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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批判性思维启示及信息生态平衡的人工智能应用

2020-06-19王天恩

社会科学 2020年6期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批判性思维人工智能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全球舆情,不仅空前凸显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而且凸显了深化批判性思维研究的必要性。正值信息文明扑面而来的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爆发,信息科技在助力抗疫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复杂舆情。这一正在继续的社会信息现象具有重要启示: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通过批判性思维哲学基础的研究,建立起与社会信息生态的关联,在越来越复杂的信息环境中,由批判性思维中的前提性反思深入到信息生态,并为人工智能在这一层面的应用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社会信息生态平衡保持的智能化,助力前提性反思的发展,通过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和信息生态平衡的智能化保持,构成二者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推进批判性思维和社会信息生态健康发展。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批判性思维;信息生态;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TP18; B8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6-0122-10

作者简介:王天恩,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博导 (上海 200444)

新冠肺炎的全球疫情空前凸显了社会危机应对中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由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复杂舆情,我们可以看到深化批判性思维研究,探索信息文明时代信息生态的必要性,看到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生态平衡关联层次人工智能应用的紧迫性。我们正身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一边是批判性思维欠缺条件下疫情应对所引发舆情的触目惊心;一边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在批判性思维和社会信息生态的关联层次,通过人工智能应用构成批判性思维和社会信息生态平衡之间的良性互动,无论是对社会危机的应对还是对平时的社会生活,都具有特殊意义。

一、 社会危机应对中的批判性思维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批判性思维重要性的凸显涉及一些必须进一步思考的新问题。由于批判性思维决定人的思维方式的层次,而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王天恩:《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互动结构》,《求实》2003年第3期。,批判性思维关乎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这在信息文明时代越来越明显。由于批判性思维主要针对自己,不仅决定人的更高层次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决定人的思维品质和精神气质,关系到什么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的合理确定。这种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的合理确定,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虽然吸收信息为成就一个富有思想的人提供了富有成效的开端,但海绵吸水的方式有一个严重缺限:它没有提供任何方法决定哪些信息和意见该相信,哪些该拒绝。”Neil Browne, Stuart M. Keeley,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8th ed.,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07, p.3.批判性思维不仅使人拥有开放的心态Lau, Joe Y. F.,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and Creativity: Think More, Think Better, John Wiley & Sons, Inc.,2011, p.163.,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Diane F. Halpern, Thought and Knowledge :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5th ed., Psychology Press,201,p.561.,而且有更合理地看待批评的态度,明白“要求某人考虑竞争对手的原因是最好的建设性批评”Neil Browne, Stuart M. Keeley,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p.150.。要想有与信息文明时代相匹配的生活,相应的批判性思维就不可或缺。

无论灾变应对还是平时生活,整体层次决定格局。缺乏批判性思维使人眼光短浅,往往为争眼前利益而付出长远利益的惨重代价,具体表现为利害颠倒,好坏不分。眼前的利可能是长远的害,反之亦然。批判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生活境遇,在个人的长远发展中,批判性思维缺失意味着不可能超越自己,从而始终生活在某种固定的模式之中,近乎作茧自缚。

批判性思维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具有特殊性,其重要性有时候并不引人注目,甚至不少人很难看到。批判性思维的这种特殊性,十分耐人寻味。

