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传承者、推动者、创新者，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开创者和力行者。李大钊的“新闻”概念注重新闻时效性，强调事实的变动，秉持客观报道原则，他认为新闻事业是活的社会事业，是一所有益的学校。他的“报史”论认为报即史，报纸具有宣传鼓动作用。。他认为记者必须具备深厚学识和较高的综合素养。李大钊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印证和表现。

关键词：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早期实践

中图分类号：C2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 2020）01-0089-09

2009年10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 2019年10月27日，王沪宁同志在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李大钊在美学、历史学、哲学、新闻学等方面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2]。李大钊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早实践者，创造性地对“新闻”“新闻事业…‘记者”等问题作出了界定和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传承者、推动者，创新者，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开创者和力行者。

当前，学术界对李大钊新闻思想的研究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收集整理李大钊参与编辑的各类报刊杂志：二是集中梳理、萃取李大钊的新闻思想，认为其新闻思想历经从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转型的过程;三是从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一人的视角人手，探索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程中的努力和贡献。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路径出发，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学术界对李大钊新闻思想的研究。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大多是对李大钊报刊实践和新闻思想加以提炼、总结，较少反向而行，将李大钊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对李大钊的新闻思想进行分析、梳理。就中国社会思潮和历史进程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当时最主要的“在地情境”和“社会实践”之一。基于这种考虑，本文拟结合李大钊办刊实践，总结、提炼其新闻思想，并重点阐述其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探索和贡献。

一 李大钊的“新闻”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传承

关于“新闻”的定义和表述方式，长期以来中外新闻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大钊对“新闻”的认识经历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进一步厘清了新闻的概念和内涵。

1.注重新闻时效性

1922年2月12日，旨在“研究学识，促进新闻事业”的“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和部分在京的新闻工作者出席了成立大会，该校三位著名教授徐宝璜、胡适、李大钊受邀m席大会并相继发言，在演讲中，三人都围绕“什么是新闻”进行了探讨。李大钊在肯定胡适观点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对“新闻”的理解。他认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在这个表述中，“新”“活”“写真”是三个重要的关键词。

“新”是李大钊在定义“新闻”时最为看重的，即指新闻的时效性，强调新闻必须为新近发生的社会事件。他认为新闻记者在报道新闻时应该注重新闻的新鲜性、即时性，力争把最新发生的新闻事实报道出来。李大钊对新闻时效性方面的认识和理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表现。在新闻时效性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马克思经常用“报刊的闪电”“电讯立刻闪电般地传遍整个大不列颠”等字眼强调“速度”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性，重视报纸的时效性，认为“报纸的一般性质”是“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3]（P35）。1852年.马克思致信一位美国编辑说：“时事性的文章，如果收到以后不马上发表，就会失去任何价值。”[4]（P493同年，德国诗人佛莱里格拉特写了一首时事性的诗，恩格斯特别嘱咐刊物编辑说：“除非必要，一分钟也不能多耽搁。它们搁得越久，就越失掉现实性，因为甚至对那些为了永世长存而写的多数作品来说，发挥其最大影响和最强时效，也是有一定时限的。”[4]（P532） 1859年，马克思得知恩格斯正在计划出版一本关于反映时事的简易读物后对恩格斯说道：“你應当立即动手，因为在这里时间就是一切。”[4]（P38）马克思认为，报刊报道一切与社会有关的新鲜事物，都必须对其时效性提出严格的要求。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恩格斯在报道时向马克思寻求帮助：“附上普鲁士的作战计划，请你立即乘马车把这篇文章送到《派尔一麦尔新闻》，以便使它能在星期一晚上见报。丧失时机对这类文章来说是致命的。”[4]（P383）在新闻报道时效性方面，恩格斯不仅从自己做起，还对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和报刊编辑提出了专门的要求，“记者必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记者，必须写得快，手头上有什么材料就写什么。而编辑，最重要的是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4]（P383）

在新闻时效性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了“快”，而李大钊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报刊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一词，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具体实践。

