年发的灰色棉制服拆了，抽去其中的棉絮，做成夹衣，然后洗净熨平，穿起来相当笔挺”。至于结婚证书、婚纱照，一概没有。幸好剧院准备了一块粉色缎子，供大家签名，缎面上方写着——  “于是之 李曼宜 同志 结婚志喜”。

这块最终被大家密密麻麻签满名字的缎子，成了两人唯一一件珍贵的结婚纪念物。2000年，于是之、李曼宜金婚纪念，李曼宜特意找出这块缎子，挂了起来，拉着于是之在缎子前面拍了照，随后还把缎子上的那些签名一一抄录了一遍。

“明知前面是海，还是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但—— 他，太累了”

婚姻不是靠你侬我侬就能走远，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独立个体，势必相互磨合，才能长久相依。

于是之有时就喜欢“生闷气”，甚至会用拳头捶桌子、捶胸口，夜里跑到院子里用头顶着木柱使劲蹭，“愤怒”时摔过茶杯、暖壶。不过李曼宜说，这是于是之发脾气的极限了，他不会和人大吵大闹，“他这个毛病可能也和他后来得的病有关”。

另外，于是之也不懂如何讨妻子欢心。去莫斯科访问，路过商店，其他人都进去看，他很不情愿，最后还是同行的同事挑了一个精致的双层针线盒，让他带回来送给李曼宜。事后，李曼宜感叹：“这样的礼物，要等于是之送给我，大概是没有希望的。”这个针线盒，她一直用到今天。

1954年，于是之、李曼宜的儿子于永出生。“是之一般不大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从我们的通信中能看出他对儿子深深的爱。”他去外地演出时，给妻子写信：“寂寞时我也曾打开提包把小伶（于永小名）的小汽车拿出来看看，但又马上放进去了。孩子的小车，每到一地必检查一次，在唐山旅馆的地板最平，我还在地上玩了一会儿，两个小车一起走，跟大街上一样。现在为了不致挤坏，我总把它们放在我的毛袜子筒里。”

“文革”时，于是之一度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影响了儿子入团。一天晚上，他默默走向天安门广场，独自在那坐了很久、哭了很久，把无法诉说的痛苦统统化作眼泪。此后，他默默走回家。若干年后，他才和李曼宜提到了这件事。

某种程度而言，于是之是不爱表达的，而他内心的起伏，或许只有李曼宜最懂。

1984年2月，经北京市委宣传部部务会议讨论，任命于是之为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李曼宜记得，当年丈夫和自己说：“一想到下一步，只觉前边是一片海，明知是海，大概要跳了……我之不想当官的心情，将来恐怕只有你来证明了。”

于是之担任第一副院长的8年，正是北京人艺原创大戏迭出的时期。而这8年，又何尝不是作为演员的于是之本该有的表演黄金期？作为晚辈知己的剧作家郭启宏说：“放下可以继续辉煌的‘演员于是之，捡起一脖子麻刀的‘第一副院长，有识之士因之扼腕长叹。”

李曼宜回忆丈夫作为“行政干部”的那8年，从来没有所谓上班、下班或休息、放假。作者来访，随时“破门而入”。但于是之最爱聊的，其实还是创作。李曼宜记得，那时每天午饭，没人约、没人请，剧本组的作家一个个都端着从食堂买的饭凑到自家那间小屋。“我们能提供的仅仅是一坛子泡着枸杞的二锅头，谁想喝就用小杯子舀一点……谁有什么新的构思，谁又发现了什么素材是可以写戏的，大家便热烈地议论起来。”

回望这8年，李曼宜在《我和于是之这一生》中写道：“尽管有人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甚至也有人当面或背地里骂他、批评他，可他为这个剧院是真尽心尽力了。我想他就有那么大的本事，大概也全都用上了。”

在李曼宜眼里，丈夫当初“明知前面是海”，还是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仅凭他那很不娴熟的‘仰泳，总算没有被淹没。但—— 他，太累了。”

“是之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在他有生之年，绝不能再叫他受委屈”

其实在做“行政干部”时，于是之就有了生病的征兆。比如排练话剧《洋麻将》时，他发现自己“记忆力减退”得厉害。

丈夫一边演戏，一边做领导工作，备受煎熬且身心俱疲。李曼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给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领导写信，大意是：于是之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如果上级领导真正爱护这个干部，最好还是发挥他的所长……最终，这封信石沉大海。

1992年《茶館》演出前，于是之的病状出现得更为频繁。他曾因浑身不住发抖，被诊断为一过性脑缺血;还曾说有颗牙总磨自己的舌头，将牙拔掉后，他的嘴仍不停动，越紧张动得越厉害。那时，他常会忘记别人的名字、忘记地名。有一天，李曼宜问他从哪条路回的家。他思索良久，答：“就是一个姑娘，躺在地底下……”“原来是公主坟啊。”李曼宜接过话，但心里却酸酸的。