在生活中,越是重要的越是隐性的,正所谓越是有大用的东西,看上去反而越显得一无所用。批判性思维正是如此,其作用在生活中往往处于隐性状态,这和科学特别是哲学中的情景完全不同。批判性思维在科学中的作用是显性的,特别是在基础科学中,没有批判性思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这样的重大科学成就便不可想象。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却可能正因为缺少批判性思维而不仅感觉不到其存在,而且反而自我感觉良好,生活得更心安理得。實际上,生活越平庸越是如此;反之则相反。这也是社会危机应对的非常时期,批判性思维重要性凸显的重要原因。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就空前凸显了思维定势、人云亦云、从众行为的可怕,该相信的不相信,不该相信的笃信不疑,反衬出独立思考、理性行为的极端重要性。批判性思维缺失越严重,身处疫情就越容易轻信,越会从众盲动,其典型表现是看待利害关系眼光短浅,导致实际活动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常见的例子就是食品抢购。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抢购食品恰恰很可能带来自己所担忧的后果。一方面,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疫情本身还不会造成食品短缺,而哄抢反而可能造成食品供应问题。食物抢购使正常生产受影响甚至受打击,特别是不能长时间储存的蔬菜,抢购容易打乱生产周期。由于不知道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社会危机造成的恐慌甚至导致荒唐的行为。在日本福岛核泄漏危机应对时期,国内出现食盐抢购。当时条件下,食盐抢购虽然造成不了大的社会问题,主要是无谓增加社会和抢购者自身的负担,但由此可见缺乏批判性思维会导致怎样不可思议的结果。据说有些人当时抢购的食盐,到现在还没有吃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舆情乱象充分表明,越是缺乏批判性思维,越会被铺天盖地的全球疫情信息所淹没。有人晕头转向以为自己目标清楚,从自己鼻子底下的蝇头小利出发频频出击,结果说是人类自残毫不为过。当前疫情下,新冠病毒不仅在毒害人类机体,还在乘批判性思维之虚,通过疫情引发的舆情毒害人和人的关系、族群和族群的关系、地区和地区的关系、国家和国家的关系——总之,毒害人类关系。如果批判性思维足以应对疫情及其所引发的舆情,则可以将危机全面转化为提升人类关系的机遇。

信息文明条件下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空前凸显了批判性思维欠缺的严重后果,而且表明人类文明发展水平越高,对批判性思维的要求也越高。批判性思维不仅关乎个人的生活乃至命运,并且关乎社会的发展与人类前途,甚至世界发展走向。

批判性思维上述特殊性的耐人寻味,对个人而言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一样,二者内在相关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个人生活而言,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越强,就越能感觉到其重要性;反过来,批判性思维能力越弱,其重要性越感觉不到。另一方面,社会成员的批判性思维水平越高,社会对批判性思维重要性的意识越强;社会成员的批判性思维越欠缺,社会越看不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要么不知道批判性思維的存在,要么甚至认为批判性思维具有消极意义。这意味着批判性思维不仅与人的发展,而且与社会发展更内在相关。个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越强,越有利于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水平越高,批判性思维在生活中就越显得重要,反过来情况正好相反。社会的发展层次越低,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越不明显,社会越是处于平常状态越是如此。这正是在社会危机应对时,批判性思维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大大凸显的原因。这意味着,社会危机越严重,因批判性思维缺失所导致的个人和社会伤害就越大。

在批判性思维普遍缺失的社会环境中,不仅个人容易被忽悠,而且社会也因此受害,尤其是在信息文明时代的社会发展条件下。由于信息文明的发展,信息的爆炸性增长使信息环境越来越复杂,不仅大大增加了判断和选择的难度,而且具有越来越大的群集效应,因此个人判断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的能力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因为如此,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越来越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由于可能由此构成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普遍欠缺批判性思维对社会可能构成灾难。也正因为如此,批判性思维不仅关乎个人生活,而且越来越与一个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二者构成发展的双向循环机制。社会成员的批判性思维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个人的批判性思维就越显重要。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复杂舆情,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批判性思维提升的重要社会意义。

二、信息文明时代批判性思维水平的提升

随着社会的发展,批判性思维在一个国家教育体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信息文明的发展则使批判性思维教育的考虑越来越紧迫。现在我国只有部分高校开了批判性思维通识选修课;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批判性思维则是大学本科必修课,他们要求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仅要明白怎样才算彻底理解某个问题,而且要求熟悉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要求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文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不断凸显。

