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是追求自由的典型。在经历失败的婚姻后，她并没有选择离婚，而是毅然返回罗马。本文从对潘西的爱、个人选择的代价和对自由主义的超越这三个层面力图阐释伊莎贝尔返回罗马的原因。可以说，失败的婚姻让伊莎贝尔抛弃了原先抽象的自由观，将个人幸福与家庭责任相统摄，实现了对自我意识的超越。詹姆斯也借机反思美式自由主观的弊病并为其寻找出路，而这亦体现出作家本人的道德与良心。

学界对《一位女士的画像》结尾的看法各有千秋。评论家韦恩斯坦否定伊莎贝尔重返罗马，声称这样的结局显示了伊莎贝尔的自我毁灭。学者麦克科姆则认为，伊莎贝尔重返罗马源于詹姆斯自身的婚姻观。他还指出，伊莎贝尔拒绝离婚也显示出詹姆斯对美国自由高于责任的传统价值观的批判。还有学者称赞伊莎贝尔的选择，指出她勇敢地面对现实，在道德和精神上自我超越。她的内在美正是通过这样的决定表现出来的。学者侯维瑞认为，伊莎贝尔回到罗马后也改善了她自身的形象。

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从表层看，伊莎贝拉出于对潘西的爱和守护选择留在罗马。但从深层次看，伊莎贝尔必须受制于婚姻的束缚，因为这是她获得实际经验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伊莎贝尔在获得实际生活经验后成熟起来，也甘愿在婚姻这一社会伦理形式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换言之，小说的结尾体现了她对以往抽象自由观的辩证批判，而这也符合亨利·詹姆斯的一贯主张。

一、对潘西的承诺：爱与守护

潘西对伊莎贝尔最终的道德和伦理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在前往伦敦探望濒死的表亲拉尔夫之前，伊莎贝尔向潘西保证她会回来。然而，两人之间的感情纽带在此之前早已显露端倪。她们之间相互依赖且相互喜爱。尤其是就伊莎贝尔而言，她对潘西的母爱更是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就她自己来说，潘西对她的依赖，也不仅是一种快感，在她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动机的时候，它成了一种明确的理由。她曾对自己说，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时，就应该把它承担起来……潘西的同情是一种直接的敦促，它似乎在说，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什么机会，伊莎贝尔不清楚，大致说来就是，多为孩子着想，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她。”

在某种程度上，潘西已经成为伊莎贝尔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莎贝尔对潘西所怀有的母爱使之有责任为后者奉献。像母亲关爱女儿一样守护在潘西身边，对伊莎贝尔而言已经成为一种神圣的“宗教信仰”，使得任何漠視她的思想或行为都成为对良心和责任的亵渎。

爱促使伊莎贝尔回到罗马，同样，她渴望保护潘西的念头催促她踏上返程。伊莎贝尔在与潘西相识之初就知道，潘西是一个很容易受人影响并为他人所用的女孩。在伊莎贝尔眼中，潘西“是多么单纯，多么自然，多么天真”，就像“一张白纸，毫无瑕疵”。伊莎贝尔强烈地感到，既然潘西“没有意志，没有反抗的力量，认识不到到自己的重要性”，因此她“很容易受到摧残……很容易成为命运手中的万物”。伊莎贝尔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从潘西的经历来看，她的确过于天真，也无权掌控自己的命运。虽然她心有所属，但专横的父亲奥斯蒙德为钱财强迫她嫁给沃伯顿勋爵，潘西不服从的唯一结果就是被送回修道院。严酷的奥斯蒙德使伊莎贝尔意识到，只有自己才能保护继女不被人操纵。可以肯定地说，伊莎贝尔从母爱中升华出家庭责任感，这种真实的爱意和守护弱者的渴望要求她不能放弃家庭所赋予的“母亲”的身份：唯有如此，她对潘西的关爱与守护才能发挥作用。由此，潘西通过将伊莎贝尔纳入无法割舍的家庭关系中，扩展了伊莎贝尔选择的伦理意义。

二、经验的代价：面对后果的决心

尽管伊莎贝尔对潘西的爱是她返回罗马的直接原因，但事实上，保留婚姻形式也是伊莎贝尔匆忙决定嫁给奥斯蒙德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她缺乏实际经验，又顽固不听劝阻，长期以来秉持朴素抽象的自由观，最终导致了婚姻悲剧。而一旦真正进入婚姻，体会到欧洲社会和人心的复杂，她就必须面对自己选择的后果并为此负责。