2.强调事实的变动

李大钊认为“新闻”的产生与社会的变动有着紧密联系，只有处于不断变动、发展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新闻。事实的变动构成了报纸新闻的主要来源[5]（P207）。李大钊的认识和理解，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对“事实的变动”的强调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认为，新闻之所以能广泛产生和大规模传播，就是因为现代商品经济造成的“普遍交往”和社会不断发展变动，一旦人们处于世界交往之中，新闻的这种纽带、杠杆作用便显示出来。若暂时主动回到隔绝的状态，人会很快感到新闻变得多余了[5]（P210）。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变动的幅度越大，新闻就越可能在更大范围内产生，而变化不明显的事实最多只能作为地方新闻，甚至无法成为新闻。

马克思认为社会状况的发展、变动会影响新闻产生，1859年，马克思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员，为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寄出新闻通讯向报社解释道：“德国有句谚语‘如果周围空无一物，皇帝也会失去自己的权力。既然连皇帝这样的大人物都受这条空无一物的规律支配，本报通讯员当然更无法逃避这条规律了，如果没有事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就是那迫使我好几个星期停止从‘精神之都，从这个即使不是世界力量的中心至少也是‘世界精神的中心寄发通讯的极重要的原因。”[5]（P203）南此可见，“事实的变动”被马克思恩格斯看作是产生新闻的关键性因素，可以说是新闻的源泉和发生点。在长期、大量的报刊写作和报道中，马克思恩格斯逐渐认识到，对于报刊来讲，社会状况的重大变动是不可多得的信息来源，重大变动一旦产生，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会投入大量的精力集中报道，由此产生重要的新闻来吸引读者。在此方面，《泰晤士报》的做法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他说：“这家报纸利用法国革命、德国起义、意大利暴动和匈牙利战争，利用法国的枪杀和奥地利的绞刑制造出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金镑啊！”[5] （P203）

由上可见，李大钊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把“事实的变动”看作是新闻产生发展的源泉，都强调社会的变动对新闻的影响。

3.秉持客观报道原则

“写真”一词是李大钊定义“新闻”的第三大关键词。“写”是描绘，“真”则是真实，“写真”即为“描绘真实”“如实描写景物”“写照”等意思，对照李大钊的表述，“写真”应为“对事物进行真实、客观的反映”，所谓“真实反映”则主要是强调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记者应该遵循客观报道原则，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实。李大钊的这一认识既和其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日本的相关新闻论述有关，又和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着紧密联系。他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上说道：“历史不应是专给一姓一家作起居注，或专记一方面的事情，应当是注重社会上多方面的记载，新闻纸更应当如此。”[6]（P49）由此可见李大钊对于客观报道的深刻认识。

在新闻报道中，如何做到全面、真实地客观报道呢？李大钊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客观报道不单单指的是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更应该包括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和完整性，记者不偏不倚、超然和中立的态度尤为重要。五四运动以后，社会环境相对宽松，民主、自由思想深入人心，“客观报道”理论在新闻界开始萌芽，更多的报刊从注重发表言论过渡到重视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李大钊由此提m了对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员的期望。李大钊对当时的报刊实践有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对新闻界的好、坏风气了然于胸，并作了认真思考，正因为如此，才有他对“新闻”内涵的深刻解读。

客观报道原则起源、形成于西方资产阶级报刊从政党属性转变为商业属性的过程中，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报刊实践中，“客观报道”原则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格外关注，他们以极其敏锐的眼光，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进一步论证、肯定，并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客观报道”原则。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报刊在报道新闻的时候，难免会有报刊本身所持的观点和看法，但报刊和个人不一样，作为一种具有公共性的大众传播媒介，要想使得新闻报道快速传播，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和欢迎，并具备持久的生命力，就不能有偏见地报道，专门报道那些自己喜欢的事实，或是自己偏爱的看法，而要尽可能地秉持客观、公平、公正的态度，平衡各方利益，综合多方观点。在新闻报道实践中，马克思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尽管他对英国财政大臣的预算不满，但在报道该事实时，马克思还是特别注意客观公正，他指出：“单纯的公正心还是使得我要说，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是一种出色的和大胆的财政手腕。这个预算是了不起的。”[7]（P35）恩格斯在报道法奥战争时，也秉持客观报道原则，对双方的消息都一一报道，并根据事实否定了关于奥军暴行的传闻。为了免除读者对他报道立场的误会，恩格斯在报道中补充道：“我们请渎者注意这个事实，不只是为了要对双方严守公道，而且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报道的不信任曾被曲解为我们对佛兰茨·约瑟夫（奥匈帝国皇帝）的同情;其实，与此相反，我们甚至不愿意这位帝王被推翻的日期延迟一天。”[7]（P35）

