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花卉新变与时人心态

2020-06-19沈文凡陈瑜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20年1期

沈文凡陈瑜

摘要：唐代安定富庶的经济环境、昂扬蓬勃的精神追求和竞尚声色的享乐态度推动了花卉的发展进程，唐诗中出现大量反映花卉新变的诗作，着力表现了传统花卉竞香斗艳、新兴花卉昌茂繁荣、外来花卉声名鹊起、牡丹风潮席卷全国的盛况。唐诗中的花卉书写亦真实地还原了唐代的社会生活与时人心态，统治者赏花逐异与游幸娱乐日重.新贵族慕上习气与竞奢攀比成风，士大夫醉心于园林雅趣与花木娱情，方外人着力于寺观美化与心性修行。作为潮流观察者的唐代诗人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切，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呈现于诗作之中，丰润了唐代诗歌的特殊风貌。

关键词：唐诗;花卉;新变;时人心态

中图分类号：1207.22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 2020） 01-0113-08

我国关于花卉的记忆最早可追溯至距今五六千年前河南庙新石器陶器上的五瓣花朵叶片纹饰，花卉人诗的传统亦开启于《诗经》《楚辞》。汉朝时随着休憩游乐的兴起，植物景观和花卉物色的铺陈刻画始现于诗赋创作中，而魏晋以降，贵族豪奢好声色，士人游宴亲自然，咏物诗大行其道，蜀葵、芙蓉、菊、梅、柳、兰等花卉皆因文人歌咏而广泛种植。时至唐代，文人关注日常生活，丰富时新的花卉便成为其诗歌书写的重要内容。目前，学界对于唐代诗歌与花卉的研究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唐诗中花卉的研究，涉及对“菊”“兰”“桃花”“梨花”等单一花卉进行多重意象与内涵的梳理与审视①，尤其对于牡丹的研究最为深入与集中②;二是针对唐代咏花诗的个案研究，通过分析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文人作品来解读其思想、性格、心绪、际遇等，了解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③。总体来看，个案研究丰富，但对唐诗与花卉的总体论述较少，由此再论及唐代各阶层的社会文化心态的文章尚付之阙如，因此，从整体上进一步研究唐代诗歌、时人心态与花卉的关系，对分析唐诗艺术风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唐诗中的花卉新变

唐代安定富庶的社会环境、昂扬蓬勃的精神追求和竞尚声色的享乐态度为花卉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花卉种植有了新的变化。潮流先锋的诗人们化身为时代的引领者或旁观者，通过艺术的视角将这一新变融汇于诗歌创作中。

1.规模新变：种植区域遍布各道，特色花卉独占一地

检阅《全唐诗》①中所提及的花卉来历，唐代全国328州（府）[1]（ P3 960）中种植花卉的州（府）多达109个，天下10道均有花卉种植。按花卉种植所涉州府比例，以递减顺序排列为：江南道、山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关内道、河东道、河北道、淮南道、陇右道。可见，唐代已形成席卷全国之势的大规模种植格局。个别区域的特色花卉名盛一时，如山南道江陵府的栀子花、覆盆子，山南道邓州的蔓荆花、款冬花，河北道澶州的茅香，河北道黎州的瘴川花，岭南道的豆蔻、向日莲、木槲花、紫水蕉、白藤花、美人蕉、木棉花，剑南道的蜀葵、山茶花、芙蓉花、杜鹃花、旌节花、长乐花、荼靡花、白罗花等。

