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明明

〔摘要〕 黄忠廉的“变译理论”是当代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代表。变译理论主张，变译是重在摄取原作内容，信息量集中，与原作信息核心相近，比全译更适合于科学文献。文章运用创新性思维，首先阐述了變译理论的学理根据以及变译理论作为文学翻译标准的理据，然后基于变译理论，以许渊冲之苏轼和陆游梅花词的翻译版本为例，分析和论证变译理论对于中国古典诗词中意象和意境再现的解释力。

〔关键词〕 变译;变通;意象;意境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3-0104-07

一、 问题的提出

“意象”和“意境”是诗人表情达意的载体，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意象”是被诗人赋予情感的山川、草木等客观景物和对象，“意境”是指作品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在情感表达方面，“意象”和“意境”相互交融，互为依托，达到托物寄情、借景抒情的目的;在美学呈现方面，“意象”和“意境”互相映衬，相得益彰，“符合审美注意和审美清晰性等美学原理”[1]（383）。中国古典诗词中“花”的意象充满着浓浓的文化情结，浸润着文化的芬芳，而以梅花为题材的意象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特性的积淀，文人墨客赋予梅花“高洁”“坚贞”“知音”等诸多涵义，使得梅花的形象丰富可感，成为遣兴抒怀的不朽话题。

言简意繁且寓意深远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鲜明特征，宋词中梅花词的意象和意境更是凝聚着中华文化的深邃内涵，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魅力。宋词的代表人物苏轼和陆游的梅花词更是引人入胜，如何完美地再现其意象和意境以及风格与精髓，对译者是巨大的挑战。对于诗歌翻译，由于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固有的亲缘关系，许渊冲的“三美论”[2][3][4]和刘宓庆[5]的“翻译美学”等文学翻译理论往往成为我国诗歌翻译研究所采用的理论基点。黄忠廉的“变译理论”[6]不拘泥于文本限制，锐意革新，旨在“求变”，本文着意于思路创新，因而诉诸于变译理论，以许渊冲对苏轼和陆游梅花词的翻译为例，拟通过例证证明变译理论适用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实践。

二、 变译理论考辩

变译理论是黄忠廉教授提出的翻译理论，是与“全译”相对应的概念[6]（33）。黄忠廉认为，“变译”是“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 [6]（96）。变译理论丰富了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解决思路。

作为一种新的中国本土翻译理念，变译理论的理论主张和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变译的精髓在于“变”。翻译所要传输的是信息内容，但却往往受制于信息的形式，为了处理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变通乃必由之路，所以翻译之变化、变革、抑或变异（deviation）理念的诞生具有其历史的必然。“变”是“变译”的根本，“从宏观上来看，变译的本质不是完整地翻译原作，其最大的特点是‘变，改变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乃至风格”[6]（89）。其次，变译是全译的补充，与全译相辅相成。黄忠廉提出了变译理论的一整套体系和框架，变译理论有其手段、章法、机制、规律、标准等[6]。比起全译，变译更需要策略和智慧，“变译是一种特别的艺术，或者是比全译更多一份艺术的艺术”[6]（78）。所以，“变译的存在不是与全译对立，而只体现为派生、转化和差异，它们并行不悖，共执译事，相映生辉”[6]（86）。最后，变译理论更适合于科学论文。实际上，关于变译理论的适用范畴，黄忠廉对此持辩证的观点。他一方面指出变译更适合于科学论文，另一方面也承认在所有的翻译过程中变通的必要性，这其实也与变译理论“求变”的实质相吻合。他认为“变译是译述文字，信息量集中，逻辑关系明晰，语言凝练，形式简约，基本内容无损，与原作信息核心相近，比全译更适合于科学论文”[6]（85）。但是，他同时借用王克非的话[6]（33）指出“从文化史的立场看，翻译的意义在于沟通，与译本是否至真至善并不成正比”[7]（196）。本文认为，鉴于任何翻译的目的都在于交流，且任何翻译都需要做出适当的“变通”，因此变译的精髓也是适合于文学翻译的。