李大钊对“新闻”的认识强调新闻是新的、活的利：会状况的写真，不仅较为系统、全面地描述了新闻的时效性、客观性，更是具有鲜明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特征，李大钊对于客观报道的认识、理解、实践和马克思恩格斯是大体相同的，李大钊的“新闻”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传承，他对“新闻”定义的表达和理解更中国化，更符合当时中国新闻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历史语境。

二 李大钊“新闻事业”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呈现

在长达20多年的报刊实践中，李大钊对新闻事业有着深刻认识，这种认识一是源于李大钊在报刊实践中的自觉理论提炼：二是源于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義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新闻观的主动汲取和吸收。

1.新闻事业是活的社会事业

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的讲演中，李大钊明确指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6]（P49），阐明了新闻事业是社会事业的特性，奠定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基础理论。李大钊之所以得出如此论断，与当时我国的社会背景、政治形势有着密切关系。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之中，进步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知识分子走在前面，率先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他们一度带着虔诚之心向西方学习，希望把中国打造成一个独立、民主、科学、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当他们对西方制度顶礼膜拜之时，传来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这让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彻底破灭，并开始认真反思中国的前进之路。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这一系列的惨痛图景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深深的迷茫和无尽的悲痛中。痛定思痛，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以往的改革或革命均困难重重，与一些国人隔岸观火、熟视无睹的心态不无关系。因此，要想根治政府的腐朽无能，就须从“改造国人的国民性”人手。而要改造国人的国民性，就必须先从改造国民的思想人手，于是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五四运动的兴起又直接推动了大量革命报刊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五四运动不单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也对当时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带来极大的冲击，并由此给中国的报刊发展抑或是说新闻事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革命报刊异军突起，蓬勃发展，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革命报刊在全国有四五百种之多，在许多城市，有些大学、中学，甚至连小学都创办了参与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讨论的报刊。广大报刊工作者把笔墨投向了社会，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重大事件，聚焦自己身边发生的新鲜事，使得新闻界的面貌焕然一新。

五四运动带来的社会变革使李大钊认识到新闻事业对于社会改造的重要性。李大钊认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以此来阐明自己对新闻事业的理解。在他看来，新闻事业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事业，在社会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新闻工作者必须对此有着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新闻事业来改造社会、服务人民。为了激发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参与到社会改造中来，李大钊热切呼吁新闻工作者多多关注新闻事业，并对新闻事业的前景充满了期待。

2.新闻事业是一所有益的学校

对“新闻事业”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什么是新闻事业”的问题，恩格斯曾经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认为：“新闻事业……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学校。通过这个工作，你会在各方面变得更加机智，会更好地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会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做一定的工作。”[8]（P318）恩格斯的论述表明，新闻事业是一种社会事业，在这项事业中，一个人能够得到更好的锻炼和全面的提高。

恩格斯认为，新闻事业是一所有益的学校，是表达人民思想和生活的园地，是必须与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新闻事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大的益处就是能够见证社会发展，就社会运动发表各种意见和观点，能够充分反映和记录每一天的历史状况，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在他们看来，报刊实践是新闻事业的核心所在，从事新闻事业，就好像进入了一所有益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你每天都可以学习新的知识，可以就社会的方方面面发表新意见，表达新感受，这是非常有益的。

关于“新闻事业”，李大钊认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是一所有益的学校”的新呈现，这种新呈现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当时的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认为新闻事业不但是一所有益的学校，还是一种活的、可以源源不断给人输入精神食粮的社会事业。

三 李大钊的“报史”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

“报与史”“新闻与旧闻”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对此问题，李大钊和马克思都给出了自已的答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两者的答案高度契合。

1.报即史

如何定义“报”？在《报与史》一文中，李大钊作出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报即史，报纸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历史，所谓“报纸”就是能够用系统、有趣的写法把每天发生的新鲜事记录下来，以此来告知读者世间事态发展和社会进化的现象。报纸是新闻的载体，报纸的作用在于能够快速而又准确地把每天发生的事情告诉读者，让他们从中获得知识和娱乐[6]（P235）。报纸只有保持正常顺畅地运行，才能向读者呈现客观、真实、完整的新闻。