唐代诞生了两个著名的花卉生产基地——洛阳与成都。洛阳，唐代的东都，花卉种植业蓬勃发展，全国花卉品种共有73种，洛阳的花卉品种就多达26种，数量上高于西京长安的21种，占全国花卉种类的35.6%。洛阳气候四季分明，土质肥厚，是闻名全国的牡丹花栽培中心，城中不仅家宅广植牡丹，寺院亦多精品，尤以安国寺最为繁盛出色。全国最为知名的园艺大师宋单父亦出现在洛阳，他的牡丹培育技术精湛，曾被玄宗召至骊山中种花数万株，红白斗色，变异千种，时人敬服，皆尊为“花师”。欧阳修在《洛阳牡丹图》中有“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2]（P68）的论断。时至今日，洛阳牡丹仍为“天下之冠”。成都，唐代煊赫的大都市，有“扬一益二”之称，其花卉品种有19种之多，占全国花卉种类的26%。海棠在唐代有“花中神仙”的美誉，成都海棠种植尤盛，“海棠花发盛春天，游赏无时引御筵。绕岸结成红锦帐，暖枝犹拂画楼船”（花蕊夫人徐氏《宫词》）。濯锦清江穿城而过，海棠花树夹岸而生，云蒸霞蔚，春光逶迤，引得文人墨客赋咏无数，成都遂为“海棠香国”。

2.品种新变：传统新秀竞香斗艳，外来花卉亦可称奇

传统名花竞香斗艳。桃花，中国传统的园林花木，树态优美，花朵丰腴，色彩艳丽，是早春时节重要的观赏花卉之一。遍植宫苑的桃花在苏颞眼中是“桃花灼灼有光辉，无数成蹊点更飞”（《侍宴桃花园咏桃花应制》）的富贵炫丽，江畔生长的桃花在杜甫笔下亦是“可爱深红爱浅红”（《江畔独步寻花·其五》）的清新娇俏。唐人还精心培育出新品重瓣桃花。《开元天宝遗事》“销恨花”条日：“明皇于禁苑中，初有千叶桃花盛开。帝与贵妃日逐宴于树下。”[3]（P46）千叶桃花亦即重瓣桃花，在当时属稀有品种，“千叶桃花胜百花，孤荣春晚驻年华”（杨凭《千叶桃花》），可知其艳冠于群芳。桃花因绝佳的感官表现备受士人的喜爱。《全唐诗》中与“桃”相关的诗歌多达1 533首，唐人不吝于用各种优美的词藻来表达对桃花的欣赏。杏花分布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是广受喜爱的一种春日花卉。“春物竞相妒，杏花应最娇。红轻欲愁杀，粉薄似啼销”（吴融《杏花》），描摹了杏花盛开时的蓬勃生机与妖娆美感。唐都长安曲江池畔西侧的杏园，因每年2月进士及第后举行“探花宴”而声名远播，每至花开时节，花卉环绕，游人如织，无数文人欢聚于此。姚合“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杏园》）明写花开人涌时的热闹盛景，暗示曲江杏园的庞大规模。菊花栽培历史3 000多年，唐代时菊花的栽培技术进一步提升，“登高可羡少年场，白菊堆边鬓似霜”（司空图《白菊三首》），“簪挂丹萸蕊，杯浮紫菊花”（赵彦伯《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花字》），可知唐时菊花已出现白色和紫色的鲜有品种。《全唐诗》中共出现“菊”277次，菊花在文人的园林之中极为常见，酒宴之中也有其踪影，尤其每年九月九日重阳佳节时，“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与子结绸缪，丹心此何有”（郭震《子夜四时歌六首·秋歌》），与友人共饮菊花酒，是极为快意的事情。梅花，我国特有的传统花卉，被誉为“雪中高士”。齐己《早梅》日：“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歌咏梅花傲寒独放的孤高品格。《全唐诗》中共出现“梅”318次，梅花的特性与士大夫追求的理想人格相契合，种梅、赏梅、借梅抒怀遂成为唐代士人的生活时尚之一。兰花，传统名花，因孑L子赞其“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而被称为“花中君子”。太宗皇帝李世民作《芳兰》诗曰：“春晖开紫苑，淑景媚兰场。映庭含浅色，凝露泫浮光。日丽参差影，风传轻重香。会须君子折，佩里作芬芳”，贊其娇媚花色与君子风骨。

