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壁画粉本对龟兹石窟艺术影响

2020-06-22吕晓楠

艺术研究 2020年2期

关键词：图像

吕晓楠

摘要：唐代安西大都护府设立，龟兹佛教艺术出现“回流”现象。本文以阿艾石窟和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药师佛”图像为例，探讨敦煌壁画粉本对龟兹石窟艺术的影响。同时兼谈两者所依据的佛教典籍，从美术粉本画稿、艺术表现手法和译本流传等方面印证敦煌与古龟兹地区在文化艺术上的频繁交流。

关键词：粉本敦煌西千佛洞阿艾石窟 “药师佛”图像

一、引言

药师信仰图像作为我国石窟艺术的主要表现题材之一，形成有不同的地域风格。然新疆古龟兹地区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带有鲜明以敦煌地区为代表的中原佛教艺术风格，属中原佛教艺术“回流”至龟兹地区的产物。通过分析、比较敦煌地区西千佛洞第5窟与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间联系，探讨其美术粉本画稿问题。

《药师经》作为大乘佛教净土思想的重要经典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传播广泛，存有多种汉文译本，分别是东晋帛尸梨密多罗译本（317—322），刘宋慧简译本（457），隋代达摩笈多译本（616），唐玄奘译本（650）和义净译本（707）。？譺？訛药师信仰图像则始于唐代时期大量绘制，尤以敦煌地区为盛。然阿艾石窟位于安西大都护府府治龟兹地区，包括“药师佛”图像在内的壁画风格与敦煌地区相似度很高，其营造背景应与当时大量汉人涌入有密切关系。据《旧唐书》记载：

“则天临朝，长寿元年，武威道总管王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3万人以镇之。”

可知当时往来与此地的中原汉族官员、使节、安西大都护府各级官员的家属等为数不少，加之当地的驻守士兵三万多人，他们远在异乡，需要一种精神寄托，希望国家稳定，家人平安，早日团聚。《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云：

“依前所说供养之法，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由此善根，及彼如来本愿力故，令其国界即得安隐：风雨顺时，谷稼成熟;一切有情无病欢乐;于其国中，无有暴虐药叉等神恼有情者;一切恶相，皆即隐没。”

药师经典中大篇幅描写现世利益，与当时身处龟兹的汉族民众心理追求、向往相切合，符合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绘制。

二、研究现状

1.粉本研究

粉本作为古代画工们进行绘制壁画的重要工具模板，分为仪轨粉本和艺术粉本两种，即对应粉本的狭义——“刺孔”类画稿与广义——画样、画稿之说。关于敦煌粉本画稿的研究，学术界已做了大量研究。

1951年，向达《莫高、榆林二窟杂考》“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之关系”一节中，提到“粉本”，但未做深入讨论。

1997年，金维诺《龟兹艺术的风格与成就》一文，提到龟兹与内地壁画绘制均采用粉本，并从类似题材的不断重复出现，有的优秀图样一再重绘，明显看到有流传前代粉本的现象。

2000年，日本学者山崎淑子《试论敦煌莫高窟第217窟》一文，从洞窟壁画出发，以实际壁画资料为依据，比较同类题材中相同形象的造型手法，推论使用相同粉本情况。

2006年，沙武田《敦煌画稿研究》书籍出版，以藏经洞发现粉本画稿为中心，对敦煌粉本画稿作了较为系统的分类和研究，为进一步探明敦煌粉本画稿在绘画中的作用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2008年，于向东《敦煌画稿研究的现状与前景》一文，梳理敦煌粉本画稿研究成果，并就其研究前景作了展望。

2.“药师佛”图像研究

关于我国药师信仰图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敦煌、四川地区，以药师经变图像研究为主。20世纪初，敦煌药师信仰图像研究以日本学者最盛;下半叶后，敦煌石窟艺术逐渐被国内学者熟知，并不断关注、研究。

1953年，敦煌文物管理所《西千佛洞的初步勘察》一文，介绍西千佛洞的地理位置和相关史料记载，并对洞窟现存壁画题材作了概述。其中，指出西千佛洞第3窟（张大千编号）东耳南壁绘唐药师佛一躯。

1955年，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书籍出版，采用张氏编号对敦煌石窟群洞窟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记录，其中包括敦煌西千佛洞第3窟东向耳洞的尺寸、图像题材内容。

