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周边市镇的城市化演进

2020-06-19吴俊范

中州学刊 2020年4期

吴俊范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上海周边的市镇在大都市中心的吸引与辐射下，发生了明显的结构重组和功能演替。先是在上海近郊乡村兴起一批新市镇，暂时分担了城市的疏散功能，但很快就融入了中心城区。其次是近郊地区的一批老市镇也在短暂承担了疏散功能之后，相继出现人口密集和环境污染，并很快融入中心城区。该时期自然形成的卫星城角色不能持久延续，体现了工业城市“单中心摊大饼”式蔓延对周边地区的环境改造和强烈影响。

关键词：近代上海;卫星城;民国时期

城乡关系一直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涵盖经济、人口、社会服务、住宅建设、旅游功能、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领域，研究主要从经济地理、城市规划、社会学等角度展开，时段则集中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但目前的问题是，从历史学角度复原城市化早期城乡关系动态变化的研究几付阙如。这与中国近代城市化开始较晚、发展历程较短有关。城市发展的早期过程可为后来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基因性的答案，揭示现代城市问题的缘起和原初面貌。

在诸多城乡关系命题中，“卫星城”与中心城区的联系及其变迁尤其受到关注，但同样也需要立足于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基本情况，对其早期发展过程和机制进行梳理。现代大都市的卫星城，大部分是由历史悠久并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县城或市镇转化而来，而在其成为卫星城之前，聚落形态和社会经济角色也在大城市中心的辐射下经过了一段时期的演化，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该过程进行详实的复原。上海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卫星城规划及建设的先行者，对上海周边卫星城的早期机制进行探索，具有典型意义。目前所见相关研究，主要是包树芳、忻平《20世纪50年代上海卫星城战略形成的历史考察》①一文。但该文讨论的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卫星城的规划及决策过程，对于这些城镇在成为卫星城之前，在大都市影响下经过了怎样的地理与人文变化，并不在该文讨论范围之内。本文关注的正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上海周边市镇在大城市辐射之下的兴替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

本文所涉及上海“周边市镇”的地理空间范围，是一个变动的概念，这是因为自上海开埠至今，上海城市中心区一直处在不断扩展之中，其周边市镇的形态与功能也在大都市辐射下不断变化。但是，基于水陆交通条件对城镇发展的基础作用，本文所考察的上海周边市镇的名单，以1937年李书田编《太湖流域现有航线图》所标出的太湖平原东部地区的城镇聚落为主要依据②。图中所示城镇皆为当时水陆交通（包括干河、铁路、公路）干线所经过，具有局域交通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代表着传统条件下已经繁兴并在现代依然延续的市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政府规划下建成和发展的卫星城与近郊工业区③，则与图中部分市镇相重合。但也有一部分在近代有过短暂繁荣的市镇，以上两个条件均未涵盖，也属于本文研究范围。总之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是：西南以松江县城为界，西北以宝山县城为界，东南以金山县城为界，20世纪上半期太湖平原东部凡在此圈层内的传统市镇和新兴市镇，均为本文考察对象。

一、近郊新市镇的勃兴与消失

上海城市化早期，在其中心城区边缘新兴起一批市镇，其驱动因素和经济功能与传统江南市镇均有区别。传统江南市镇多依靠便捷的水路交通发展起来，既作为周边乡村的经济中心地，吸引乡村腹地的物流和人流在此交汇，同时又与高一级中心地保持联系。近代上海城市周边的新市镇，则在城市经济的影响下，短时间内由乡村形态一变而为市镇形态。在功能上既作为周边腹地与上海经济联系的服务区，又是疏散城市人口与产业压力的缓冲点。

在上海城市周边较早地由乡村演变而成的市镇，比较典型的是西部边缘的徐家汇、静安寺、曹家渡，以及北部边缘的天通庵、谈家桥等镇。而19世纪末上海英、法租界也正是向这两个方向发生了快速的扩展。