新兴花卉繁荣兴盛。杜鹃花原生长于山地，其花形类似石榴，又名山石榴，白居易赞其“花中此物似西施”（《山石榴寄元九》），遂被誉为“花中西施”。至唐代，杜鹃花被频繁引种到宫苑、庭园、寺庙，“本是山头物，今为砌下芳”（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成为珍贵的观赏性花卉之一。唐代宰相李德裕曾将会稽山之“四时杜鹃”移植于洛阳山庄中。唐代文人中白居易对杜鹃花最是情有独钟，曾数次将山野杜鹃亲自移种在自家厅前，“江城上佐闲无事，山下劚得厅前栽”（《山石榴寄元九》）。他还将庐山的杜鹃移植到忠州，成活开花后他欣喜地作诗一首：“忠州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时树。已怜根损斩新栽，还喜花开依旧数”（《喜山石榴花开（去年自庐山移来）》）。玉蕊花，一种珍贵稀有之花，花期多为春日。此花原生长在扬州山中，受自然与人为环境的影响，使其“木不得大，花不能盛”，一直不被世人重视，直至被匠人移植园中悉心培育，大放异彩，吸睛无数。玉蕊之美在于花开时蕊丝貌似白玉，遂有“雪蕊琼丝”之号。道教祖师吕岩在诗中写道：“姹女住瑶台，仙花满地开。金苗从此出，玉蕊自天来”（《五言》），世人便常将此花与神女仙境等故事传说相附会，使其更添几分奇异色彩。

外来花卉声名鹊起。随着海陆交通的畅通，唐代对外交流与联系愈加频繁，一些源自国外的奇花异卉或作为贡品、或作为佛教的伴生物而传人中国，对花卉的种植与欣赏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蘑萄花，亦译为“薝卜”，王建写道：“所出薝卜香，外国俗来求”（《酬柏侍御闻与韦处士同游灵台寺见寄》），证明其乃外域传人。经考证，栀子花应来源于大食哑巴闲和哕施美两个国家，其形态与中国本土的栀子相近而俗称为“西域栀子”。《酉阳杂俎》记载：“状如中国之红花，其色浅紫，其香清越而有醖藉……花赤希有，即佛书所谓蘑荀是也。”[4]（P1 294）其传人据说与佛法僧人相关。在中国，此花多种植于佛寺园林中，承载着深厚的佛教文化情调。卢纶《送静居法师》日：“蘑卜名花飘不断，醍醐法味洒何浓”，描绘了静居法师坐禅讲法时蘑萄花相伴身侧的场景。贯休、白居易、王维等人诗中亦有与此花相关的佛事书写。郁金香，稀有的观赏性花卉。据薛爱华考证，郁金香原产于波斯附近和印度西北[5]（P319）。唐代贞观二十一年，伽毗国进献了一棵完整的郁金香，“状如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华而不实，欲种取其根”[6]（P1 792）。在唐代，郁金香多用作香料洒在帘帷和衣服上，如“罗帷翠被郁金香”（卢照邻《长安古意》），“画裙双凤郁金香”（杜牧《偶呈郑先辈》）。文学典籍中，自唐诗始，方有关于郁金香颜色、气味和花形的记载：“河堤弱柳郁金枝”（李白《春日独坐，寄郑明府》）比拟堤柳鲜嫩的颜色：“兰陵美酒郁金香”（李白《客中行》）赞誉美酒醇正的香味。郁金香还成为诗中美酒的代名词。野悉蜜，亦译作“耶悉茗”或“耶悉弥”。《酉阳杂俎》日：“野悉蜜，出拂林国，亦出波斯国。”[4]（P1 359）岭南称其为素馨花：“岭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以白而香，故易其名。”[7]（P440）《岭南风物记》中亦有“素馨花出广州府……城南有花田”[8]‘P606）的记载。可见，此花或通过海路传至岭南，在广州大量种植，蕃坊中有素馨巷，城南有素馨花田。