1994年，于是之被正式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

那年年底，报上刊登了美国前总统里根患此病的消息。于是之看后，久久没有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他和朋友们自我调侃：“我这辈子说话太多了，老天爷不让我说话了。”

作为妻子，李曼宜也是过了好久，才接受丈夫的这个病。

最初，一辈子好强的她，觉得难堪。

有一次，于是之给人颁奖，第一个奖颁得很顺利，但到第二个时，他忽然糊涂了，拿着奖杯径直走向后台。坐在观众席里的李曼宜心怦怦跳，她怕他被别人嘲笑，她替他难为情。那晚回到家，他们一句话也没有讲，只当一切没有发生，两个人把痛苦都藏在了心里。

还有一次，有媒体请于是之题字。于是之写了几次都不满意，但对方急着要，他也就勉强让人家选了一张拿走。然而在不久后的活动现场，于是之看到对方郑重其事地展出自己的字后，他觉得这样的作品让他惭愧，于是起身离开，任李曼宜在后面怎么追也追不上。到家后，他痛苦地捶胸顿足，李曼宜劝不住，两人索性抱头大哭。

在李曼宜看来，那段时间，自己最大的痛苦，“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等待，不知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她有时也会在一个人的深夜失声痛哭，宣泄心中的凄凉与郁闷。但宣泄过后，她会告诉自己，要面对现实，“是之这辈子活得不容易，在他有生之年，绝不能再叫他受委屈，我要對得起他”。

“是之真的出发了，他向西，再向西，走向远方”

于是之患病后，几乎全部护理工作，都压在李曼宜一人身上。

1999年正月十五，正在厨房的她，听到外面“扑通”一声。她连忙跑出来，见于是之坐在了地上。她上前扶，没扶动，自己却重重磕在水泥墙上，瞬间动弹不得。

她忍着剧痛，一点点挪动脚步，蹭到电话机前，给儿子打了电话。于是之有些吃惊地看着她，她捂着腰对他说：“不行了，我摔坏了，动不了了。”

那时的于是之，已经不怎么能讲话了，见妻子这样，忽然急得在地上爬，并大声嚷起来：“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最终，夫妻二人住进了同一间病房。由于要做各种检查，李曼宜常被人抬出病房，每到那时，于是之就特别不安。有一次，他甚至跟着抬走李曼宜的人跑出病房，但一下子没跟上，见妻子没了影，他更急了，就跟着查房的主任，主任到哪他到哪，想问妻子被抬到哪里、是不是不行了，但他没有能力讲出这些话。从主任那里得不到答案，他就开始在病房的过道里到处跑、到处找，直到见李曼宜回来，才安静下来。

在两人住院期间，有剧院的同事前来看望于是之，说到《茶馆》要复排了。李曼宜发现，于是之眼中刹那间闪出了光。

那一次，于是之和李曼宜在医院住了9个月。开始时李曼宜只能躺在床上，后来可以慢慢坐起来。一天，于是之走过来，拉着她的手，看着她，好像说：“啊，你终于又活啦！”李曼宜觉得，那一刻，他们两人似乎又能沟通了。

于是之住院时，为了让他安静做理疗，李曼宜会和他讲过去生活的片段：“1949年，南京解放，我们一起上街打腰鼓，‘咚吧咚吧咚吧。”她还会给他念儿子小时候常说的童谣：“小白兔，白又白，两只（ji）耳朵竖起来，爱吃（qi）萝卜（gu）爱吃（qi）菜，跑起路来特（tuo）别快！”有时于是之晚上睡不着，她就给他唱《摇篮曲》《圣母颂》这些两人年轻时爱听的曲子，听着听着，于是之就静静睡了。

在于是之住院的最后岁月，李曼宜风雨无阻，几乎日日到医院陪伴丈夫。和他聊聊孙子、说说朋友，给他从头到脚进行并不专业的按摩。按她的说法，就是揉揉。“给他揉手指时，他会拉拉我的手;听到我说老朋友时，他会激动得流眼泪，甚至还会‘啊地哭出声。”

李曼宜不愿别人称丈夫“植物人”，她不接受这个冷冰冰的称谓。她记得有一次黄宗江在电话里和她说，之前总不理解那些推着瘫痪病人在院里散步的人，可是在自己老伴去世后，他忽然懂了。他说：“即使老伴瘫在床上，再不能动，不能言，我也愿意守着她，照顾她，这里有我们的感情;不论怎么样，我们两个还是在一起的。”

黄宗江说的这些，李曼宜懂。

然而最终，于是之还是先离开了。丈夫去世后，李曼宜向人艺领导提出，想让他和工作多年的“家”—— 他挚爱的舞台，做最后的告别。

2013年1月24日，于是之的灵车从医院开出，驶向首都剧场。之后，灵车绕剧场一周，停在院内。在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后，灵车再次启动。“是之真的出发了，他向西，再向西，走向远方。”李曼宜在心里默念。

最后送别时，李曼宜在给丈夫的花篮上写下“是之，我爱你”。

这是她一辈子也没有对于是之说过的心里话。

（选自《新周刊》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