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原经济区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区别于以往省域经济的研究，研究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从高质量发展视角出发利用中原经济区县域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针对中原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发展模式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从空间格局上看，中原经济区区域发展驱动要素普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高高、低低集聚的态势，部分地区存在低高集聚倾向;区域内部分发展驱力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模式仍有待完善;区域内不同发展驱力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内教育、金融、产业资源的集中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利于经济协同发展。

[关键词] 高質量发展;中原经济区;空间溢出

[中图分类号] F72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20）06-0020-06

一、引言

中国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相比仅重视量的提高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更加关注满足人民高质量、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质”。有学者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活动目标和动力机制更加侧重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合意性”[1];还有学者指出，高质量发展相较于一般的经济增长拥有更广泛的内涵和更高级更多元的要求[2]。

而具体到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当中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学者从省市一级入手研究区域经济发展[3-5]，省市都是相对比较大的行政单位，每个单位的经济体量也比较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省市一级展开研究比较容易捕捉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体的协同效应，但是也往往会忽略区域经济个体特质在经济发展、区域协同当中发挥的作用，而且由于省一级研究样本量较少、而省级面板又会导致变量普遍存在时间上的相关性，导致等效样本量过低的问题。当前也不乏从乡镇主体入手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6-7]。由于乡镇存在规模小、数量多的特点，相对于一定规模的区域经济来说，以乡镇为主体的研究基本相当于微观研究，可以很好的获取区域经济的个体特质，研究出一整套发展范式，比如很多研究从“样板村”、“示范镇”入手进行了探索[8-9]。但这样做的主要的问题是我国乡镇众多，每个个体在区域当中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一方面不容易在研究中捕捉个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也不容易通过微观研究把握区域整体发展情况，发挥统筹全局的作用。而且，乡镇一级的数据较不容易获得，存在先天的研究困难。县往往是大量乡镇的集合，规模、经济体量远超一般乡镇，小于省市，是宏微观研究的一个重要平衡点。2019年6月28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表示“乡村产业根植于县域”，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综上，（1）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宏微观研究绝妙的平衡点，（2）县域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本文将以县为单位研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

国务院最早于2011年10月7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10]（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了构建中原经济区的发展规划。中原经济区以河南省为中心涵盖周边部分地区，地处中国腹地，北临传统京津唐工业区、雄安新区，南面与长江经济带一衣带水，经济发展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同时也是中国推动新型农业化、城镇化战略实施、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涉及到中原经济区的研究当中，很多学者通过空间计量方法从县[11-12]、省[13]主体入手研究了区域经济分布及其演化;还有学者从增长极观点入手研究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的潜在城市增长极[14]，也有学者通过从特定因素出发研究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15]。

由上文可见针对中原经济区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然而当前研究（1）分析的主要侧重点还是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发展，在高质量发展理念提出后，单纯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的研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需要从高质量发展角度入手进行分析研究;（2）从省市入手进行的研究比较多，从县域层面针对经济发展展开的研究较为稀缺;（3）大多数针对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的研究没有针对区域内经济协同发展进行深入分析，中原经济区作为一个整体，若想实现经济的最高效发展，势必要考虑区域联动、全局统筹的问题。所以本文将结合高质量发展理念，从县域角度入手研究中原经济区经济协同发展问题，以期对中原经济区发展模式进行解构、分析。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13-2016年4年时间中原经济区下隶属于山西的21个县、隶属于山东的12个县、隶属于河南的100个县、隶属于河北的26个县、隶属于安徽的13个县，共计172个县4年间的数据构建了平衡短面板进行分析，数据由《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来。

（二）变量选取

区域生产总值。在经济发展的衡量上，本文仍然选取县域GDP作为衡量指标（GDP，万元）。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讲，截止到2019年7月，主流经济学尚未确立一个可以取代GDP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测度指标，而GDP也仍然是是经济发展测度指标当中最易获取的一个。而且，在侧重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GDP并不是一无是处了，甚至不是不重要了，以追求GDP为代表的的工具理性并未失去可行性及有效性，所谓高质量发展，关键是看这种工具理性能否与人的“本真理性”更好的契合[1]，即要看到GDP增长背后的推力是否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与本质需求。