概言之，变译理论的特征可概括如下：一、从宏观上来看，变译的最大特点就是“变”，即改变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乃至风格;二、译者对原作的变通受制于读者的深层要求，并受诸多要素的制约，自然不是任意而为;三、变译的存在不是与全译对立，变译与全译并行不悖，共执译事，相映生辉[6]。

变译理论是有其理论根基和学理渊源的。首先，变译或曰“变通”，其理念与我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中的“通变”一脉相承。在这里，“通变”即“变通”，变通的方式在于“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其主旨在于“新变”，即仿拟创新、触类联想。刘勰的“通变”论还主张，文学创作才思枯竭和理屈词穷皆因“通变之术疏耳”。故此，创作重在“通变”，“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当代文学理论家童庆炳也认为，变通是文学创作的必要手段，“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通”是会通古典作品的纵向运动[8]（124）。可见，“变通”乃艺术之本，在文学创造过程中，作家可按照表达情志的需要并根据作家自身的才性特点贯彻变通的原则。由此推之，刘勰的“通变”理念也为变译理论提供了良好的思维理据。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根据作品情感的表达以及译者自身的翻译风格而进行变通。其次，变译是对传统上“直译”与“意译”的“二分法”的哲学思考，诸多翻译理论家都对此都进行过研究。金隄就对翻译史做过这样的概括：“一般而论，往往是直译和不受拘束的自由翻译的交替。”[9]（16）此外，其他翻译理论家也有类似于变译的观点，如著名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就提出了“变通”的观点，他所谓的“变通”就是“增删更易”[3]（94），实际上指的就是意译，他还借用郭沫若的话强调意译就是“文学翻译‘与创作无以异，‘文学翻译等于创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因而译者要‘寓有创作精神”[3]（202）。故而他指出，“发扬译文的优势，可以当作文学翻译的标准”[3]（13）。从本质上来说，许渊冲的“变通”跟黄忠廉提出的“变译”具有相同的主旨和内涵。综上，变译理论是有其历史沿革的。

由于其学理本体的哲思性和包容性，变译理论的提出在我国学界产生了巨大反应，所引发的诸多相关研究的连动效应经久不息。迄今为止，关于该理论研究的范围之广和方式之多在我国本土翻译理論研究当中尚不多见。学界的延展性阐发和研究大致分为六种类型：激赏型、批评型、思辨型、综述型、对比型、应用型。

变译理论一经创立便不乏高度称誉者。许钧[10]于2002年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从全译到变译》的专题文章，对变译理论的理论本质进行了推介。郑海凌[11]对变译理论大加赞誉，他称其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翻译理论沉寂期之后的重大突破，且在世纪之交为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气象。吴自选[12]还对变译理论进行了总结性的评价和褒扬，他认为，变译理论具有中国性、原创性及系统性，是翻译理论之中国学派的代表。

与此同时，对变译理论的质疑和批评也伴随着其整个发展历程。从诞生伊始，贾洪伟、刘静[13]便对其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批评。他们指出，变译理论存在应用范围界定上不甚严格，且只流于观念层面，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徐朝友[14]也对变译理论指瑕，他指出“变译”与“全译”的关系比较含糊，且“变译形式”的确立有随意性之嫌。周领顺[15][16]的批评最为尖锐，他两度在《外语研究》撰文，从译者行为角度对变译理论进行批评，对于变译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陈元飞[17]基于对变译理论的既往研究，对其进行了学理再批评，他借助了两种视角，即学界学者之批判性言论与变译理论创始者黄忠廉自身对变译理论的反思。

与变译理论相关的思辨性和综述性研究赋予变译理论重要的理论本体地位。胡东平、喻艳[18]基于伦理维度，从文本、主体和文化三个截面梳理出变译伦理中“舍”与“得”的内涵。蓝红军[19]基于理论本体对变译理论进行思辨，从理论类属、学科贡献与概念界定等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随着变译理论的深入发展，近年来对其进行回顾和综述的研究也在增多，先后有厉平[20]，杨昆、毛延生[21]，焦鹏帅[22]，邹付容、冯阳光[23]等。这些研究对变译理论创立以来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思考，以历时的视角梳理了变译现象的起源、变译观的发轫、变译理论体系构建及完善的历程。

