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恒

3月17日，德法边境，德国警察在位于德国小城凯尔的“两岸桥”附近执勤，边境线已经关闭。（新华社 图）

哪怕关系再好的国家，都对彼此生出戒心。

眼看英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持续上升，法国总统马克龙坐不住了。3月20日晚上，他给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打了个电话。

当时，那位头发乱糟糟的英国领导人还未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面对英国疫情的肆虐，他已经决定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伦敦“封城”，多地停课。

马克龙显然觉得这些还不够。隔着听筒，他对约翰逊说，英国必须采取更严厉的办法遏制疫情蔓延，否则，法国不得不关闭与英国的边境。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也對英国的防疫措施非常不满，他在电视讲话中称，如果英国不采取更激进的举措，英国国民将被禁止进入法国。

友好的盟国间的外交沟通，不乏威胁意味。

关闭边境已经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关门声不断在边境线上响起，即便是人口自由流动了三十多年的欧盟国家间，也彼此竖起防线。3月14日，丹麦禁止一切外籍人员进入;奥地利则关闭了与意大利接壤的三处陆地边境——意大利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瑞士与德国之间的部分边境线上，竖起了围栏，曾经自由穿梭于两国间的民众，只能隔着铁丝网说话。

不止欧洲，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声令下，美国人往返加拿大、墨西哥的通道，关上了大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对外宣布，中俄陆路边境口岸人员通道已全部临时关闭;南半球的巴拉圭士兵，端着枪，开着装甲车抵达与巴西的边境城时，执行封锁命令……

“相当于是世界大战，人类损失挺惨重的，一百多万人感染，死了十多万人。”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还有经济损失，全球停摆，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全球停摆还是第一次。”

大隔离状态

庞中英发现，自己困在了新加坡。

1月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庞中英趁寒假到新加坡做短暂的访问学者。研究接近尾声，他原本计划好了回国时间，结果一觉醒来，发现航班取消了，“又继续订，没有订上，一直折腾到现在”，庞中英说。

他住在酒店里，眼看“佛系”防疫的新加坡控制住第一波疫情扩散，被外界视为“抗疫标杆”，结果，现在似乎又面临第二波疫情攻击。伴随着外籍劳工和新加坡公民从其他国家返回，新加坡新增感染病例剧增。

新加坡不得不采取更强硬的管控举措。4月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政府决定采取名为“断路器”（Circuit Breaker）的临时措施。自4月7日至5月4日，新加坡所有提供非必要服务的工作场所将关闭。而此前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长期证件持有者从国外入境后，原本只需要在家隔离，现在也必须在政府安排的地方进行隔离。而且，他们必须要向有关部门共享手机位置数据，以证明他们遵守了政府下达的隔离规定。

作为国内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过去近30年，庞中英的核心研究课题就是“全球化、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没想到，在最为国际化的新加坡，他眼见全球治理进入了大隔离状态。回忆起刚到新加坡参与的第一场国际会议，“主题之一就是中断——《中断、竞争和合作》”，庞中英说，现今想起，颇有点一语成谶的感觉。

全球化的中断一直是近几年国际学界研究议题之一。2019年1月，麦肯锡研究院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了《为一个中断的世界导航》的研究报告，更早之前，有学者撰写了《大的全球化中断》一书，探讨的都是狂飙突进的全球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中断的局面。不断出现的贸易冲突、地区的局部战争风险加剧，都是人们担心全球化遭到中断的可能原因。

“原来老想着你防我，我防你，打贸易战、经济战，或者其他战争。”王辉耀说，最后遭遇了一场来自自然界的病毒攻击，使得全球进入大隔离状态。

新加坡的疫情变化，给新冠病毒的世界战争蒙上了新的阴影：哪怕单一国家一度控制住了疫情，但在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仍然可能遭受第二波攻击。而且，“防疫标杆”尚且如此，印度、非洲等医疗条件较差，人口又多的地区，则更加危险。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如果印度和非洲出现新冠疫情流行，将是人类灾难。

