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承

〔摘要〕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 新冠肺炎;乡村治理;宗族组织;乡村共同体;共同体生活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3-0041-07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无疑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本次疫情防控中，中国的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展示，但也暴露出一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短板，特别是基层出现的识别及应对重大突发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中国疫情中心湖北省武汉市地方政府初期反应迟缓，社会动员潜力未充分发挥;在危机时刻疫情防控难以实施，导致疫情快速扩散;反倒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举措获得了广泛好评，扯标语、大喇叭、封道路、围家户……饱受诟病的乡村空心化和凋零的地域社会仿佛又重现了生命力，疫情的基层防控确实取得了实效。基层社区治理构想通过“村喇叭”①

映射進了国家的疫情防控体系。透过农村社区疫情应对的硬核手段，我们能观察到一个最真实的中国农村和极其富于生命力的基层动员能力。而这其中，宗族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豫东南地区S县②的田野考察，发现当地宗族组织在疫情防控期间，自觉克制宗族习俗的群体聚集;在国家复工复产的号召下，宗族精英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活动，带领家族成员及时走上工作岗位。疫情期间，通过集体防疫抗疫、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87年提出 “共同体”一词，认为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建立在亲密关系基础之上的群体（家族、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情、师徒关系等）里实现。与“社会”一词相对应，“社会”指代人群不是结合在一起，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状态。由此，“共同体—社会”成为现代性发展的一对常用的变量模式。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完美的契合，社会支持网络得到扩展，伦理道德和公共精神获得培育，实现了村落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

一、 新冠肺炎疫情的启迪：风险社会时代的基层治理危机

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继SARS、埃博拉、H1N1、H7N9等重大疫情之后，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爆发，再次呈现了现代社会危机更强的不可预测性与更大的破坏力，而其传播速度之快、蔓延范围之广，也大大加大了应对难度。同时重大疫情的爆发起点和治理主体都不断地向社区延伸和下沉，社区成为疫情灾害的风险聚集点，同时也是战胜疫情的重要场所。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高风险社会的挑战。

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借此指出现代社会的转向。此后这一理念旋即风靡全球，开启了风险社会、非传统安全的系统研究。其中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是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风险类型存在根本区别，强调技术性风险、制度性风险和风险分配的平均主义和底层集聚，并且注重社会风险的结构性特征分析（Beck， 1986、1988、1992、1994、1995、2003;Giddens ，1991、1994、1998）;二是认为风险是一种主观的“人为建构”，现代社会中的实际风险并没有增加，大量增加的是人们的风险意识（Douglas、Wildavsky，1982;Lash，1991;Slovic，2000;Anja Rühlemann & Jordan，J.C.，2019）。此外，还有基于现代风险具有的时间和社会双重维度，指出现代性分化导致的现代性结构极度复杂化的系统风险理论（Luhmann，1991、1993）;以及认为现代风险与规训权力相联系的风险治理理论（Foucault，1980;Renn，1992;Tierney，1999），等等。由此诱发了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Barry Buzan，2003），特别是“9·11”以后，非传统安全的观念与行动得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进一步的推进。风险社会时代越来越多风险的人为不确定性和个体化的风险承担，使风险发现与风险识别成为第一位的重要存在。而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的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不得不引起我们关注，并需要积极思考的重大问题。

关于新时期基层治理危机问题，业已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如由村落空心化、家庭空巢化及人口老龄化等“三化”现象引起的乡村治理人口危机[1]，乡村干部接班人、代理人的组织危机[2]，农村政治权威消解与农村民间组织化权威对抗[3]，上传下达的制度化通道和良性互动机制的缺失[4]，等等。还有学者从治理主体、农民政治参与、共同体重构以及信仰危机四个维度去分析众多村庄的无治理状态[5]。诸如硬核防疫引来赞誉之声的同时，却也不乏一些批评之声——“野蛮”“粗暴”“无人性”“毁灭乡风民俗”，并将原因指向市场经济机制的逐步完善打破了计划经济的一潭死水，弘扬集体主义的主旋律开始向个体主义蜕变。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内生性组织缺位与内生性动力缺乏，才可能诱发风险社会时代的基层治理危机。