农业机械化水平（AMEC，%）。中原经济区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粮食生产中心，拥有历史悠久的农业传统，2018年末，中原经济区涉及到的河南省、安徽省、河北省的粮食产量分别在全国排第2、3、4、5名，中原经济区核心省份河南在2018年年末粮食总产量6648.91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0.11%。《意见》当中对中原经济区战略定位的第一个定位就是要将中原经济区建设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故从现实和经济发展内核的角度出发，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在中原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当中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是农业机械化水平[16]，本文以单位粮食产量占用农业机械动力作为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度量，用以探索农业在中原经济区经济协同发展当中的作用。

居民储蓄（SAVING，万元）。在索罗分析框架下，储蓄是资本深化和资本广化的重要基础，拥有高储蓄的地区可以更容易的为劳动者提供生产所需资本，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因此，本文选取居民储蓄额用以衡量资本增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才培养能力（EDU，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句话是在表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相信教育在经济发展当中的发挥作用是顺理成章的[17]，保障人民获得教育的权利与所得教育的质量，通过建立良好的教育体制推动经济进步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隶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在校人数来反映区域人才培养能力情况，进而探究人力资本对中原经济区发展的作用机理。

产业结构高级化（ISTR，%）。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指生产要素从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业向生产效率较高的产业流动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结合Whitman Rostow的区域发展理论和配第克拉克定律，本文以第二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

政府干预（GOV，%）。在经济学中，可以根据政府对经济干预能力的不同将政府划分为不同类别。有相应能力、可以依靠经济干预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被称为硬政府（hardgovernment），而缺乏相应能力、更多依赖市场导向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被定义为软政府（softgovernment），关于政府的“软硬”，有观点认为，硬政府干预对象可能存在非合理选择的问题，而非干预对象又由于政府干预要承担较高的额外税负[18-19]，不利于经济提质增效;而也有观点认为，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以更好的拉动投资进而推动GDP增长[20]所以应当建成软政府。在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中原经济区应当“软”还是“硬”就成为了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以中原经济区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占经济产出值的比重作为政府干预力度的衡量指标，来探索政府干预在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当中应扮演的角色。

金融发展（FIN，万元）。有研究认为，县域经济，金融发展越健全，越可催生经济的结构红利[21]，进而提升经济运行效率。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蓄水池，在高质量发展的视角下，金融产业的良性发展在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的运行效率，本文以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作为金融支持的代理变量来探索金融体系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社会保障指标（SOCIAL）。拥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高质量发展条件下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健康、社会福利保障的改善应当与经济发展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22]。比如拥有更好的健康保障的劳动者将会拥有更强的身体、心理素质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增加产出。所以本文将把社会保障指标纳入到分析框架当中，用以揭示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带来的经济发展贡献。由于社会保障指标不是惟一的，现有的指标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社会收养性单位数、社会收养性单位床位数三个，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数据，本文通过熵权法对健康保障指标进行汇总。熵是一个用于衡量系统的无序程度热力学概念。而信息是系统有序程度的一个度量，一般来说，指标当中信息量就越大，熵就越小。熵权法是一种根据指标变异大小来确定信息熵，进而获得信息量的度量进而计算权重的一种方法。计算信息熵，首先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由于采用一般的极差标准化法可能会出现0值导致信息熵无法计算，所以本文采取极差标准化法如下：

（1）

其中xtij是第t期第i个个体第j个指标值，x是标准化后的值。之后对指标信息熵进行计算：

（2）

其中Htj是第t期第j个指标的信息熵，ptij是第t期第i个个体第j个指标的取值比重，m代表指标总数。最后，通过信息熵求得指标权重：

（3）

wtj即为第t期第j个指标的权重赋值。最后，求出最终社会保障指标x：

（4）

此外，本文选取各省的通胀情况（INF，%）作为控制变量，作为经济发展的研究背景。

三、探索性空间计量分析

针对具体的区域经济发展协同效应的分析，本文使用空间计量方法，为了保证空间计量方法在该问题当中是可用的，首先要进行探索性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将会利用Moran散点图以及Moran指数进行探索性空间计量分析，研究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是否存在空间上的集聚。Moran散点图可以用来直观的表示每个空间单元对空间自相关的贡献情况。而Moran散点图的拟合直线斜率则为Moran指数。Moran指数在[-1，1]内取值，Moran指数接近-1时代表空间离散，接近1时代表空间集聚，接近0代表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下不能认为存在空间自相关现象，也即经济发展不存在空间集聚效应。Moran指数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5）