对病毒的恐慌加剧了各国的自我封闭。韩国原本只要求来自某些特定国家的入境旅客进行隔离，现在，这个范围扩展到了全球所有国家。全球151个国家对韩国公民实施禁止入境措施，相应地，韩国也暂停了这些国家的免签证入境和落地签措施，并已暂停韩国驻外外交机构签发短期签证的效力。

最初只对旅客进行隔离的日本，也落下了边境大门——此前发放的所有签证暂时失效，包括美国在内的73个国家和地区居民禁止入境。

据统计，截至4月1日，全球共有124个国家和地区对航班/列车/船舶进行限制，71个国家和地区关闭全部或部分边境口岸或加强检疫情况，179个国家和地区对人员实施限制性措施。

如此严重的隔离状态，几乎从未出现过。“战争情况下、少数难民危机的时候，出现过边境关闭，但通常是局部的，双边的，”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义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全球各国基本都彼此隔离了，“基本上没什么流动，或只是有限的流动，这在全球化历史中是没有过的情况。”

“苏伊士运河时刻”

在新加坡“断路器”实行后，庞中英每天会走过新加坡第二科技园区大街，如同全球很多城市的街道一样，罕见人迹、空空如也。他偶尔会想起在美国读博士的儿子，4月10日下午，庞中英在住处听了一首郎朗的钢琴曲，忽然想到，郎朗应该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大。他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困在三个不同的国家。

各國边境线陆续关闭后，全球旅行几乎停滞。此前的世界，多次天灾人祸，也只在局部影响了人的国际流动。这一次却不同，人的国际流动大大受限。大多数航班停了，许多人想回国却一票难求，除了就地防护病毒侵袭，暂时无处可逃。

3月18日，连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柔佛州首府新山市的新柔长堤上，空空荡荡。（新华社 图）

王义桅注意到，全球化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从以前资本流动、货物流动为主，到现在，人的流动本身也发挥重要影响。每年全球四十多亿次的航空旅客，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次不再是美国、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也不再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了，而是关于人的全球化，所以人的危机盖过（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对人口流动带来的危机，旧的全球化秩序却没有准备好。WHO已经意识到了传染病疫情可能带来的全球伤害，但真的出现这场规模前所未有的全球大流行，仍然显得力量不够。

和世界银行、WTO等国际机构相比，“世卫组织的地位差距太大了”，王义桅说，世卫组织没那么多钱，很难像世界银行动辄拨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规模;IMF甚至还能直接决定，免除一些国家的债务;WHO的强制性也不足，WTO虽然也备受掣肘，但毕竟还有仲裁法庭。WHO对成员国的约束相对较弱，“更多是成员国自己管事”。

据新华社报道，4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公开批评世卫组织反应迟钝，甚至威胁停止向世卫组织交纳会费。

不止世卫组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感受到疫情带来的的巨大压力，他直言，新冠肺炎疫情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面对的最大考验。

“毫无疑问，原来联合国那套设计秩序管不了今天这个事。”王义桅说，联合国是以国家为单元的，是为了解决国家间的战争、冲突、灾难等议题，但面对人的频繁跨国流动问题，它有些束手无策。

应对全球化的危机，显然需要有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出面，进行更有效的协调。在过去一百年里，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全球化的金融危机，美国和欧洲一些大国，都曾承担起这个角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还牵头搞了G20”，王义桅说，这次全球疫情危机中，美国非但一直没有协调各方应对危机，反而一直在制造冲突，怼WHO、指责中国，2月份，还没忘扩大对欧洲钢铝衍生品所加征的25%关税。

