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海

大自然就是游乐场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一年四季各有其美，对心无闲事的儿童而言，自然时时都是玩乐的“好时节”，而广袤无垠的天地河山也为他们建构了一个世间最大的游乐场。

蟋蟀，又名蛐蛐、促织、秋虫，用它们相斗取乐，始于唐盛于宋，曾让一代又一代的孩童乐此不疲。北宋画家苏汉臣在一幅《秋庭戏婴图》中描摹的就是三个孩童凑在一起，聚精会神斗蟋蟀的画面。穿红色衣服的儿童手中正轻轻拿着一只蟋蟀草，来逗弄蛐蛐，鼓舞它们奋勇战斗。而南宋诗人叶绍翁在《夜书所见》中也曾写到自己家中几个小孩兴致勃勃地斗蟋蟀，夜深人静了还亮着灯不肯睡，这和今天熬夜打游戏的孩子们又有什么不同？

既然可以因为斗蟋蟀不睡觉，为了钓鱼不理人也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唐代诗人胡令能隐居莆田时，某日前往农村访友，路过一条小河时，看到一个“蓬头稚子”侧着身子坐在草丛中，正在聚精会神地釣鱼。因为忘了朋友的具体住处，胡令能决定上前问路，结果“怕得鱼惊不应人”的孩童远远地就招手，等到他走到跟前才附在耳边说出路线。对于以垂钓为乐的儿童，唐代诗人白居易还曾在《观游鱼》中发过感慨：“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尔垂钩。”

相较而言，白乐天似乎更喜采莲之乐。“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这是大和九年（835年），时任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的香山居士，在莲花盛开的某个夏日里游于池边，恰逢一个活泼淘气的小男孩，划着一条小船，偷偷地去池塘采摘白莲花。他兴高采烈地满载着“战利品”而归，却不知掩饰自己“偷窃”的踪迹，在水面的浮萍上留下了一道船儿划过的波痕。

但在孩子们的心中，斗蟋蟀、钓鱼、采莲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满足。所以杨万里诗中“急走追黄蝶”的儿童，虽然四处搜寻也找不出飞入油菜花丛中的蝴蝶，可照样欢快兴奋;雷震笔下“归去横牛背”的牧童，虽然放牛放到“山衔落日浸寒漪”，但依旧轻松惬意地信口吹着短笛;而在袁枚眼里“歌声振林樾”的牧童，“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的那一刹那，必然也是真切地欢喜。

过节等于开“趴体”

无论是古时还是今日，最盼着过节的无疑都是儿童。一来再严苛的长辈也会在这些日子变得“和蔼可亲”，努力满足孩子们吃好、喝好、穿好、玩好的朴素愿望。二来过节通常意味着闲暇，孩子们不仅能名正言顺地呼朋引伴四处玩乐，家里的妇孺老少甚至会举家大“趴体”，这足以让儿童欣喜若狂。

若论老少咸宜、全民参与，古时端午节前后流行的“斗草”游戏应该是数得着的。“斗草”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唐朝后逐渐成为妇女和儿童所喜爱的游戏。据记载，唐中宗时的安乐公主在端午节斗百草，为了取胜，不但专门派人快马加鞭去远方摘取花草，还命人在摘取后把其他的花草都剪掉，以保证独此一份。

这般看来，安乐公主玩的斗草应该是文斗，也就是比赛谁采的花样多，谁知道的花草名称多。而武斗则是用草茎或叶梗互相对拉，被拉断的一方判负，多为缺乏耐性且竞争心更强的男孩子们喜欢。清代画家金廷标的《群婴斗草图》画的就是这种玩法：十个男孩子中有四个散在周边，正寻找着梗叶;两个立在左下角，瞪圆了眼睛对拉;立在中间的四个，一个显然是刚斗败，气急败坏地正低头在篮子里翻找再战的“利器”，蹲在他对面的应是赢家，胸有成竹地等待着二次出手，两旁的观战者一个手抚在败童背上，似在安慰，一个则面露喜色，拍手击掌，刻画活灵活现。

斗草取自天然花草，风筝这种玩具则是花样繁多的工艺品。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写道：“清明时节，人们到郊外放风鸢，日暮方归。”风筝在当时的受欢迎度可见一斑，这也就难怪清代戏曲家孔尚任《风筝》一诗中，原本兴致勃勃准备好放风筝的“结伴儿童”因等不到足够的春风而“手提线索骂天公”了。

即便放不了风筝也没关系，唐代诗人王维在《寒食城东即事》中写道：“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南宋文豪陆游在《春日暄甚戏作》中讲“儿童相唤踏春阳”，可见清明时节蹴鞠、荡秋千、外出踏青也是儿童们钟爱的玩乐选择。

开“趴体”固然愉快，但过节不能买买买，小孩子也会觉得少了点“仪式感”，富有中国特色的“节令玩具”就此应运而生。像春节的“花炮”、元宵节的“花灯”、清明节的“黄胖”、端午节的“布老虎”、中秋节的“兔儿爷”等，又如古时民间盛行在中元黄昏后点荷叶灯、蒿子灯或莲花灯，儿童手提各种灯，沿街高唱“荷叶灯，荷叶灯，今日点了明日扔”，载歌载舞，尽情嬉戏。这些节令玩具寄托着美好的寓意，也为孩子们的童年记忆装满了色彩斑斓的奇思妙想。