租界西部边缘的徐家汇、静安寺与曹家渡，原为太湖平原上的普通乡村，因其紧邻上海城区，成为乡村向城市流动人口的必经之地，因而在短时间内蜕去乡村面貌。据清末所编《法华镇志》记：“自咸丰庚申后，叠遭兵祸，景物全非，而（法华）东南之徐家汇，（法华）北之静安寺、曹家渡，相继成市。”④由此可知，上海近郊巨鎮法华镇因遭到太平天国战争重创而衰落，但附近的徐家汇等新市镇随即兴起。据史料载，徐家汇在清道光以前（上海在道光末年开埠），“向为沪西荒僻地”⑤，仅仅只是位于上海县城郊外的偏僻村落。静安寺在成为市镇之前，原来“本一大丛林，无所谓市也”⑥。曹家渡在清光绪以前是吴淞江南岸的一个小渡口，“地甚荒僻，绝少行人”⑦。以上几个乡村聚落，在咸丰、光绪年间开始向市镇转变，短时间内产业和人口快速集聚，其商业人口规模超过了一般性的江南市镇。但这类市镇也只是一个过渡形态，很快便消融在不断扩张的城市空间之内。民国《法华乡志》记载了徐家汇从乡村到市镇、再到现代城市社区的演变过程：

咸丰间，徐景星在东生桥东堍建茅屋三间，开一米铺，余则一片荒郊，绝无人迹。粤匪时，西乡避难于此者，男提女挈，蚁聚蜂屯，视为安乐土。于是天主堂购地数亩，及徐姓、张姓建平房数十间，外则开设店肆，内则安插难民，遂成小市集。同治二年，天主堂将肇嘉浜改道移东，又开辟马路，商贾辐辏，水陆交通。光绪十年，天主堂将市房翻建楼房，十九年九月，祝融为灾，尽付一炬。是年冬，重行建筑，焕然一新。三十四年，马路东有巨商张士希购地建孝友里，楼房百余幢，迤东程谨轩、顾象新各建店楼数十间，市面大兴。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马路东为法租界，马路西为天主堂界，再西老屋为乡民界，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⑧

由上引文字不难看到，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徐家汇似乎具备江南市镇的一般形态（有市房、傍依河道、人口聚集），到20世纪初，它便进一步成为居住与商业功能兼备、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社区，这时它已经脱离了传统江南市镇形态。在徐家汇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城市因素起着首要驱动作用，如吸纳外来人口和流民，马路交通及水电设施的兴建等，这显然有别于传统江南市镇依水而兴、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的特点。即便是代表江南市镇景观特点的肇嘉浜水道，也很快由于淤塞和城市发展的需要被填没筑成了马路。

静安寺在晚清时由无市的乡村演变为市集，继而再成为服务于城市的娱乐区，也不是依靠深通畅达的水道。因其旁边的“沸井浜”在当时已淤塞不通，当地人也不再依照旧例对河道加以疏浚。靜安寺赖以兴起的是租界越界修筑的城市马路——“静安寺路”。由于这条马路主干道的修建和其他城市设施的完善，静安寺一带在光绪年间已成为城市人“春郊走马，夏夜纳凉”⑨的都市游娱地，20世纪初则进一步成为英租界西区的多功能中心。

曹家渡的变化历程也体现了移民人口、工商业、城市设施相互激发增长的现代性特征，而“市集”阶段，只是其从乡村到城市快速演变中的过渡期：

同治二年，英商开筑马路，至梵王渡。光绪十八年，有人购地建筑油车，是为成市之始。继而西段开办缫丝厂，东段开办面粉厂，召集男女工作，衣于斯，食于斯，聚居于斯者，不下数千人。由是马路两旁，造房开店，百工居肆而市成矣。面临吴淞江，帆樯云集，莫不挟其重资，设厂经商，除缫丝、面粉两厂外，若洋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牛皮厂、榨油厂、电灯厂、不数年间相继成立，市面大为发达。东西长二里许，鳞次栉比，烟户万家，火车站在其西，轮船埠在其东，交通之便，本乡首屈一指焉。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曹家渡已发展成为上海市西部最大的工业区，“工厂林立，市尘栉比”B11，“男女工人寄居于此者，日增月盛”B12。城市马路、自来水、电车等线路延伸至此，又吸引了更多人口和工厂在此落户。B13