二、 风险社会时代的个体化特质与乡村共同体式微

我们在总结中国疫情应对的经验时，特别强调中国民众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认为正是在这种“思想觉悟”下的积极配合，才使得政府实施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封城与严格的居家隔离取得了显著效果，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了中国本土的疫情蔓延。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贝克提出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新构想，他把这种理想类型架构为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使个体（The individual）成为一个个体（An individual）。不同于传统社会中个体被紧紧地纳入集体的范畴之内，进入后现代社会的风险社会阶段，个体逐渐游离于社会实体（社区）之外。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来看，外出务工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收入的主要途径，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家庭、家族的传统观念开始受到城市现代化生活观念的冲击，即不必要依靠家族、不必要依靠亲戚，在外“混”得好就行了。同时乡村共同体成员的利益也越来越不受地域社区的影响或限制。在打工经济的背景下，一盘散沙或一副空壳是时下很多村庄的真实写照，甚至在很多地区出现了空心村。于是乡村共同体丧失了赖以维系的公共活动空间与外部条件，传统意义上的大家庭、邻里、家族宗亲关系的式微已不可避免。

与此同时中国因其剧烈地社会变动，基层共同体的命运也挟制于社会运动以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之中。从传统乡土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来看，乡村共同体主要指的就是作为一种社会援助体系的关系网络的维持，它可以帮助个体村民渡过生活危机，变相充当了社会的支持系统。有学者提出“面对基层共同体的瓦解，需要国制度的干预，强化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力度和国家基层治理能力”[6]，或“以平等的公民权为基础重构地方社会的自治共同体”[7]。特别是十九大召开之后，在乡村基层治理方面，“全面推进村书记兼任村主任、兼任村经济组织负责人”参见：2019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然而，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是：在城镇化浪潮的推动下，伴隨着大量人口的流出，村落生活共同体的衰微是不可逆的;脱离了乡村共同体的公共生活空间，农村基层行政管理的加强以及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丧失了既有的着力点，都不足以重建乡村生活共同体。因此，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

三、 乡村社区宗族组织复兴及其现代性转换

从社区的概念上进行区分，社区不仅包涵了物理空间的地域因素，还包涵了社会空间的情感维系，即共同体层面的意涵。“三农”学者李昌平在《再向总理说实话》（2012）一书中提出了建立“村社共同体”的构想。因此，乡村社区类型可以分为地域型和共同体型乡村社区。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共同体比较发达，可以讲是一种共同体型乡村社区。村落共同体基本能够脱离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而实现自治，即温铁军先生概括的“国权不下县”其实完整的概括是：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参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09月第1版，第2页）。而这种基层治理主要的依托就是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族和宗族。“家族”与“宗族”本义上没有大的不同。在学术话语中，五服以内为家族，五服以外为宗族;但在地方性知识里只要是共祖的族人都习惯称为“一家子的”或“自家”，而不会刻意强调是否五服以内。然而从起源来讲，宗族尚且不能称之为一种共同体生活的民间社会组织形式，而是一种皇家或贵族阶层的特权体现。隋唐之后，在庶族地主阶级统治下，国家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方将上层的宗族制度位移于下层，并代理国家进行征税、征兵、社会动员等，进而实现了“有国家的社会”向“无国家的社会”的过渡。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 “家族”这一部分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可以沿着父系这一方面扩大……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8]（37-42）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土地收归公有，家族作为生产共同体的性质就不复存在了。此后，中国社会中的家族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处于虚置、无位乃至逐渐走向消解的状态。然而，在风险社会时代，家族或宗族组织却迎来了复兴的契机。