3.时尚新变：牡丹风潮席卷全国，帝王百姓尽皆痴迷

有唐一代，最得世人看重的是牡丹。唐代社会安定，经济富庶，时人奢心日盛，牡丹以富丽堂皇之美，雍容华贵之姿契合了唐人热情奔放、崇游尚富的心态，“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白居易《牡丹芳》）。在宫廷的消费引导下，形成了上至皇室、下至庶民的全国性牡丹欣赏热潮。玄宗皇帝向来偏爱奇花异卉，在内廷的沉香亭畔和行宫骊山等地遍种名贵牡丹，与杨贵妃趁兴夜游观赏，沉香亭前李龟年谱写新曲，李白书就新词，《清平调三首》之“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欢”，把牡丹和贵妃相提并喻，名花、美人相得益彰，牡丹花因李白的惊世才情从此声名大盛。唐穆宗李恒亦十分喜欢珍异牡丹，其宫殿前的千叶牡丹“大而且红，上每观芳盛，叹日：人间未有”[9]（P19）。

牡丹最初只现于宫禁之中。唐代开元末年，裴士淹从汾州众香寺得到白牡丹一株，移种至长安家中，此后牡丹在民间流行开来。李肇《唐国史补》记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10]（ P45）每至牡丹花开时节，城中众人皆“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徐凝《寄白司马》）。牡丹的魅力之大，令“千金子…‘万户侯”十分痴狂，他们“朝日照开携酒看，暮风吹落绕栏收。诗书满架尘埃扑，尽日无人略举头”（徐夤《牡丹花二首》）。更有唐裴晋公偶游南园时“令家仆童兄至药栏，语日：‘我不见此花而死。可悲也！怅然而返。明早，报牡丹一丛先发，公视之，三日乃薨”[11]（P21），痴迷至见花开放方能瞑目。牡丹在唐代成为了“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买花（一作牡丹）》）的时尚风气，热度直至唐末五代仍长盛不衰。受其影响，京畿地区许多人家都栽种牡丹，“二月曲江连旧宅，阿婆情熟牡丹开”（窦巩《送元稹西归》），“豪家旧宅无人住，空见朱门锁牡丹”（朱庆馀《登玄都阁》），“赁宅得花饶，初开恐是妖。粉光深紫腻，肉色退红娇”（王建《题所赁宅牡丹花》），正可谓：旧宅庭院寻常见，赁居屋舍花亦多。

二时人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心态

盛唐气象诠释了唐代青春自信的风貌、开放创新的观念和雄浑包容的气度，这种文化心态感染了唐人的生活态度，他们喜爱自然，安于享乐，休闲游乐活动丰富多彩。唐诗的花卉书写中全面地展现了这种时代风气下时人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心态。

1.统治者赏花逐异与游幸娱乐日盛

《新唐书》记载：“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1]（P4 402）这段史料显示出皇帝一年四季都有丰富的娱乐休闲活动，随侍的宰相及学士们还可以获得皇帝的赏赐和优待。可见，每年春季赏花游玩已成为通例，随侍文人书写了诸多应制诗歌以记录相关活动。在大内三苑中，不仅禁苑梨园是帝王偏爱之处，西内苑和东内苑也设有拾翠殿、看花殿、歌武殿、看乐殿、御马坊、毬场亭子殿等离宫别殿，还有酒亭球场等.以供皇族、贵戚、重臣们宴饮游乐。唐玄宗贪爱享受，不满足于宫庭内院的群芳，时时惦念宫外的美景。开元二十年六月，玄宗遣范安及于兴庆宫花萼楼，专门开辟了一道直通芙蓉园的夹城，宫妃侍女香气袭人，以致“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杜牧《長安杂诗长句六首》）。