1996年，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书籍出版，采用敦煌研究院洞窟编号对敦煌石窟群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地记录。其中西千佛洞第5窟（张氏编号第3窟东耳洞）壁画题材内容作了较为详细记录，但未判识南壁立佛身份。

1998年，张学荣《敦煌西千佛洞石窟》书籍出版，在“概述”部分，結合史料记载，推测西千佛洞营造群体应为老百姓，在壁画内容上与莫高窟对应。

1999年，苗利辉《阿艾石窟的壁画内容及历史背景》一文，分析阿艾石窟壁画内容及历史背景。关于窟内“药师佛”图像，结合劵顶汉文“七佛”榜题，推断为药师七佛之意。

2000年，王惠民《敦煌隋至唐前期药师图像考察》一文，在“下篇初盛唐时期的敦煌药师图像”部分，针对研究者长期忽视的敦煌药师单尊像进行了调查，分析其在洞窟内组合关系。其中西千佛洞第5窟“药师佛”图像并未展开阐述。

2001年，吴涛《龟兹佛教艺术与阿艾石窟壁画》一文，认为阿艾石窟是龟兹工匠和唐朝工匠共同创造的产物，营造时期约在公元8世纪下半叶。

2004年，霍旭初《阿艾石窟题记考识》一文，根据阿艾石窟劵顶“七佛供养”榜题，认为窟内“药师佛”图像依据经典为唐义净《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译本。

2009年，党燕妮《晚唐五代宋敦煌民间佛教信仰研究》博士论文，在第二章“药师佛信仰”部分，指出初唐时期敦煌石窟始现药师单尊像，西千佛洞第5窟“药师佛”图像则位于南壁中央位置，未作深入阐述。

2010年，王惠民《弥勒佛与药师佛》一文，阐述敦煌药师佛托钵形象始于隋代，而药师单尊像是唐前期敦煌药师信仰的一个显著特点。

2010年，伍小劼《敦煌本〈药师经〉研究述评》一文，梳理有关敦煌《药师经》遗书的研究成果。据李玉珉统计敦煌药师各译本卷子数量，指出“玄奘本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帛尸梨蜜多罗本，再次是达摩笈多本，义净本只有一部，而金刚智和不空的译本在敦煌没有发现。”

综上梳理，关于敦煌壁画粉本画稿研究以藏经洞出土实物为主，甚少涉及敦煌与古龟兹两地间粉本画稿流传的研究。

三、龟兹佛教艺术“回流”下的粉本研究

1.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与龟兹地区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比较

（1）“药师佛”图像绘制时期、洞窟图像排布比较

关于敦煌西千佛的营建时期，现已无从考证。根据P.5034《沙州都督图经·寿昌县》记载：“右在县东六十里，耆旧图云：汉……像造一佛龛，百姓渐更修营。”

经学者考证“寿昌县”，即今敦煌市南湖乡。“右在县东六十里”，则是指敦煌西千佛洞。从“百姓渐更修营”和石窟营建规模来看，西千佛洞大部分洞窟出资主体应为老百姓。其中西千佛洞第5窟开凿于初唐时期，洞窟形制呈横人字披顶。东壁开龛，现存塑像为民国时期重置。如图所示（图1）：

a侧壁中间绘药师立佛像一铺，其中药师佛立于莲台，足下莲台生出蔓延状莲茎，茎中盛开莲花中胡跪供养菩萨四身，顶部三坐佛乘云而至。立佛左侧依次是观音和信女各一身，弟子像一身;

a′侧壁绘释迦行道像，两侧弟子各一身，云中坐佛三身;

b洞口甬道北侧绘观音一身;

c、c′各绘身佛弟子，面向佛龛;佛龛外侧上方即d位置绘云中坐佛等形象。

阿艾石窟为长方形纵券顶窟，地处新疆古龟兹冶炼生产基地、阿艾戌堡遗址旁，这里曾聚集大量汉人百姓和驻防官兵。根据学者考释阿艾石窟现存题记，出资营造者为汉族和当地少数民族中下层民众以义邑方式集资开凿，断代时期约公元8世纪下半叶。如图所示（图2）

正壁绘观无量寿经变一铺;

左侧壁由内向外残存有6身壁画，分别为：地藏、药师佛（F1）、卢舍那佛、文殊师利菩萨、药师佛（F2）、说法佛;