其中i≠j，，W为反距离加权法构造的空间权重矩阵。

GDP Moran散点图如图1所示，Moran散点图可以将各县域经济集群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象限（HH型）代表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被同为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包围;第二象限（LH）代表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被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所包围;第三象限（LL）代表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被同是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包围;第四象限（HL）代表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被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包围。由图1不难看出大部分县域位于第三象限（LL）其次是第一象限（HH）。四年当中几乎没有城市位于第四象限（HL）。四年当中位于第一二象限的区域主要属于河南省，四年间其他省份区域经济基本保持了相对稳定性，集聚形式没有太大变化。2013年分别有4.07%、2.32%的区域被划分为LH、HH型，而2016年分别有5.81%、4.07%的区域被划分为LH、HH型。由此可见，从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上来看，中原經济区县域经济集聚形式有从LL型向LH、HH型集聚发展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原经济区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强。而从整体上看，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存在比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进一步进行Moran系数检验，Moran系数检验公式如下：

（6）

Moran系数及检验结果在表1当中给出。表1当中除了给出了因变量的Moran系数及检验结果外还给出了主要自变量的Moran系数及检验结果。所有变量在不同时期的空间自相关检验基本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均为正值。Moran检验给出的是双侧检验，图2给出了2016年自变量Moran系数检验的示意图。中间区域表示无空间自相关现象。左侧区域表示存在空间离散现象，而右侧则为空间集聚区域。故检验结果表明，所研究的各主要变量存在空间集聚而非空间离散现象，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十分明显，适合使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分析。

四、模型构建及数据分析结果

（一）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纳入了空间效应的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7）

（8）

其中λ、ρ、β为待估参数，W为依照反距离加权法构造的空间权重矩阵，y为被解释变量矩阵，X为解释变量矩阵，？缀为随机误差项服从期望为零，方差为？滓2的正态分布。依照模型结构的差异，模型可被划分为不同的形式，当？姿≠0，？籽=0时，该模型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SAR）;当？姿=0，？籽≠0时，该模型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ly-error model，SEM）;当？姿≠0，？籽≠0时，本模型为空间自相关与空间滞后误差模型（kelecha-brucha model，SAC）;而在SAR模型基础上再加入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则为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SDM）。具体采用何种形式的模型，应通过相关检验进行判定。

（二）数据分析结果

具体的数据分析结果如表二所示。首先，针对空间面板的Hausman检验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依据检验结果，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通过广义似然比检验可知，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SDM可以化简为SEM、SAR模型的原假设，在当前模型结构上，比起SAC，更应当采用SDM模型。

具体的数据分析结果上，由表二可知SDM的λ系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协同经济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集聚效应，当一个县域经济发展程度提高时，会通过涓流效应影响周边地区，导致周边地区的发展有向本地区趋同的趋势。

由于本模型当中加入了空间效应，被解释变量针对解释变量的偏导数不再等于原先的拟合系数，针对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的具体系数解释需要针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具体来说，设D为被解释变量矩阵针对解释变量矩阵的偏导数矩阵，dij为该矩阵i行j列元素。那么，被解释变量的平均直接效应为：，其表示每个观测单位的本地区自变量对本地区因变量的平均直接影响程度;平均间接效应为：，其表示本地区自变量对临近地区自变量的影响;总效应为：ATI=ADI+AII观测单位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平均影响。具体的计算结果如表三所示。农业机械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不能拒绝农业机械化水平对经济发展没有影响的原假设。诚然，很多梳理农业机械化与农业经济增长研究的文章表明了农业机械化发展对于农业经济的重要性[23-24]。但是同时，由于农业机械化过程本身需要大量资金、技术支持，并且农业机械化投入的成本回收周期比较长，所以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往往需要有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从历史数据的研究来看，政府的资金支持比重在农业机械化过程中最高占比可达40%[25]。一方面，农业机械化所需的高额的投入和长期才能产生显著收益的特性必然导致低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根据表三的数据分析结果可进一步得知现阶段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会抑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从这个角度来讲，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所带来的附加成本抵消掉其较低的短期收益也就不足为奇了。储蓄的直接效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而其间接效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代表着，中原经济区区域内县域储蓄的增加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向的，而对区域内周边其他地区的影响是正向的。经济学上，储蓄实际上是牺牲现在的购买力保证将来购买力的一种手段。分析结果表明，对于中原经济区的县域经济体来说，现阶段的储蓄降低了居民的购买力，潜在抑制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储蓄所带来的投资却不一定作用于本区域，平均来说，由于“虹吸效应”的存在区域储蓄更多的被潜在的经济发达区域“吸走了”，这就导致了本地区储蓄增加抑制消费的同时投资也没有进一步增长，所以储蓄的增加还会抑制经济发展。