上海市区北部边缘乡村聚落的城市化过程，同前述徐家汇等聚落的演化路径基本雷同，可以天通庵、谈家桥等镇为例来说明。天通庵原来只是跨芦泾浦河道的一个小村集，后来“以毗连商埠，设有丝厂、染织厂等，市面日盛”，至19世纪20年代，已经“几乎与上海商场无异，迥非曩时村集气象矣”。谈家桥原亦为小村庄，1916年有人在此开设同茂丝厂，并建市房三四十幢，随后铺户居民渐见繁盛。1917年租界开辟的主干道新闸马路筑通至此，于是厂栈益增。B14

以上所论是上海城市化早期其周边乡村聚落向城市融入的一些个案，代表着现代化的城市扩张对近郊环境、经济与聚落形态发生影响和改变的某些方面。这些村庄在并入城市之前，借助交通便利、位置适中等优势，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市镇形态，成为外来流动人口的落脚地和新建工厂的集中地，因此被史书所记载。而实际上，在城市扩张中不断消失的多数城周村庄，可能都曾经被具有类似疏解城市压力和服务城市的功能，也经历过介于城乡之间的过渡性形态（可借鉴今天城市化中的“城中村”），只是史料不见记载而已。但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现代工商业城市扩张的强劲势头，而且看到一种规划缺位的乡村融入城市类型。在城市势力居于强势的城乡交锋过程中，要基于乡村基础而自然形成一个城市压力的缓冲地带并长期稳定地保持，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近郊老市镇向“卫星城”转型

上海市郊区与新市镇同时勃兴的是一批历史悠久的老市镇，但在承纳城市产业和服务城市方面起了比新兴市镇更大的作用。这类老市镇本来就有良好的水路交通和商业基础，在城市化时期又加入了现代交通优势，一般都是早期铁路、公路线经过的重要站点，因此成为城市产业和人口扩张的理想场域。此外，这些市镇的作用还表现在向中心城市提供农副产品、住宅、游览休闲等服务方面，在疏解大城市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上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先以沪西漕河泾镇在现代城市发展时期的各种变化为例。漕河泾镇是清代上海县治西南18里处的一个商业中心，其兴起于明代中叶，以布米渐聚成市，水路交通依赖漕河泾港。该河为上海西南重要漕运河道，也是连接上海与松江府城的交通要道。清乾嘉时期，已成为巨商云集的大镇。B151909年建成的沪杭铁路经过漕河泾镇之东，交通地位进一步提升。B161915年，本地士绅唐尊玮仿租界马路制式兴筑了漕溪、龙华两马路，是为现代陆路交通之缘起。B171915年后，龙漕路、沪闵路、淞沪路、上松路等区间公路和长途公路相继建成，均通过该镇，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线路交织成网，漕河泾与上海市区和周边城市的联系都更加便捷。B18光绪六年（1880），有商人在此开办机器轧花厂，为现代工业之始。到19世纪30年代，该镇有轧花厂、碾米厂、面粉厂等大型工厂9家，商店50余家，并建有新式学校。B19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漕河泾镇已俨然一派城市气象，而其周边农村也从单纯的粮食产地，转而种植经济作物，服务于上海大都市和本区的市镇。1934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对漕河泾地区的农村经济实地调查如下：

本区农民大半均种植棉花，豆类，麦子等，种稻者则居极少数。盖农民拥地不多，戽水不便，而谷价低落，当亦一大原因。漕河泾镇以北一带地方，以接近市廛，农民都种植蔬菜，以青菜、卷心菜等为大宗，获利颇厚。近年来本区农民都种植花卉，如康乃馨花、洋牡丹、蔷薇花等，每晨运往上海花场，再售给沪地居民。一家如有花棚二三间，一家生计即可维持。大有夺掉农田正业的趋势。B20