变译理论拓展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视域，诸多学者将其与国外现有的翻译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形成了广博的研究视角，促发了该理论的日臻完善。学者们对比的主要视角有：功能主义[24]、女性主义翻译[25]、创造性叛逆[26]、译者主体性[27]、翻译改写论[28]。

虽然黄忠廉主张变译理论更适合于科学论文[6]（85），但从笔者对知网的搜索和整理来看，变译理论的应用研究范围除了科技英语翻译[29][30]以外，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还包括文学翻译[31][32]、旅游翻译[33] [34]、旅游景点和外宣[35][36]，等等。变译理论这种应用的广泛性充分说明了其理论的普适性。

作为中国的本土翻译理论，变译理论凸显出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2018年，我国外语界两大重要刊物《上海翻译》和《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分别在当年的第4期设置专栏对变译理论进行主题研究，一方面有利于从纵深角度对其理论本体进行考论和探赜，另一方面也大大丰富了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变译理论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传播，“翻译承担着中国古典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再造新生的职责。面对这个职责，我们需要更新观念，不能一味以‘忠实为标准，把译作和译者贬为原作的奴仆”[37]。古典诗词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异质性给翻译带来了挑战，为了传播中华文化，则应采用辩证的理念来看待“原汁原味”的直译。有鉴于此，黄忠廉所提出的以“变通”为基本理念的变译理论便可成为古典诗词翻译的理论根据。

三、 许渊冲梅花词翻译中意象与意境的变译

根据变译理论，变译的本质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涉及和运用变通的策略和技巧。“变译通俗地讲是变通加翻译”[6]（95），但是“变通不是随意而为”[6]（107），对原文本的尊重依然是翻译的根本。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借用许渊冲关于直译与意译的观点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38]（F）。以下，本文拟基于变译理论，对许渊冲梅花词的翻译从译文读者、原作的价值以及文化这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一） 译文读者作为考量因素

在诗歌品鉴过程中，读者往往通过想象，将情感投射到诗歌所描述的意象、意境之上，与诗歌的物象事象引起心物交感，与诗人内含的生命情趣产生共振。译语读者若要取得与原语读者相同的阅读体验，诗歌意象和意境的翻译至关重要。从这点来说，变译理论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强调将译文读者的需求作为译者进行变译的潜在动力。黄忠廉就指出“译者对原作的变通，受制于读者的深层要求”[6]（91），虽然“变的操作由译者完成，而读者是潜在的动力”[6]（89）。

北宋词人苏轼的《西江月·梅》明为咏梅，暗为悼亡，词中所描写的梅花实际上是映射美丽的姿容和高洁的人品，是借梅花清瘦高雅之趣来抒发个人情思，而许渊冲对该词的翻译充分体现了读者作为考量因素的变译策略。

首先，许渊冲把握了原文的神韵，没有对上阕中的“瘴雾”（miasma）进行忠于原文的直译，而是作了适当的变译，译为“miasmal death”，此译贴切自然，可谓点睛之笔。且“仙风”被译为“immortal breath”而没有死译为“immortal wind”，符合译文读者的理解习惯，也自然会让读者对梅花产生“冰清玉洁”的联想，激起其共鸣。同时，“瘴雾”（miasma）一词具有韩礼德所谓的“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39]（109），即语篇是由能表达意义的各种选择构成的。换言之，意义是由表示某一语境特征的潜在选择所表示的，如果直译为“miasma”（瘴雾）而非去挖掘其潜在意义，无疑会造成文不逮意。

