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特别是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态度明显趋于强硬。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积极寻求同美国各界的合作，对抗病毒劲敌。然而，美国政府不仅对合作抗疫相当消极，还无端攻击、抹黑中国。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安全、经贸、科技、外交、涉台等方面继续制造摩擦。美国对华态度趋硬具有深层次根源，其中，制度与经济是两个重要方面。

制度与经济：影响美国对华态度的两个重要动因

制度与经济一直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动因。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安全、经济和政治是三根并立的支柱，美国的国家利益基本上体现在这三个方面。①其中，安全主要体现为维护美国本土人和海外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经济主要体现为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保持美国经济的繁荣;政治主要体现为维护并向外传播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政治制度。在这三者中，安全是核心，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灵魂。没有安全，国将不国。美国定期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是围绕安全问题来布局美国的全球战略，这时，经济与政治都被纳入安全范畴（这里的安全实际是指大安全）。美国成长的经历和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表明，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国家安全将不可持续，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不会有影响力，甚至难以存续。政治既是一项独立的国家利益、重要的软实力，同时又直接影响着美国对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判定。在美国精英们看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同美国相对立的国家，更具有威胁美国安全的可能性，在经济上也难以为美国企业和商界提供获利机会。

美国战略家和决策者通过对安全、经济和政治三方面利益的综合考量来确定全球战略目标，明确谁是合作伙伴，谁是竞争对手。冷战期间，美国认定苏联在这三方面都是其竞争对手，于是确立了对苏遏制战略。美国不仅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同苏联全面对抗，而且还极力联合世界所有反苏力量一起对付苏联。

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对华政策从属于对苏战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中，美国支持国民党政权主要是因为其反苏反共。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发生逆转。直到中苏分裂之后，且美国在对苏战略竞争中处于劣势时，尼克松政府才寻求同中国缓和关系。此时，美国缓和对华关系完全是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是基于全球战略中安全利益的动因，因为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仍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两者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美国看来，一方面，中国实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有利于两国经济交往，也有利于其开拓拥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获取其所需要的资源;另一方面，中国通过政治改革，有可能走向其认可的自由民主国家。如此，发展对华关系的三重动力——安全、经济、政治——就都具备了。因此，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美国对华态度非常积极，而苏联解体后，“联华抗苏”的传统安全动力不复存在。“9·11”事件之后，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优先任务，而在应对这些安全威胁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总体来说，自苏联解体后，虽然美国对华政策存在两面性，即在接触与遏制之间摇摆，但是接触是主要方面。直到特朗普上台执政之前，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其全球战略中的合作伙伴，虽然也有竞争的一面，但合作大于竞争。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对华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将中国视为传统安全对手的倾向日益明显。但是，在美国主流战略家看来，一方面，中国尚未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军事威胁力量;另一方面，发展对华关系的政治和经济动力仍然存在。在政治上，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他们仍然幻想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在经济上，随着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贸易赤字、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等问题越来越受到美方关注，中美经贸总体上是互补的关系，即互利共赢，美国自由派坚信可以通过经贸交往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自由派当初支持美国政府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基于这种愿望和判断。特朗普上台执政后不久，美国战略界的这种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而导致美国对华态度大逆转。

经济“脱钩”：美国鹰派的制度考量

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内阁中的鹰派推动对华贸易摩擦，并试图实现对华经济“脱钩”。虽然人们深知，贸易摩擦和包括科技在内的经济“脱钩”最终会导致两败俱伤，即使是实力强的一方，也要承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后果。然而，对华鹰派宁愿让美国承受经济利益的损失，也要同中国强硬对抗。鹰派作出这样看似非理性的选择，主要是基于政治或制度的考量。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美国对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政策，就更能看出维护经济利益在对华政策中的次要性。美国同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经济关系缺少互补性，竞争性更强;而且欧日对美国的科技垄断地位威胁更大。然而，美国却能够容忍欧日在经贸上继续占“便宜”，在高新科技发展上给予欧日更大的空间。美国对欧日宽容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盟友关系，这种同盟关系的最重要基石就是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换言之，盟友在经济上强大了，实质上是在壮大“大西方”的力量，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相比之下，一个在制度上与美国对立而又无望被改造的国家，其经济越强大，就越对美国构成战略上特别是安全上的威胁。

