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玉凡 叶南客

摘 要：“文化养老”是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当前，老年人的生活意义因丧失话语权、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而迷失，他们迫切需要重新阐释和认知自我，重建生活意义。为此，老年人以广场舞等群众文体活动为重要载体，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找寻群体归属感，在自我超越中重获社会认可，并在自我肯定感的持续巩固、生活安全感的不断提升和生活方向感的渐趋自信中稳固群体归属感，在社会责任履行与社会形象的良性互构中扩大社会认可度。这些老年人生活意义的再造逻辑与提升机制，对于我国有效应对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老年人;生活意义;公共文化生活;文化养老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6-0083-10

作者简介：颜玉凡，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社科优青;叶南客，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 南京 211100）

一、問题的提出

中国已于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近2.5亿，占总人口的17.9%①。作为老年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现在仍是发展中经济体，如何处理“未富先老”社会中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问题，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长期面临的严峻课题。对此，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强调，我国必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在此情势下，中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目前已超3万个数据来源：《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机构养老人数比例却仅占3%袁怡、邓婕、王晓凤、曲程媛、彭琳：《城市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以山东省烟台市为例》，《现代经济信息》2018年第10期。，居家养老仍是绝对主流，而现代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子代工作模式的限制，又使居家养老越来越依托社区。因此，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服务体系、加快社区老年服务建设已势在必行。

当前，以提升生活满意度为目标的“健康老龄化”观念日益被社会关注，并发展出“积极老龄化”概念陈坤、李士雪：《健康老龄化的理念演变与实现路径》，《理论学刊》2017年第3期。。其中，“以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沟通情感、交流思想为基本内容，以享受快乐、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为主要目的，使老年人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身心更加健康”宫兵：《离退休职工文化养老问题及对策》，《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S1期。的社区“文化养老”方式逐渐兴起，参与社区公共文化生活已成为许多老年人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内容。他们执着地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实践着自我的生活话语、追寻着自己的人生意义。这种实践不仅蕴含着新时代老年人对其生活意义的再造思维和崭新诠释，也隐藏着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之背景下的结构性要素。对此，学界需要关注以下问题：老年人为何要重建生活意义并通过社区公共文化生活来实现？他们在文化生活中的社会行为体现着哪些深层次、多维度的生活意义重构逻辑？这些逻辑是否存在共通的观念结构和情感思维？其内在机理和驱动因素是什么？又是何种力量持续推动他们在社区交往中再造生活意义？老年人生活意义的再造机制对新时代中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有益启示是什么？为获得答案，笔者试图深入到老年人重建并彰显自身价值的当代公共文化生活中，体察他们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感知，了解其深层诉求和心灵归宿，挖掘老年人生活意义的建构机制。

二、当代老年人生活意义的迷失和再造渴望

社会在宏观制度体系的变革中剧烈转型，从而导致了结构性断裂，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脱不开社会为其建构的属性。而“生活是社会性的总体框架与具体性的个体生存之间的重要领域，是一个社会中精神与物质、观念与信仰、主体与客体互相迭合、交融相搏的那些环节和地带”陈雪虎：《思考从“文化”到“生活”的可能性——再谈“生活论”的内涵兼谈共同文化的方向》，《文艺争鸣》2011年第1期。，个体的社会属性使得老年人的自我认知也不可避免地被特定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所左右。

（一）老年人生活意义迷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情境

当前，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生活富足，并未让一些老年人获得生活的充实感和幸福感，他们反倒感觉生活陷入了彷徨，总感到生活缺了点什么。“路在何方”这个问题时不时会萦绕在他们的脑海里，成为其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1.后喻文化时代的身份窘境：话语权丧失、污名化和边缘化