皇室贵族不仅自己有赏花雅兴，还鼓励臣属们游乐民间，并赐赏游资以示支持。长安东临骊山，南依终南，渭泾诸水环绕四周，自然景色本已风光无限，几代皇室以来，更着意于开渠引水、修池筑湖、设亭筑观，在长安周边打造出几处风光旖旎的游览胜地，声名最盛的当属城东南部的曲江风景区。每到春夏时节，“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琼镌狒狇绕觥舞，金蹙辟邪孥拨鸣。柳絮杏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林宽《曲江》）。开元年间曲江池大规模疏凿，在扩建的水面周围广植花草树木，搭筑楼台亭馆，南边有紫云楼、芙蓉园，西面有杏园、慈恩寺，附近还有乐游原及原上的青龙寺、月灯阁，碧波红蕖，烟水明媚，莺歌燕舞，热闹非凡，因而曲江池及周边的风景区遂成为长安城最为兴盛的游乐休闲场所。上巳节更是宴饮活动的高峰期，“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欲问神仙在何处，紫云楼阁向空虚”（赵璜《曲江上巳》），不仅朝廷经常在曲江池畔赐宴，“赐欢仍许醉，此会兴如何。翰苑主恩重，曲江春意多”（白居易《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长安的公卿之家也要大摆筵席，“曲水公卿宴，香尘尽满街”（殷尧藩《上巳日赠都上人》），形成了“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的盛况（刘驾《上巳日》）。曲江池可游春景，赏夏情，观秋色，品冬味，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四季流连娱乐。

2.新贵族慕上习气与竞奢攀比成风

土族门阀制度萌芽于东汉末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极盛时期，到唐代开始被科举制冲击而逐渐走向没落。在唐代建立期间和平定安史叛乱时崛起的大批功臣多出身于庶族，后凭借着功勋或皇帝的恩宠活跃于政权中心。初登上层社会的新贵族们富贵张扬，奢华无度，仿效皇室作风的慕上行为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长安尚奢攀比的时风。杨国忠因贵妃之宠一跃而为当朝新贵，《开元天宝遗事》记录了许多与其有关的骄奢淫逸行为，“百宝栏”和“四香阁”条[3]（P38）描述了杨国忠收到明皇赏赐的宫廷牡丹后，为表珍视，用沉香、檀香、麝香、乳香等大量名贵的材料将其加以养护和装饰的故事。此后每年春季牡丹花开之时，杨国忠便邀请朋宾友客到沉香阁赏花，时人惊叹此阁之豪华壮丽，连宫中的沉香亭都无法比拟。书中还记载杨国忠为了赏花不惜花费大量的财力与人力，精心制作出便于观赏的花车，足见其日常行事之张扬浮华。

倾慕皇室习气，新贵族的赏花之风兴盛。每到花开时节，长安侠少士女皆“结朋联党，各置矮马，饰以锦鞯金鞈，并辔于花树下往来，使仆从执酒皿而随之，遇好同则驻马而饮”[3]（P24）。贵族子弟们用锦缎和金器装饰这些专供出行的矮马，每到有好风景的地方即下马观赏，这种赏花形式在当时极为流行，被雅称为“看花马”。为了获得更好的赏花体验，“长安贵家子弟，每至春时，游宴供帐于园圃中，随行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4]（P25），极尽奢靡之能事。贵族女子还利用花卉争妍斗奇，攀比高下，斗花赌草之戏蔚然成风，“禁庭春昼，莺羽披新绣，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李白《清平乐》），长安士女“于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院中，以备春之斗也”[3]（P49）。自然，这样为备春斗豪掷千金植名花的行径，只有士族子弟方有闲情为之。

新贵们对牡丹的喜爱亦近乎狂热，即使价格高昂到数万金，新贵族们仍趋之若鹜，王睿不禁发出“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牡丹》）的感慨。到唐代贞元中，牡丹花价更是居高不下。《酉阳杂俎》曰：“贞元中，牡丹已贵。柳浑诗：‘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颗。今朝始得分明见，也共戎葵校几多。”[4]（P2 098）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买花（一作牡丹）》诗中谈到牡丹价格的昂贵，也心怀叹惜：“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如此价格不仅普通百姓消费不起，就是一般的王侯之家也难以承受，难怪王建感叹道：“秦陇州缘鹦鹉贵，王侯家为牡丹贫”（《闲说》）。豪门贵族为了牡丹争强斗富的痴狂行为，不仅是唐代竞奢攀比时风的表现，也是贵族官僚腐朽生活的侧影。