此时的漕河泾镇，因距离上海市区距离适中，汽车交通来往快速便捷，镇区生活和服务设施齐全，同时周边农村还保留着一派田园风光，成为都市人周末休憩和游览的理想之地。1948年《金声》杂志载有一篇《漕河泾纪游》，记录了作者到漕河泾冠生园农场的一次游览。他们在上海老西门乘上公共汽车，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漕河泾镇，时间抓紧的话中午即可返回市区。B21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人短途郊游的目的地，多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在一日内可轻松往返的周边市镇（乘坐汽车单程时间为1—2小时），上述漕河泾镇只是其中一例。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场、罗店古镇，这时都成为沪太长途汽车沿线的旅游点，乘坐沪太线汽车在半日之内游览两个市镇亦可轻松地完成。B22当时环绕于上海市区周围的有历史底蕴而又经济实力雄厚的市镇，大多被城市人视为短途郊游之地，对此一位游记作者总结道：“在事变以前，每星期假日，必作当日可以来回之短程旅行。昆山、南翔、漕河泾、龙华、真如、江湾、吴淞、青阳港等处，皆为吾等小游之目的地。”B23

都市人到周边市镇郊游和休闲的图景，说明大都市与郊区市镇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物资和经济流通方面，也体现在精神疏解方面。这些古老市镇成为身心忙碌的都市人暂时休憩的后花园。1935年一篇描写闵行一日游的文章写道：“闵行是离开上海六十余里的一个市镇，因为商业的繁盛，交通的发达，所以有许多人称之为‘小上海。每当炎炎夏令的时候，上海的高等华人，以及外国人等，趋车而至闵行游览者，颇不乏人。尤其是星期假日，游人更是络绎于途。自从沪杭公路完成以后，闵行更成为一个交通的要道，而游人之多，较之以前尤为猛晋。”B241946年另一篇游记的作者，仍然把闵行视为缓解身心压力的理想场所：“凡是喜欢吸些新鲜空气的人们，长住在烟、煤、汽油弥漫下的大都会里，总觉得不甚舒适吧？”“为了舒适一下久压着的身心，我便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约了几个同伴，踏上沪闵汽车，到离沪不远的闵行镇去游春。”B25

20世纪前半叶上海郊区的古老市镇，从景观来看，既具有城市的消费环境与商业氛围，便利的生活设施，其周边乡村又保留着田园风光的恬静，因此对都市人放松身心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在一位曾经于真如镇居住过较长时间的作者记忆中，真如既有大学的科学馆和大礼堂的尖顶，街市上的弹子房和咖啡馆，火车站呜呜的汽笛，也有碧绿的原野，青葱的树木，以及淙淙的流水，因此每当忆起，总有一种迷恋和陶醉的感觉。B26

真如距離上海市中心20里，铁路交通尤其便利，又具有较完善的生活基础设施，因此一部分在上海工作的人，出于改善居住环境和降低成本的考虑，选择居住在真如镇上。京沪铁路部门1935年的调查报告记录了真如房地产业的城市化倾向：

本路自开驶沪翔短程区间专车以来，上海人士以其班次众多，票价低廉，颇有转向沿线真如地方赁屋居住者。据查，该地建有不少出租房屋，二楼单幢，月租只十七八元，前有阳台，构造较上海普通租屋为佳。平房除客堂卧室厨房外，后有园地一方，可植菜蔬。每幢月租仅五元。本路同人享有减价乘车利益，每日来往所费，实至有限，在上海办公者并可回家午餐。较之赁居都市，经济多矣。B27

总之，20世纪上半叶上海周边的古老市镇，由于享有水运与陆运交通之双重便利，长期集聚而成的商业实力，再加上靠近大城市的优势，相继由传统型的商业中心地，转变为主要服务于中心城市的工商业中心，同时在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等多方面也逐渐具备城市特征。在这些综合功能基础上，这批市镇暂时充当了上海城市扩张中经济和人口的缓冲带。

上述近郊古老市镇角色的转变，实际上相当于向现代大城市“卫星城”的转型。民国后期源自欧美国家的卫星城理念在上海、重庆等城市规划中已有体现。1946年上海市政府制定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就已明确提出建立“卫星市镇”，作为疏散市区人口、“限制中区过分发展”的有效途径。B28文件设定的卫星城，既有居住区也有工作区，居民居住地点距离工作地点在半小时步行时间之内，其他城市配套设施将渐次完善。B29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的赵祖康在《申报》发表了对上海未来卫星城初步规划的文章，指出：50年后上海城市人口可能达到1000万，其中300万人须居住于市区之外的卫星城市。对于这批卫星城市的范围，该文以交通为核心提出了大致框架：“如杨行、大场、真如，自须仍属市区，庶易配置;他如沪南之龙华、闵行，沪西之虹桥、七宝、莘庄，浦东之周浦等处，或为机场所在，或为铁路所经，或为公路所通达，均系交通冲要之区，自应仍属于上海市区以内。”B30文章中提到的这些分布于未来上海中心城区周边的新的交通枢纽，正是要作为卫星城来发展的古老市镇。而在现实中，这些市镇实际上已经开始充当卫星城的角色。