李大钊关于报与史的论述与马克思“报刊有机运动”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认为：“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结底，报纸的这种工作只是为它的一个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不是由某一个人做全部工作，而是由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担负意见不大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9]（P211）由此可见，李大钊的报史论是在充分学习、借鉴马克思的“报刊有机运动”理論的基础上形成和完备的。

2.新闻旧闻融会贯通

在论述报与史的关系上，马克思是先行者。马克思认为，社会运动中，事实是产生新闻的关键因素，同时，将来发生的事实变动一般情况下是过往同类事情的重现或是重演。从这个视角来看，新闻则不是新闻，而是“常闻”或“旧闻”。反言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在未来会变成新闻，而新闻在时间的推动下又会演变为历史。马克思的这种论述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即新闻与旧闻都是相对而言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1868年法国出版了一本名为《1851年12月的巴黎》的历史书，马克思谈到了历史是如何变成新闻的，他对恩格斯说：“除了某些细节以外，我发现新东西很少。这本书在巴黎和整个法国所引起的强烈反应，说明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在巴登格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制度的历史毫无所知。他们现在如梦初醒，就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但是，如果可以以小比大的话，我们不是也同他们有点类似吗？德国现在流传着一个特别新闻，说拉萨尔只是我们的彗星之一，‘阶级斗争不是他发现的。”[9]（P216）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所描述的被新一代人称为“特别新闻”的两件事，都是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即历史，过了若干年后，在新一代人“不知”的情况下，它们又成为新闻了。1856年西班牙发生人民起义，由于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人的叛变而失败。马克思在报道这一事件时引用了海涅的一句诗：“这是一个老故事，但永远是新闻。”[5]（P205）马克思在写给自己小女儿的信中说道：“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5]（P205）马克思这两段话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思想深邃，道理却显而易见：在现实生活中因事实变动而产生的新闻，在某种不同的视角看来，它是历史的再现;而今天的历史，也是由过往的新闻构成的。新闻与旧闻，新闻与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相互转换的，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维，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

3.报纸具有宣传鼓动作用

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李大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报纸具有宣传鼓动功能。这是李大钊在深入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观点。列宁十分重视党报的宣传鼓动作用，他把党报比作武器，认为“报纸出版号数多少和是否按时，可以成为衡量我们军事行动的这个最基本最必要的部分是否坚实可靠的最确切标准”[10] （P33）。为了向国人介绍列宁的办报思想，李大钊在其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了《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等3篇介绍俄罗斯政治的翻译文章。他将《论俄国革命与文学》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3号，并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俄国文学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至此，《新青年》由综合性的文艺批评刊物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刊物，成为向国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渠道[11]（P29）。

李大钊认为，报纸特别是党报具有组织者的作用。李大钊认为报纸不仅是政治宣传的手段，更是组织团结国内各种势力形成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手段，这是他对列宁关于党报是“党的集体的组织者”这一重要观点的继承。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由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就发挥了党的组织者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些活动就经常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常就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在此组织讨论。李大钊充分利用《新青年》杂志当时的影响力来传播新思想、阐释新理论，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和动员作用《新青年》刊载的内容深受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和认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轮值主编的努力下，《新青年》团结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和左翼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大钊对报刊工作的许多认识都是建立在大量报刊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这是其新闻观点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的具体体现，又与他善于学习、吸收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报纸工作的论述密不可分。

四 李大钊的“记者”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表现

李大钊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长期从事报刊实践，他们既是主编、编辑义是记者，对于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感悟。