区域教育能力对经济发展的平均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而其平均间接效应显著为负。一个地区的教育能力越强，越可为本区域培育和吸引高质量的人才，从而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然而这种人才、教育资源的集聚，在事实上是不利于其它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其间接效应则仅通过了0.1的显著性检验，系数符号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东部地区普遍腾笼换鸟的背景下，地处腹地的中原经济区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可以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助力。但是，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二三产业发达的县往往具备较强的资源虹吸效应，正好对应了开始时分析的，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低高、高高集聚的趋势在增强，这种资源的集聚势必会抑制其他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所以ISTR产生了负的平均间接效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应当拒绝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没有平均直接效应的原假设，但是不能拒绝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没有平均间接效应的原假设。这说明在研究区间内，中原经济区县域政府对经济干预水平的提高抑制了本区域经济发展，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政府干预带来了过高的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资源配置，不利于私人投资的发展。同时本区域的政府干预的影响限于本区域内不会对其他区域产生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影响。金融支持的平均直接效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其平均间接效应仅有较弱的显著性——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说明，中原经济区区域内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本區域的经济发展，但是同时，金融资源的向本地区的集中也会抑制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没有带来统计学意义上的针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区间内中原经济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仍有待加强，现有的社保体系不足以与经济发展产生一个良性的互动。

五、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中原经济区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单个县域内部的政策环境、资源禀赋，还取决于临近县域的经济发展程度。县域经济发展体现出了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2.在研究区间内，县域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没有与区域经济形成良性互动，并不能有效的推动经济发展，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模式仍需进一步完善。

3.目标县域储蓄的增加不能有效转变为带动目标县域经济发展的投资，反而有可能由于消费减少抑制目标县域经济发展，但目标县域的储蓄可以带动其他县域经济发展。

4.教育进步、产业结构优化、金融体系的健全有助于目标县域经济的发展，然而，相应资源的集中不利于中原经济区经济协同发展。

（二）建议

1.转变政府工作作风，由“硬政府”向“软政府”转变。

由模型的分析结果可知，政府干预不仅不会推动本区域经济发展，还会抑制本区域经济发展，而且本地区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会波及到周边区域。在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可能会导致不合理的赋税、资源配置的扭曲。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配置或提供交给市场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同时依市场需求而动：比如向重点企业、工厂派驻领导干部，及时了解基层需求，依照基层具体需求，协同解决现实问题。对待诸如农业机械化投入这类潜在需要政府投入的问题，应当在进行财政投入的同时考虑替代方案。比如通过发展新型家庭农场，加快土地向大型农业主体流转等方式，慢慢将政府在该领域的作用弱化直至政府淡出。

2.注重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

由分析知，一方面，中原经济区高高集聚趋势正在加强，教育、产业、金融资源的集中促进了部分地区的发展，但这并不利于其他地区的发展，导至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正在出现新的增长极。增长极的出现意味着区域经济发展会面临潜在的不充分、不协调问题，这是有违高质量发展理念的。但是由数据分析结果可知，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又存在显著的协同现象，经济发展高水平地区可以通过涓流效应帮助经济不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增长。所以，应当正确处理平等协调与经济发展效率的关系，注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利用增长极发展一批经济强县，带动其他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不能使区域内的不协调程度也要控制在合理区间内，注意经济发展的“马太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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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洪志]

[作者简介]  商超（1996-），山东日照人，2018级人文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