在久远的前喻文化时代，由于生产工具和自然环境的限制，社会发展进程极其缓慢，人们从出生时便意味着可能会在既定的生活意义上完结一生，“他们的父辈在无拘束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是他们成人之际将要经历的一切，……年轻一代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美] 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周晓虹、周怡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原始的文史资料记载手段导致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心里，年龄赋予了老人们深不可测的睿智，老人是公认的智者，“在‘蒙昧峡谷，古老之传统总是受到尊敬。谁敢否认先辈的智慧，谁就必将受到正派人的冷遇”[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人类的解放》，樊霞、吴迎春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前言第1页。。于是，不断向前辈学习生活经验和是非观念，皈依祖辈传承下来的生活秩序和道德礼仪，成为年轻人崇尚和颂扬的美德。后来，随着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知识和文化传播手段的进步让年轻人可以在同辈之间互相学习，不必再以从前辈那里获得知识和生活经验作为唯一渠道，“个人如果能够成功地体现一种新的行为规范，那么他将成为同代人学习的楷模”[美] 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周晓虹、周怡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并喻文化时代如期而至。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知识更新越来越快、新兴技术大量涌现、通讯传媒日益迅捷、信息传播愈发快捷，“人类已经将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美] 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与承诺》，周晓虹、周怡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中青年人成为社会中坚，老年人积累的智慧、经验和驾轻就熟的技能已变得过时，他们转而需要通过后辈来了解社会发展动态，社会迈入文化反哺的后喻文化时代。此时，老年人不仅不能像古时那样自然成为公认的权威，还丧失了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话语权，甚至一些年轻人已惯于漠视和否定他们的威信。

进入后喻文化时代后，“不同辈分的人虽然以身共处于某一个特定场合，但他们可能会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绝缘”[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代际隔阂因而产生，为误解和偏见提供了温床。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老年人被当作是退出社会的、落伍的、社会价值低的人，他们陷入了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的境地。一个突出典型就是媒体对近年来成为社会热点的广场舞现象的报导。在对“广场舞大妈”与其他居民之间因争夺公共场所而频繁引发冲突的报道中，这些老人在世界各地遍地起舞的照片或视频，与他们被辱骂、抓捕等负面报道堆积在一起，被置于网络和自媒体上迅速散播。随着他们被不断消费和嘲讽，“广场舞大妈”及其衍生词汇也在社会舆论中被娱乐化和污名化，变为一种具有负面意涵的群体指代，诱导一些人用异样眼光看待这群老人。而这种污名化其实已成为社会对老年人文化意涵的一种非理性建构，一些人不愿倾听他们的心声，即使他们进行微弱的辩解，也会被异常强势的负面舆论所淹没。正如社会学家戈夫曼指出的，“正常的和被污名化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视角（perspectives）”，在污名化过程中，“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存在一种内在特征使他们被污名化”Stephen C. Ainlay， Lerita M. Coleman， and Gaylene Becker， Stigma Reconsidered（The Dilemma of Difference： A Multidisciplinary View of Stigma），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6，p.4.。也即，广场舞和跳广场舞的老人群体被污名化，并不一定是这群老人真正具有污名化所暗示的特征，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老年人身处因话语权丧失而成为“边缘人”，而社会又缺乏对他们的包容性的现实窘境之表现。

2.单位制解体后的精神空虚：归属感和安全感的缺失

大多数中国老年人的青壮年时期是在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制社会中度过的，他们与单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即所谓的组织性依附关系，包括个人对单位在社会关系和经济方面的依附、对单位领导在政治上的依附，以及对其直接领导的个人依附等。。“单位空间作为中国民族国家集体认同确立之平台，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高度一致。”田毅鹏：《单位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在单位的公共生活中，他们接受着政治思想的宣传鼓动、集体主义的精神熏陶、集体活动的群众动员，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在很多老人们的印象中，计划经济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精神生活却很充实，单位为他们提供了风清气正的生活氛围和有章可循的生活秩序。而且，在他们并非完全真实的回忆中，那时候大家工作勤恳认真、刻苦用功，人们思想觉悟好、品德高尚、德行端正、自觉自律，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正能量，人际关系融洽，同事们（也是邻居）甘于奉献、团结齐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牺牲个人为大家，彼此互敬谦让、和睦友善、关心友爱、互谅互信、互帮互助。同时，单位还是一所全方位育人的学校，个人的思想品行、处事能力、业务技能都得益于单位和组织的培养，他们的人格也在单位生活中塑造。自然而然地，在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公正无私、公平共享的单位空间中，许多老年人年轻时可能会感觉单位生活是温暖、安全、稳定的，他们对单位的归属感油然而生，单位成为了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承载着他们的生活信仰和人生理想。而这种映衬着他们对优秀品质之理解的单位生活蓝本，也就成为其心中永久的生活理想型。

