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俊怡 霍伟炽 刘少群 田儒刚 郑鹏

摘 要：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在城市因子渗透下，乡村原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利益结构等要素重构，乡风文明发生了新变化。目前，广州乡村的乡风文明建设严重滞后于其经济水平，为此，该研究通过调研了解广州乡风文明建设现状及困境，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乡风文明体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助力乡风文明建设，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广州

中图分类号 G122;D6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31（2020）11-0004-04

1 引言

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就的外在体现，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让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农民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乡村文明程度，营造生气勃勃、富于创造、勇于进取的思想文化环境和科学健康、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支持。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各方面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仍存在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为此，本研究选取广州市五大区23村作为调研地点，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深入乡村进行实地考察，共回收有效问卷162份，问卷有效率达83.3%。通过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总结分析，发现广州乡村依然存在文化活动缺乏、文化设施薄弱等问题，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2 广州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经验

2.1 守住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繁荣 深入挖掘本村历史文化内涵，在“一村一品”特色文化打造中融入广府文化等民风民俗文化。挖掘祠堂文化和美德文化，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阵地建设，如番禺区充分利用祠堂资源，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和村史馆，作为传播文明乡风的阵地;大龙街新水坑村建立文化大礼堂，于广誉公祠集中展示村内乡贤名人等。修建篮球场和文化广场，打造集学习、休闲、娱乐、健身、表演于一体的综合广场，建立村级公共文化服务中心，不断满足村民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2.2 深入开展移风易俗工作，乡村风气焕然一新 针对群众反映的大摆酒席、过度人情消费、大兴婚丧嫁娶等事宜，坚持破立结合，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新村规民约。制定相关政策文件，将移风易俗工作纳入精神文明创建标准，建立党建文化广场，组织开展相关宣讲活动，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走进农村。

2.3 發挥乡贤示范作用，涵育文明乡风 重视发挥乡贤的模范引领作用，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依靠媒体进行宣传报道，使乡贤事迹产生倍增效应。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番禺区新桥村的醒狮人周珠仔时常到各地传授技艺，为传播醒狮技艺、丰富农村文娱体育活动做出积极贡献，树立榜样。

2.4 全力打造特色经济，助推农村经济发展新引擎 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现状和产业布局，打造文化品牌活动。部分村落以特色产业为基础，培育本地文创产业，实现文化与产业的互动，如西塘村通过稻草节的一系列文化创意活动，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品牌文化，前两届稻草节共吸引游客近30万人次，带来经济效益约800万元。还有以都市现代农业为载体，打造集种植、展销、观光旅游于一体的新型农业综合体，如从化区打造童话小镇、温泉小镇等特色小镇，实现农文旅产业联动，拉动经济增长。

3 广州市乡风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

广州是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当前广州各村镇道路城市化、环境文明化、发展系统化、民生保障化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已实现，但乡风文明建设相对来说仍较为滞后。为了解实际状况，选取白云区、南沙区、番禺区、从化区、黄埔区五区共23村作为调研地点，对当地村民进行关于乡风文明建设状况的实地调研，探寻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以改善状况，推动乡村振兴工作。

3.1 “硬件”、“软件”问题突出

3.1.1 公共基础文化设施薄弱 尽管广州市政府已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但根据问卷数据，41.98%的村民认为本村文化设施较为薄弱（表1），主要表现为各区农村公共基础文化设施利用率低、相关文化服务不到位。据实地观察，除因发达的旅游业带来大量客流的沙湾古镇沙湾北村外，其他村落的文体活动中心、图书室等难觅人影，体现了基层政府对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管理机制的不完善。一是基层相关部门没有充分调动农民参加文化活动的积极性，组织的活动无法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二是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成为政绩工程，部分设施在完成政绩任务后不再被管理，忽视了软性的后续宣传、应用和开发，造成资源浪费[1];三是部分农村基础设施使用率低，供需不匹配，如文化室并没有用来开展文化活动等[2]。

3.1.2 文化活动单调，缺乏组织和村民参与 通过访谈可知，村民参加的娱乐活动形式单一、内容枯燥，无法从中提升自身文化水平。农民经常从事电视、麻将、扑克等娱乐活动，很少有人喜爱阅读报纸或者有文化涵养的书籍，精神文化生活空虚空白。而农村文化活动主要以“政府主导，单位组织，群众接受”的形式开展，群众被动参与，如政府在特定时间点开展送戏下乡惠民活动、开展“读家训、展家美、写家书、树家风”主题活动等。村民自发组织的文化活动缺乏，村民的参与度较低，很少有村民自己组织适合自己兴趣、品位、格调的农村文化娱乐活动。此外，农村群众思想不够解放，新旧观念和习俗冲突较大，影响乡风文明的传播推广。