其次，“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的意思是“海仙经常派遣使者来到花丛中探望，这个使者，原来是倒挂在树上的绿毛小鸟（状如幺凤） ”。这里“倒挂绿毛幺凤”指的是梅花超然绝尘、高贵脱俗的风韵。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表现为神韵、格调、性灵等方面，诗人通过物象表现情理，注重整体旨趣，强调天人合一，其语言常常含蓄深远，意象的刻画也常常含蓄朦胧，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如诗中两次出现的“仙”字极具诗情画意和超然意境，其意趣趋同却各有所指，许渊冲将其分别译为“immortal”和“sprite”，充分考虑到了译文读者的理解，使得情境意绪的传达得以明朗化。

再则，译诗中的下阕是两个ABAB的“四行体”（Quatrain），体现出优美的韵律和协调的音乐感，让读者在愉快喜悦中感受到梅花的柔情和魅力，使其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美妙的意境。译诗的韵律和谐，“with grace”这个短语的巧妙使用再现了原诗中“高情”一词所具有的意象和象征有机结合的特征，完美地再现了原诗的风韵，也使全诗的意境再现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谓文辞相应，情境相切。通过变译，诗歌的艺术生命在译文中焕发出了光彩，这种变译没有留下翻译“挣扎”的痕迹，而是达到了钱钟书所谓的“化境”[40]（197）。

原文：

西江月·梅

苏轼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

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译文：

Tune： The Moon over the West River

To the Fairy of Mume Flower

Your bones of jade defy miasmal death;

Your flesh of snow exhales immortal breath.

The sea sprite among flowers often sends to you

A goldeneyed， greenfeathered cockatoo.

Powder would spoil your face;

Your lips need no rouge cream.

As high as morning cloud you rise with grace;

With pear flower you wont share your dream.

（二） 原作的價值作为考量因素

变译理论着意于对原作价值的体现。可以说，凸显原作的价值是变译理论的核心价值观，正如黄忠廉所说，“变译是对原作价值的凸显”[6]（87），“突出原作的价值是变译的一大特征” [6]（89）。变译的操作可以包含不同的手段，但其主要宗旨只在于原作的价值，“发挥译者的创造性是变译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变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原作竞争，与作者在同一起跑线上，只不过原作为之提供了一个舞台，为译者充分地展示吸收外来文化的十八般武艺。原作的使用价值在译语文化中才会光大，才会突显”[6]（70）。

意象是用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来表现人们在理智和感情方面的体会和经验。诗词往往使用凝练、含蓄、形象的遣词用句，“诗中有画”是诗歌的最高境界，这里的“画”就是“意境”。意境是诗歌主题所呈现的一张既有形又无形的大网，“每首诗都自成一种境界。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在心领神会一首好诗时，都必有一幅画境”[41]（40）。南宋词人陆游《卜算子·咏梅》的上阕描绘出超然、萧索而又苍凉的意境。这种意境被用类似于原词的“白描”方式再现出来，“这就是隐喻映射的‘方向性与‘不变原则，即，最终在目标域中形成的结构是源域原有结构的继承”[42]（2）。译诗基于原作意趣，词句也简洁明了，节奏舒缓平衡，音韵爽朗明丽。但不难发现，为了和第二行的“forlorn”押韵，“更著风和雨”中的“著”被变译为具有隐喻内涵的“torn”，而不是“wear/worn（穿着）”等。

从文体角度讲，诗歌一方面在于“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在于“怎么说”，因而诗歌的形式至关重要。为了和下行中的“more”押韵，原文的“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在译诗中被颠倒次序，译为“Let other flowers their envy pour. / To spring she lays no claim.”（*一任群芳妒，无意苦争春！）。此种变译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只有用abab的格律才更符合英文诗歌的韵律特点;二是因为这种“因果倒置”的翻译结果能更好地体现原文中所赋予梅花的情志高洁的情操，从而更好地实现了原文的价值。