社会上对“卫星城”之含义也有所认同，并将其与周边古老市镇的变化联系起来。1946年《青年生活》杂志一篇文章写道：“真如这儿离上海二十里，有火车有汽车可通，像江湾、吴淞、龙华、高桥。”“一样是上海的卫星市镇。”B31如果说政府规划是理性的，社会认知是偏于感性的，两方面结合起来则能够充分说明，当时上海大都市的产业和人口压力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确实需要向周边疏散，卫星城的建设迫在眉睫。

三、近郊老市镇的市区化与环境污染

根据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卫星城与主城区之间应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产业和人口集聚，才能长期稳定地发挥疏解大城市压力的作用。B32由前文考证，上海周边一批古老市镇曾经具备上述功能，成为宜居宜游之地。并且20世纪40年代后期政府亦对其未来发展做出了规划，将其作为“卫星城”的意图十分明确。然而从后来的事实看，这种“卫星城”角色很快在都市快速扩张中被改变，或者说在政府正式规划做出之前，该角色已经开始转变。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上海城市工业黄金发展期的到来，这些市镇在显示出有别于市中心区环境优势的同时，也相继出现了环境污染和人口压力，并逐渐加重，以至于后来在空间和环境上与主城区连成一片，失去疏解都市压力的作用。原来在距离和外在景观方面作为大都市人休憩闲游之地的角色也终结了。

由相关史料可知，随着城市工业和人口不断向周边市镇扩散，河流、空气发生严重污染，不仅使水乡田园风光消失殆尽，而且影响到民众生活和身体健康，市镇失去了原来的宜居性。

以作为沪西工业区延伸部分的北新泾镇为例。北新泾镇沿苏州河一带布满工厂。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州河主流就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使货物运输和人员流动不能正常进行，乃至出现十余里的交通梗阻：“河道因淤浅未浚，交春雨水稀少，河水愈浅，河面愈窄，加之春令货船拥挤，致该处一段河道，竟于八日梗阻，延长十余里，迄昨四日，不通商运。其间尤以北市米业最受影响。而吴淞口小客轮在本埠者，无从开出，内地来者亦梗滞中途。”B33与苏州河相交的新泾港河道，是贯穿该镇的市河，也因工厂排放大量污水的污染，水质黑臭，加上城市马路交通对水道运输的冲击，年久不修，日渐淤塞，造成居民饮水危机。1928年《申报》专文报道本镇的饮水困难：

沪西北新泾镇及迤南一带居民，专恃新泾港水为饮料。此水北通吴淞江（即苏州河），南接蒲汇塘河，本为舟楫往来要道。自外人越界筑路后，人民载物往来，改行陆道，此港逐渐淤塞，不加修葺，港面之阔，不及丈余。居民汲取饮料，已觉艰难，不料东边之曹家渡、周家桥等处各工厂所积污水，因外人不许东泄，必候潮来放出，故现在新泾港潮落时，港水干涸，无不可汲。潮涨水发黑，色墨不可闻，居民汲至家中，虽用种种方法滤清，终不能去其臭气。兹因天时渐热，饮此臭水，易生疫疠，居民大起恐慌。B34

1930年太湖流域水利局在对吴淞江水情进行调查时，对北新泾一带的水环境污染和航行功能的消退印象深刻：“安浪渡以下，河身狭浅，航行滞缓，两岸浅滩，历历在目。十二时抵北新泾桥午餐，十二时半再行，微觉水臭触鼻，厌不堪耐。”B35

