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

对国有企业而言，相比私人企业，其特殊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将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而，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不应单纯追求利润，而需要考虑国家战略与社会利益。这要求企业在具体运营方针上适当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对各利益相关方皆负责，并受到强有力的监管与严格的评价。

国有企业ESG建设现状

企业加强对ESG的重视，是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国有企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实现和保持健康科学的经济发展，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19年11月由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在“第三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上发布的《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透露，目前80%的中央企业成立了社会责任领导机构，97%的中央企业成立了社会责任主管部门，58%的中央企业制定了社会责任管理制度，以及60%的中央企业对社会责任工作进行了考核。几十年来，随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考核方法与评价体系的设立和进化，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逐渐受到特殊关注，而具有中国本土化和国有企业的特色也在不断融入ESG信息披露规范和相应的评估机制中。

国有企业ESG发展要求

2019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中央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关意见》。《意见》着力于引导和推动中央企业强化创新驱动、优化布局结构、稳健开展国际化经营、防范重大风险、创新体制机制，以实现提高发展质量、改善发展效益、优化发展结构的目标，并在落实方面构建了相关监测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之后，同月开始施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根据行业分类实施了差异化的考核指标，如对节能环保型企业，重点考核能耗、污染排放等指标;对公益类企业，重点考核与服务社会相关的产品服务质量、成本控制等指标;对追求科技进步的企业，重点考核研发投入、科技成果产出和转化等指标，要求各行业企业从战略地位出发，关注在财务与非财务方面的综合效益。

环境维度是重中之重

2008年初，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央企业认真履行好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企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包括减少污染排放与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2010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节能减排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督促中央企业落实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引领中央企业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具体举措包括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淘汰能耗、环保不达标的产能和设备，推进清洁生产，开展绿色工厂、绿色企业创建行动，中央企业绿色发展水平也持续提升。

根据《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经过大力发展清洁能源，2018年中央企业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已达42.4%，煤电企业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率达到91%;另外，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四项指标比“十二五”末分别下降22.64%、22.29%、15.33%、24.87%，均达到国家“十三五”目标进度要求。總的来说，中央企业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比“十二五”末下降10.05%，这说明企业积极实践绿色发展理念，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改善。

党建工作成为ESG组成部分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国有企业制度的现代特色之一即是将党建工作与企业治理相结合，并正不断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对非国有企业，也鼓励积极开展党建工作，学习和遵循党的思想。在企业治理方面，早在2002年1月，中国证监会就颁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管理层行为和企业治理结构包括股东权利、股东大会规范、控股股东行为、董事选聘程序、董事义务、董事会构成、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责、信息披露、绩效评价与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等方面都做了明确规定。2018年9月，中国证监会对2012年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行修订并正式发布，其中增加了党建内容，进一步推动了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国企ESG发展的挑战

首先，合规压力是国企面临的最主要挑战。通过与国际ESG信息披露标准和评价体系比较可以发现，目前中国企业存在对ESG认知不足、信息披露不全、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以致不足以对企业ESG发展带来的长远利益作出评价，从而对投资者的使用价值十分有限。因而，需要逐渐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宣传ESG理念，完善现有的ESG信息披露框架，并参考国际经验，取长补短，出台适用于中国国情的ESG信息披露指引。如2018年11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从政府监管的角度设计了一系列企业信息披露规则，以作为政策指导。2018年，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指出，企业的运营水平相对国家政策的高要求稍显滞后。在严格激进的标准下，国企运营的庞大而过时的基础设施导致近期风险的增加，许多国企可能面临大额的罚款和其他惩罚。

其次，在滞后的ESG发展和较高合规要求的矛盾之下，国有企业还面临着来自经济降速、加速的科技发展、国际化的更多考验。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早在2015年即表示，面向经济发展新常态，许多央企将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其次，科技创新为企业运营和组织管理带来了更多改善效率的方式和手段，崭新技术的应用也对一些企业的组织能力、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在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的发展下，国有企业将更多地参与国际经营，面临国际竞争、ESG合规高标准以及国际价值投资体系的压力。

最后，国有企业在落实政策、提升治理效率方面仍需加强。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国企改革的背景下，对于行政机关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处理、业绩考核体系改进及其落地等事项，国有企业需要克服“泛政治化”现象，地方发展需要改变“唯GDP论”，从整体上改善治理效率，增强企业活力。国有企业还需要时刻注意维护正常的行业竞争格局，在政策支持下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这些挑战体现在很多案例中。例如，在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工作在近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行业面临的环保、减排压力仍然巨大，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企业也承受着运营压力。在2019年的央视财经记者采访中，河钢邯钢环保能源部部长于敬校表示，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已经达到了国家超低排放的标准，排放量不到过去的五分之一。然而这样的环保标准也意味着企业成本的上升，“企业不仅需要在前期投入重金升级设备，后期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运营费用。这使得钢铁的环保成本，从过去的每吨100多元，上升到每吨250元左右。”企业则尝试通过继续节能、调整产品结构来应对。

另一起事件是，在2019年的首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行动中，生态环境部在短短20天内接连通报了16起环境违法典型案例，其中发现央企下属企业环境违法问题严重。原因则是，部分央企仍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以保证地方财政税收。其中，中国化工集团贵州天柱化工有限公司是一个较为突出的案例。公司曾屡次遭受处罚，但仍继续违法，不仅对上级公司隐瞒不报，问题发现之后也未整改，且相关环境要求也并未纳入年度考核标准。