“特朗普政府四年，基本上不愿美国在全球继续进一步领导。”庞中英说，这也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带头成立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承担了最多的会费。“唯一超级大国”时代，美国促进了全球治理，这都是历史事实。今天，“全球挑战日趋复杂，在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压力下，特朗普政府不愿领导这个问题成堆的世界”。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外交事务》发文称，此次疫情使得美国遭遇到了“苏伊士运河时刻”。该文称，英国1956年夺取苏伊士运河拙劣的行动，“把英国力量的衰退暴露无遗，标志着英国称霸世界的终点”。

在庞中英看来，这是全球治理的一个困境。过去几年里，不止世卫组织，很多国际组织的影响力都在下降，去年，WTO的仲裁法庭停摆，美国此前也相继退出了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框架协议，与此同时，美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下降。缺乏强有力的协调者，显然使得这次全球疫情，出现了各自为政、国家更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的情况。

危机叠加

新加坡一度出现了恐慌情绪。

新加坡国土面积仅700平方公里，还不如北京通州区面积大。它虽然凭借其国际化程度以及开放基因，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但也因为其面积极小，物资、能源、淡水等几乎都靠进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粮食安全领域专家保罗·滕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报告中写道，“新加坡粮食自给率不到10%。也就是说，90%以上的食品都依赖进口。”

3月16日，新加坡邻国马来西亚宣布边境限制令，新加坡民众顿时陷入粮食焦虑中，超市中生活物资一度遭到抢购。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一组数据，2018年，新加坡73%的鸡蛋、67%的带叶蔬菜、39%的水果以及50%的水资源，均来自马来西亚。显然，新加坡人担心，基本生活物资的供给链条，会随着全球大停顿而中断。

“新加坡政府一点不敢大意。”庞中英说，新加坡交通部长、卫生部长等各个部门，一直在积极与其他国家沟通联系，尽量淡化全球停摆带给新加坡的影响。4月2日，新加坡贸工部长陈振声和中国商务部长钟山进行电话会议，就强调了新加坡和中国将确保医疗必需品和食品供应的自由流通。

全球停摆带来的影响，不只是部分国家的粮食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对经济的影响。“我觉得2008年的金融危机只是这一次的演习，”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斯·S·罗格夫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这已成为100多年来全球经济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下跌。一切都取决于它会持续多久，如果持续很长时间，它肯定会成为所有金融危机的根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刊发文章称，在3月的最后两周，美国将近1000万人申请了失业救济。这样惊人的增长此前从未发生，即便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时。这个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面临比金融危机更严重的衰退。世贸组织也发布展望报告称，新冠病毒危机“史无前例”，今年全球贸易预计将萎缩13%到32%，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水平。国际劳工组织则预计，全世界将有12亿5000万的劳动人口直接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疫情之后。据新华社报道，疫情之下，少数美国政客正在鼓吹与中国经济“脱钩”。澎湃新闻网则引用外媒报道称，美国97%的抗生素来自中国，80%的药物活性成分来自中国和印度，疫情导致医用口罩需求激增，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推出一项行政令，为美国企业在本土生产药物和医疗产品提供长期激励，减少美国对外国药品的依赖。

这当然并不容易，如新华社报道所言，转移和重建产业链等成本太高，长远来看，中国仍将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难以被撼动的重要地位。但美国在疫情中对中国的态度，显然为将来增添了更多不确定因素。

全球化的复杂系统，使得这场大流行已经不仅仅是传染疾病的问题，还糅合了经济问题、政治冲突、粮食危机，甚至是老龄化问题。庞中英举了日本的例子，这是全球老龄化最高的国家之一，而感染新冠病毒后，老人的死亡率是最高的。“所以日本首相安倍据说心理压力非常大，”庞中英说，“现在可以说是好多种危机叠加在一起。”

更好，还是更糟？

97岁的美国政治家基辛格最近常想起二战期间的感觉，当时他作为第84步兵师的年轻士兵即将走上战场。“现在，就像1944年末一样，有一种危险感笼罩着世界，它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毁灭性的打击。”基辛格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注意到，在一个繁荣依赖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的时代，壁垒在复兴。“（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侵袭可能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