改革开放后，总体性社会随单位制瓦解而解体，镶嵌在原有体制中的为社会成员提供庇护的权力运行制度及其社会结构也随之消解，现代社区中的庇护关系趋于弱化。生活方式的快速变迁强烈冲击着老年人的个体感官，身份的变换与错位、生活的不确定性，让他们的神经高度敏感，他们需要通过隐藏自我和拉大交往距离来缓解焦虑感，由此导致这一群体公共活动减少、公共空间萎缩、集体生活式微，使得人际交往渐渐冷淡。一部分老年人变得心无所依，生活失去了方向感和安全感，组织归属感也无所依托，有些人甚至对自身的存在意义产生怀疑。此外，虽然当代社会意识中的个人主义倾向有所扩张，但这些在单位制时代成长起来的老人们对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和忠诚却仍然牢固。他们对过往时代的记忆依然深刻，且试图在现代生活中找回、重组这些记忆，并在为重塑他们所期望的生活方式而有意识地追忆往昔。换言之，部分老年人内心深处仍然怀念着过去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受此左右，他们下意识地将社会上的一些歪风邪气和不良现象归因于单位制解体而导致的信仰缺失，认为没有被单位生活熏陶过的年轻人既不理解他们，也没有继承他们的优秀品质。文中对老年人的这些感受的描述源于笔者在江苏省N市JY区所做的老年公共文化生活调查。更多田野调查资料可参见颜玉凡《大都市社区协同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204页。正是这种对单位生活的眷念，驱使他们努力在现代社区公共生活中重复或模仿以前单位时代的集体生活方式，寻找和重现具有过往年代精神品质的生活意义，憧憬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找回埋藏在心底的集体归属感。

（二）当代老年人再造生活意义的人生理想

一方面，丧失话语权，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生活失去归属感和安全感，不被后辈人尊重，甚至被歧视，等等，让老年人怀疑自己，“我是谁？从何处来？往哪里去？”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们，让老年人对人生意义陷入迷茫。另一方面，老龄化问题虽然日渐得到重视，但是政府将公共资源和公共政策主要放在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和医疗保障等方面，而社会各界对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他们在公共文化生活中重建生活意义的迫切愿望仍然缺乏同理心。老年人在现代社会中既缺乏认可，也缺乏有效的途径来重建社会认可。此外，必须指出的是，“文化养老”的重要性并未受到认真对待，一些文化建设只是对文化生活形式进行包装，却未真正关切老年人内心世界的精神文化需求。于是，在上述主客观因素的叠加影响下，这些曾在跌宕起伏的计划体制时代挥洒青春的老年人，不得不在文化养老制度保障不完善、缺乏精神信仰支撑、传统熟人社会渐行渐远的现代生活中孤独面对衰老，不再能从岁月流逝中获得人生的充实感，其生活意义逐步迷失。

然而，这些内心充满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老人们却不甘就此虚度余生，他们会付诸一些具有反思性和能动性的文化行动，来对自我进行重新阐释和认知，据此重建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意义，并从中不断领悟自我的生命价值，进而以崭新的生活面貌获得社会的普遍承认和赞许。由此产生的对老年人生活意义的正面评价，既是一种动态的行动过程，又是一种静态的行动结果，它能够帮助老年人理智地评判并接受自我和外部世界，肯定自己的所思所为，让他们热爱生活、积极乐观、自信自尊、人生目标明确，使他们不会屈从于外界的误解、偏见和歧视，做出符合自我观念的生活选择，找回对自己生活的话语权。同时，这种对生活意义的自我认知还具有自我控制的功能，它可以使老年人自觉修正其行为，减少他们的行为与社会之间的交互关系中的不协调因素，进而使他们的自我认知与具有社会共识的认可标准相一致，而这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生活，防止自己被边缘化。

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理想的生活意义已经固化（而非凝固）在对单位生活的记忆中，所以他们在现代生活中重建承载其生活意义的公共生活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那些与单位生活最接近的集体生活方式，以在本群体中找回那些久违的归属感。而社区公共文化生活恰恰为老年人提供了与单位生活相类似的、放松身心的公共空间，他们在此通过多种途径形塑和肯定自我生活意义的过程，完整体现了生命价值的自我建构性特征。因此，通过观察老年人在公共文化生活中的精神追求，透视他们对生命意义中归属感、生活自信和社会认可等要素的理解，有助于正确认识“文化养老”的重要功能。