按照美国鹰派的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四个自信”，宣誓“不忘初心”，这表明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所奉行的寄望通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以融入国际体系而逐渐融合、塑造中国的自由主义政策完全失败了。对此，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在党的十九大之后不久的一次演讲中阐述得非常清晰。②鉴于自由派政策失败，鹰派给出了他们的对华战略思路：美国应当丢掉改造中国的幻想，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樣来遏制中国，抑制住其崛起势头。对于打冷战，美国有着丰富经验，可谓驾轻就熟。当年遏制苏联，美国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方面同时着手：在政治上，运用一切手段攻击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妖魔化苏联及其盟友;在军事上，同苏联尖锐对峙，同时大搞军备竞赛，并挑起代理人战争;在经济上，封锁苏联及其盟友，将它们排斥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之外。然而，现在的中美关系同当年的美苏关系已经大不相同。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十分密切，是彼此高度依赖的伙伴。美国如果这时同中国展开全面对抗，不仅难度很大，而且还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从而引起商界及广大民众的反对，可谓是投鼠忌器。而美国如果能够实现与中国经济的“脱钩”，那么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同中国展开全面竞争了。

美国之所以如此忌惮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担心社会主义制度会对其本身的制度构成威胁。这种威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二是美国的特殊国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运动和制度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一诞生，便遭到欧洲反动势力的打压。

一般来说，美国不像欧洲那样面临社会主义的直接威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力量在美国的影响一直比较有限。然而，美国在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面却不比欧洲国家逊色，其缘由在于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同国家移民移居美国后都会带有母国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甚至矛盾。维系这样一个民族“大熔炉”的有效方式就是构建一个能为所有种族、民族的移民所接受的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并建立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为核心内容的自由主义，这个政治制度就是美国现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可以说，这个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如果没有了它们，“美国将不再是美国”。因此，美国精英们要极力维护这个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防止它们受到挑战和威胁。

从大安全的角度讲，维护这样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就是维护政治安全。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在所谓“民主阵营”一边，在冷战中带领所谓“自由世界”遏制以苏联为首的所谓“专制世界”，都是基于这种动因。虽然美国发动对苏冷战是综合考量了政治、安全和经济三方面利益，但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政治是最为根本的。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表明苏联已经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于是美国宣告冷战结束，并放弃实施长达40多年的对苏遏制政策，而此时的苏联在军事实力上则没有任何变化。

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认为自由主义已经战胜了各种与之对立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必再担心其制度会受到其他制度的挑战和威胁。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美国的这种担忧又复燃了。

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是充满忧患意识的。他们担心中国制度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认定中国制度现在就会影响美国人民对美国制度的“自信”并引起美国内部的分化。他们目前主要担心中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中国会将自己的治国理念、制度基因运用到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进而逐渐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规则，最终导致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瓦解。这种认知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形成，奥巴马多次宣称不能让中国制定规则，③特朗普政府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知。美国国防部2019年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面从国际制度中获取好处，一面侵蚀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价值和原则，从内部来削弱国际制度”④。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如果不复存在，不仅将会终结其世界霸权地位，而且也会间接地影响其国内制度——因为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会不断增大，中国制度的声誉也会自然提升，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想走自己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制度感兴趣，进而学习其合理因素。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势必会对美国公众甚至一部分精英的“制度观”造成冲击，进而动摇美国的立国之本。

为了阻止这种悲剧发生，美国鹰派开出将中国拖入冷战的药方，推动特朗普政府制定并实施全方位的对华强硬政策——除了要实现经济“脱钩”外，还在政治、安全、人文交流、外交等领域大动干戈。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上的举动。中美建交后，除了特殊情况外，两国在政治制度纷争上都保持克制，一般不公开攻击对方的制度，在政治上的分歧基本限定在人权、民主发展进程等具体问题上。然而，特朗普政府却打破了这种默契，公开宣称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支持专制体制者同支持自由社会者之间的政治竞争。⑤这种论调同当年宣告冷战爆发的“杜鲁门宣言”如出一辙。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攻击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制度，宣称“支持自由人民必须是美国的政策，这些自由人民正在抵抗武装起来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企图强加于他们的奴役”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出于抗疫需要，接受了中国提供的一些合作，但是这一过程充满了摩擦、争斗、算计。这实际上不利于美国的抗疫以及疫情之后的经济发展，也遭到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许多有识之士的批评。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受鹰派的影响。这也表明，鹰派不会因为同中国在抗击疫情上的暂时合作而作出根本性改变。