社会越规范,越需要国民批判性思维水平的提高;社会越不规范,批判性思维在生活中似乎越用不上。由此可见,社会的规范程度是批判性思维课程受欢迎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的发展水平越高,批判性思维对于社会及其管理的重要性就越超过对于个人。批判性思维发展的这一关键点,对于具有特定文化传统的我国,意义更为特殊。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逻辑地位相对较低的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根据,钱钟书曾说过:“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但就此绝非完全调侃地认为“中国的逻辑就是没有逻辑”,则无疑是把逻辑仅仅理解为形式逻辑。这里既有逻辑形式和逻辑内容的区别,也存在逻辑和逻辑学的不同。钱钟书的上述观点,显然指的是逻辑学。因此更全面地理解,应当说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逻辑,但逻辑有发育层次和发展特点的不同。一种文化可以有逻辑内容而没有逻辑形式,逻辑形式的相对欠缺,并不意味着逻辑内容同样如此,就像没有语法学研究和发展的文化,并不意味着语法欠缺。说明这一点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涉及批判性思维的逻辑基础。在这一说明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的存在形态做出更合理的理解和定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形式虽然发育不充分,但逻辑内容却有特定的发展,而且具有自身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更多是经验积淀,中医就最为典型。基于经验积淀的逻辑发展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其重要特点就是逻辑形式没有得到完善发展,但逻辑内容却以积淀的方式发展着。由于经验积淀的特定性质,这种方式的逻辑发展一方面时间越长越具有优势,另一方面发展到一定层次就会受到基础的局限。这是中国错过近代自然科学,也是西方发展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开始就讲究逻辑思辨,分析传统得到很好发展。中国自近代引入科学,文化和社会有了真正的跨越性发展。现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极其深远,其影响充分表明,逻辑分析的发展是不能跨越的。在这方面,近代以来我们的补课非常重要且成效惊人,否则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当然,有人可能认为在生活领域并不尽然,典型的例子是,在家庭生活中,经验性的知觉就比形式逻辑推理更重要,甚至更根本。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无疑可以说直觉比逻辑推理层次更高,中医的整体性辩证施治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更高明。其实,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一方面,这种感觉与有没有在更高层次看问题有关;另一方面,直觉和逻辑推理之间的对立性相比是不科学的,应当在有无逻辑基础的不同直觉之间进行比较。形式逻辑推理并不与直觉相对立,两种不同思维形式在逻辑发展中具有不同地位和特点。仅仅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直觉,相比有逻辑构架作为基础的直觉,差距会越来越大。中医的整体性是优势,但没有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人体解剖等,就会限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可能达到更高层次的整体性认识。西医现在正发展整体医学,由于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那是能知其所以然的整体性。目前中医具有相对于西医的整体性优势,但中医和整体医学,两种整体性高下立见。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从中医看,而且从西医看也需要某种形式的中西医结合,就像波尔他们在创立量子理论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寻求智慧。这是人类思维发展规律使然,不应当因为文化偏见妨碍其发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随着国家的发展,逻辑形式特别是批判性思维是我国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涉及与国家发展相适应的思维素质的提升,甚至关系到当前社会发展驱动升级是否顺利。

其实人的思维发展,最根本的是整体层次,逻辑特别是批判性思维,只是达到更高层次思维水平和境界的手段。由于经验累积式的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向更高层次提升会遇到自身的限制,就像在一定范围内堆沙子,堆到一定程度再想堆高会越来越困难,最后不再可能。如果能把沙子做成砖块,即使在有限的地盘上做高楼大厦也不在话下。逻辑就是把沙子整理成砖块,砖块与沙粒的根本不同,就在于能够砌成构架,这样就能不断提升层次。由此将整体层次扩展到历史维度,批判性思维提升的社会意义就更加显而易见。

社会发展水平越高,越需要长远眼光,而眼光是否长远,又决定于其所在的高度;生活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更高層次的把握,否则就会难以理解主流生活,甚至被生活所淘汰。就像我们常说的“温水煮青蛙”,由于青蛙的视域层次不够高,视野局限在锅里,因此看不到自己身处险境;只有跳到更高层次,跳出锅外,才能看到自己原先的危险处境。这还只是在简单情况下,随着社会发展,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科技社会发展越快,提升思维层次就显得越重要。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感到“未来已来”,这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形势下特别耐人寻味。越是必须考虑更远的未来,要求所处的层次就越高,批判性思维教育的层次要求也相应越高。

批判性思维教育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其效果不仅决定于学校教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其中存在这样一个现实的逻辑:正如人们总是和讲道理的人讲道理,人总是在讲道理的社会讲道理;因此,越是和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打交道,生活在具有批判性思维的社会,批判性思维教育的效果就越好。也正因为如此,批判性思维教育关乎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发展水平,也就是说,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既与个体所受教育相关,也与社会的整体发育密切相关,而现代社会发展越来越有赖于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二者又构成双向循环。在根本上说,人总是想学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想接受有用的训练,所以二者的互动对于批判性思维培育非常重要。现在有一个重要利好就是科技的发展,技术治理非常有利于社会的规范化发展,特别有利于当代中国〖KG(*9〗引领信息文明的发展王天恩:《重新理解“发展”的信息文明“钥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信息文明将大大推进中国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规范化。社会越不规范,眼光长远越难显优势;社会越规范,眼光长远的优势越明显。问题的关键在于二者间构成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而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治理对于推动这方面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价值。在信息文明发展过程中,与批判性思维越来越直接相关的是信息生态。信息文明发展水平越高,批判性思维越与社会的信息生态内在联系在一起。由于社会信息生态与批判性思维的关联必须在更深哲学层次建立,批判性思维水平的提升,与其哲学基础研究的深化和信息生态密切相关。