这几乎是所有国际政治学者的共识：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世界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不同的是，人们不清楚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

“原来全球化带来了利润、红利，人们欢迎开放，为全球化高唱赞歌”，王义桅说，但现在，新冠疫情，以及其中叠加的产业链、经济问题，让人们意识到了全球化也有负面和风险的一面。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的民族主义、逆全球化等问题，疫情之后可能变得愈加严重。甚至，王义桅认为，很多国家的经济也许会因此崩溃，“像我去过的黑山这个国家，60%的收入都是游客带来的。”

“这个世界要重组，这是肯定的。”庞中英说，但全球化却不会中断。即便是真的出现脱钩，像英国，从欧盟脱离，它还是要和欧盟建立新的联系。国际组织也是如此。这场疫情暴露了国际组织很多的问题，“它实际上需要进一步转型，要更加充分地以人的生命、人的安全、人的健康为中心。”

“如果我们把疫情当成一个转折点来看，疫情之前，全球治理就已经是危机四伏了”，庞中英认为，这场疫情，無疑加速了之前危机的发展。不过相对而言，他对未来的变化，仍然保持乐观。

回到历史可以看到，一战后的国联，没有解决现实存在的国家冲突，最终世界爆发二战，但这之后，一个更复杂、更高效的国际体系逐渐建立，它为世界的繁荣和自由，起到了巨大作用。人性本有自私的一面，国家也是如此。“如果疫情还继续的话，大家都会充分认识到，确实在一条船上。但是这个需要时间。”

而且，即便在这种全球大隔离状态下，庞中英也能深切感受到联系仍在。“比如此时此刻，我透过窗户，听到外面的摩托车声，听到散步的、推着车子的声音。”庞中英说，这是世界正常的一面，它还在继续着。距他住处不远，是全球最大的港口之一新加坡港，透过窗子就能看到，港口灯火通明，吊架上的集装箱不断地上去下来，“我看到的世界，似乎没有完全停下来”。

庞中英：断裂时代，我们该怎么办？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访问高级研究员、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Vista看天下：目前来看，这场疫情对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

庞中英：这场疫情已经持续了近半年，原来的全球经济链条、全球化进程，确实被打断或者中断了。一是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的被迫中断;另一个是，各国政府采取了隔离措施，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正常联系被打断了。

我们对全球化“断裂”或者生活突然“中断”带来的打击是准备不足的，根本没有想到在长期世界和平局面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去世界联系太密切了，全球化之说如雷贯耳。只是到了特朗普当选后，开始“去全球化”，人们才不再认为世界的“相互依存”“互联互通”是理所当然。

Vista看天下：新加坡算是全球化链条中非常重要的节点。这类节点城市，疫情后，会有怎样的变化？

庞中英：新加坡的国际化、全球化程度非常高，是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中心城市。这次疫情导致的“断裂”，基本上发生在一系列全球中心城市。就像我们看到的，纽约、伦敦、意大利的北部——意大利最富裕的地区是其北部。疫情对世界中心城市的打击更大，意味着全球经济正在遭受巨大创伤。

如果与纽约伦敦的大灾难比较，新加坡算是万幸，尽管感染人数也冲破两千例，死亡率仍很低。中国上海、香港、日本东京、新加坡等世界经济的中心城市相对疫情较轻，也意味着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并未“全军覆没”。谈到这里，我建议大家可以从世界中心城市的角度认识世界。

Vista看天下：现在应对疫情，各个国家有不同办法，不同思路，甚至各自为政，为何会如此？

庞中英：世界分成大大小小的国家，应对疫情当然首先是各自为政。有的方式对其他国家颇有借鉴意义。不过，这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目前，全球治理缺位。

