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李 胡馨月 陈雯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其中也包括对湖北的特殊政策安排。这一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发动全省金融机构，全力支持湖北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在疫后经济重振阶段，要平衡金融发展与风险防控，在做好融资对接的同时，切实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对支点财经记者说。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如何更好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好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营造良好金融环境？针对以上问题，支点财经对王玉玲进行了专访。

既要促发展，又要防风险

支点财经：可否介绍一下目前湖北省金融运行的整体情况，尤其是疫情影响下第一季度的情况。

王玉玲：近5年，湖北金融运行处于质量较好时期，贷款增长和资产质量匹配较好。2016-2019年，湖北合计新增贷款2.24万亿元，是“十二五”时期5年总和的1.4倍，同时不良贷款率保持在低位可控水平。

截至2019年底，湖北金融运行呈现良好态势，社会融资规模、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分别突破7万亿元、6万亿元和5万亿元大关。其中，本外币贷款余额5.22万亿元，同比增长14.1%，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本外币存款余额6.05亿元，同比增长8%；信贷资产质量稳步提升，年末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率比上年降低0.15个百分点。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阵痛，这一背景下，湖北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制造业贷款大幅增加，贷款利率继续下降，有力夯实了实体经济的根基。

2020年1-3月，全省制造业、建筑业、批零业、商贸服务业贷款分别增加411亿元、134亿元、137亿元和252亿元，分别同比多增295亿元、58亿元、75亿元和32亿元。其中，3月新增贷款超过1000亿元。3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46万亿元，同比增长12.1%，比年初增加234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3月全省金融机构企业贷款平均利率4.36%，同比下降1.04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8个百分点。其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41%，同比下降1.47个百分点，比年初下降1.11个百分点。

支点财经：如何看待湖北2020年的金融形势？

王玉玲：从目前情况看，湖北要完成2020年全年金融目标任务，虽然面临需求减弱等不利因素，但仍然具备诸多有利条件。

中央研究确定了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政策，从金融信贷、投资外贸等方面明确了具体措施，湖北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发展潜力大、韧性足、活力强的基本特征没有根本性变化。

全省金融机构需秉持危机思维主动应对，主动融入全省经济一盘棋，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企业融资的难点、“痛点”，因地制宜深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扩大信贷投放和社会融资规模，争取早投放、早受益。

支点财经：湖北经济总量大、信贷投放量大，如何平衡促发展与防风险的问题？

王玉玲：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多国央行采用宽松货币政策加以应对。3月初，美联储重启零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又以无限量的量化宽松对冲疫情影响，欧盟、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也随之放松银根。

为应对疫情变化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新挑战，人民银行也积极运用降准、降息、专项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

此次疫情，从供给、需求两端对经济造成了冲击，虽然金融部门对企业生产经营给予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但若终端需求偏弱，居民消费、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可能导致资金淤积，出现资金空转套利现象。同时，也需警惕违规利用银行或债券市场等低成本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炒房”苗头。

在全省疫后经济重振阶段，我们将加强逆周期调节，为湖北经济复苏重振注入强大动力和活力，同时也会平衡金融发展与风险管控，盯紧、抓牢、管好重点领域突出风险，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

一是加强金融政策引导，确保风险可防可控。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到期还款确有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予以贷款展期或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二是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确保风险可测可控。

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依托银行业压力测试、央行金融机构评级、存款保险真实性核查、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督促金融机构第一时间报告风险事件和隐患。

三是加强重大風险化解，确保风险“精准拆弹”。

积极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准备金等工具化解问题机构风险；认真落实宏观审慎评估、房地产金融、跨境资金流动等宏观审慎政策，完善应急储备预案，实施早期纠偏措施；有序推进网络借贷机构退出、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风险处置等专项工作。