右侧壁残损较为严重，由内向外可辨识壁画为：残损、观音菩萨、菩萨、说法佛。

其中，阿艾石窟左侧壁现存两身“药师佛”图像（F1）和（F2）在造型形态、尺寸和法器上相似度极高，但两身佛像颈部三道的绘制样式、手姿上举位置、袈裟披着样式及飘带天衣的穿插等方面存在异样，应是画工根据自身主观意志进行的调整，但明显可以看出二者依据了相同艺术粉本。（图3）

综上梳理，西千佛洞第5窟和阿艾石窟出资营造者身份多属百姓阶层，且前者窟内“药师佛”图像绘制时期早于后者。在图像联系上，西千佛洞第5窟和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相似度较高，故对二者间联系进行分析。

（2）“药师佛”图像形态、尺寸比较

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药师佛”图像，呈火焰纹头光，身穿田相纹袈裟，左手托钵，右手结印说法，高约1.72米。足下莲台生出蔓状莲茎，莲端莲蕾含苞，莲花盛开，立佛两侧花中胡跪四身供养菩萨。云中多身坐佛。

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左手托钵，右手执锡杖，高约1.70米，窟内券顶多处有“七佛供养”榜题。（表1）

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和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除尺寸大致相同外，造型形态相似度也极高。通过玻璃纸等比例拷贝西千佛洞第5窟和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线描，运用覆盖式对比，发现二者在外轮廓上吻合度较高且佛衣样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图4）其中初唐西千佛洞第5窟“药师佛”图像未持锡杖，而盛唐时期阿艾石窟该图像右手持锡杖，法器绘制亦更显成熟。梳理敦煌石窟初、盛唐时期药师题材发现，左手托钵，右手持锡杖或说法印在这时期并存。然对比西千佛洞第5窟和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手姿，基本保持一致。（图5）然两者“药师佛”图像相隔千里，竟如此相像这绝非偶然。

（3）龟兹地区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与敦煌壁画艺术表现手法比较

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与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在造型特征上注重写实、比例适度，佛像面部丰腴、神情庄静，嘴唇上所绘蝌蚪式胡须，增添了不少女性的庄严慈悲之相，明显看出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继承敦煌唐代壁画的造像特征。正如，霍旭初所说：“阿艾石窟壁画的人物造型，完全是敦煌莫高窟的翻版。”但加之地域、洞窟形制和绘制时期等客观因素与画工主观意识等因素的掺杂，必然导致壁画图像的独特性。其中西千佛洞第5窟“药师佛”图像绘于隋、初唐艺术风格向盛唐过渡时期，头光为两圆相套，外围绘火焰纹类型。据学者分析敦煌火焰纹至隋唐时期已少量出现，西千佛洞第5窟“药师佛”图像头光样式，恰处于向盛、中唐时期流行的圆形状头光艺术表现样式过渡时的产物。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绘制于盛唐时期，佛像头光艺术样式与敦煌这一时期同步，即采用两圆交合为头光。圆光之意在文书S·2113《唐沙州龙兴上座沙门俗姓马氏香号德胜岩泉创修功德记》记载曰：“夫大圆光，满室照耀恒河，眉间白毫，腾飞有项，三十二相，以朱紫而发挥;八十希容简丹青而仿佛。”;从造型局部来看，西千佛洞第5窟和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手姿相似度极高。以右手姿为例，前者手姿指式绘制较为呆板、僵直，而后者手姿指式自然、灵巧，绘制技法成熟。

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沿用敦煌壁画起稿线、敷色、定型线等制作程序，线描流畅，用笔灵巧，与当地龟兹风格典型的“屈铁盘丝”线描有着明显的区别。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在线描上，与敦煌唐代壁画用线相同，尤其面部刻画上，运用敦煌唐、宋時期流行的“兰叶描”、“柳叶描”（多用于眉、眼的线条）艺术表现技法;另外，佛像肌肤轮廓线用土红色表现，为画面人物增添了几分柔和。而这种表现手法，在敦煌中、晚唐时亦再次用暖色的土红线描绘图案及局部人物轮廓。（图6）