1.记者必须具备深厚学识

作为一名记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的演讲中，李大钊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新闻记者不应当只做些简单重复的事情，而应当关注社会上活的、真的重大事件或热点问题。在报道事实外，李大钊指m新闻记者还应该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来帮助读者分析事实背后的真相。他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为例，告诉新闻记者在报道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时，应该把他个人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一并报道出来，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比如在报道但丁时，如果只做一般的平实性的报道，根本引不起读者的注意，但如果报道恰逢是在但丁600年纪念时刊出的话，效果肯定就不一样了。又如在报道达尔文时，把高师为达尔文113周年诞辰纪念结合在一起，那岂不是格外有趣。所以在做新闻报道时，材料无所谓好坏、新旧，死的材料如果能够碰到好的时机便立刻能活起来，活的材料如果没有把握好便也如同死气沉沉一般，照此推理，科学知识不管是活泼还是无趣，都可以以一种比较恰当的方式传播给读者，这也是在报道新闻时应该注意和采用的方法。李大钊所举的这些例子，核心观点是新闻记者应该具有超强的新闻敏感力，这种敏感力表现在能够捕捉到非常恰当、有力的时机，从而能够使得各种知识串联起来，在做新闻报道时，应该对材料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才能找到让材料“起死回生”的办法，才能使得读者对材料感兴趣，愿意读、乐于读下去。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李大钊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深厚的学识。为此他说到：“凶为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关系，要想把这不断、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而加了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6]（P49）李大钊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社会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是复杂多面的;二是记者在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在做新闻报道时不仅要报道点，还要报道面，要点面兼顾，面面俱到;三是在全面、准确、客观的基础上，新闻记者应该适当引导读者。要想做好这三点，新闻记者就必须具备深厚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李大钊的这种认识不单源于他超强的新闻敏感力，更源于他对社会的细致观察与深刻认识。他认为当时新闻工作者不客观的报道导致新闻界出现了种种问题，导致媒體公信力下降，甚至丧失。故此，李大钊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上，希望这个“同志会”的成立能够给新闻界注入新的活力，能为改造和提高新闻界在社会中的地位作出贡献。他在演讲中指出，北大从事新闻事业的学生很多，这是一大好事，凭借北大的声望，北大的学生必定能够提高、改造好新闻界，因为北大的学生知识系统，学问深厚[6]（P49）。

在《报与史》一文中，李大钊就新闻记者的素养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强调要成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必须具备历史学家冷静的头脑、历史研究者深厚的修养，以及适当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新闻工作做好，才能帮助读者筛选、鉴别每日发生的种种材料[6]（ P235）。“筛选、鉴别”是关键词，可以理解为今天传播学中的“把关”。新闻记者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把关人”，就须具备历史研究者的修养。李大钊当时对新闻记者提出的要求和期待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来说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2.记者应具备较高的综合素养

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身兼多职，主编、记者、编辑样样精通，特别是记者。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具备超强的新闻敏感力、高水平的写作能力，再加上秉持客观报道的原则才能胜任记者这个职位，简言之，作为一个记者，应具备较高的综合素养。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所谓的新闻敏感力就是记者发现新闻线索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创办了很多报刊，他们身兼数职，既是主编又是记者和编辑。他们在主编《新莱茵报》时，为了充分体现“最新”的新闻，特地开设了“最新消息”栏目，把发生在报纸准备印刷出版前一刻发生的新闻尽可能地抢登在报纸上，以致读者经常可以在《新莱菌报》报纸版面上看到“晚10时”的字样。有一次，国王的一次重要讲话内容被马克思恩格斯准确获悉，为了赶在第二天见报，他们加班加点，连夜写稿，并按时刊出。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天不无骄傲地说：“昨晚过于匆忙地向《新莱菌报》读者披露的御前演说，使《科伦日报》万分恐慌和苦恼;现在证明已披露的御前演说与原话是无异的。”[12]（P375）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对记者素养的这种认识，才使得《新莱茵报》这家新报纸多次在新闻时效上击败了具有45年历史的《科伦日报》。

客观报道原则是指记者必须具备对新闻事件进行客观分析、解释的能力，不能单纯地同执己见，应该听取和平衡各方意见，即便想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不让读者感受到意见的压力。在组织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党报通讯时，他们就注重采取客观报道的原则。1890年，马克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一篇通讯《关于俄国运动》，为了平衡报道，让整个报道尽量显得更为客观，该报紧接着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答辩》。《答辩》文中表达的观点与俄国劳动解放社相反，该社成员查苏利奇就质疑该报发表《答辩》一文的动机和目的，并向恩格斯征求意见。对此，恩格斯回应说他本人也不太同意《答辩》的意见，之所以会如此报道，不单单是因为劳动解放社是德国工人运动的朋友，而且也是为了让其他社会主义派别有权利得到一定的尊敬。他说：“该报编辑伯恩施坦对你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意，这一点我向您担保。但是他非常强烈地想要公正和不偏不倚，他宁肯对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不公正十次，也不愿意对敌人或是自己讨厌的人不公正一次。”[12] （P375）不难得知，记者在报道事实时虽然有宽慰查苏利奇的意思，但最重要的是秉持客观报道的能力和坚持客观报道的决心。