三、批判性思维的哲学基础及其信息生态关联

国内外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各种触目惊心的舆情表明,即使在批判性思维作为大学必修课的文化中,也存在批判性思维不足应对的现象,这在疫情应对条件下涉及更深层次问题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文化和教育等原因,在疫情应对中出现缺乏批判性思维的信息现象不难理解;由于批判性思维本身发展的局限,即使在批判性思维成为大学本科教育必修课的文化中,同样存在现有批判性思维不足以应对信息文明时代复杂信息局面的现象,则表明出现了新的问题。诚然,这是不同层次的批判性思维欠缺问题,它与批判性思维本身发展的局限相联系;而批判性思维本身发展的局限,又与其哲学基础没有得到更深入探索有关。

在信息文明时代,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主要涉及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批判性思维的深层哲学基础;二是对批判性思维影响越来越凸显的社会信息生态。批判性思维的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前提性反思的深度或层次。这次疫情所凸显的批判性思维局限,主要原因在于前提性反思的欠缺。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批判性思维,不仅必须深入研究作为批判性思维核心内容的前提性反思,而且必须进一步理解前提性预设的思维规定性质黑格尔的“思维规定”概念,具有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重要意义。王天恩:《创构时代的思维规定》,《南国学术》2019年第3期。,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切入信息生态层面,为人工智能应用创造条件,最终将批判性思维中的整体观照提升到更高层次。

批判性思维哲学基础研究的深化,在批判性思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发展中具有前提性地位。批判性思维的更深层次机制是前提性批判,批判性思维的哲学基础是前提性反思。而在前提性反思中,又可以看到思维规定,看到思维规定批判王天恩:《创构时代的思维规定》,《南国学术》2019年第3期。。前提性反思的哲学基础正是思维规定批判。由此甚至可以看到批判性思维的存在论意蕴。我们首先必须有认知前提的思维规定预设,由于这种预设是有条件的,一方面具有随着条件变化而合理化甚至更新的性质,另一方面作为前提性反思,这种批判性思维因而又使自身具有存在论意义。从思维规定甚至可以看到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论基础和前提。这些更深层次的理论关联,不仅使作为前提性反思的批判性思维具有更深层次的哲学基础,而且把理论和实践直接关联起来。批判性思维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就是通过不断深化的前提性反思,反思前提性预设,从而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提升整体层次,达到层次尽可能高的整体观照。这方面研究有两个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哲学中的“观照”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之一,就是“观照” 的观念和活动。耐人寻味的是,作为理论和实践一体化的活动,“观照”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得到形象生动的理解:“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5页。这一深刻思想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观照”概念可以上升为“整体观照”,将其运用于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味着,从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到对具体事物认识的整体观照王天恩:《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内在逻辑的当代展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哲学观念的这一革命性转变,在现代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由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抽象化的内容越多,因此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如今甚至有“抽象社会”的概念。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对于个人的影响是难以适应社会的抽象化发展;而对于社会来说,群体批判性思维普遍欠缺,会影响甚至限制社会的进步。一个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例子,就是具体的量为抽象的质所遮蔽。在具体条件下,量有时比质更根本。比如在社会腐败程度危及国家命运时,还在抽象的质的重要性甚至“本质”性上予以辩解:哪个国家没有腐败?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强缺乏批判性思维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腐败的容忍度,甚至使一些人由腐败行为生出优越感,其社会后果不堪设想。社会成员对腐败的容忍度越高,不仅个人越可能成为受害者,同时也越会置国家于危险境地。随着社会发展的复杂化,这些认识都必须借助批判性思维中不断深化的前提性反思才能获得。

