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卿

漳州古城里有一座林语堂、许地山、杨骚文学馆，门口是泮池，泮池再过去就是漳州文庙。文学馆面积不大，两层。周围是老建筑，没有林立高楼，站在文学馆二楼阳台，风从四面来。遥望孔子像，文庙尽在眼底。文庙边是原来府学之所在，后来成了西桥小学，再后来西桥小学迁走了。

每次走过这个地段，感觉很微妙，我曾在西桥小学读过两年，文庙的大成殿曾是老师的办公室。地域没有变化，只有岁月流淌。

飞檐红砖，文学馆坐落在具有闽南特色的传统古建筑中。三位漳州籍知名作家离我们这么近，心生亲切。这三位作家我先认识的是许地山，确切的说是他的文章，妇孺皆知的《落花生》，在小学课本中。当时课本的注释中说许地山是龙溪人。那时年幼，也不曾将龙溪与漳州联系起来，只记住一个夜晚，一个亭子，几颗花生。其余两位更晚一些。

缘分很奇妙，早一步晚一步，偏左点或偏右点都碰不上。人生有擦肩而过，也有不期而遇，若有缘，总有一天会遇到。

19岁那年我去天宝五里沙采风，第一次知道那里是林语堂的祖居地。那时还没有林语堂文化园。人们带我走进几间老房子，它们夹杂在村落中，门廊两侧是柴草和几个破箩筐，厅堂上挂着旧照，蒙着厚厚尘埃，不知是谁。墙角抱窝的母鸡，静静的，一动不动。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从这里走出去，走去平和坂仔。林语堂从平和坂仔走出去，走向更为宽广的世界。

20岁知道原漳州市作协主席杨西北老师的父亲是杨骚。大约是1995年，我父亲写杨骚的传记，那时他一咬牙一跺脚，买了一台电脑。为了帮父亲把《杨骚传》输入电脑，我学了五笔打字。父亲在纸上一笔一笔写出《杨骚传》，我一字一字输入电脑。他写完一章，我输入一章。这过程，我走近了杨骚。

读完《落花生》我就离开了许地山，一直过三十多年才再次接触。为写关于许地山的文章，我去了解许地山。许地山就像一座富矿，越挖越有。他那么多的文学著作，那么深的学术著作，因能力低，像无法真正读懂林语堂、杨骚一样，我恐怕也无法真正读懂许地山。

地域相近，出生年份相近，三位漳州籍作家在同一座文学馆中，在漳州古城相遇。除了介绍他们的成就，也有他们生活轨迹的图片。这部分也是我喜欢看的。

回望历史，经天纬地，有时只有事件，人物的细枝末节被模糊，留下大段让后人揣摩和想象的空间。一些图片一些书信为我们留存了历史人物原来的味道，看见他们的生活，让人感觉“历史”并不只是一副骨架，并由此打开了一条丰沛的通道，让我们得以进入岁月和人物的深处。图片有林语堂与夫人结婚多年的合影，微笑如初；许地山笑吟吟将幼小的女儿抱在腿上；杨骚在作家战地访问团途中歇息，穿着布鞋，背上扣个大草帽，扭头看着镜头。还有一些我们在书里才能看见的人名，也站立于他们的合影上，在他们那个年代鲜活行走。现在，林语堂、许地山、杨骚在一座文学馆中安静作伴，在那个年代，他们可有交集？

林语堂出生于1895年，许地山出生于1894年，杨骚稍年轻，出生于1900年。因为看的资料太少，我没有看到许地山和林语堂有什么交往。虽然他们只差约一岁。杨骚与许地山倒是有点渊源。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与杨骚的养父杨鸿盘交往甚密。杨骚在许地山任教的小学读过书，虽然许地山去时，杨骚已毕业，不曾听过许地山的课，但人是见过的，许地山老穿着一件特别宽松的蓝布大褂，袖口特别宽大，头发也特别长。杨骚1941年路过香港，作为同乡晚辈，拜访过许地山。当时许地山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中英文化协会主席，地位和声望都高。那是杨骚与许地山最后一面。