四是加强工作机制协调，确保风险联防联控。

继续发挥好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作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指挥部等牵头作用，加强与成员单位沟通协调，坚持疫情防控与防范金融风险两手抓，加大金融支持复工复产和潜在金融风险化解力度，坚决防止涉金融风险与疫情风险叠加，强化风险联防联控，为全省金融安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四是加大县域经济支持力度。截至2019年末，湖北县域贷款余额10437亿元，比年初增加1295亿元，同比多增141亿元，余额贷存比54.9%，连续8年稳步提高。

五是在融资总量扩张的同时，逐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2019年12月，全省金融机构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5.15%，同比下降0.17个百分点，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利率5.58%，同比下降0.16个百分点。当月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发行价格分别为4.4%、2.9%、4.4%，分别同比回落1.3个、1.2个、0.8个百分点。

2020年，自人民银行设立3000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以来，截至2020年4月15日，湖北辖内12家银行合计发放贷款340亿元，经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负担利率为1.32%。

多措并举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支点财经：湖北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是否有“冷熱不均”的情况，如是否存在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

王玉玲：民营和小微企业是经济社会健康稳定运行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人民银行等多个部门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着力解决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部分民营和小微企业关于融资难融资贵的反映一直存在。

针对上述现象，我们要厘清概念，正确区分这几种情况。

一是正确区分正规金融融资难和非正规金融融资贵。民营、小微企业由于本身的弱质性特征，使其在传统银行等正规金融部门获贷的难度较大。融资贵，则更多来自一些非正规金融渠道。

二是正确区分正常风险溢价和不正当收费行为。部分金融机构在早先贷款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规范收费行为，不过，随着近年一系列规范举措的出台，此类现象已基本得到遏制。

从银行风控角度考虑，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风险溢价水平高于大中型企业，这与不当收费存在本质差异，不应混为一谈。

三是正确区分小微企业金融体系融资难和经营资金紧张。企业融资包括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两种情况，如果小微企业由于市场需求变化引发上下游企业账款挤压、销售回款减少，造成内源性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不足，就容易引起企业经营资金紧张，引发融资难、融资贵的呼声高涨。

应该看到，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长期以来多种因素累积造成的，有着深刻的经济金融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机制性成因，是融资结构不匹配、金融机构风险管理需求与社会信用信息供给之间不匹配、新经济新业态的新特点与既有金融供给模式之间不匹配、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和小微企业为主的企业结构不匹配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支点财经：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王玉玲：解决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长期、渐进的过程。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对这一工作高度重视，并调动全省金融机构力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第一，推进“三个六”工作举措。包括票据业务、贷款审批、贷款管理、专营服务、服务创新、宣传培训等6个“绿色通道”；新增一批首次融资、巩固一批抵押担保融资、推广一批质押融资、拓宽一批直接融资、加快一批大数据融资、引导一批低利率融资等6个“一批融资”；打通公共综合服务、货币信贷政策传导、差异化监管考核、财税政策撬动、信用信息共享、金融机构内部考核等6个“最后一公里”。

第二，在落实县域农商行定向降准政策支持民营、小微企业发展方面，推动湖北省农信联社出台针对定向降准资金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的“七单工作”机制，更好服务县域地区民营、小微企业发展。

第三，联合财政、经信等八部门开展民营、小微企业首次贷款专项行动，明确责任目标，建立重点及后备民营和小微企业名册库，优化服务对接，着力破解民营、小微企业贷款“开头难”。

第四，开展“湖北省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年”活动，从帮助企业培信、增信、用信入手，采取“培训+培植”“增信+分险”“对接+甄别”等举措，推动湖北省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的获得感和金融服务满意度明显提升。

第五，组织推动民营小微企业宣传专项活动，做到湖北金融机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全部市州四个“全覆盖”。通过发挥政策合力，打好政策组合拳，较好实现了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量增、价减、面扩”的目标。

截至2019年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及普惠小微客户数分别比年初增长19.4%、21.5%，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6.12%，同比下降0.2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