3.士大夫醉心于园林雅趣与花木寄情

“无花不成景，无绿不成园。”花卉是园林中的重要构成，受唐代赏花习俗与园林设计风气的影响，士大夫们逐渐开始将自然界中的花卉移人自己的私人宅园中。牡丹、桃花、荷花、菊花、桂花、芍药、木槿、石榴、杏花、梅花、合欢花、辛夷花等因具观赏性而成为审美观照的对象，在种植规划时也充分展现了他们以个人情趣为主旨、诗情画境为极致的园林理念。王维的辋川别业颇为著名，《新唐书·王维传》日：“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有华子岗、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与裴迪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1]（P5 765）辋川别业位于陕西蓝田县西南，此地因从南山流下来的川流幅辏如车辋，故得名。山水风景，极奇峭幽邃，王维爱其灵气，挥就灵笔，画成了辋川图，由此闻名。其所著《辋川集》描写了大量由植物点缀而成的园林美景，“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描摹的就是园中桃花盛开时的绝妙景致，而诗集中多次提及过的欹湖，水面遍植荷花，岸边柳树垂绦，亦是王维与友人经常游玩的所在。

文人们引种异地花卉，促进了全国花卉品种的跨地区发展和移植。白居易酷爱在居住地收集各种花卉并将其带往外地。他刚任职江州司马时，移栽了庐山的石榴树和樱桃树，调任四川忠州任刺史期间，还一并把泸州的山石榴和杉树也带过去种植，以便享受“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种桃杏》）的乐趣。白居易在苏州任上喜得了几枝白莲，这原是随佛教传人而引进自西域的植物，最初只现于南方，他将其带到洛阳的履道里池台种植，此后白莲在中原逐渐生根发展起来。

文人种植的花卉除了别人赠送之外，更多地还需要自行购买：“自用金钱买槿栽，二年方始得花开”（戎昱《题槿花》），“金钱买得牡丹栽，何处辞丛别主来”（白居易《移牡丹栽》），“韦曲城南锦绣堆，千金不惜买花栽”（罗邺《春日偶题城南韦曲》），“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白居易《东坡种花二首》）。可见，文人挑选花卉品种仅出于兴趣与喜好，既有牡丹般的珍贵花种，亦有槿花、桃杏、梅李之类的平常花卉。无钱购买又喜爱花卉的文人们只得向朋友乞取，杜甫《萧八明府堤处觅桃栽》中“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写的便是他为了美化浣花溪草堂的环境而向县令萧实索要一百根桃树秧苗，并让对方春前送至以便应时栽种的逸事。这种求索赠送的行为在其他诗人作品中也有表现，如方干乞求名花花种：“偶尝嘉果求枝去，因问名花寄种来”（方干《题盛令新亭》），再如郑谷乞求菊花花枝：“更待金英发，凭君插一枝”（郑谷《恩門小谏雨中乞菊栽》）。

生活即诗，诗亦生活。文人亲手栽植花木在唐代社会中极为普遍：“野性爱栽植”（白居易《东溪种柳》），“栽植忘劳形”（李建勋《小园》），“握兰将满岁，栽菊伴吟诗”（郑谷《恩门小谏雨中乞菊栽》），“阴阳气潜煦，造化手亲栽”（姚合《奉和四松》）。对他们而言，精心培育与栽植这些花卉，不但可以美化自己的庄园住所，还可以寄托自己的思绪与情感，得意时将其作为闲暇之时的赏玩之物，增添生活的情趣，失意时可以充当托物言志的载体，借花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品格。“抒情”是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中的重要命题[12]（P126）。文人们将自我情感熔铸于栽植过程中，以诗歌的形式将这些日常生活行为记录了下来，既展现了当时文人栽种花卉的风气之盛，亦表现了文人真正将种植当作日常生活的情趣。因此在唐代士大夫的有意为之之下，种植这项生活劳动也成为颇具诗意内涵的雅逸行为，逐渐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方外人着力于寺观美化与修心养性