伊莎贝尔的座右铭是“我珍爱我的自由”。正如学者毛亮所言，伊莎贝尔使用“liberty”而非“freedom”，显示出她空洞的自由观。而当伊莎贝尔和梅尔夫人讨论人的本质时，这一抽象的自由观得到进一步显扬。梅尔夫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男人或女人，我们人人都是由一批附属物构成的”。然而，伊莎贝尔认为：

“其他一切东西都不足以表现我……任何属于我的东西都不能成为衡量我的尺度;相反，那是一种限制，一种障碍……照你的说法，我选择了我的衣服，但毫无疑问，它们不能表现我……我穿它们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它们是社会强加给我的。”

实际上，梅尔夫人代表了詹姆斯本人的观点，即个人需要在他人认可中确定多种社会身份。换言之，脱离社会，个人的价值便无从确立，因为个人是社会身份的集合体。伊莎贝尔的思想与艾默生的自由观遥相呼应。艾默生在《论自立》中认为社会处处妨碍每位成员的个体性，只有自我意志的完备最为神圣。然而，超验抽象的自由观的问题在于，它将导致个人无法融入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伊莎贝尔为了追求抽象的自由，先后拒绝了古德伍德和沃伯顿的求爱，只因惧怕他们明确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会束缚自己的自由;而奥斯蒙德是唯一合适的人选，因为只有他品味独到且与世隔绝，可以尽情地享受纯粹的自由。

伊莎贝尔抽象的自由观还表现于她强烈的自由意志。正如詹姆斯在前言中所说，伊莎贝尔的经历只存在于她的自我意识之中。她下定决心让对绝对自由的渴望围绕自己的意识，从而一直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的确，伊莎贝尔是一个富于幻想的女孩：在嫁给奥斯蒙德之前，她早已沉浸在他和梅尔夫人共同编织的幻象中：梅尔夫人精明世故，对伊莎贝尔渴望自由、厌恶社会约束的心理早已心知肚明。为了引诱伊莎贝尔上钩，她巧妙地把奥斯蒙德伪装成一个优雅迷人、品位高贵的男人。不出所料，伊莎贝尔没有识破奥斯蒙德的真面目，反而迷恋于他，认定他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很有价值，很令人喜爱，很聪明”。当然，伊莎贝尔对唯美主义者的好感离不开表亲拉尔夫的影响。拉尔夫是一个“体弱多病且阴柔的唯美主义者”。正是他说服伊莎贝尔“按照你认为的最好的方式去生活，你的性格就会自然形成”。只是，唯美主义需要调和道德自律。但伊莎贝尔盲目自信，没有把表亲、朋友和姑妈的警告放在心上，声称“一个女孩子飞行的最高点就是结婚——跟一个她心爱的人结婚”。然而，现实社会的微妙复杂让她无力应对。由于缺乏实际经验又不听劝阻，她在经历了痛苦的婚姻之后才意识到遇人不淑：事实证明奥斯蒙德不是一个正人君子，而是一个迷信、迟钝、冷漠的人。他不满伊莎贝尔自主独立的意识，粗暴地控制了她的行动，进而左右潘西的婚姻选择，致使伊莎贝尔逐渐远离一心追求的自由。

但伊莎贝尔无论如何都要面对失败的婚姻。法国文学家萨特认为，当我们说个体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仅仅指对自己负责，而是说个体应对所有人负责。显然，由于伊莎贝尔选择了奥斯蒙德，她就必须对他们共同的婚姻负责，因为婚姻的意义超越了她自身的个体性，成为影响到与之有关的所有人的伦理模式。正是这段婚姻教会了伊莎贝尔把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职责放在追求纯粹自由之上。尽管这样的命运很难接受，但这正是伊莎贝尔必须学习的课题：痛苦往往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真正知识和经验的代价;而直面挑战，拥抱痛苦则反映出一个人的毅力和勇气。

三、自愿驻留：詹姆斯对抽象自由观的超越

在第二章的后半部分，本文解释了伊莎贝尔维持婚姻的必要性。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伊莎贝尔返回罗马是一种完全被动的选择。在同现实妥协之外，小说的结局透露出她主动承担后果的决心。从这一点上看，伊莎贝尔的心灵得以成长，而詹姆斯也借此故事反思美國传统自由观的弊病，从而体现出作者的社会伦理关切。

