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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童年应该是怎样的?

2020-06-22 07:44:07 《视野》 2020年12期

涂雨清

自然与生活感

芬蘭这个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特别高,所以,对于那里的孩子来说,认识这样的环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但这堂课在芬兰不是固定地说这个叫自然课,而是他们可以在森林里上任何课,可以上数学课,也可以上文学课,什么都可以。

在森林里上课,老师会给孩子们发一张色卡,让他们去森林中寻找色卡上的颜色。也可以让孩子们去森林中寻找不同的气味,形容这些气味,有一个女孩就去尝了树皮的味道,他们还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给每一棵树取名字,没有正确答案——在芬兰的教育中,培养孩子和自然的关系,特别重要。

这一点,在日本也是一样的。

东京藤幼儿园的孩子们可以在他们生日的时候,骑着一匹叫做小春的小马在幼儿园里兜风,当作一份生日礼物。小春就生活在幼儿园的庭院里,孩子们有时候会带一些树叶和草过来喂她。园长说,如果在幼儿园里面有一些动物的话,能够让孩子们有更强的生活感。

我问一个日本教育专家,幼儿园里可以养马在日本是不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他说还真不是,如果在东京,土地很少的情况下可能养动物比较少,但是稍微往远一点,只要学校有条件,养大型动物的幼儿园很多,他们认为让孩子接触大型动物是很重要的。

藤幼儿园的门口和办公室前还会放着类似洋葱、昆虫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蔬菜是孩子们自己种的。园长说,这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看到、摸到,然后去感觉,去想,去问,慢慢去体会,甚至是拿起来咬一下,这都是他们体验的过程。他当时说了一句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小的时候要多接触大自然,如果20岁看到洋葱才惊讶的话,就不好了。”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接触自然,这家幼儿园的草坪也是不平整的,看上去像是没有人打理,其实园长会在上面耕作,每年两到三次,会播种。草坪里会长出不止一种植物,有时还会长出花朵。他们觉得这些不同的植物就应该在那里生长,给孩子带来不方便更好。面对不方便,孩子们会开始思考,形成他们自己的理解。如果草地是平的,孩子们不需要操心,就不会思考任何事情。在这所幼儿园里,没有把完美作为它的设计理念,真实和自然才是。

这一点令我感触很深,教育其实是生活的全部,所有的事情都是教育。一个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对外界的体验很重要,这个东西最后也会影响你的心理。

在芬兰一所高中的森林课上,我捡到地上的两个松果,当地老师告诉我,怎么从中看出大自然里正在发生的故事。她问我,你能看出来是什么动物吃的吗?我说不知道,眼睛怎么能看得出来?他说肥一点的、吃了一半的是松鼠吃的。瘦一点的、吃得精光的松果是老鼠吃的,因为老鼠够不到那么高的松果,它们一定是等着松鼠吃剩的松果,掉到地上再吃一遍。我忽然觉得,这个老师的眼睛能看到我看不见的东西。

于是,我把这两个松果带回家给我的孩子们看。松果很直观,我的孩子还小,如果我给他们讲故事,讲道理,也不一定有一颗松果那么容易打动他们,我也希望他们用这种方式去发现一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东西。

竞争与成功

芬兰这一集拍完之后,给我个人的启发非常大,我觉得我整个人,不光是对教育方面,而是重新认知了一个社会,认知了很多新的观念。这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和信心接着去拍其他国家。

在很多国家,社会中好的资源大多集中在头部,越是各种状况都比较好的人,越能得到更好的资源,但在芬兰,资源集中在底部,你越差,我越给你投入,我越教你,越拉你,投放的资源越多。

芬兰的整个社会都不鼓励竞争。小学三、四年级没有任何考试,他们希望能避免任何形式的竞争。学校唯一评估的,不是他们在学科中学了多少知识,而是他们如何学习,如何以小组为单位学习,在面对任务时的责任感。

积极教育对全芬兰都很重要,它意味着,哪怕我们中某个孩子不擅长数学或者科学,又不擅长艺术,但他们依然能发现自己的力量,可能是为人公正,有创造力,有雄心,擅长团队合作或者很善良,有毅力,有好奇心、同情心。

这也直接影响了这个国家对于成功的定义。

在赫尔辛基,我问一个9岁的小男孩,在芬兰,什么是成功?他的回答是,这里没有成功,如果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妻子,有点钱,你已经算是成功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没有人是最好的,都是平等的。

在芬兰,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非常大,但在学校里,老师没有职称,没有考评,每5年有一次加薪,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工作。而作为孩子,长大后你可以去大学,可以去职业学校边学边工作,任何工作都是好工作。我们也采访了“愤怒的小鸟”的创始人,他告诉我们,在芬兰,最好的学校就是离你家最近的那一所。所以,对于芬兰的家长来说,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去上大学,你不会觉得是世界末日。

我知道,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飞速发展中的国家,舍弃竞争是很难想象的。但或许我们可以拓宽一些对成功的定义,如果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就是清华北大、好的职业、高的收入,孩子一旦达不到就会有强烈的挫败感,身边的人也会责怪他们,生活会因此变得很难,但如果我们的成功变得多元,生活就会有趣很多。

但这个改变并不是讲几句道理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点一点的训练。比如我以前会跟我女儿说,你不要跟人竞争,没有意义或者怎么样这种,一堆大道理说完,她会跟我说,妈妈,可是我真的想赢。