唐代宗教盛行，京城内外寺观林立，佛道之地香火鼎盛，寺观中众多方外人除每日颂经打坐外，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寄托于花木的培育上，因此，受美化寺观环境、节省供奉开支及个人修心养性等因素影响，寺观内花草遍植，幽静荫合，成为游人赏花休闲的好去处，有些寺观还因栽种的珍贵花卉而声名远播。刘禹锡一首“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桃花》）让种植桃花的玄都观在长安成为赏花的胜地。观赏玉蕊花最有名的地方是唐昌观。《剧谈录》卷下日：“上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其花每发，若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13]（P1 483）镇江鹤林寺以杜鹃花闻名。据《续仙传》记载，唐贞观元年有异域僧人从浙江天台县来到镇江，将钵盂中的一株杜鹃移植到鹤林寺花坛，此后每到春季花开之时，倾城游赏。洛阳白马寺和衡山法华寺有石榴树，成都海云寺有山茶花，花开之际，观赏游人络绎不绝[14]（P28）。

受时人赏花风俗的影响，寺院道观种植的花卉中牡丹居多。长安城中的慈恩寺、兴唐寺、荐福寺、光福寺、西明寺、万寿寺都以牡丹而闻名。“长安兴唐寺，有牡丹一棵，元和中，著花二千一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无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有花面径七八寸者。”[4]（P1 384）洛阳城中安国寺内也广种花卉，“诸院牡丹特盛”，繁多奇异的花色品种吸引了众多世人前来观赏游玩。“浓艳初开小药栏，人人惆怅出长安。风流却是钱塘寺，不踏红尘见牡丹”（张祜《杭州开元寺牡丹》）。此诗写的是杭州开元寺的牡丹盛况。据说，开元寺的惠澄法师从长安得到一株牡丹花，将其移植到寺院庭中，精心养护而繁茂盛开，遂使牡丹花风靡于钱塘寺院之中。

众多寺院中以慈恩寺的牡丹为佼佼者。慈恩寺在今西安市南郊。唐代贞观二十二年.太子李治为追念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慈恩寺，并请玄奘法师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因此便成了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唐语林》卷七记载：“会昌中朝士数人，同游僧舍。时东廊院有白花可爱，皆叹云：‘世之所见者，但浅深紫而已，竟未见深红者。老僧笑曰：‘安得无之？但诸贤未见尔！众于是访之，经宿不去。僧方言曰：‘诸君好尚如此，贫道安得藏之？但未知不漏于人否？众皆许之。，僧乃自开一房，其间施设幡像，有板壁遮以幕。后于幕下启关，至一院，小堂甚华洁，柏木为轩庑栏槛。有殷红牡丹一丛，婆娑数百朵。初日照辉，朝露半唏。众共嗟赏，及暮而去。僧曰：予栽培二十年，偶出语示人，自今未知能存否？”[15]（P628）慈恩寺中这一老僧以20年的时间栽培出一丛深红牡丹，可见其修身养性的功夫之深，可惜一朝将花显露人前，却被少年们留金掘走。寺中类似这样的僧侣尚有许多，因此培育出的牡丹花品种精贵奇异，慈恩寺浴室院的两丛牡丹竟可开花至五六千朵之多，令人称奇。许多酷爱牡丹的人总是感叹牡丹的花期有限，稍纵即逝，慈恩寺的僧侣人精心调理培育，使“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16]（P89），引得“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裴士淹《白牡丹》）。寺院广植观赏花木，“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直数万者”[10]（P45），种植牡丹成为唐代寺院的经济来源之一。