关于宗族共同体的复兴有三种视角的解读。其一，情感依托视角，回归共同体的本质意涵。乡村地域社会的社会交往圈主要在同质群体中进行，“作为情感维系的生活共同体，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9]（2-3）。作为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复合体的宗族，是给个体提供社会支持的主要社会网络。现代化工具理性制造的风险灾害，逆向倒推人们必须重拾价值理性，才能重获共同体的情感支持。其二，功能主义视角。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以后，家族之间农业生产的相互协作，以及在外务工的相互帮扶，增强了家族成员的经济互动，实现了生产生活的便利性。相应地，在新的历史时期，“可以通过服务供给的形式将人们联系起来，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10]，“建构乡村互惠机制推动流动背景下村落共同体得以延续和维系的基础”[11]。其三，制度主义视角。在地域社会组织制度上，表现为改革开放后公社制度和单位制度的瓦解，个体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而地域社会未能形成一种整合力量将分散的农民进行有效组织。因此面对分散化、低组织化的乡村社会，当代家族是“对正式制度断档时段产生的制度真空与体制内组织收缩后形成的组织真空” [12]而相应复苏的。国家主导的乡村社会治理，因治理主体的参与程度、诉求而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背后是农村社区化的制度逻辑[13]。因此，不管是情感维系、功能实用，还是国家干预，乡村社区培育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变迁过程;相应地，中国部分区域的宗族组织在现代化的传承中也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

费正清指出：“中国家庭（家族）是村庄一个个坚强堡垒……通常由一群家庭和家族单位世世代代， 永久地居住在那里”[14]（21-22）。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乡村社区在防疫上甚至比城市社区更为有效和引人瞩目，其原因在于农村在防疫中具备天然的优势，特别是由一个个家族组成的农村作为熟人社会——乡村社区的信息更透明，家族宗亲的人口数以及工作地点，乡村干部与疫情防控工作人员都非常清楚，摸排检查、联防联控相对容易。此外，国家意志强力推行的扫黑除恶行动净化了家族势力、宗族势力，为乡村共同体的再造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 宗族共同体生活：风险社会时代乡村共同体再造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西方国家就形成了所谓的团体社会，而中国长期以来秉持的是伦理本位的文化传承[15]（78-87）。伦理本位实质是是以个人与家庭、家族的伦理关系作为出发点，长期延续、根深蒂固。中国乡村社会基层治理问题一方面是传统伦理与道德价值的沦丧，另一方面则是新型共同体生活的缺失。风险社会时代，与个体自主性增强同步的是源自传统社会的组织形式正在现代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相对减弱，社会自主性也不断增强，传统的信仰与组织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并借助市场因素和现代科层制，在乡村社会关系协调和社会秩序维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公报，强调“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参见：《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载于《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四版。，基层社会治理体现为坚持党的领导下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相应地，培育乡村共同体在危机状态下的应急能力及安全社区的构建，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而共同体参与社区治理的能量需要“朴素地回归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上”[16]。

共同体生活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有：“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提法。关于乡村宗族共同体生活最早见于《旧唐书· 玄宗本纪》 中的“村闾社会”字样，这里的“社”和“会”是分开阐述的：“社”代表的宗族祭祀的地方，譬如有“社火”一说，“会”乃是集合、集中之意，合在一起意思是乡村里举行的宗族祭祀、节庆活动而聚集在一起的状态。乡村共同体再造的契机是共同体生活和共同体的公共活动空间的形成。疫情期间，宗族共同体生活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达成了内在一致性。的开展具有经济性协助、社会支持与社会控制等功能，共同体成员秉持共同的价值认同与利益需求，来实现其身份互动及社会交往。豫东南地区S县的宗族组织即是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集中体现为集体生活下基层社区防疫秩序的建构，乃至复工复产后的社会资本凝聚，成为疫情防控期间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进而形成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基层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强大内生力量。

（一） 宗族共同体生活与早期疫情防控的适时契合

武汉封城以来，在疫情肆虐的早期，宗族共同体集体活动主要在线上进行。之前的QQ群被更加便捷的微信群所取代，家族精英不断在群里发布疫情大数据、本地疫情变化的实时更新、国家的最新政策与指导方针等等，提醒家族宗亲响应国家号召，实施居家隔离、不出门、不串门、不聚集、不扎堆……这些都对乡村地域社会疫情的早期防控起到了非常大的积极引导作用。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

在国内疫情逐渐缓和的背景下，“封村令”逐渐开始解冻。以前，按照正常的春节假期，大多数农民工回乡后只是做短暂的停留，一般在元宵节前后回到务工所在地，向四面八方流动——这种“大流动社会”背景下长期的时空疏离使家族成员关系的淡漠不可避免。疫情期间的封村与复产复工的迟滞，无疑对宗族共同体生活的复苏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除了留在家里帮年老父母做点农業，还为修缮族谱、兴建祠堂、改造旧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空闲。因此，当地兴起了一股宗族集体活动的热潮。