批判性思维中的前提性反思,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批判性思维的普遍欠缺,导致很多人缺少长远眼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牺牲了长远的重大利益,同时也会带来社会成员诚信水平的普遍提高受到限制,其中最不易为人所觉察的结果之一,就是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些改革措施没有办法落实,从而使所有人都成了受害者。典型的例子是教育改革的诚信基础。一方面,目前教育制度的弊端有目共睹,应试教育不利于高层次原创性人才的培养,成了阻碍社会发展驱动升级的严重问题。一个社会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关键是社会的原创性,而原创性与跟踪式的二次创新具有原则区别。二者的根本不同之一,就是原创需要批判性思维,需要前提性反思,甚至需要基本思维规定的批判和更新,而跟踪式二次创新则跳过了这一根本环节,原创者完成了前提性反思,二次创新只需克服信息缺失造成的障碍,因此主要还是信息完整程度的照葫芦画瓢。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根本路径和有效措施并不复杂,把中小学表现大比重纳入高考录取考虑就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现在的社会信用水平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教育改革,因为一个中小学生各种竞赛凡赛必参,凡赛必奖的社会现象,就充分表明这样的教育改革不可行。这样的问题,在信息文明时代会越来越突出。

在信息文明时代,甚至真假信息的辨别都越来越需要层次尽可能高的整体观照,而要获得层次尽可能高的整体观照,则必须尽可能不断进行前提性反思。由此可见,批判性思维训练不光是个逻辑学的问题,而是与哲学更根本地关联在一起。只有深化其哲学基础研究,批判性思维的培育才可能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批判性思维发展的问题,关键是怎么提升思维的整体层次。要提升思维层次,就必须进行前提性反思,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跳出问题看问题。对于批判性思维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前提性反思,不断进行前提性反思,思维层次就会不断提高。这就决定了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升不仅是一个训练问题,更是一个领悟過程。

批判性思维的领悟涉及层次启发,这就在根本上必定涉及哲学,特别是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体把握。这方面最深刻的例子,正是马克思形象而富有深意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越是到更高层次,对相对较低层次的局部理解就越到位。不在人体解剖层次来理解猴体解剖,就会不认识解剖猴体时看到的内容,甚至还可能误认,正如把大象的腿、耳朵、尾巴或鼻子误为大象本身。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内在逻辑,具有进一步展开的深远前景。猴体解剖有人体解剖做整体观照,那人体解剖以什么为整体观照?那就涉及未来向度。没有未来维度的整体观照,我们往往不能到位地理解人体解剖所展示的内容。比如以前认为盲肠和扁桃体等器官是没有用处的多余“部件”,而在现代医学发展所形成的更高层次整体把握中,我们才知道它们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盲肠充满了免疫细胞。没有更高层次整体观照,会认为盲肠无用而将其割掉,这对身体的伤害是整体性的。因此,由未来把握现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由此可见,只有在哲学层次才能看到,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会越来越体现在逻辑构架基础上。逻辑构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可以形成360度转动而不坍塌的模型,因而可以做哥白尼式转换而不仅不自毁,而且能实现根本性的自我更新。这是经验累积式的发展做不到的,其中的道理和根本机制,无论对于科学还是生活都一样。没有这种哥白尼式的转换,没有自我更新,科学不可能有根本突破,生活不可能有新的起色,人生命运不可能有大的改变。因为必须有足以进行哥白尼式转换的逻辑构架,才能进行真正的前提性反思,只有通过前提性反思,才能达到更高层次的整体观照,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全局把握。只有更高层次的整体观照和全局把握,才可能看得更远。而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整体层次越来越与社会信息生态密切相关。

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信息生态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信息生态”既是工作团队中的信息管理方式Alexei L. Eryomin, Information Ecology—A Viewpoi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Vol. 54, No.3-4,1998,pp.241-253.,也是关系到整个人类思想生产和观念系统的生态。信息生态是信息文明的生态维度。信息生态是人作为信息存在方式所处的更高的生态层次,它以大数据为基础,其关键是信息对称。详见王天恩:《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信息生态文明维度》,载王天恩、邱仁富主编:《生态文明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高端论坛文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而信息对称则是信息生态平衡的重要基础。