三结语

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在《终南山的变容》里提到：“到了中唐，个人的日常生活就猛然涌人诗中，文学的领域猛然拓展，摄人了一些向来不曾进入文学的东西”，以致“作为文学规范被动摇、此前未被吟咏的事象被摄人诗中，日常生活终于在诗中被加以描写，而这时，平凡的生活作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价值就被赋予了意义”[17] （P136-138）。白居易是唐代有花卉情结士大夫的典范，他的诗不仅描述了30多种花卉名目，而且包罗了花事的诸多方面：《惜牡丹花》表达惜花怜时之意绪;《山石榴寄元九》讲述亲自栽种之趣事;《白莲泛舟》谈及花卉移植之欣喜;《买花》反映花卉交易之盛况;《枕上作》赞美花酒饮用之欢悦;《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描绘文士簪花之景象。白居易一人的诗作已如此丰富多姿，则想见若汇集全唐名家的花卉作品，所描绘的内容必浩如烟海。

能从花卉种植一事窥见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心态，得益于作为时代观察员的诗人们的书写。贪奢享逸的世风助兴时人爱花、惜花、种花、鬻花，流行于上层社会的赏花会、观花宴，促进了专营花卉市场的繁荣兴盛，滋生了斗花炫富的攀比时风，花鸟画与人物簪花图的出现拓宽了绘画的创作题材，衣物器具上的花卉纹样丰富了装饰的艺术样式，以花卉人食发展了传统的饮食文化，唐代的花卉风尚渗入经济、绘画、装饰、饮食等诸多方面。统治者的引领与新贵族的竞奢是促成赏花风尚盛行的两个重要契机，新兴花卉牡丹因其雍容华贵的形态迎合了上层社会的审美喜好，从无名之辈晋身于富贵花王，掀起席卷全国的欣赏热潮，文人不余遗力地讴歌赞颂。《全唐诗》以“牡丹”为题的诗作有117首，内容与“牡丹”相关的更多达221首。牡丹在文人的笔下寄寓了丰富的情感。盛唐时牡丹是文人热烈赞颂的对象，是繁盛富贵的时代精神的集中表现;中唐时对牡丹的溢美之词中夹杂对时政民情的担忧与批判：到晚唐时国运衰落，牡丹成为追忆往昔盛世和感伤没落情怀的哀婉意象。对牡丹的全民宠爱是唐代社会文化的独特反映，自唐代以后，牡丹就再也未能享受到這种独占鳌头的殊荣。

诗人在表现花卉新变带来的社会心态变迁时，亦蕴含对政治教化与家国意识形态的反映。白居易等诗人认为诗歌要稽政殷实，需以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强调自下而上的教谕箴规，向统治者反映时政民情。花卉既是诗人笔下吟咏赞美和寄情达意的对象，也成为敏感文人批判社会现实的工具，他们将花卉视为传达政治教化与意识形态的方式与媒介——“象”，通过着力书写诗意之“象”，传递补察时政、惩恶劝善的教化旨归[18]（P138）。他们在诗歌中继承了《诗经》“美刺比美”的“政教”传统，痛诉牡丹奢靡，贬损攀比炫富、玩物丧志的时风;贬斥桃花骄慢，以此来讽喻仗势骄横、张扬不实之人;批评凌霄花轻浮，讽刺不图自强而趋炎附势者。这种方式自白居易始，成为唐代文人以诗讽谏的范式。

参考文献：

[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欧阳修.欧阳修选集[M].陈新，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M].曾贻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段成式.酉阳杂俎[M].许选民，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5.

[5]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M].吴玉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6]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7]吳曾，能改斋漫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吴绮.岭南风物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

[9]苏鹗，杜阳杂编[Ml//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李肇.唐国史补[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1]李亢，独异志[M].张永钦，侯志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