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斐

“京华虽好，决非久留之地。”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合理，但却是一个作家的心声。这个作家，就是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马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马烽，出生于山西孝义农村。在他的一生中，有两次携家带口迁出北京到山西农村安家落户的经历。第一次是1956年，当时他在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中央文学讲习所任辅导老师，夫人段杏绵是《中国少年报》 记者，全家都在北京生活，但他心里却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并在不断地自我诘问：“文学是人民的赋予，是生活的恩赐，如若长期脱离生活和人民，又何以能够写出深刻反映生活并使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呢？”筹思再三，他终于下定决心，要举家迁回山西。他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下决心要走原来的路子，坚决回到基层生活中去。后经再三请求，领导终于批准了我的申请。我于1956年春天，全家搬回了山西。”

这一搬就是30余年。此间，他跑遍了山西的山山水水，还在汾阳县（今汾阳市）贾家庄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根据地”，把根扎在那里，那里也就成了他的家。从此，作为贾家庄人的马烽，在那里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参与了村里、乡里、县里的各种活动，成了乡亲们地地道道的好亲戚和好邻居，哪家婚丧嫁娶、哪个人的喜乐愁烦、村里的大情小事他全都装在心里，记在脑中，并可着劲儿地为乡亲们纾忧解难，为村里的发展出谋划策。时间久了，交往多了，乡亲们把他当成可以掏心窝子说话的至亲挚友。后来，为了更好地参与农村的社会改革，马烽又兼任了贾家庄所在的汾阳县县委副书记。这样一来，就得以从更高的层面和更大的视野上体制性、机制性地参与农村的改革、驱动农村的发展、关注和支持农村生产与农民生活。于是，各种题材和各种人物就常常在他的眼前晃悠，在他的心里徜徉，在他的脑中盘桓，并越来越笃实、越来越灵动，可以说到了随时察之可鉴、随处呼之欲出的程度。

在深刻体验和长期磨砺的强烈促动下，积贮于马烽心中的创作之潮终于不可抑制地开闸了。于是，以动人形象和感人故事深切反映农村改革和农民生活的一系列优秀作品纷纷呈现出来，《韩梅梅》 《村仇》 《一架弹花机》 《青春的光彩》 《老社员》 《“三年早知道”》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我的第一个上级》 《太阳刚刚出山》 等广受读者欢迎、深得文坛肯定的小说和电影佳作纷纷熠然问世，一时间形成了中国文学特别是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新崛起与大突破。马烽因此而屡获殊荣，被公认为是当时小说和电影创作的获奖专业户。

1990年初，马烽再次与北京结缘。这一回是中央要调他到北京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主持作协全面工作。作为共产党员，当然要服从组织调动。不过，马烽同时也对组织上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那就是单身赴任，不携带家属同调，到北京后也不要单位分房子。就这样，已是部级领导的马烽单身调到了北京。他一开始住在办公室，后来组织上为了他生活上更方便，就在鲁迅文学院临时给他腾出一间学员宿舍居住。至于吃饭，就在鲁迅文学院的大灶上凑合。

那时候，我也在北京工作，和马烽多有工作上的交往与联系。到了星期天或节假日，我就常常去鲁院看他。常常会碰上他在宿舍里熬小米粥或蒸馒头，难免要为他生活上的不便感到担忧，可马烽却总是笑吟吟地说：“这样好，这样好啊！没家没舍，无牵无挂，一个人干起工作来潇洒、利落。” 有时刚巧赶上饭点，我就同他一起吃他在电磁炉上煮的山西和子饭。我说：“您这样凑凑合合熬日子不是长久之计啊，还是把段老师调到北京来吧，起码她做的和子饭比您做的要利索，要好吃！”他莞尔一笑，颇有几分神秘地说道：“我还是那句老话：京华虽好，决非久留之地！你想想，我一个人在北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多干练！但如果往北京调了家属，向北京要了房子安了家，再說回山西就不那么容易了，至少也会给组织上造成许多麻烦，何必呢？”作为一名作家，马烽深知自己的生活之根永远都在基层，在最广阔的社会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否则，灵感之源一旦干涸，创作也就必然会枯萎。到那时，即使再写，也就只能是胡编滥造了，而胡编滥造则注定是文学的末路与作家的绝路。

就这样，马烽在北京工作了六七个年头后，又卷起铺盖第二次回到他的生活基地山西农村。对他来说，这里有生活的“源”、文学的“根”。这看似平常的生活，却深蕴着时代的韵律和生命的脉动;这平凡而质朴的人民，却铸成大中华的灵魂与根脉，而文学正是从这灵魂中逸出、从这根脉上发芽的精神之花和艺术之果。

事实上，当马烽第二次从北京回到山西农村落户后，虽已到花甲之年，但他却硬靠自己的努力与执着再次迎来创作生涯的青春之歌。于是，他的又一个文学创作高峰期和丰收季如约而至，一篇连着一篇的小说佳作和一部接着一部的电影精品面世。的确是“身在生活根柢厚，心有人民底气足”“描摹改革笔生花，讴歌时代墨如泼”。只短短几年工夫，马烽除独自发表或出版《刘胡兰传》 《有准备的发言》 《无准备的行动》 《李德顺和他的女儿》 《新任队长钱老大》 《结婚现场会》 《典型事例》等长中短篇小说外，还与孙谦一起合作写出了《山花》 《高山流水》 《泪痕》 《几度风雪几度春》 《咱们的退伍兵》 《山村锣鼓》 《黄土坡的婆姨们》等电影文学剧本，分别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电影百花奖和政府奖，多次获得省级文学艺术创作奖，被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这就是马烽——一个把生活和人民看得比生命还重、将物欲和利益看得比鹅毛还轻的人民作家。马烽的一生，既是革命战斗的一生，又是文学创造的一生。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战士、一个作家——一个战士式的作家和作家式的战士。这从他的创作经历和作品本身就能够鲜明地体现出来。从1942年9月16日在延安《解放日报》 上发表处女作《第一次侦察》，到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以及电影《扑不灭的火焰》 等轰动文坛，马烽显然是以战士的姿态和人民的心愫而忠实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的第一批取得丰硕创作成果的作家。他高度自觉地以自己极富人民性、极具时代精神和生活特质的创作实践，生动而鲜明地诠释了文学的本质，回答了诸如文学应当“为什么人和如何为”、应当“写什么和如何写”这样无比崇高而严峻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文学的灵魂之“钥”与生命之“诀”，并由此而决定了举凡对之不明晰、不认同、不坚守、不奉行、不实践者，就都难免会导致出现文学的悖谬和造成创作的沉沦。

马烽对此向来就有着明睿认知和高度自觉。他深知，历史和时代始终都是文学的坐标，生活和人民永远都是创作的源泉。任何偏离这一坐标和悖逆这一源泉的文学创作，客观上都会无可避免地跌入伪诈与沉沦的深渊。基于此，马烽总是深深地参照着历史和紧紧地拥抱着时代，更无限深情和无比忱挚地将自己的创作植根于生活和人民，这使他在开掘不竭创作源泉的同时，更赢得了开拓文学广袤天地的巨大能力与丰厚资源，遂使其一生的文学创作高峰迭起、精品不断。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尤为鲜明而突出地形成了只属于他独诣佳境的文学特质和别具姿采的艺术风范，这便是清新、刚健、质朴、诙谐，寓意深刻、典型性强，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跌宕，生活气息浓厚、时代精神宏博。由此而使马烽的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更突出了时代风采的明艳。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