三、广场舞——当代老年人再造生活意义的重要载体

“人只有在众人之中才认清自己，现实生活教人认识自己的真面目。”[德] 歌德：《歌德文集第七卷》，钱春绮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大部分时候，人们对于自我生活意义的建构需要借助人际交往来实现。但是当代老年人多居住在陌生人社区，如何在此重建社会关系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对他们是一种考验。年老带来的健康问题，促使老年人自发参加社区文体活动，以期通过益处颇多的锻炼身体来保持健康。当老人们在广场上伸伸腰、踢踢腿时，他们对过往年代的共同记忆就会成为一种微妙的纽带，把他们聚到一起。这是因为“记忆”是一个能将人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的精神领域，它甚至可以主宰人们现在的处世态度和未来的生活抉择。“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一個群体的行动逻辑往往是由该群体的记忆来影响和形塑的”[美]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特别是在当时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下人们的社会认同与区分”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的共同记忆，会对同一代人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在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取向趋于一致，虽然这些取向是隐喻性和符号性的，但它们已演变为老年群体所独有的观念体系。对于这些老年人而言，那些存驻着他们青春的共同记忆，并不是休眠在记忆角落里的往事遗留，而是像依附在内心深处的影子，在其进行生活方式采选时无处不在。由那些过去的经历、曾经的情绪，甚至一些模糊的印象所组成的共同回忆材料，凝结着具有相似时代经历的老年群体的共同认知，既由他们来生产、例行化和守护，也在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和传递分享着对于共同过去的怀念。而当下老年人所热衷的一些集体性文体活动正是这种共同记忆的产物。

每天的清晨和傍晚，在许多城市社区广场上我们都能看到三五成群地跳舞、跑操或合唱的老年人，无论有无文艺功底，凑凑热闹、聊聊家常、锻炼身体，既让他们因身体舒畅而乐此不疲，也让他们以此为媒介相识交往。在这些自发性社区文体活动中，广场舞作为参与性极强的老年健身形式，已成为现今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中老年女性为主自发组织起来的群体舞蹈活动，虽然基本动作都是些比较简单、技术性不高的身体部位移动，也没有舞台、脚灯、演员和观众，却因独特的符号——广场、音乐风格、扩音器、群体、围观、社交，以及其完美的特征——娱乐性、集体性、社交性，契合了老年人在文化以外的健身和社交需求。如今，众多广场舞队活跃在各城市社区，组织或严密或松散，但因为这种舞蹈形式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他们的舞步都具有类似的姿势和意涵。不难看出，部分广场舞脱胎于中老年女性在年轻时代每天操演的忠字舞，广场舞在着装、姿势动作、口令表情等方面部分保留着单位制时代的记忆符号，只是不再像忠字舞那样必须佩戴红袖章，也不如忠字舞那般充满朝圣般的肃穆感。而对忠字舞的共同记忆，牵引着这群老年人将他们在单位制时代定型的思维惯性、生活态度、集体归属感和社会交往方式移植到当下生活中，让他们对单位生活的真挚情感得以延续和精心呵护。这使广场舞成为这些具有强烈历史断裂感的老年人消解自我怀疑、展示自我风采、存续自我生活意义的一种集体生活方式。在每天的重复操演中，老人们“通过身势、语调、表情、场景的合谋，以这种特殊的记忆形式不断重构社会记忆”纳日碧力戈：《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使他们不必再自闭于逝去年代而无法自拔。同时，广场舞蕴含的集体主义时代所特有的乐观、向上、自信的积极情绪鼓舞着每个舞友，老年人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生活态度也不再悲观。广场舞还满足了老年人在社团交往中获得友谊和信任、寻找志同道合之友的企盼，让他们找回了久违的集体归属感，摆脱了自我生活意义迷失的困境。

许多老年人是在退休后于社区锻炼时被吸引加入广场舞队的。在这些舞队中，他们重建了类似单位社交特征的人际关系网络，保持着在单位养成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许多失联已久的老同事、老朋友因队友聚会而恢复了联系。老友重逢的叙旧畅谈和新朋友的情感共鸣使他们愉快畅怀，他们发现彼此之间和气真诚，注重承诺和约定，充满正气。有些老年人时不时还会相约集体参加社区大扫除和合唱比赛等公共或公益活动，一起为社会贡献力量。在此过程之中，他们融入了社区生活。更重要的是，这群将人生中最光彩照人的美丽芳华留驻于朴素年代、与原生的单位制熟人社会分离但思想观念却未完全脱离的老人们，在围绕广场舞所展开的公共文化生活中品味着萦绕于他们内心的共同时代记忆。广场舞引领这些拥有相似成长经历和生活方式的老年人秉持共同的价值取向。由此孕育的新时代老年人生活价值观会让他们对自我的存在合理性、重要性和主体性充满自信，进而有效填补其心灵感知与理性认识之间的双重真空地带，让他们能够旗帜鲜明地彰显自我存在感，并赢回生活话语权。在田野调查中我们甚至发现，部分“广场舞大妈”并不喜欢那些苦难、悲情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极少回忆他们在红卫兵、上山下乡、国企转制等历史场景中的个人不幸经历。相反，他们热衷于以绚丽的舞步来彰显其年轻时浸入骨髓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与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并将这些精神品质延伸到其它生活中。而且，身体的健康、心情的愉悦和心态的积极转变，也使这些老人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更加包容，家庭生活更加亲睦。