杨骚与林语堂及他的几个兄弟和侄儿都是熟人。1933年5、6月时，杨骚曾与林语堂一道奔走聯络了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签署宣言，为冤死的林语堂的侄子林惠元呼吁。一封林语堂亲笔函的翻拍件里，我们看到林语堂提到“敝友杨维铨”愿译某短篇小说选等内容。杨维铨是杨骚的本名。杨骚与林语堂在遥远的上海的某一次饭局上再次碰面，当时在场的还有鲁迅、郁达夫等人。宴会不欢而散。林语堂与鲁迅有些因观念、思维方式、处世哲学不同而衍生出的争执。其中的周折与过程已像冰块消融在历史的河流中，但当时身处其中的杨骚左右为难，作为文学晚辈的他无力调和解释。那是1929年8月28日的事。许地山当时在北京，刚与第二位妻子周俟松结婚3个月多。据有关回忆文章，参加婚礼的社会名流里有田汉、周作人等，没有林语堂，也没有杨骚。也许是那时信息和交通不便利，他们没有到场，当然，也可能当时他们来往并不密切。

林语堂、许地山、杨骚更多蛛丝连线的部分，就是出生年代相近的他们都曾不可避免、不约而同地在文章中谈到甲午中日战争，都提到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痛和愤慨。无法选择出生年代的他们都选择用笔书写对时代的认知与思考。

平心而论，林语堂、许地山、杨骚三人的童年，林语堂是最幸福的。许地山从小就跟着家人颠沛流离，杨骚不满周岁就过继给他堂叔杨鸿盘当儿子。而林语堂在平和坂仔度过了虽清贫但快乐的十年，其乐融融的亲情和坂仔的山山水水为他乐观性格的形成孕育了稳定的基调。十岁之后去厦门求学，一路前行，海阔天空。若从生命期来看，林语堂最长寿。若从世俗的角度论，林语堂的生活也相对平静安逸。例如1939年，那年，林语堂在国外，他的小说《京华烟云》由美国纽约约翰·黛公司出版。那年，许地山在香港大学，走出书斋，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杨骚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奔波在作家战地访问途中。

不管留下的史料有多详细，前人的生活一定有后人不知道的那一部分，包括人际交往。有些缘分是知道的，有些缘分是不知道的。我固执地认为滔滔时光，茫茫人海中，同为漳州人的林语堂、许地山、杨骚他们一定在某一聚会上碰到过，在某一刊物里一起发表过，所交的朋友也都是有所交集的等等，甚至在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大街或国外的图书馆擦肩而过而不自知。

是的，都有可能。再想，若许地山活得长寿些，会不会跟林语堂相遇呢？如果1941年那年8月许地山没有去世，那他一定会被列入为中共南方局抢救留港名流名单中的一位，在日军攻陷香港后的第一时，他将与茅盾、郭沫若等三百多人，被转移到广东，再转到桂林、昆明或重庆等地区。或者还有可能到设于昆明的“西南联大”当教授，直到抗战胜利，重返北平，或去北京大学或去清华大学任教，这都是可能的。在往后的漫长岁月里，同为文化名人，林语堂和许地山、杨骚也许会在某个场合碰面，老乡见老乡，聊上几句，或有更多的交往，一切皆有可能。

闽南文化都滋养过的这三位作家对漳州有着深深的眷念。林语堂晚年想着念着家乡，想着叶落归根；在广东的杨骚想的也是病好后要回漳州定居；许地山的许多亲友都在漳州，他要是来得及想和选择，也许最后也是回到漳州。一切都被风吹走。谁也抓不住掠过树梢的那一缕怅惋的风。

最近重读《围城》，里面写到主人公方鸿渐去相亲，看到女方张家的书架里有“……翻版的《居里夫人传》《照相自修法》《我国与我民》等不朽大著以及电影小说十几种……”《我国与我民》是林语堂第一本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有的翻译为《吾国与吾民》。一闪而过的一个细节，即便只是一个词，我却感到莫名玄妙和有趣。在今后的阅读里，我会不会邂逅更多这样的以前不曾留意到的细节？彼此凝视，亲近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