是挑战也是机遇

短期的风险克服同时意味着长期的ESG发展前景。企业寻求科技创新之道加速了技术的突破，又继续推动企业在ESG水平的进步。2019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远大集团副总经理张贤铭提出技术进步是企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他以零排放建筑为例谈道，“零排放建筑没有遍布世界各地，并非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核心还是在于巨大的技术障碍。相关企业加速创新，无疑能最为直接地促成更多绿色建筑落地。”与此同时，华为公司公共与政府事务副总裁安德鲁？威廉姆森表示，企业在经营获利的同时，着力解决自身领域存在的社会问题，既能提升自身能力，也是担起社会责任的最好方式。

广垦橡胶集团的出海，是“一带一路”机遇促进企业增强管理能力、改善当地就业的例子之一。这家橡胶产业的老牌国企在2013年走向老挝、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在市场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力招聘，减少了当地下岗工人数量。除了职工问题，企业还努力克服语言环境的差异，员工努力学习外语，提高沟通效率;绩效工资制度和激励措施的创新和推行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另外，企业还为当地社区创办学校，共同发展。这成为了国企跨国经营成功的典范。

面对ESG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拥抱ESG理念，稳步绿色发展，企业必然会拥有高质量的经营水平，打造自身长期的核心竞争力。目前，ESG发展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证券研究室副主任孙飞曾在采访中表示，由于我国企业ESG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在攻克风险的同时需要政策的指导与帮助。在港交所于2019年对《环境、社会和治理指引》作出进一步修订的刺激下，内地的信息披露政策在向高标准看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宣传和激励机制，提升企业ESG信息披露意愿和积极性，让上市公司真正关注ESG的发展机会或者潜在风险，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监管要求。国有企业有望在ESG发展质量的逐渐提升下于未来稳健地创造长期价值，在国际舞台上参与合作与竞争，展现责任与担当。

中国特色的ESG发展评估

相对而言，全球ESG指标体系更加注重普适性，而未强调差异化。以同一全球指标计算而成的评估结果无法完全衡量国内企业的ESG发展水平，也难以进行对比。相比之下，本土化的指标设置和评估方式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在进行企业间的横向比较时也更为科学。近年来，国内一些机构组织在参考国际标准和国内较为权威的评级系统基础上，针对ESG评估的整体或细分领域和对象，逐渐差异化地设计适用于国内企业的并具有实践意义的评价方法。

中财绿金院ESG数据库

2019年9月，中央財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发布了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中财绿金院ESG数据库。据研究院阐述，其设计的评估体系在考虑中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在推动中国ESG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之后，将精准扶贫、科技创新等政策的推行情况纳入了指标体系，并将财报品质通过学术模型进行量化成定量指标。在继发布“沪深300绿色领先指数”、“中财-国证深港通绿色优选指数”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又与中证指数公司合作发布了体现ESG投资理念的“中证-中财沪深100 ESG领先指数”，丰富和完善了国内ESG相关指数体系。据了解，该指数还将发布在卢森堡交易所，为推进中国ESG指数国际化作贡献。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

2019年7月，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维安教授在第十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上发布了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此指数从2003年起开始每年发布，评价体系包括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者治理六大维度。随之发布的研究报告将通过对上市公司治理情况的全方位评估，指出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的可能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善策略。研究报告还指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企业治理的部分特点，可为关注企业治理在所有制上的差异提供参考。例如，在董事会治理维度下，相对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董事会运作效率、董事会组织结构和独立董事制度方面表现更优;而在董事权利与义务、董事薪酬方面，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表现更好。国有企业的监事会治理平均水平明显高于民营企业。对于利益相关者治理情况，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连续六年评分超过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具体而言，从利益相关者治理两个分指数——参与程度与协调程度来看，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均表现出超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趋势。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报告

由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教授带领的课题组，于第十四届中国公司治理论坛上发布《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分类指数报告No.18（2019）》。此报告涵盖六大公司治理指数，包括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指数、董事会治理指数、企业家能力指数、财务治理指数、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和高管薪酬指数，基于中国国情进行指标设置。六大治理指数的具体指标披露如下：首先，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指数同时考虑了国际准则和中国法律环境，其下设置了4个一级指标：知情权、决策与监督权、收益权和维权环境，以及37个二级指标。其次，董事会治理指数也结合了中国法律规定，同样在其下设计了4个一级指标：董事会结构、独立董事独立性、董事会行为和董事激励与约束，以及38个二级指标。第三，企业家能力指数主要从企业家人力资本、关系网络能力、社会责任能力和战略领导能力等4个维度、31个二级指标来评价CEO的能力。第四，财务治理指数设计了财权配置、财务控制、财务监督和财务激励4个一级指标和31个二级指标。第五，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主要基于国内信息披露相关法律法规，并参考国际信息披露标准，设计了治理结构、治理效率、利益相关者和风险控制4个一级指标和31个二级指标。最后，高管薪酬指数是通过评价高管对企业的实际贡献来对其合理性进行衡量，并需要考虑行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