由上可见，携带着过往时代文化符号的广场舞，具有与老年人的年轻时代相联结的能力，附着了他们对生活价值的理解和诠释，从而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再现与延续其共同时代记忆，进而在对集体主义思想的弘扬中重建生活意义的文化活动空间。而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活动因为既能让老年人恢复往日的生活意义，也能为他们创造新的生活意义，使得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被吸引进来。显然，这其中又蕴含着深层次的老年人生活意义再造逻辑。

四、老年人生活意义的再造逻辑

老年人在社区公共文化生活中追寻生活意义的多元逻辑，寄托着他们对创造新生活的美好期许。再造积极正面的自我生活意义的强烈愿望，促使他们极力从这种公共生活中挖掘自身潜力，以展现自我魅力来赢得后辈尊重和社会肯定，进而重塑其对自身能力和品质的自我肯定，找回自尊和自信。

1.在公共生活中找寻群体归属感

老人们会通过回忆“单位”来找寻“组织感”。他们从对单位的回忆中有意选取了一些事件，并在脑海中不断固化这些故事的开始、经过和结局，将此作为他们重建“组织感”的认知素材。这种现象表明，寻找群体归属感是老年人在公共空间所承载的群体生活中再造生活意义的重要逻辑。

一方面，在群体生活中形成的群体意识，是老年人维系对其自我意义的肯定认知的重要基础。一些老年人在广场舞队、红歌合唱团等社团群体生活中，重复举行着带有单位制时代痕迹的仪式化集体活动，于其中不断接受价值熏陶和情感引导，维持他们年轻时被固化于心的价值观。在此过程中，他们形成了以肯定和宣扬集体主义精神信仰为理念的共同行为准则和情感取向，群体意识也应运而生。老年人会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按照与这种群体意识及其信念相一致的思维模式、思维倾向和思维习惯来认知世事、判断是非优劣、待人接物。日复一日地，他们在强化对本群体的情感体认的同时，藉由对过往时代的回味和赞颂，使得其对自我意义的肯定认知也得以重建和巩固，而不断提升的自我意义肯定感又会转而推动他们更加虔诚地重跳熟悉的“舞步”，在例行性集体仪式中缅怀过去。

另一方面，在群体生活中恢复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使老年人找回了在新时代的生活方向。很多老年人不仅在群体生活中恢复了以往的组织纪律性和思想自觉性，而且随着群体意识的深化，他们思想深处固有的、来自单位生活年代的优秀精神品质也得以复活和彰显，并驱使他们在生活中通过传播无私奉献、乐于助人、诚实守信、友爱包容的正能量来身体力行。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在群体生活中，很多老年人不占集体便宜，为了集体利益和队友权益而东奔西走，他们懂得感恩，勤于为回报社会而贡献其剩余价值。于此之中，他们感觉自己俨然成了这些崇高理想和优秀品质的坚守者、布道人甚至化身，这种携有集体主义价值指引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感到自己仿佛重回到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年轻时代，对历史、国家和社会的使命感被重新唤起，鞭策着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意义与发扬这些优秀品质紧密联系起来。逐渐地，他们意识到新时代的生活又有了令人兴奋的前进方向，生活态度也重新变得积极向上了。

此外，关怀体贴、关系和谐的群体生活氛围让很多老人找到了温存感和安全感。彼德·布劳认为人们是在“潜在的利己主义”驱动下展开交往的。[美] 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孙非、张黎勤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因此，人们在群体生活中彼此交往互助进而建立群体信任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得到类似“友谊”等交往范畴中的潜在利益。时至今日，雷锋等道德楷模的舍己为人精神仍然感召着很多老年人，激励他们在公共文化生活的集体交往中坦诚相待、相亲相爱，在情感上彼此关心，在生活上彼此照应，在人情往来中互通有无。他们既会在困难时受到朋友们的帮助，也会自觉地少给朋友们添麻烦。这些让老人们倍感温暖与贴心的集体主义气氛，阻隔了社会上的一些尔虞我诈、见利忘义的不良风气，让他们觉得集体生活是安全的避风港，并使老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愈加牢固、友谊越加深厚。久而久之，这些体现着关爱精神的交往要素便交织在一起，为老人们编织了一张温馨的社会安全网，让他们于此重新找到了期盼已久的生活安全感。