四、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生态平衡的人工智能应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空前蔓延。由于信息文明的飞速发展,疫情的全面爆发引发了空前复杂的全球舆情乱象。信息极为方便快捷的全球传播,使疫情信息呈爆炸式增长。在复杂多变的信息环境中,应该相信什么,不该相信什么就成了影响社会生态的空前复杂问题。正是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见识了批判性思维和信息生态之间所构成的互动对舆情的重大影响。批判性思维能力不足以应对疫情,将导致信息生态严重失衡;信息生态失衡不仅反过来对批判性思维能力构成挑战,而且失去平衡的信息生态,容易形成信息茧房,从而使信息生态更加偏离平衡,导致社会信息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信息茧房的形成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由于缺乏信息生态概念,信息提供者只提供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信息,营造单一信息环境,结果导致信息生态失衡;二是由于批判性思维缺失,获取信息的人本身只获取某种具有明显倾向性的信息,排斥与之相反甚至不同的信息,把自己包裹在片面的同质信息之中,结果是信息性的作茧自缚,不仅导致个人封闭,而且会积少成多构成对社会信息生态健康发展的障碍乃至威胁。这种情况会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而越来越严重,因为信息越少越无需选择,结果信息获取反而越全;信息越丰富越必须选择,从而越可能通过倾向性的信息选择构成完全不同的信息域,从中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如果由于分化构成不同群体,则甚至会构成社会冲突,使社会发展失速、失序。要避免陷入信息孤岛,不造成信息茧房甚至作茧自缚,就不仅应当关注不同信息,而且必须了解不同思维方式。信息茧房对于社会信息生态平衡的破坏作用,空前凸显了批判性思维和社会信息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信息生态平衡的人为控制将越来越不可能,所以在社会信息生态保护中急需探索人工智能的应用。

批判性思维和社会信息生态的协调发展,使应用人工智能推进这两方面的良性互动成为可能。为了确保社会不会因为不健康的信息环境酿成灾难,就需要应用人工智能通过智能算法检测社会信息生态发展状况,避免因局部信息域的极端化发展造成社会不稳定,或者由于对社会信息环境发展的控制偏差造成人为社会灾难。人工智能算法设计可以根据信息生态平衡即时状况采集和均衡发布信息,人工智能可以协助保持信息生态平衡,避免信息环境单一化。越是单一化的信息环境越不健康;越是不健康的信息环境,对批判性思维能力所构成的挑战越大,越可能因信息生态严重失衡而导致社会失稳。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根据对社会信息生态的人工智能监测,不仅可以保持信息生态平衡,而且能促进信息生态的健康发展。与自然生态一样,信息生态也存在一个平衡问题,而且由于信息因素比自然因素的反應速度相差很多个数量级,因而信息生态平衡问题更为敏感,信息生态平衡的保持更涉及应激机制,应对更具紧迫性。自然生态不能人为操控,只能保持而不加破坏,只有自身恶化才需要人为恢复;信息生态平衡则主要是直接人为操控,可这种现状会越来越不能适应信息文明的发展。信息生态的层次越高,生态平衡的保持越复杂。由于信息生态曾经非常简单,给了人们可以人为操控来保持平衡的错觉。事实上,信息文明的飞速发展使信息生态复杂性爆炸,完全人为直接操控越来越不可行。由于涉及复杂的社会观念乃至更复杂的意识形态,信息生态平衡的保持和本身的健康发展越来越不是直接的人为操控所能胜任。光是管理者观点的分歧,都可能会使社会信息生态平衡的保持陷入冲突。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信息生态的人为操控与信息生态的敏感性和应急反应速度要求将越来越不相匹配。信息生态是一个整体性不断增强的有机体,其平衡的人为操控会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直至必须通过人工智能方能保持信息生态平衡。

作为一个越来越复杂的有机体,社会信息生态平衡过程会越来越复杂,信息管控过松、信息管控过严,都会破坏信息生态平衡,这种破坏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灾难。信息管控过松,不仅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定,而且可能严重影响人类社会发展,例如对黄色信息不严加管控,其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可想而知。而信息管控过严,则同样因为会造成信息茧房甚至严重的信息生态失衡而带来社会灾难。今天,我们不仅应当大力推进信息生态研究,而且应当及早考虑信息生态平衡保持的人工智能应用。

信息生态平衡保持的人工智能应用,必须与人的观念相对接。这个对接的关键就是批判性思维,确切地说,就是批判性思维与社会信息生态的人工智能对接。实际上,批判性思维是社会信息生态本身的重要方面,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批判性思维的相应提升对于保持社会信息生态平衡将必不可少。应用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更科学合理地保持社会信息生态平衡,而且可以通过助力批判性思维水平提升,保持人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相应发展与信息生态的发展相匹配。