下阕中的“零落成泥碾作尘”被译为“fallen in mud and ground to dust， she seems no more”，通过变译手段增加了“she seems no more”，这既是对该意象所构成的隐喻的创造性翻译，也是为了挖掘原文内涵而进行的增译。在某种程度上，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变译就应译出“诗味”。“诗味是非物质性的，呈现出游移不居的形态，含有不尽的余韵”[43]（49），原句中的节奏、用词及寓意都使得该句诗味盎然，而这种创造性的增译贴切地再现了原文的“诗味”。不可否认，翻译“诗味”是翻译中的大难[44]（36），但在此处，译者通过变译所呈现的这种“诗味”赋予诗歌鲜明的音乐性和节奏感，犹如倾泻而出的乐曲，悠然绵延，使读者会产生共鸣。“好的诗歌翻译应该像英俊漂亮的‘混血儿，让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45]（205）

英汉语言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差异，“汉语是‘意合语言，重‘意而轻‘形，涵义内敛，寄意深远;英语重‘形而轻‘意，情韵外显，一目了然”[46]（52）。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考虑语言的固有属性。下阕最后的“只有香如故”被译为“But her fragrance is still the same”，增加了连词“But”。这种翻译没有抱残守缺，避免了汉语缺乏连词的语言特征。若去掉连词，翻译只能算是差强人意，这种通过增译方式的变译正是许渊冲所谓的“发挥译文优势”[47]（87）。

原文：

卜算子·咏梅

陆游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译文：

Tune：Song of Divination

Ode to the Mume Blossom

Beside the broken bridge and outside the post hall

A flower is blooming forlorn.

Saddened by her solitude at nightfall，

By wind and rain shes further torn.

Let other flowers their envy pour.

To spring she lays no claim.

Fallen in mud and ground to dust， she seems no more，

But her fragrance is still the same.

（三） 文化作为考量因素

将文化作为考虑标准是变译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变译理论强调了对文化的重视，“变译是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以满足读者特定需求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 [6]（78），而“文化对翻译过程的介入是永恒的”[48]（13）。同时，“审美意识、政治倾向、伦理道德、社会制度等跨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译者对原文增删编插，都受特定时空下文化的制约，其目的是更好地服务于民族文化，服务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需要”[48]（13）。而且，翻译的本质就是顺应语言文化的固有特性，“顺木之天，以至其性。只有顺着事物的本质，才能找到真谛”[48]（14）。

“意象”具有一定的规约性。意象不是任意产生的，它是源自于文化而约定俗成的，超出一定默认的范围，意象就不再是意象了。由此，许渊冲将陆游《朝中措·梅》上阕中的“少年场”译为“vanity fair”就是基于文化上的对应。

上阕中“一个飘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肠”这行词中的语言清新绮丽，算是“峥嵘生妩媚”的佳例，被译为“Like a wonderer you play your part / With an indifferent heart.”。这种翻译简洁明晰，许渊冲没有对“一个”和“十分”进行“拆字”式的逐字翻译，而是以简驭繁，这是为了适应英语语言文化进行的变译。与中国强调天人合一相反，西方偏重理性，强调主客观对立，反映在语言中就是英语重写实、重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符合客观理性，忌讳表达的华而不实、累赘堆砌。以此观之，许渊冲该处的翻译可谓是熟谙中西语言特征之上的变异操作。

为了保留原语的异质性，变译理论采用“形态模仿”的方法来达到对原语的“存异”。“模仿是审美再现的基本手段，翻译尤然。”[5]（311）下阕中的“江头月底，新诗旧梦”语言平易清浅，音律清新流畅，译诗“In moonlight by the stream， / With new verse and old dream.”也着笔不多却情韵俱出，文化意象得以再现，因而译诗与原诗相仿相佛，相颉相颃。但是，这种“模仿”也并非锱铢悉称，为了使得“stream”和“dream”押韵，译诗对“江头月底”进行了位置调换，避免了亦步亦趋的模仿，这种巧妙的变译可谓天衣无缝。可见，变译理论框架下的汉英翻译秉持“有条件的忠实”[49]（63）。