总之，公共文化生活所提供的集体交往，使许多老年人在渗透着共同价值观和情感思维的同龄群体中找到了自我肯定感、生活的方向感和安全感，這些丰盈内心的情感体验，唤醒和重构了他们的群体（组织）归属感。在此意义上，无论老人们最初参与公共文化生活是否偶然，在集体生活中找回群体归属感，都是他们建构自我生活意义的重要内在机制。而老人们在交往中建构的体现着集体主义观念的精神意义系统，则也已演绎为他们在群体归属感的重构中再造其自我生活意义的情感乐园。

2.在自我超越中重获社会认可

社会文化观念可以塑造社会事实，并对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行为产生影响。老年人迫切希望摆脱外界强加的衰老羸弱、抱残守缺的负面印象，力图通过重构自己的社会形象，来以崭新的生活姿态重新获得社会认可。这是因为，很多老年人非常在意外界对自己的看法，他们会根据外界对其生活表现和生活行为的反应与评价来认知并完善其社会形象。受此影响，一些老年人的社会形象塑造过程就演变为他们依据社会要求，凭借自身能力适应社会环境的一套行为模式和社会化过程。具体来说，社会形象的确立实质上是客观的社会期望与个体主观的形象履行能力相统一的产物，它包括与个体社会位置相联系的期望形象以及外界对这个形象的解释两方面。许多老年人会在社会结构中为自己的社会位置建构一个专属形象，进而根据他人对这种形象的暗示或回应来确认该专属形象是否确立，由此明晰自身定位。在这个过程中，老年人的社会形象就由社会评价和自我认知所共同形塑出来，而他们与外界的互动则成为其形象领会和形象实现之间的连接点。然而，社会形象的塑造并非完全被动，众多个体的形象认知还会形成一种社会力量，通过对这些个体行为的引导来影响社会评价。正因如此，获得外界对其社会形象的正面评价，即社会认可，就成为老年人再造生活意义的另一重要逻辑。

现实中，许多老年人对广场舞等集体文化活动的鼎力支持和辛勤付出，与他们从中获得的物质回报极不相称。而促使这些人甘于付出的源动力，则是他们对蕴藏在人际交往关系中的内在报酬的渴求。与经济激励不同，内在报酬是一种无形利益，主要是一些体现着能力、声望、荣誉、权威、尊严等的社会评价标识，这些评价是对个人的社会贡献的社会性心理激励，既代表外界对其社会价值的普遍认可，也是反映他们积极正面社会形象的要素。许多老年人被中国传统文化沉淀的社会交往理念与在陌生人社区重塑熟人关系的心理需求所左右，将赢得这些社会形象要素看得比获取物质利益更重要，希望通过自己的全心付出来确立其在公共生活中的正面形象，进而获取更多的生活话语权。

为了获取这种有助于树立正面社会形象的隐性回报，很多老人会在公共生活中竭力发现自我、表现自我，挖掘自身潜能并将其发挥到极致。一些人在退休后利用其在工作时积累的业务技能来帮助老年团体提升文艺专业水平，有些老年人则在社区文艺团队中施展他们退休前没有发现或没有机会展现的文艺特长。一些原本自感平庸无能、身无所长的老人，因为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而转变了自卑心理，变得从容自信、豁达大度、活泼开朗起来。还有一些老人则在自我再发现中重新认识自己，焕发了“第二春”。还有一些组织才能和管理能力突出的老年骨干通过灵活处理各方关系和巧妙的协调管理，扩大老年团体的社会影响力，为老年人争取利益和权益。在此过程中，他们凭借自身专长及其对老年团体发展和社区公益活动的突出贡献，赢得了团队伙伴、社会各界和行政部门的赞赏和嘉许，扭转了外界对老年人的负面认知。在调研中我们多次发现，一些老年骨干利用心照不宣的人情默契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来动员伙伴们配合社区参与官方组织的公共活动在官方组织的社区文化活动中，许多群众动员工作是由与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联系密切的居民骨干来完成的，他们一般是热衷于文艺、在老年居民中具有一定威望的广场舞队或老年合唱团的领队或队长。，作为回报，他们也能为伙伴们争取到更多官方给予的物质奖励。不仅如此，他们还寻求和利用社会资源来调动同伴们的积极性，为一道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老人们向各方（包括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募集象征性收益（即感谢性奖励），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各界对其忙碌辛劳的肯定和尊重，找回社会价值感。而这些积极活动的老年骨干也藉此巩固其在老人们中的公信力，使他们能够一呼百应。同时，作为外界与老年群体之间的协调人和沟通者，这些老年精英与各方建立了和睦的人际关系，他们的号召力被官方和社会所认可，各方都会买他们的账。通过这些途径，老年骨干们的个人权威和社会声望便树立起来，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得以确立。他们由此获得了生活意义的充实感，继而又为此所驱策，更加坚定地投入到社区公共活动中。