小游戏也有大学问

古人同样讲究“寓教于乐”，让儿童在玩乐中增长智慧。“重排九宫”就是源流最早的一种益智类拼板玩具，由古老的“河图洛书”即九宫图演变而来，欧洲人称之为幻方。而在所有古代拼板玩具中，现今最流行的是“七巧板”。据记载，这种玩具的发明最早是受到了唐代宴客的案几启发，历经宋明清时期的不断发展最终演化而成。随着清代嘉庆年间养拙居士所著的《七巧图》刊行，形态各异、可拼排组合成不同图形的七块小板自此在儿童间广为流行。

古代家长和孩子们最青睐的益智类玩具还得数“九连环”。这种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环”的玩具，明代时就流行甚广。从明人杨慎的《丹铅总录》中我们可以知道，九连环这种玩具，可拆可合、环环相扣，是以九个连环贯穿于一杵竿上，又可解拆成单独的一个个环。彻底解开它需要正确地走256步，跟计算机的格雷码是同一原理。这不但“烧脑”，对耐不住性子的小孩子来说也足够“烧心”。

自己动手制作的玩具也能让儿童们玩得兴致盎然。苏汉臣在其代表作《秋庭戏婴图》中就描绘了仲秋时节两姐弟在庭院中玩推枣磨的场景。推枣磨这种今天已经消失的游戏对儿童手部肌肉的精细操作有很高要求，还需要手眼的配合，绝不是简单的儿戏。根据图中所绘，我们可以得知推枣磨需要准备三个鲜枣和一长三短共四根竹签。首先，把一枚枣子留下枣核和一半果肉，在其顶部插上三根短竹签，使其稳定地立于圆凳上。然后，在一个长竹签的两头各插一枚枣子。最后，将这个长竹签放在枣核之上。只要轻轻拨动竹签一头的枣子，这个竹签就会转动起来，仿佛在推磨一般，“推枣磨”之名由此得来。

小孩子天生活泼好动，诸如摔跤、拔河、斗牛、蹴鞠、击球、踢毽子、击壤、投壶、射弹弓、抓子儿、滑雪、抖空竹、骑竹马等运动类游戏，不但可以锤炼儿童的身体和意志，还能引得他们乐此不疲。元代时，甚至有专门的《丸经》问世，对这种连乡野间的儿童都在玩的游戏予以详细记述，足见其不但广受欢迎而且甚为博杂。

人人都爱“cosplay”

孩童对所处的世界總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好奇，于是“模仿”就成了他们向往真善美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唐代诗人路德延在《小儿诗》中说的“排衙朱阁上，喝道画堂前”，是儿童模仿官员出行仪仗队列。清代画家任熊的《婴戏图》，表现的是小孩子模仿大人修习主宾相见礼仪时的情景，故而题诗：“扫藓花影中，坐作宾闲戏。”

明代画家陈洪绶的《童子礼佛图》描绘的是四个孩童在院子里玩耍，搭佛塔学大人们礼佛的样子。图中一太湖石竖立，石前放着一尊造型精美的佛像和供佛用的铜塔。佛前，图上方的儿童跪着擦拭铜塔。图右方的孩童跪在地上拜佛，上身微倾，双脚并拢，双手合十抬至脸前，姿势十分标准。图下方的小孩则俯身用双手将插有献花的花瓶举过头顶，借花献佛，而他右侧还有一个被挡住半个身子的孩子，磕头时露出胖臀，令人忍俊不禁。但他们每个人却无不表情庄重，完全沉浸在游戏世界中，严肃而认真的样子分外可爱。

除了成人的活动，戏剧角色也是孩子们感兴趣的模仿对象。清代学者厉鹗有一首《醉太平》的曲子：“村夫子面孔，渴睡汉形容。周遭三五劣儿童，正抛书兴浓。探雏趁蜨受朋侪哄，参军苍鹘把先生弄，甘罗项槖笑古人聪。不乐如菜佣。”讲述了乡村学堂的先生在座位上打瞌睡，学童们趁机抛下书本，捉鸟捕蝶，扮演参军苍鹘戏弄老师的故事。这里提到的“参军苍鹘”，就是唐代参军戏的两个角色名称。

扮演戏剧角色难免要用到较多的道具，仅靠孩子们自己一般很难办到。传为苏汉臣所作的《五瑞图》，描绘的就是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五名孩童欢快地跳着“大傩舞”。“大傩”最早是腊月去除瘟疫鬼怪的仪式，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娱乐形式。图中孩子们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最右边戴着青色面具的是钟馗。这个孩子手持笏板，头戴官帽，身着朝服，迈着四方步，红色的胡子甚是威风。左下角穿着红色官袍的是判官。判官后方的孩子戴着雷公嘴面具，两手各持一面锣鼓，扮的则是雷神。扮演药师的孩子，脸上戴着一张老头的面具，白色的眉毛、胡须、鬓角做得惟妙惟肖。这个孩子背后插着的是一串幌子，图案是膏药和鱼型，这是药铺的招牌。他胸前拴着的是一只朱红色描金花纹的精巧葫芦。古代药店都会悬挂或者摆放葫芦以表示药物珍贵、地道，葫芦也是药店的标志。孩子在扮演药师的时候，身上放这样一件道具实属非常贴切了。

《五瑞图》中展现的儿童们“cosplay”所用到的服装和道具如此丰富，试想一下，没有家长和大人的提供和支持，定然是很难置办齐全的。由此看来，对于孩童玩乐，古代家长的开明未必会逊于今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