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可以测量气压一样，我们也应该可以测量信心。不同于气压，信心有可能会受人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爱国人士有义务支持公众信心。事实上，1923—1929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卡尔文·柯立芝，就一肩承担起提振公众对经济和股市信心的重任。

柯立芝所做的保证——有时被称为“柯立芝—梅隆牛市小贴士”——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大西洋月刊》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这样一种模式：每次股市出现大幅下跌，或公众谴责投机者大额贷款以购买股票的时候，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或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就会对市场形势发表非常乐观的讲话，或是否认一切过度投机问题。

有人怀疑柯立芝和梅隆的乐观主义是否有合理的立足点，认为这种乐观主义是为了维护公众对股市的信心而采取的一种措施。“‘柯立芝—梅隆牛市小贴士可能是政府为了安抚那些担心投资者信心受到干扰的有影响力人物采取的举措之一”，《华尔街日报》在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一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不久前与朋友聊起市场状况。他表示：“我看好我们自己的股票，它的价格肯定能马上拉上去，我也愿意大量购进股票。我不搞投机，所以股票肯定会放在我的名下。问题在于怎么把它卖掉。只要我卖掉任何股票，员工很快就会听到消息，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是股东，这么做不仅有可能干扰他们，事实上还会暗示他们出售自己持有的股份。因此，我默默地知道消息就行了。”

股市在1929年10月崩盘。8个月前，即1929年2月，联邦储备委员会曾警告，美联储不会帮助那些为上涨股市提供贷款的银行。为了证明这一声明的合理性，它指出自己“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倾向”评判“投机的优点”，但投资者领会了言下之意，并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美联储与华尔街剑拔弩张”，在这场战争中，华尔街的主要立场是“美联储不应该多管闲事”。1929年8月9日，即市场崩盘前的两个半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高了再贴现率（即银行向它贷款的利率）。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政府机构的使命可以被解读为稳定股市。

有一些故事对1929年的股市崩盘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有关华尔街与美联储“之战”的叙事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推动了这些故事的传播。它也给大众造成了一种普遍印象，即知情人士感觉到了过度投机。

股市崩盘之后，人们对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和记者所作预测抱有的幻想进一步破灭。一位观察人士在1930年指出：“很不幸，商业分析文章的作者似乎倾向于只发表乐观的言论，并避开所有可能被视为悲观主义的词句。” 1931年，《纽约时报》财经编辑亚历山大·达纳·诺伊斯指出：“当那些重要人物在新年预言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他们会追求充满希望的那一面，因此会剔除所有令人不快的反面声音。”

与此同时，没有人愿意被人指称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喊“失火了”，从而加剧公众恐慌并有可能引发人们大举逃离。拥挤剧院失火的原始叙事见于《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可以追溯至1884年，即崩盘之前约半个世纪的时候：

一个周二晚上，在哈莱姆的芒特莫里斯剧院，戏剧《风雨交加》的帷幕在拥挤的房间里缓缓升起。演到火灾那一幕的时候，有人3次大呼“起火了！”喊声响彻剧院。很多观众脸色发白，但是见戏剧还在继续上演，这才放下心来……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麦卡伦的年轻人被控引起了这起事故，此后他被关押了一个月。

不过，“拥挤剧院失火”的叙事并没有马上流传开来。后来，时任大法官的小奥利弗·温戴尔·霍姆斯在1919年的一份最高法院判决书中提到了这一叙事。因此，它与一位名人产生了关联。这则叙事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流传，然后出现了“病毒式”传播。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人们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大萧条是由意见领袖的“口无遮拦”引起的，这些领袖忽视了这种口无遮拦造成的心理影响。但实际上，知名人士似乎很清楚自己所说的话有可能造成的心理冲击，这导致了另一则叙事的生成：意见领袖现在非常担心自己的话会引发恐惧，结果公众普遍开始认为这是错误的乐观主义。换言之，公众认为意见领袖在竭力表現出乐观的态度，而听众必须校正这种过度自信。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预期会波动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