在国内疫情初步控制后，国家加快推动复工复产的步伐，然而豫东南很多地区的农民工群体的积极性却不高。通过实地调查和探访了解到，在理性的计算和风险意识下，大多数农民工都认为大城市人流量大，疫情防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外出务工风险很多。虽然待业在家收入受影响，但相比而言还是生命健康更重要（按本地话说就是“宁可少挣点钱，保命要紧啊……”），还免去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所以在高速公路开放的第一天，豫东南S县就有农民工陆陆续续返回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退掉房租，辞职回家。在农村老家不仅仅有房子住，还有祖辈的耕地、菜园、家禽等，日常生活基本可以保障，为何还要去大城市冒风险呢？于国家的疫情防控大局而言，其潜在的积极意义是，大大减少了盲目扎堆去大城市务工而造成的大规模交叉感染的可能。

（二） 宗族集体复工复产与地域社会关系网络再生产

这场突发的大规模疫情，使得春节后的复工复产受到极大影响。雪上加霜的是，进入三四月份，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感染率与感染人数在短时期内迅速飙升，使得全球经济贸易严重受创，中国外贸企业难以全员开工，大大增加了进城复工农民找工作的难度。而且豫东南紧靠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S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刚刚摘帽不久，疫情的持续存在使得脱贫户的返贫风险加大。对一般家庭来说，如果说短时期在家协助家庭或家族务农，尚可以承受相应的经济压力;但长时期失业在家的经济压力则难以承担，毕竟上有老下有小，加之农民工自身的城镇化梦想，比如有的农民工在县城或外地已经购买了住房，还有房贷压力。面对这种情况，宗族共同体的作用再次显现。这主要表现在家族精英人士或成功人士协调、带领着家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集体外出务工。在此种情势下，共同体生活及其熟人圈进一步扩展到生产领域[17]。疫情防控期间，这样做的好处是，家族宗亲的熟人群体彼此熟知是否有过武汉旅行史，是否实行了严格的居家隔离，避免了陌生个人介入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不确定性。进一步讲，返岗务工熟人群体彼此心理上的慰藉，保证了他们在疫情期间能以饱满的情绪投入到复工复产中。同时，宗族集体复工复产、互相提携，也契合了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除贫困、防止返贫的国家话语。

线上、线下频繁的宗族互动，还形成了本宗族其他人员的社会资本。线上活动或线下活动的组织者、发起者或邀约者一般属于社会地位、威望较高的族人，可挖掘的社会资源也相对较多，特别是在城镇化人际关系日益疏离的背景下，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社会资本的培育就是发现居民特定的社区交往需求并为其创造相应的结构性条件”[18]，疫情期间，包括祖宅、族谱、祠堂的修缮与维护在内的宗族活动在豫东南S县风靡一时，无形中强化了当代宗族的认同感，而仪式背后更多地指向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和再生产。

作为家族活动主导力量的家族精英，他们的行为已经渗透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对农民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各种关联。疫情的影响，打乱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周期性流动的“步伐”，但也为家族提供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契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需要，家族成员再次回到传统地域关系和亲属关系的“羽翼”之下——亲情与族情再次成为人们之间相互认同的情感基础，原有被打破的家族网络逐渐得到修补，传统的家族关系得以恢复，宗族社会关系网络得以持续扩展。

（三） 宗族传统习俗权变与基层治理效能的改善

宗族集体行为的内涵不断地丰富发展，功能也不断延伸。在豫东南地区S县，原本有着极为浓郁的重大节日集体祭祖的习俗，然而今年春节期间，也是疫情最为紧张的特殊时期，却以独特的方式悄然进行和变化着。不同姓氏的家族均自觉遵守疫情管制规范，在自家庭院单独祭祀，足不出户，或通过微信群、朋友圈、抖音小视频的方式与家族成员一起共享祭祖的神圣时刻。移风易俗对推动乡村现代性确有积极影响，然而推动家族公共事件中“仪式的适度回归”[19]，回归过程不是对原有仪式的完全复制， 而是依据现实情况的权变式调整。并且，这也是一种乡土社会公共精神的培育，但是公共精神并不具有人的自然禀性，而只能建立于公共生活经验和公共理性的基础之上[20]。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融入社会传统意蕴及其公共精神，“要努力发现这些传统所依赖之载体的内在运作机制和潜在功能边界及其呈现”[21]。疫情期间，豫东南地区S县宗族组织舍弃了传承了一辈又一辈的传统习俗，舍小我、为大我，在共同应对重大公共风险面前，这种乡村社区个体对私人界限的超越，实现了乡村共同体公共精神的培育。