上海市与宝山县交界处的大镇江湾，由于排放污水的制革厂、印染厂等密集分布，“厂中秽水皆泄于河中”，在20世纪20年代也出现了饮用水危机。居民因河水污染饮之有害，而多次向淞沪警厅投诉。官方请同济大学进行水质检验，其结果是，“证明此河之水因受该厂泄水之污，全不可为饮料，虽在河流极远之处，仍蒙其害。此水不独生饮不宜，即煎沸食之，亦依然有害康健”B36。在当时自来水尚未通达的情况下，江湾地方团体设法改善水环境的办法，是通过接通被市区马路所阻断的河道，并深挖疏浚使河水流通，来加快污水的排泄。B37

真如镇水环境也较早受到现代工业的污染，以致影响居民正常生活。据1929年社会调查报告，贯穿真如镇的主干河道梨辕浜的水质已经成为居民生活之危害：“吴淞江两旁有硝皮厂、丝厂、纱厂、造纸厂，所有污水，每乘潮来时放出，由潭子湾流入梨辕浜，水秽且臭，色黑如墨，饮之最足为赤痢、窒扶斯、虎列拉等病之媒介。在通自来水之前，须开凿自流井数个，以期饮料之清洁。”B38由于水乡平原的河流相互联通，在市镇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下又疏于维护，其他干支河道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淤断和污染。据该调查显示，桃树浦本为商运及农田灌溉之要道，这时因有吴淞江秽水流入，已不适合作为饮用水;界浜只有在水涨时可行小舟，余多淤塞;大场浦已经淤塞，运输灌溉均受影响;潭子江受到工业废水污染，水质黑臭。B39

位于上海通往青浦、松江要道上的漕河泾镇，在20世纪30年代已出现空气污染严重的重工业工厂，所排放的烟雾不仅有害呼吸，农作物也受到危害。据1935年一则新闻报道，新开办的一家焦炭厂，因昼夜燃烧烟煤，火光接天，烟雾遍野，致使“四周数十亩之木棉，俱遭枯萎”。该镇农民联名向漕泾区市政委员办事处投诉，请求设法取缔。B40

沪西巨镇法华镇缘起于明中期，号为上海首镇，上海开埠后渐成外来人口高度密集之地。市河李漎泾，本来就因大量人口和工厂排放污水而出现严重的水质污染，为改善卫生，法租界当局将部分河段填平筑成马路。B41战争期间又因难民大量涌入，在河岸上搭建房屋，致使剩余河段渐成平地，几至完全消失。B42而在当时市区自来水管网尚未通达该镇的情况下，居民饮水只好使用受到河水污染的浅井水来解决。B43

上述市镇的河道与空气污染，及其与此相关的民生健康和饮水问题，是在其作为上海大都市之卫星市镇的过程中出现的。可以看到，在其成长过程中，人居环境的不适宜与其经济的繁荣和人口集聚不相协调，这一点与卫星城所应具备的对中心城区过于紧张的居住和经济压力的舒缓功能是悖离的。当然，在这种矛盾的背后，是工业化大都市快速扩张的推力，其在短时间内把大量乡村和市镇变为城市。上海是20世纪上半葉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业企业的兴建伸向四郊，现代交通载体也以上海为中心向四面发散，由此导致周边乡村和市镇在环境、景观和经济方面不断向城市演化。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工业化驱动下“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模式的环境效应。

1946年上海市政府在做出卫星城规划之时，主要考虑周边一批大中型市镇的经济基础和已经具备的城市压力缓解性，而对其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并未多加考虑。其时，近郊市镇被大都市同化的非宜居环境已经显露。

四、结语

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上海周边市镇与中心城区关系演变过程及驱动因素的考察，可以看出近代以来上海大都市的空间扩展模式主要是工业化驱动下的“单中心摊大饼”模式。这种模式使人口和工商业活动高度集中于狭小的建成区内，市中心区人口密度过高和工业企业过多，既导致城市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拥挤，又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环境问题。B44因此，如果新建卫星城能分别承担文化、教育、工业等不同职能，每一卫星城市以一种主体功能为主，互相联结成功能齐全的大都市外围地带，并同时关注重视卫星城镇的环境问题，则可以实现城市是一个区域系统B45的现代城市建设理念。