西千佛洞第5窟和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由于绘制年代久远，在色彩上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脱落与变色。在佛衣色彩分布上，均身穿褒衣博带式佛衣，领口呈U形，内着僧祇支，胸腹部系带结，外披袈裟与僧祇支穿插相交，颜色分布大致分布相同;在晕染技法方面，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采用敦煌唐代壁画晕染方法，尤其从外披袈裟可明显使用了敦煌式叠晕方法。？輥？輴？訛另外，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所持法器与敦煌联系密切，其中所托透明钵和敦煌部分药师形象所持钵有异曲同工之妙，符合经典描述。《药师如来念诵仪轨》云：“药师如来像左手令执药器，亦名无价珠，右手令作结三界印。”？輥？輵？訛而所持锡杖，与敦煌莫高窟第310窟、322窟药师形象所执锡杖在选材上接近，在《大唐西域记》卷第二·那掲罗曷国有过描述：“如来锡杖，白铁作镮，栴檀为笴，宝筒盛之。”？輥？輶？訛;在佛像色彩方面，西千佛洞第5窟“药师佛”图像人物肌肤已变为黑色和棕灰色，然阿艾石窟壁画极少出现变色情况，究其缘由应与使用颜料材质、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通过西千佛洞壁画颜料成分剖析报告可见，其变色颜料中含有纯度较高的二氧化铅（PbO2），即铅粉和朱丹。经X—衍射分析：“使用朱丹和含有朱丹的调和色经千百年的氧化反应，彻底改变了初绘时的色彩面貌。”是导致壁画变色的主要原因。？輥？輷？訛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肌肤呈白色晕染效果，依据临近克孜尔石窟白色颜料分析报告，主要有“石膏（CaSO4·2H2O）、硬石膏（CaSO4）、方解石（CaCO3）、石英（SiO2）”等矿物质颜料，稳定性较强，历经千百年后基本未变色。故此推测西千佛洞和阿艾石窟在颜料选择上应为就地取材，是导致二者色彩现存差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和阿艾石窟营建群体和洞窟规模接近，通过比对西千佛洞第5窟和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的人物形态和尺寸基本保持一致。参照日本学者山崎淑子《试论敦煌莫高窟第217窟》文中提出“不管使用了哪一种方法，只要有多个佛像从形状到尺寸都一样，就说明这些佛像是根据同一粉本摹到墙壁上的”，？輦？輯？訛]对美术粉本考证的方式，印证二者存有必然联系。另外，分析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的造型、线描和色彩等艺术表现手法均来源于敦煌。尤其西千佛洞第5窟和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F1）绘制时期和地域等因素的差异，致使在佛像局部的处理上显现出一定的时代、地域特征。

总而言之，阿艾石窟两身“药师佛”图像采用艺术粉本绘制，那么西千佛洞第5“药师佛”图像应依据相同艺术粉本绘制而成，即采用了相同画稿小样或草图。

2.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与龟兹地区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所依经典探析

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初唐“药师佛”图像上方绘云中坐佛6身，其中2身面向佛弟子，应与经典“药师七佛”内容有关。

《药师经》中“七佛”观念，在隋达摩笈多译本（616）、唐玄奘译本（650）和唐义净译本（707）均有提及，其中在唐义净《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描述最为详细。探析西千佛洞第5窟 “药师佛”图像所依据佛教经典，从药师经典译本时期来看，隋达摩笈多和唐玄奘译本较为符合，而据史料记载：“开皇十年（达摩笈多）来届瓜州，文帝延入京寺，至止未久大通隋言。”[？輦？輰？訛可知达摩笈多曾在敦煌地区活动;从敦煌地区药师信仰出土文书译本数量来看，尽管唐玄奘译本最多，其次慧简和帛尸梨蜜多罗译本，然后达摩笈多达译本，而义净译本仅发现一部，但唐玄奘译本与西千佛洞第5窟“药师佛”图像绘制时期相同，故依据唐玄奘译本绘制可能性较小，加之，敦煌莫高窟初唐第220窟北壁药师七佛则依据达摩笈多译本绘制。故笔者认为西千佛洞第5窟 “药师佛”图像依据隋达摩笈多《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译本可能性较大。云：“若有患人欲脱重病，当为此人七日七夜受八分斋，……，礼拜供养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四十九遍读诵此经，然四十九灯，应造七躯彼如来像。”

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旁绘7身小坐佛，券顶多处墨书题记“七佛供养”字样，据此可知图像所依据经典应与“药师七佛”有关。