3.2 内生动力不足 农民是振兴乡村的主体，但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呈现出主体缺失、主体意识淡薄等现象，在建设主体上重“外力”——主要依靠政府力量，而轻“内力”——忽视村民自身的重要性[3]。调研过程中，90%以上的村民对“乡村振兴战略”表示不太了解，对自己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大清楚，不少村民还表现出对集体活动和公共事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缺乏变革精神、创新意识和时代精神，安于现状。客观原因上，由于城镇化进程加速，城市对乡村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凸显，大量的人力资源向城市集中，导致农村空心化、老龄化严重，留守的村民文化素质低，主要集中于中小学学历，年龄大，主要集中于36～54岁，从根本上难以支撑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队伍人才缺乏。在实际中，主要依靠政府文化部门完善文化设施、组织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引导工作等，村民对于乡风文明建设参与度低、依赖性强、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使乡风文明建设不“接地气”。

3.3 乡村民俗文化沦落

3.3.1 保护意识淡薄，庸俗化开发 当前，乡村传统价值观和城市现代价值观交锋，农民由于自身文化认知局限，容易异化本村传统民俗文化，视其为落后和陈旧的存在，淡化对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识。而乡风文明建设由于周期长、见效慢，难出成绩，一些地方领导不愿投入过多精力，面对新形势仍保持原有的建设和发展方式。部分发展商将乡村民俗文化视为一种商业资源，进行庸俗化开发，使原本淳朴、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在商品化中失去了原本的文化价值导向作用，导致乡村民俗沦落、乡土文化断代[4]。作为乡风载体的宗祠建筑被拆毁、重塑、改建，各类乡村民俗文化街层出不穷，“千村一面”的商业化发展模式，使得乡土文化产业疲软，破坏了宝贵的民俗文化资源。

3.3.2 地域文化淡化，民俗文化传承断裂 随着农村经济和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如今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变得多元化。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倾向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农村社会过城市化的现代生活，而农村原本的传统民俗在这样的新农村社会背景下被逐渐淡化。调研结果显示，村民认为在本村乡风文明建设短板中地域文化淡化占19.75%（表1），也有不少村民表示，当地特色民俗文化越来越少见，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这一行业。加上创新方式缺乏，互联网等新媒体掀起流行文化浪潮，部分传统民间艺术逐渐失去大众关注度，一些传承展示民俗文化的民间组织逐渐解体。如代表广府文化的“咸水歌”、“广州戏服”等面临失传困境。地方特色文化逐渐衰落，亟待探索新的出路加以保护传承。

3.4 乡村思想道德建设滞后

3.4.1 部分地区乡风失范，乡村伦理道德异化 在我国社会主义文明构建活动中，中华传统美德不仅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明的发展，还培养了农民老实、善良、忠厚等优秀品格。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社会的传统美德被金钱解构了。调查显示，村民认为在本村乡风文明建设短板中陈规陋习风气占14.81%（表1）。不少村民表示，随着村镇经济发展，邻里关系逐渐冷漠，有些村民变得势利、嫌贫爱富、过于追求物质利益，“买马”、赌博等不良习俗和封建迷信思想泛滥，还有村民养成唯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缺乏公德意识和道德底线，对村内集体组织的生产活动和公共事务冷漠[4]，乡村文化衰落。

3.4.2 基层单位思想宣传工作滞后 张贴或设立标语（牌）在基层村级政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构成乡风文明建设的外在环境。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关于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的专题宣传牌板随处可见，但也存在宣传标语内容陈旧、政策法规描述不规范、宣传方式落后等问题。如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派出所墙上有一则“不要打架、打输住院、打赢坐牢”的告示，描述简单粗暴，虽能發挥一定作用，但也有片面解释法律以恫吓的嫌疑;人和镇凤和村政府展览窗上有一则“全社会都来关心计划生育工作”的告示，可谓历史久远，但生育政策已几经变更，政策宣传不到位不免影响其落实。

4 广州乡风文明建设的对策

4.1 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整合农村文化资源

4.1.1 拓宽融资渠道，补齐硬件短板 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为乡村公共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健全完善投融资机制，在农村投资方面要放宽市场的准入，以政策优惠扶持的方式鼓励企业参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政府的政策扶持作为平台，借助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模式，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对已修建的基础设施要综合利用，向有文化需求的单位开放供给，在提高设施资源利用率的同时，获取经济收益，以反哺农村基础文化设施。