祭祀文化和行为规范逐渐演变成为乡土社会共同遵循的秩序，宗族祭祀活动及其仪式，对内也形成了护宗族、聚人心、守秩序的重要作用。周怡指出 “村庄整合的动力来源是惯习和村规民约”[22] 。惯习以较为隐匿而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形式， 从农民以往的经验世界里被调动出来。可见，豫东南地区S县祖宗组织祭祖习俗的自我调适也体现为一种时代的权变，具有其潜在的社会功能。将祭祖活动作为共同体集体生活的展演，形成一种外在符号表征，既满足了宗族祭祀活动的情感诉求，又充分体现了防疫抗疫的国家意志，进而实现了疫情期间稳定的乡土社会秩序建构。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氤氲下的风险社会特质愈发明显，随着国家制度的变革、市场经济的激荡以及各种社会风险的激增，强有力地推动着乡村地域社会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地域社会的频繁互动，配合公共精神培育，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作用。对抗疫情期间，豫东南宗族组织通过集体防疫抗疫、复工复产的共同体生活，形成了基于“地缘、血缘、业缘”三者之间紧密互动的新型“乡村共同体”，进而跨越了社会共同体与政治经济共同体之间的鸿沟，形成了人情味浓郁的乡村共同体恢复与再造的契机。

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乡村治理成效显著。然而以血缘、地缘为关系纽带的地域社会共同体，依然面临着快速城镇化的现实挑战。激进的城镇化人为地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凋敝，乃至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心村、无人村，导致传统宗族组织丧失了得以维系的地域空间。豫东南地区S县在疫情期间发生的包括改造祖宅、修谱、祭祀、集体务工等宗族集体行动不是一种应然的状态，而是需要呵护与建构的一种所谓既有实质内容、又有外在形式的生活共同体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疫情迫切需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23]。与西方国家相比，鉴于疫情应对过程中的国家制度与政治体制差异，中国在公共危机动员及其协同方面本土化优势尽显。尽管国家凭借其权威能快速地发动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所组织动员的集体行动是有效率的。因为组织的规模是有边界的，社会动员及其集体行动都需要落实到基层社区，即需要社会个体的参与实施。当下中国，疫情形势逐渐走向常态化防控阶段，亟须对社区应对体系及其动员机制进行系统的经验总结，助力于形成“重大风险”的常规化应对模式与制度化体系。在风险社会时代，传统乡村共同体通过社区动员，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进行村民互动，提升内部治理效能，积极地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一个安全的、有恢复能力的、富有活力的共同体型社区。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关注和持续地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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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Reconstruction of Clan Organizations and Rural Communities

under COVID 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NG  Bo-cheng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risk society， communitylevel social governance has encountered serious challenges. The whole country system with concentrated efforts for big and key projects focuses on the postcrisis management caused by risks. It is a major practical problem that we have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nk actively about whether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crisis in an overwhelming way or focus on the subtle risk warning， community response and mass mobilization. To advocate the innov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rural villages urgently calls for the remold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life community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The article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southeast of S county in Henan province during COVID19 outbreak， found that consists of one family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has the natural advantage in the rural community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turning to work and production， the clan community collective action and a national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need to form the inner consistency： firstly is the clan organization of active mobilization and effective advocacy， formed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early prevention constru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order; secondly， the clan organization 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that the migrant workers can use， and strengthen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stranger society; thirdly， the change of clan traditions and customs has improved the effectivenes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rough a form of maintaining community life， clan organizations realize the remolding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improve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grass roots society， and serve to build rural regional society into a resilient community of common body type in the era of risk society.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is effective supplement to the country‘s grassroots governance capacity are worthy of continuous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Key words： Covid19; rural governance; clan organization; rural community; community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