注释

①包树芳、忻平：《20世纪50年代上海卫星城战略形成的历史考察》，《史林》2019年第1期。

②《太湖流域现有航线图》，李书田等著：《中国水利问题》（下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378页。

③至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建成闵行、吴泾、嘉定、安亭、松江5个卫星城和一批近郊工业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建设金山卫、宝钢两个卫星城。在此之前，上海卫星城的规划处于持续调整的状态。笔者认为，近郊工业区和远郊卫星城均起到疏散大都市人口和产业压力的作用，而且政府对其定位也一度在探索之中，本文均纳入卫星城发展过程的考察范围。这一范围内除少数县城外，传统江南市镇是其主体部分。

④⑥⑨金祥凤抄补，许洪新标点：《法华镇志》卷一，《沿革》，《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⑤⑧⑩胡人凤续辑，许洪新标点：《法华乡志》卷一，《沿革》，《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3、4页。

⑦《吴淞江水利工程局十一年度报告书》，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I14-001-0524-020，1922年。

B11《沪西浜北市民呈请改善饮料卫生，因未接通自来水管》，《申报》1936年12月4日。

B12《本市各区农村概况调查摘要（续）》，《申报》1928年10月10日。

B13《沪西浜北市民呈请改善饮料卫生，因未接通自来水管》，《申报》1936年12月4日。

B14钱淦总纂，颜小忠标点：《江湾里志》卷一，《舆地志》，《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B15唐锡瑞辑，张剑光标点：《二十六保志》卷一，《镇市》，《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页。

B16《本市各区农村概况调查摘要（续）》，《申报》1928年10月18日。

B17唐锡瑞辑，张剑光标点：《二十六保志》，卷一，《石路》，《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B18《漕河泾的轮廓》，《康庄》1936年第13期。

B19《漕河泾镇志》，上海图书馆“上海地方文献阅览室”藏，1989年，第53—91页，。

B20《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沪市漕泾区农村实况》，《新中华》1934年第22期。

B21黄宜行：《漕河泾纪游》，《金声》1948年第36期。

B22《青年会会员旅行罗店镇》，《四民报》1922年6月17日。

B23片羽：《漕河泾去来》，《繁华报（1943）》1945年7月13日。

B24巴玲：《闲话闵行》，《上海报》1935年11月25日。

B25金丁：《春在闵行》，《礼拜六》1946年第22期。

B26张帆：《真如回忆》，《时代日报》1935年5月20日。

B27《真如的适宜住宅》，《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5年总第1281期。

B28參见《上海市参议会请市府确定大上海计划的文件》，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109-1-659，1946年。文件中在大都市人口规划部分提出：我们预测将来上海的人口可达到一千五百万，而本市最高容量只为七百万，那么这些剩余人口应当怎样处理呢？唯一的办法只有把这些人口疏散分布在我们市界之外，造成所谓“卫星市镇”来加以解决。这些“卫星市镇”在功能上每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仍以上海市作为它们经济及文化的中心。

B29《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初稿报告书》，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Q5-3-5644-26，1946年。

B30赵祖康：《从都市计划观点论上海市之划界》，《申报》1946年6月30日。

B31婵星：《真如之忆》，《青年生活（上海1946）》，1946年第1期，第19页。

B32李万峰：《卫星城理论的产生、演变及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启示》，《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41期。

B33《沪北米业疏通北新泾河道》，《申报》1925年3月13日。

B34《北新泾河水断绝之恐慌》，《申报》1928年4月1日。

B35庄秉权、夏寅治：《调查：吴淞江调查报告》，《太湖流域水利季刊》1930年第3期。

B36《江湾河水检验证书》，《申报》1923年9月29日。

B37《江湾河水污浊之呼吁》，《申报》1926年8月12日。

B38B39洪兰祥等纂，许洪新标点：《上海特别市真如区调查统计报告表册》（1929年），《上海乡镇旧志丛书（4）》，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01、25页。

B40《中央焦炭厂损害农田：漕泾农民呈请市府取缔》，《工业安全》1935年第1期。

B41《李漎泾河填塞辟路将次竣工》，《申报》1939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