4.1.2 优化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构不合理，无法满足农民对公共文化需求结构、要素的新变化。供需脱节、资金投入匮乏、管理水平低下是当下乡村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失灵的显著特征和标志，需要政府在多主体间构建良好的伙伴关系，整合有关行政部门，提升行政服务效率，严格规定准入标准遴选进入主体，同时不断创新丰富乡村文化输入方式，激发文化产品市场的竞争活力。还要破除不良政绩观，从农民实际需要出发，综合农村生活习俗和自然地理条件等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实施“靶向”供给以求精准化接收，遵循梯度化的发展模式，实现发达农村地区向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过渡[5]。

4.2 为乡风文明注入活力，推动文明创建

4.2.1 搭建各类文化平台，强化文化阵地 为乡风文明建设搭建平台载体，应当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形成以县、镇（街道）、村（社区）三级为单位的联动体系和工作网络，开展乡风文明宣传活动;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鼓励农民自办文化活动，鼓励社会力量捐建或自建公共文化设施;落实专人对各种文体设施、场地的管理，引导村民参与;积极利用各地打造的乡村历史文化馆、文化祠堂等阵地，举办乡风文明建设活动，让农村文化广场“动起来”、“活起来”，培育广场文化，发挥文化阵地的真正作用[6]。

4.2.2 扩大乡村文化建设队伍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村民，激发村民参与践行、维护乡村文明的积极性，应当注重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开展符合村民兴趣爱好的文化活动，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村中事务，发展村民自治组织力量。充分发展新乡贤力量，培育选树和宣传推介乡贤，扩大乡贤队伍，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乡贤办文化”等活动，发挥其强有力的引领作用[7]。培育乡村文化能人和基层文化工作者，有助于促进乡村社会组织良性发展[8]。通过优秀文艺人才的引进和引导来开展乡村文化活动，充分挖掘和调动乡村社会中具有文化基础和艺术才能的文化活动积极分子，对村民进行文化技能培训，帮助其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其中，政府文化部门应大力培育扶持基层文艺骨干、业余文化队伍和民间文艺社团，为其提供一定的资金、人员、技术支持。

4.2.3 保护性开发民俗文化 加强对村民进行本村优秀传统民俗文化的宣传教育，提高文化认知，树立保护意识[1]。发掘本村民俗文化，打造特色产业，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化内涵，创新乡村民俗文化形式，借助现代多媒体打造乡村民俗文化展览活动，吸引外界眼光。如番禺区沙湾古镇具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量祠堂、庙宇等古建筑和生活遗址保存完好，广东音乐、飘色、龙狮、兰花、饮食等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长盛不衰，利用这些文化资源优势进行保护性开发，发展特色旅游产业，在保留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带来了巨大收益。此外，我国农村民俗文化资源丰富，但政府在规划农村发展中首要先发展农村经济事业，农村丰富的民俗文化就难以保护。因此，今后要建立科学、高效的民俗文化保护机制，将具有特点的民俗文化保护和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科学地规划农村民俗文化保护策略，建构一种既保护农村民俗文化资源，又发展农村社会经济的民俗文化保护机制。

4.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打牢思想基础

4.3.1 引导新型道德观的树立，推进移风易俗 应当传承中华传统的优良道德观，结合本村具体实际，挖掘乡风文明底蕴，通过好人好事、家风家训、新风故事引领村民道德价值，推动形成新型道德观。以村规民约为抓手，加强村规民约建设，把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尊老爱幼、和谐敦睦等规范要求细化、实化、具体化，以强有力的执行推动移风易俗[9]。

4.3.2 注重文化指引，加强文化宣传工作 发挥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作用，创新乡风治理方式，结合新媒体创新宣传教育，做好政策制度、村规民约、文明家风家训乡风的广泛宣传和深入动员[10]。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是实施农村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农民由于自身的知识文化和经济基础不同，往往也会划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会有差别。单一地推行统一的道德标准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要在确保农民遵守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对农民进行分层教育。比如，对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民，要引导农民树立勤劳、朴实的价值观;对于以商业市场为谋生方式的村民，要引导他们树立公正、不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导向。

5 结论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推动力量和软件基础。广州属于经济繁荣、人口众多、乡村数量庞大、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超大城市，其乡风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面对当前存在的文化设施薄弱、文化活动单调、内生动力不足、民俗文化落后、思想道德建設滞后等问题，更需客观系统、因地制宜，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充满生机活力的乡风文明体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构建和谐乡村，提高整个广州地区的文明层次，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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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胜锋.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风治理的路径选择[J].智库时代，2019（37）：39-40.

（责编：张宏民）

基金项目：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项目（2018A0134）;乡建规划技术服务（H2019347）。

作者简介：文俊怡（1998—），女，广东梅州人，本科，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0-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