从图像绘制时期来看，阿艾石窟营建时期于公元8世纪下半叶，涉及“七佛”思想的隋达摩笈多译本（616）、唐玄奘译本（650）和唐义净译本（707）均比较符合;从译经者与古龟兹地区联系方面来看，达摩笈多曾在西域著名的佛教地区逗留九年，包括在龟兹逗留两年为王族和当地僧众讲授大乘佛教典籍，其王欲留。《续高僧传》记载：“至龟兹国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为彼僧讲释前论，其王笃好大乘多所开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可见，达摩笈多为西域佛教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其译作在当地有较高的接受度;从译经者身份来看，达摩笈多后至长安，隋政府对达摩笈多给予优遇，处名寺译经，深得隋帝及见闻者钦敬，自居译人之首。在唐惠详撰《弘赞法华传》卷第二亦有记载：“（达摩笈多）寻蒙帝旨，延入京城，处之名寺，供给丰渥。……所诵大小乘论，并是深要。至于宣解，大弘微旨。此方旧学，频遣积疑。炀帝定鼎东都，敬重隆厚，至于佛法，弥增崇树，乃下勅，于洛水南滨上林园内，置翻经馆，搜举翘秀，永镇传法，登即下勅，征笈多并诸学士。”加之，其译本《佛说药师如來本愿经》“序”部分记载：“此本最定，诸读诵者愿莫更疑，得罪不轻。”可见，此本最定。梳理隋代与古龟兹地区联系，在《隋书》卷八十三记载：“龟兹国……，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为达摩笈多《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译本流布古龟兹地区提供可能。据此，笔者认为很有可能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依据达摩笈多译本绘制。

综上分析，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与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依佛教经典极有可能为隋达摩笈多《佛说药师如来本愿经》译本绘制。

3.敦煌壁画粉本对龟兹地区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影响

古龟兹地区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完全遵循敦煌艺术模式绘制，甚至在洞窟形制上亦仿制敦煌唐代流行的平面方形窟形制;在壁画布局上，阿艾石窟与敦煌唐代的方形纵券顶的布局相接近。？輦？輷？訛综上探讨，亦从粉本研究角度，对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与阿艾石窟营建群体、壁画布局下的“药师佛”图像，从造型形态、尺寸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印证两窟该题材使用了相同或相似敦煌壁画粉本画稿绘制下的产物;并从佛像细节、局部入手，由于两窟该题材绘制时期间隔，粉本画稿在流传至古龟兹地区时或多或少融入当地艺术审美特性、就地取材等方式绘制阿艾石窟图像。并根据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榜题及窟内药师信仰相关信息对所依据《药师经》译本进行释读。

通过对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与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粉本画稿间联系研究，见证了敦煌壁画艺术对古龟兹地区汉风洞窟艺术的影响，为两地文化艺术交流、丰富敦煌壁画粉本画稿今后研究范围增添粉本新例证，同时亦为丰富敦煌壁画粉本今后研究范围助力。

结语

通过研究敦煌壁画粉本在新疆古龟兹地区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的影响，并分析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和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所依据《药师经》有无可能根据相同译本和粉本画稿绘制问题。除此以外，文中尚未对一些问题做出解决，在这里提出来希望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一个突破点。

一、敦煌西千佛洞第5窟龛内塑像已无存，但根据龛内侧及顶部现存壁画仍可辨识有“乐音树”，《药师经》开篇即言佛于乐音树下说法。而该窟营造思想是否与药师信仰有关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阿艾石窟“药师佛”图像所持锡杖、药钵在我国其他地区未发现相同样式，究其源流有待进一步发现。

三、粉本作为古代画工绘制壁画的重要工具模板，随着敦煌壁画粉本在龟兹地区汉风“药师佛”图像的发现，有理由相信无论从粉本的数量和绘制范围来看，绝非单本，若能结合敦煌地区和龟兹地区汉风洞窟其他粉本新实例，将从这个角度，为两地文化上交流提供更加扎实的例证。

注释：

霍旭初，赵莉，彭杰.龟兹石窟与佛教历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6：417.

陈扬烔.中国净土宗通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36.

【汉】司马迁.二十四史·旧唐书（第十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5304.

魏长洪.西域佛教史[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125.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M]，No.450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0407c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