在对社区公共生活的全力倾注中，这些老年骨干会因他人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而感到幸福;也会因别人对其能力、工作价值的称赞和认同而感到高兴;还会因他们不辞辛苦地组织老年集体活动，得到官方的配合和表扬而深感荣幸。这些情感表达和行动支持表明他们操劳奉献的价值意义受到了各界肯定，他们也据此获得了对自我生活意义的积极认知。这种由外部肯定而产生的生活意义获得感和自我超越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并不断强化着他们对生命价值的自我肯定。

此外，官方颁发的制度性荣誉和奖励，也会对老年人获得社会认可产生积极影响。为了增强公共文化生活的动员效果，一些地方政府不仅会与老年人建立情感联系，还会对积极参与者进行制度性表彰。这种体制性认可作为官方推动的正式社会认可，能让受奖人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赞誉和尊敬，提升他们的声誉、权威、话语权和社会地位。由此产生的强大激勵作用会让获奖者颇感自豪，促使其形成正面的社会形象自我认知，并虔诚地将他们的生活意义与获得文化动员制度的认同相关联。在这种制度性激励策动下，他们会更加干劲十足地参与官方提倡的文化活动，以维系制度对其生活意义的正式认可。

显见，为了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一些老年人在公共文化生活中不断发现自我、展现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自我，以此来积累正面的社会形象要素，消除社会对老年人的贬视和成见，进而在越来越正面的社会评价中增强自己的生活话语权，以崭新的风貌让其生活意义在新时代越发丰满。

五、老年人生活意义的持续提升机制

前述可知，以加入老年文娱团体等方式来共享公共文化生活，使得很多老人拥有了一个获取群体归属感和社会认可的开放性社会交往平台。他们在这里取得了新成就，充实了自己，提升了社会形象，赢得了社会尊重和认可，因而不仅重建了对自己能力、品质等个人素养的自信心，也重拾了人生的方向感和安全感。这些生动多彩的老年人生活意义再造逻辑，体现着他们在社会运行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今天，力求突破现实生活窘境、掌握生活话语权、实现生活新理想的不懈追求。而进入新时代，老年人对于生活又有了新的前进动力和奋斗意义。

1.在与时俱进的集体生活中持续稳固群体归属感

在集体生活中，老年人不仅需要获得群体归属感，而且期望这种归属感稳定长久。归属感的稳固性有赖于作为维系老年人自我肯定感之基础的群体意识的牢固性。时代发展变幻莫测，为与之相适应，老年人的群体意识必须与时俱进。于是，被老年人当作维护群体意识之重要手段的仪式化集体活动并非一成不变，它们既会在坚持强化核心集体记忆基础上不断加入一些新的共同记忆，又会按照老人们的理解切合时宜地融入一些当代元素，这让老年人的自我意义认知随着群体意识的发展演进而具备与时代相接轨的特征，并使老年人的自我肯定感得以在新时代老年群体意识的鼎优立新中巩固加强。与此相伴，老年人的群体生活方式也在当代社会潮流影响下悄然变化着。一方面，他们的群体交往模式更加现代化，除了当面交往之外，通过微信、QQ、微博等社交软件与自媒体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表达关心、传递消息、发起活动、求助施助已非常普及，在微信群、朋友圈中分享心情感想、展示自我风采成为一些人的习惯，相处时尊重彼此的想法和隐私是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交往规则。在这样的群体生活氛围中，帮助、关爱和温暖蜂拥而至，信任和友谊坚不可摧，他们心里的生活安全感愈加踏实。另一方面，老人们跳广场舞所采用的舞曲多数改编自当季流行歌曲，伴奏时常更新，舞步还融入了许多现代舞形式，老年人在跳舞时散发的现代活力气息，竟让一些年轻人也觉得他们不再那么格格不入。受此鼓励，老年人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过时，他们的生活方向是合乎时代风尚的。长此以往，随着自我肯定感的持续巩固、生活安全感的不断提升和生活方向感的渐趋自信，这些并未与时代脱节的老年人的群体意识不仅越来越具备新的时代感，他们的群体归属感还在其建立生活、情感和精神之共同体的终极理想和情感实践中越发根深蒂固。