诗词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诗人通过意象来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并营造出物我交融、情景相生的意境，此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50]（309）。下阕中的“孤恨清香”被译为“I feel the grief your fragrance brings”，译诗中增加的“I feel the grief”，使得诗人跳出诗外，主体意象与客体意象得以互动，增强了译诗的意境效果，读者亦能充分感受到译者是“因情而译”。同时，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51]（54）该处以梅花喻人，表现了诗人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秉性及其寂寞高洁、孤芳自赏的品格，这些内涵都被譯者通过变译手段得以完美再现。

下阕中的“春风”被译为“the vernal breeze on the wing”，诗味隽永，意境深邃，让人回味无穷。此处没有直译，而是通过“增补”的变译方法将“春风飞扬”的意境生动地呈现出来。关于变译的具体策略，许渊冲曾从“意美”和“意似”的角度提了出来，他指出“‘意美和‘意似的区别：‘意美指的是深层结构，‘意似指的却是表层结构”[3]（64）。“‘意似能传达原文‘意美的时候，可以采用‘等化的译法。如果原文的表层和深层之间有距离，或是译文和原文‘意似并不能传达原文的‘意美，那就可以采用‘浅化或‘深化的译法”[3]（65）。这里的变译方式可以算是“深化”的译法。

下阕中的“东皇”乃司春之神，考虑到中西文化意象上的差异，“也曾先识东皇”被变译为“You are the first to welcome spring”，不仅避免了文化上造成的障碍，同时也如前文所言，照顾了译文读者的需求。

原文：

朝中措·梅

陆游

幽姿不入少年场，无语只凄凉。

一个飘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肠。

江头月底，新诗旧梦，孤恨清香。

任是春风不管，也曾先识东皇。

译文：

Tune： Measures at Court

The Mume Blossom

Your lonely grace wont visit Vanity Fair;

Silent and sad， you do not care.

Like a wonderer you play your part

With an indifferent heart.

In moonlight by the stream，

With new verse and old dream，

I feel the grief your fragrance brings.

Uncared for by the vernal breeze on the wing，

You are the first to welcome spring.

通过以上例证可以看出，许渊冲的翻译巧妙而熨帖。当人们在慨叹“诗歌就是在翻译中丧失的东西”时，许渊冲的翻译却使得原文意义丧失甚少，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作为语言大师对语言独特而敏锐的感悟，更是由于他自然的、适切的变译手法。许渊冲翻译实践中的合理变通证明了变译理论对于文学翻译的重要价值。

四、 结 语

变译理论的要旨在于“变通”，它不囿于翻译的亦步亦趋和一一对应，因而颠覆了长久以来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忠实”为轴心的主导思想，形成了翻译思维的辩证观，对于翻译研究具有理论战略意义，对于译者的翻译操作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由于诗歌本身词约义丰的特点，以及其丰富纷繁的意象和意蕴深远的意境，对于译者来说，诗歌的翻译异常棘手和富有挑战，而变译理论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进行变通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思路。在变译理论的框架内，诗歌意象和意境的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或物象移植，而是意象和意境整体在译文中的再创造。诗歌翻译中的变译行为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让诗歌在译语文化中得到丰满和创新。通过对许渊冲梅花词翻译的分析，可以发现，其翻译巧妙灵活，体现了变译理论的理念和思维。本文认为，只有采用变译手段，基于译文读者、原作价值以及文化等层面进行考量，才能有效再现宋词意象和意境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及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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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Translation Reproduction of Images and Artistic Concep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ariation Theory

— Exemplified by Xu Yuanchongs Translated Versions of Classical Mume CiPoems

CHE Ming-ming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nativ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Variation Theory put forward by Huang Zhonglian postulates that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Variation Theory is focused on original and entails the condensed information， thus being conducive to retaining the similar core inform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which is why it is more applicable to scientific documents. Resorting to a creative mode of thinking， the present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motivations of the Variation Theory itself and also expounds on the rationale of the Variation Theory as the criterion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n， based on the Variation Theory and using Xu Yuanchongs translation of Su Shi and Lu Yous Ci-poem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illustrates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Variation Theory for the translation reproduction of the images and artistic conceptions i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Key words： variation; accommodation; image; artistic conce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