她的好胜心很强,我说,那我跟你说两个事情,首先你要赢呢,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要真的不断练习,不断地去做这些事,你才能赢;第二,你要是没有赢,你失败了,你得要接受它,这个心理准备你有没有?比如说跟她下飞行棋,她一开始的时候输了就哭啊,就闹啊,要偷步啊,要这样那样,我不会让她的,我不让她,我就让她输。慢慢地,她认识了输这件事,就会觉得输也就输了,但她仍然喜欢下棋。我现在也会更多地让她认识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输。

学习是为了生活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的,但如果教育的功能是把一个人教成无趣的人,这是很可怕的。

我跟芬兰中学的华裔老师葛云有过讨论,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她说,在芬兰,更多的是educating(教育),把孩子培养成一个独立思考,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人。而我们过去传统的做法,侧重的可能是training(训练),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工匠,让他可以答满分的卷子。

芬兰的“现象教育”课很有名,这是一门基于生活真实话题,同时融合各学科知识的课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帮助你理解生活的课程。我去了首都赫尔辛基的SYK小学,听了两堂现象教育课,这节课的主题是“时间、年龄和我”。老师在这门课里会结合数学、艺术、生物、芬兰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科,对同一个主题进行讲解。这堂课也不一定要在教室里,老师还会带着学生们一起去老年人康复服务中心,孩子们和老人们坐在一起,相互认识,并且画出对方的样子。让他们在老人的身上理解年龄和时间。

我不太会画画,就用铅笔描出了我眼前一个9岁男孩的脸部轮廓。坐在同桌的一位老人画得很好,我问她是不是学过画画,她说没学过,只是从小就喜欢,而这是我第一次画一张肖像画。

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有一次我带女儿去香港的一个画室,其实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场地,你自己随便画,没有人教你的。我发现她就是不加思索地开始画一个东西,好像画了一个冰淇淋走过公园。而我是画了一会儿,觉得不好不好,涂掉涂掉,然后再画一个什么,再涂掉再涂掉。后来画室的人跟我说,你知道你跟你女儿的区别在于什么吗?她不害怕画画,你害怕画画。

我们经常会用结果的好或不好去评价一件事,很多兴趣也会因此被打压。我小时候一唱歌就被他们打压,说我唱歌不行,跟背书似的。记得有一回,舅舅甚至说过“你唱歌要用打气筒”。从此我再也不敢在人面前唱歌,也从来不去卡拉OK。

但在芬兰这堂课上,我忽然明白过来,你画得好不好,如果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可以一直去畫,你又不想做一个画家,画画对你来说是有乐趣的。当你的人生中有一项爱好,你永远不会孤单,不会绝望,这真的很宝贵。现在我开始明白,学习是为了生活。

芬兰教育里训练的东西不是没有,有些东西还是要记,但他们更多的强调一种知识获取的能力。我觉得他们学习的目的,他们自己讲是为了生活,就是我们生而为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一遭,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幸福的,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更幸福,这其实是一种终极追问——这也是在芬兰的教育体系中我觉得最感人的事情,你对于知识的态度,忽然间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你是真心地认为我想理解它,我想认知它,我会在这个过程中很享受,我很开心。

我在圆桌派讲过一个事情,我说90到千禧是me generation,他们经常自拍,秀自己,是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一代,但是另外一点,这个me是很像的,无论是穿着喜好,还是在社交网络上形成的一个潮流,那个“我”也不是真正的我。我在工作当中有时候会碰到蛮多例子,就是年轻人会来找我谈,说他们很迷茫,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觉得现在的工作他不满意,但要怎么做呢,他也不知道。那我说好啊,如果你想我帮助你,那请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哪怕你喜欢什么?他们很难回答他们想要什么,喜欢什么。

我不敢肯定这跟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一定相关。在我们的教育中,一切都是社会赋予的意义,而不是一个真实自我,你想要什么,所以这种教育对人的影响是会非常深远的。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知道用双手去获取知识,并且这个知识是内心想要的。

文学也有鄙视链 

/蒋方舟

作家,是在霸凌同行的道路上走在一线的人,也是文学鄙视链的始作俑者。

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就曾经在个人回忆录里写自己得了毛姆文学奖,有四百英镑的奖金。她专门写信感谢毛姆,毛姆回信说:“不用谢,我没看过你的东西,没人给我写过感谢信,你肯定经常为了讨生活写这种信吧。”

三岛由纪夫去拜访太宰治,认真地看着太宰治的脸说:“我不喜欢你的作品。”太宰治像是被人捅了一下,自言自语说:“你虽然这样说,但你还是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吧。”真正刻薄的是三岛由纪夫在文章里的冷笑——我和他的区别,就是我绝不会说:“可你来了,所以还是喜欢的。”

马克·吐温是简·奥斯汀的著名“黑粉”,他说:“没有简·奥斯汀的图书馆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图书馆。”“每次我读《傲慢与偏见》,都想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用她自己的骨头砸在她的骷髅上。”

诺奖诗人米沃什骂波伏娃:“我尊重那些捍卫妇女权利的女性。但是在波伏娃这里,一切都是对于下一场时髦知识的拿捏,这个下流、让人讨厌的母夜叉。”

作家的宇宙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构造的,也没有什么社会通用的东西可以衡量彼此的水准。一个年收入五百万的人不会嘲笑一个年收入一千万的人穷,但是一个一本书卖了一万册的作家有充足的底气讽刺一个畅销书作家——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恰恰是文学美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