2.在社會责任履行与社会形象的良性互构中扩大社会认可度

在社会交往中，一些老年人争取与维系隐含着外界评价的情感标识的动机，与他们树立并提升其正面社会形象的需求之间存在互构关系。这种互构关系又是由衡量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形象满意与否的内部标准和外部标准相互促进来推动的。衡量个人对其社会形象满意度的内部标准是他们对外界赋予的社会形象的投入程度或承担程度。个人对其社会形象越满意，就会投入越多精力来承担该形象所附着的社会责任。随着投入度的增加，如果社会形象越来越正面，则他们的满意度也会提高。而衡量个人对其社会形象满意度的外部标准，既取决于他们对其社会形象的外界评价的认知，也取决于个人对其社会形象的外界评价所显露的正面性质倾向是否增强的感知。一般来说，个人如果根据内部和外部标准皆认为其社会形象是正面的，他们争取社会形象要素的努力程度与其社会认可度增强之间就会相互促进，进而使他们对社会形象的投入程度和外界对其形象的正面评价之间互动提升。

一些老年人凭借组织老年群体活动、充当社区群众动员骨干而赢得了各方的赞扬和敬重，获得了制度性荣誉和社会威望，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他们为了维护并提升这种社会各方所赋予的正面形象，会投入愈来愈多的精力和体力，以彰显其“老有所用”的社会价值;而随着他们对其社会形象满意度的提升，他们还会愈加主动地承担起更多与其社会形象相匹配的社会公益责任。这让他们的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其在社会交往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强。

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老年人生活意义的重建和提升并非只被一种机制所左右，而是多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机制之间还存在相互促进与增强的传递效应。例如，当老年人整体社会美誉度升高时，老年人的群体归属感与他们的社会认可度之间也存在协同提升关系。

结 语

通过对当下城市中的一些老年人积极参与公共文化生活动机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曾经被边缘化的老年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借助广场舞等群众文体活动的内容与形式，发挥自身能动性，在集体生活中找回和加强了群体归属感，在社会交往中赢得和扩大了社会认可，进而从多维度完成了其生活意义的再造与提升，这种实践也使他们的人生价值在自我肯定和社会肯定的双重确证中得到了重新诠释和持续升华。

综上，本文通过探究一部分老年人在公共文化生活中追寻生活意义的行动轨迹，厘清了他们藉由获取群体归属感和社会认可来实现生活意义再造和提升的行动机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实践这有助于我国以积极的“身心健康老龄化”策略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缓解社会赡养危机，对于在新时代构建“敬老爱老”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些机制也适用于现代社会绝大多数群体的生活意义创造过程，为动员广大群众在公共文化生活中重建和提升生活意义提供了有益借鉴。

（责任编辑：薛立勇）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the Meaning of Life

for the Elderly in the New Era

Yan Yufan Ye Nanke

Abstract： Culturally supporting the aged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deal with the aging problem in China. At present， the meaning of life for the elderly is lost due to the loss of voice， social stigma， marginalization， and the lack of belonging and security. The elderly need to reinterpret and recognize themselves， and re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life. Thus， with the square dance and other mass cultural activiti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in new era， the elderly seek group sense of belonging in public cultural life， and try to win the social approval back in the self-surmount. In this way， The elderly can continuously consolidate their positive self-feeling， constantly improve their sense of security in life， and gradually clarify self-confidence to their sense of direction in life， thereby reinforcing group sense of belonging. Moreover， they will be able to expand the social approval in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ulfill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image. From these perspectives， the reconstruction logic and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the meaning of life for the elderly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dealing with the aging problem effectively in China.

Keywords： New Era; The Elderly; Meaning of Life; Public Cultural Life; Culturally Supporting the A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