《一位女士的画像》作为一部“教育体小说”，旨在刻画个体在社会领域获得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而在小说的结尾，伊莎贝尔变得成熟起来，开始接纳社会对个体的限制，而非像开篇一样任性自由。在最后一章，读者可以看到她自愿面对并接受现实。古德伍德提议私奔，伊莎贝尔却拒绝道“世界是狭小的”。对她来说，这个世界之所以狭小，是因为她从此选择稳定的家庭生活而非无休止的冒险。她的责任感和对继女的关心与守护赋予她特定的家庭角色，让她原本看似自由实则缥缈的生活状态更加真实而准确。此刻的伊莎贝尔不再是一个沉湎想象的女孩，而是一个着眼于现实、目光敏锐且情感厚重的女人。此刻的伊莎贝尔自觉认同婚姻的伦理形式，因此拒绝同古德伍德私奔以期逃避责任。换言之，伊莎贝尔接受了社会强加给自己的道德考量和伦理价值。重返罗马表明她对过去抽象自由观念的批判与反思。她赋予自由以责任的重量，甘愿忍受婚姻的约束，也反映出个体融入既定社会形式的必要性。正因如此，伊莎贝尔不再被古德伍德关于自由恋爱的高谈阔论所吸引。她的确行使过自由意志，也自由地做出了选择，但经历过世事的伊莎贝尔已经明白，只有将个体和社会、自由和责任相融合，才能避免落入空洞和虚假的深渊。因而，她并不认为自己的未来是暗淡无光的;相反，她想道：

“在未来的漫长时期里，生活还是她无从捐弃的任务。有时这信念使她受到鼓舞，几乎感到振奋。这是一种力量的证明——证明她有一天还会重新获得幸福。她生到世上来，不可能只是为了受苦。”

悲惨的婚姻彻底粉碎了她想象中的欢欣快乐，却也陶冶并洗涤出真正的幸福。在故事的结尾，伊莎贝尔并没有失去自我;相反，她获得了一个悲伤但更加真实的自我。通过重构“自我”，伊莎贝尔实现了自身心智的发展和思想的蜕变。

尽管伊莎贝尔积极接受婚姻，但这不能掩盖其失败的本质。学界认为，詹姆斯一贯在作品中并置欧洲和美国文化并两相比较。在这样的背景下，伊莎贝尔以一种可见的艺术形式将她的自由精神注入欧洲传统的最高典范。她的身上凝结了美国和欧洲两种文化特质，成为文化交融和转换的象征。詹姆斯作为一名美国作家，试图以伊莎贝尔的故事反思爱默生式自由观的局限：对他来说，纯粹的情感和爱默生式的纯粹的自由都无法成为人真实经验的基础。不过，詹姆斯并没有完全接受伦理形式的必然性，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情感，它会变得僵化和不人道。尽管如此，伊莎贝尔仍然是他理想化的主人公：她部分地接纳欧洲的传统，在强调伦理形式和社会关联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保留艾默生式自由的价值。这样一来，她就成为詹姆斯竭力调和两种价值体系的人格化身;而她重返罗马的决定亦彰显作家本人的国际视野、社会良知以及为纠正美式价值观弊病所做出的努力。

四、结语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伊莎贝尔返回罗马的原因。表面上，她对潘西的爱和承诺使其不能一走了之;实质上，伊莎贝尔真实的婚姻经历剥夺了她抽象空洞的自由观。遭遇欧洲社会人情世故的伊莎贝尔虽然为她错误的选择付出代价，却也因此变得足够成熟，勇敢地面对现实，并承担起相应的家庭责任。她并没有彻底陷入失败婚姻的悲苦中，而是痛定思痛，开始自愿接受自己婚姻带来的后果，并积极设想更加美好的未来。关注个体内在意识的拓展，进行不同文化的对比与调和，这显示出詹姆斯为一个作家的良知：他试图将美式个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纳入特定的社会规范或伦理形式，以此修正其弊病。尽管伊莎贝尔的肖像被画框所囿，但它永远无法完全接近令人难以捉摸的女主人公。的确，伊莎贝尔心存爱意并主动承担责任，最终在对社会关系的确认中走向真实而高贵的人生。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丁子天（1996-），男，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