基于批判性思维的前提性反思,在信息生态的基础上,甚至可以进一步通过算法的刚性推理协助前提性预设的反思,帮助人们反思复杂前提,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虽然人工智能发展到具有反思能力遥不可及,而且有观点认为,为了避免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存在性风险,不能让人工智能具备反思能力赵汀阳:《人工智能会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吗?》,《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但我们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设计,借助人工智能完成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化的前提性反思过程,就像应用超级计算机完成人类不能胜任的复杂计算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比如对于深度前提性反思来说,判定前提的关联状况是重要环节,人类要判别一组前提是独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必须分别考察每个前提,并询问它对结论提供的支持是否依赖于其他前提David Kelley, The Art of Reaso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Critical Thinking, 4th ed.,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14,p.76.。在这个环节,人工智能就可以帮助人类进行越来越难的前提性反思,从而使人类的前提性反思得以大大深化,时效大大提高。目前批判性思维不足以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原因,正是批判性思维缺少前提性反思及前提性反思深度不够或时效太低。

人类前提性反思之所以能够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就是因为可以将深度前提性反思的程序性环节变成智能算法可以解决的问题。批判性思维训练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前提性反思。前提性反思越是层层深入,越需要借助人工智能。这一点可以从一个从简单到复杂逐步深入的批判性思维训练的真实题目中看到:面对“1+1等于几”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对其进行前提性反思可以进一步追问:1+1为什么等于2?面对“1+1为什么等于2”的问题,还可以再进行前提性反思和追问:1是什么?为什么有1?如此不断深入。这样一种步步深入的前提性反思,不仅可以应用人工智能进行批判性思维训练,比如一步步展示前提性预设等,而且可能通过智能算法推进越来越深入的前提性反思层次,乃至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解决其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借助人工智能展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被折叠的维度,就是解决这种问题的典型方式。

在生物進化的一个特定“断面”,“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只能是一个无解问题,而在生物进化过程的更高层次整体,就能把问题展开,看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其实是把过程维度压缩后,将一个四维问题压缩成一个三维问题的结果。四维压缩为三维,关键信息就被折叠,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在重新将三维展开为四维后,这个问题就不仅并非无解,而且还富有启示。关于这一必须通过前提性反思展开维度的问题,借助智能算法可以进一步扩展批判性思维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探索空间。

人类处理信息的任务呈爆炸式发展,这种趋势不仅存在于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因而也越来越需要人工智能的应用。通过批判性思维哲学基础的探索,进一步建立起批判性思维与社会信息生态的关联,并通过社会信息生态平衡和健康发展的人工智能应用,探索批判性思维培育乃至直接应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不仅可以应对社会危机,而且可能为平时社会生活中批判性思维和社会信息生态平衡及健康发展开辟新的途径,从而既可以提升批判性思维水平,又可以通过批判性思维和社会信息生态发展的人工智能应用,推进相关领域共同发展,构成批判性思维提升和人工智能相关应用间的良性互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一领域会有更深层次的内容。

事实上,正是人工智能本身的发展,凸显了前提性预设。在人工智能设计中,前提性预设成了显性环节。人工智能的前提性预设凸显,在更深层次与批判性思维的前提性反思和思维规定批判联系在一起。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通过社会信息生态平衡和健康发展的人工智能应用,将带来批判性思维发展的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更有效地推进批判性思维和社会信息生态的互动发展。

(责任编辑:轻 舟)

The Inspir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Stemming from COVID-19

Epidemic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nformation Ecological Balance

Wang Tianen

Abstract: The global public sentiment caused by 2019-nCoV epidemic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ritical thinking unprecedentedly,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deepen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The outbreak of 2019-nCoV epidemic has broken out on a large scale in the world with the coming of the era of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global complex public sentiment while helping to fight the epidemic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 This continuing social information phenomenon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we need to establish the connection with social information ecology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philosophical basis of critical thinking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and should go deep into information ecology from the premise reflection in critical thinking in more and more complex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so as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is dimension, gradually realize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of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of social information ecology, develop premise reflection, constitute a virtuous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m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of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of information ecology,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social information ecology.

Keywords: COVID-19; Critical Thinking;Information Ecology;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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