攫取经济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战略思维

以制度之争为根本动力，旨在同中国实现经济“脱钩”，只是美国鹰派的立场。鹰派虽然目前在特朗普政府内很有影响力，但并不能等同于特朗普政府，也不完全代表特朗普总统本人。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和最终决策者是总统。当然，特朗普能够重用那些鹰派人物，让他们在内阁中担任要职，说明特朗普认同鹰派的一些理念。但是，作为总统的特朗普仍需要从总统职责的角度和争取连任的需求来考虑问题，审视对华关系。因此，在内阁中，特朗普也安排了一些非鹰派人物，特别是像财政部长姆努钦这样比较务实的经济自由派。而且，一旦某些鹰派人物的超强硬主张干扰了特朗普的“大政方针”，他也会毫不手软地把他们“炒鱿鱼”，比如原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

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大旗，更看重的是如何维护、促进美国的经济利益。对谋求连任的特朗普来说，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是首先需要考虑的，否则选票会大量流失。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到处搞贸易摩擦，不仅同中国打贸易战，也同欧洲国家、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搞贸易摩擦，其目的就是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同时试图促使制造业投资流向美国。我们还看到，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特朗普总是夸耀因为增收高关税，美国增加了财政收入;在新冠肺炎疫情十分严重的时候，面对世人都高度关注的中美抗疫合作问题，他却强调中国已经开始大量購买美国的农产品。当然，我们也看到，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领域对中国下手更重、招术更多、要价更高、持续时间也更长，其中的缘由就是特朗普的需求同鹰派的“脱钩”图谋同流合污。然而，不管怎样，同中国完全经济“脱钩”并不符合特朗普作为总统的利益，因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式的博弈极有可能断送特朗普“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梦想，也会打破其“连任梦”。所以，特朗普的对华强硬同鹰派的强硬又有所不同。特朗普的强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战术或策略——提出高要价，展示出狠劲，如果得逞就赚了;如果遭遇对方的坚决抵制，那就算火力侦察，摸清了对方的底线，下一步如何出牌也就心中有数了。除了在经贸上斗狠外，特朗普在台湾、人文交流、南海、涉港涉疆等问题上迎合鹰派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在经贸方面作出让步。

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虽然总统和内阁掌握着外交最终决策权，但是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首先是美国商界。虽然近年来美国商界对中国的营商环境颇有微词，寄望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但是“脱钩”绝不符合美国商界的利益。而美国商界在共和党内有较大影响，在内阁中也有代言人。其次是美国的一些地方政府。美国有些地方，如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同中国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关系，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受益者。毋论“脱钩”，即便是进行贸易摩擦，也已经使他们遭受了严重损失。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的权力和影响力是不能轻视的。最后是美国的智库。美国的智库多数是中立的，都是从国家的立场来看问题。虽然特朗普出于个人性格，不太重视智库的作用，但也不能无视它们的呼声，特别是智库的公开发声会对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面对中美关系有可能走向失控的危险，美国智库频频发声。比如，美国百名中国问题专家于2019年7月发表了致特朗普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公开信，强烈表达了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批评意见，认为同中国“脱钩”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看到，贸易摩擦已经对美国的制造业和农业造成严重冲击，使消费者的生活支出增加;科技打压则有可能使美国高科技产业失去中国市场，进而削弱美国自己的创新能力;等等。再比如，2020年4月初，正当特朗普及一些内阁要员利用新冠病毒污名化中国时，90多位美国前政要和著名学者联名呼吁要加强中美抗疫合作。

总的来看，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态度趋于强硬有多重动因，其中制度对立是根本性的，将长期发挥作用。制度对立会影响美国对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判定，制约对华战略信任。制度对立促使美国鹰派谋求与中国打新冷战、实现经济“脱钩”。但是，对总统特朗普来说，出于美国经济利益以及其竞选连任的考量，美国需要与中国保持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经济关系，并且从策略上采取对华强硬姿态，以谋取经济博弈中的有利态势。

【注释】

①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

②刘建飞：《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2018年第2期。

③仇朝兵：《“贸易促进权”之争及其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美国研究》，2016年第2期。

④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June 1， 2019.

⑤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⑥Ronald E. Powaski，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7-19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責编/刁娜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