可见，李大钊对于记者素养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一致，其记者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表现。

六 李大钊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早期实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李大钊以报刊为抓手，立足近代中国的实际，主办、主编和参与编辑了大量报刊，这些报刊活动是在爱国图存的历史使命下进行的。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先进经验和革命理论，并在国内进行传播，当这种传播活动与他自身的探索产生高度契合之后，他很快便将其融入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并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早期实践。

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总结，创造性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新闻思想不单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身新闻工作的深刻思考，更阐释了在国际风云变幻背景下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基本原理和报刊运动的一般规律，并成为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报刊运动和党报工作的理论旗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不是简单地照搬和复制，而是紧密结合中国当时实际，向国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具体事例进一步解释、说明、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合中国发展的深刻道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过程中，李大钊亦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革命、中国报刊发展实际紧密联系在一起，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总体进程，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大钊对报刊、新闻的认识和理解，是建立在其丰富的报刊实践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其对社会变化敏锐感应及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也是伴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和升华的。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自我改造，这种改造直接促使他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可贵的是，李大钊的这种转变不是应景式的，而是坚定的、终其一生的。当然，李大钊对报刊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报刊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开启民智的层面上，而必须作为斗争工具参与到革命中来且承担重要使命。然而，中国当时的报刊生存受到了来自美、日、英等多个国家的钳制和打压。为了戳穿这些国家的阴谋，李大钊撰文指出：“日、美在中国建立无线电台，亦是利用传播敏捷消息的便利，在平时试图操纵中国的金融、商业，战时亦利用以供军事通讯。”[6]（P454）当时，英国利用路透社在中国到处散布各种负面消息，力图控制中国舆论，对此李大钊指出：“路透社恃其在华之优越地位，仅发布一消息于中国各地，即可使全国革命分子的人心浮动。而我们看中国遍地尽是外国通讯社的宣传机关，他们挟资本雄厚的优势，在内地时时操纵新闻，传播于已有利之消息。”[6]（P454）

正是基于当时中国这样的实际情况，李大钊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从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短暂的一生中，李大钊从事了大量的报刊实践活动，与此同时，李大釗善于结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总结中国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并对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任务、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等作过许多阐释和论述，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闻思想，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13]。

回顾李大钊的报刊实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进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不难发现李大钊新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都具备共通的特点。首先，他们以笔为武器，为实现报刊的近期斗争目标，在理论论证和报刊编辑工作中，始终表现出斗争的执着性和不惧暴力的勇气。李大钊的新闻思想不管是在倡导立宪救国还是革命救国时期都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有明显的前后连贯性，这一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观是保持高度一致的。其次，在报刊的阶级属性方面，李大钊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主张报刊的阶级属性，都通过坚决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来维护共产党的荣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道路并不平坦，李大钊的一生几乎都在与一切诽谤、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各种关于新闻的奇谈怪论和浅薄的胡说八道进行斗争。最后，李大钊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善于从报刊运动的一般规律出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用各种具体事例来说明、阐释、论述各种报刊实践问题，并从中汲取理论养分，赋予新闻学唯物主义辩证思维内涵。马克思、恩格斯、李大钊，终其一生都在从事报刊实践，这种实践经历使得他们具有超强的新闻敏感力和更为高远的新闻眼光，不管是关于宏观角度的报刊运动、新闻宣传、舆论引导，还是微观层面的新闻写作、报刊作品评析，他们都作出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在今天看来都有深远的意义。

七 结语

李大钊在长期的报刊实践中形成的新闻思想进一步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的新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印证和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进程中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努力与贡献。李大钊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当时的报刊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新闻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印迹，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对于我们今天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09-10- 28.

[2]王沪宁.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新华社，2019- 10-28.

[3]徐宝璜.新闻学纲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陈力丹.精神交往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6]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0]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文献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1]程曼丽，赵晓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新闻思想的形成[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3]郑保卫.中国新闻学百年回望与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8（1）.

作者简介：杨欣（1979-）.男，江西丰城人，讲师，新闻学博十，从事新闻史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