疫情之下，暴露出世界的深刻悖论。问题（疫情）是全球的，但回应却缺少全球的。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执政的这四年，全球治理机构——国际组织受到美国的轻视。美国是联合国和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出资国。危机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带着种种问题受到了疫情的打击。这次疫情，国际组织本来应该发挥一个不可或缺的中心作用。有的国际组织也遭到重创。在疫情中和疫情后，重建国际组织是重建疫情之后的世界秩序的关键。

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在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打算停了对世卫组织的援助，但是，约翰逊政府下的英国却为世卫组织提供大量援助。美英两国对待世卫组织的立场和态度显示出差异。尽管遭到特朗普政府的批评，面对巨大国际政治压力，世卫组织仍然在缓解这次疫情上发挥着中心的作用。广大的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非常需要世卫组织的协助。

不过也别急，全球行动会有的。我们已经看到G20在3月26日举行了历史上第一个视频特别峰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在4月1日号召全球团结抗击共同的挑战。所以，我们要给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时间。不要轻易下结论说，全球治理崩溃了。

Vista看天下：但是可以肯定，经此一役，国际组织还是要进行转型。

庞中英：对，它需要进一步转型，实现尚未实现的大转型。国际组织要更加以人为中心，人的生命、人的安全、人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各国应通过外交途径或者外交手段而不是诉诸政治争端和使用武力解决由于公共卫生危机导致的问题。目前，要防止、治理因为公共卫生争端而趋于恶化的国际关系。

现在，世界人民、各国决策者、大学、智库、公司等等，大家都要具有冷静的精神。在疫情已经完全全球化的情况下，独善其身几乎不可能，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全球合作，集体行动，抗击疫情，战胜疫情。

王义桅：未来的世界向何处去？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Vista看天下：回看历史，每一次遇到世界危机，都会对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变革，一战后有了国联，二战后有了联合国及一套复杂的国际组织体系，这次疫情，是否会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变化？

王義桅：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联合国秘书长也说了，这次疫情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面临最大的挑战，毫无疑问，原来联合国设计的那套秩序面对今天的危机，力有不逮。这时候，必须要有新的机构，这要有个过程。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不再是一个少数人或者少数国家控制，机制要更加平等;第二，它不应该只是为资本服务，应该考虑人的安全，人的健康等问题。

联合国目前是以国家为单元，规则设计都是为了维护战后稳定、和平与发展，现在不是发展和平的问题，是人口全球流动后，出现的要命的风险。未来应该成立另一种运行规则，以人为单元。

Vista看天下：这样说来，未来的全球化，应该更加注意对人的管理和安全的服务。

王义桅：对。更加谨慎、可控的，从资本导向转为人的导向，这次疫情会产生一系列理念变化。

从资本的全球化到人的全球化，这是一个过渡阶段。从原来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国家为单元的世界秩序，朝向一个以人为单元的秩序过渡。过渡期间，可能很长时间内都会出现混乱的局面。

Vista看天下：这个过渡过程中，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民族主义情绪和民粹主义不断结合、发酵，这会给疫情后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

王义桅：毫无疑问，出了问题首先是本国利益优先。近些年恐怖主义、难民危机，再到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很多国家没有能力管所有事，就管自己。像美国，如果有能力领导世界，它不会放弃，现在觉得成本太高，逐渐收缩。

客观上，技术进步、消费个性化、新媒体大量使用，也造成了全球层面上民族主义情绪的倾向。

这势必会对全球化产生一种负面的冲击。

这些年来逆全球化那么受欢迎，也是这个原因。这不是一个短暂现象，是普遍的，这种思潮带来的负作用和风险越来越大。这是需要警惕的。看看历史就知道了。大萧条时期，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最后希特勒就是借着这股风潮上台。

Vista看天下：很多学者在讨论，全球化会因此终结吗？

王义桅：现在还没有确定答案。全球化的狂飙突进肯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整个模式都会变。但新的模式是什么？我说是人的全球化，也有学者说是资本全球化的继续修正，存在不同观点。我们要看一些大的趋势，但大的趋势中，还有很多随机变量，都会影响到未来全球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