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峰　陈挥

[摘  要]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不断上升。邹韬奋到达香港继续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策划创办《生活日报》。当时在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化名“莫文华”，先后给邹韬奋写了两封信，就《生活日报》的办刊宗旨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关门主义的危害发表了意见。邹韬奋收到来信后，全文发表了这两封信，在“编者附言”中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观点，并提出了使用“民族联合阵线”的建议。

[关键词]抗战;统一战线;刘少奇;邹韬奋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0）06-0030-06

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不断上升。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邹韬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与组建救国会的各项活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竭尽全力。1936年3月，邹韬奋到达香港继续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策划创办《生活日报》，并在沪港之间为抗日救亡运动奔波。当时在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对于邹韬奋将要在香港创办的《生活日报》非常关心，化名“莫文华”先后给邹韬奋写了两封信，就《生活日报》的办刊宗旨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关门主义的危害发表了意见。邹韬奋收到来信后，全文发表了这两封信，在“编者附言”中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观点，并提出了使用“民族联合阵线”的建议。在缅怀他们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所作贡献的时候，就刘少奇的这两封信和邹韬奋的“编者附言”作一探析，很有意义。

一、刘少奇剖析狭隘的关门观点

1936年5月24日，刘少奇给邹韬奋写了一封长信，就《生活日报》的办刊宗旨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我觉得贵刊应担负促成解放中国民族的伟业，而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之实际的组织。贵刊应将全部精力聚集于此。”他还为《生活日报》应该属于何种性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贵刊应成为救国人民阵线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成为千千万万各种各色群众的权威的刊物。”刘少奇在信中对于“人民阵线”作了解释：“救亡的人民阵线应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戰线，应是全民族抗敌反卖国贼的各阶层联盟。从最进步的阶层及其政党的武装力量起，直至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与部分反敌的地主，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应包括在人民阵线之中，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是宣传的口号了，而应该进入实际的组织工作上去。”他明确要求《生活日报》“应来担负这一艰巨而伟大的组织工作”。

关于人民阵线，刘少奇就当时存在的“最危险的”“狭隘的关门的观点”作了剖析。

（一）分析“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要求已不及一九二七年革命时候那样大”的错误判断。刘少奇认为：“事实是恰恰相反的，侵略主义在中国势力比一九二七年有十倍的加强，民族危机已达到亡国灭种程度，这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之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要求，是超过其他一切问题在全国人民面前被严重的提出来。这已成为中国民族解放之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了。这时候谁能在民众面前正确答解这个问题，谁就能获得民众的信仰。这是人民阵线组成的基础。反之，谁忽视这个问题，降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谁就要落在民众后面，不齿于民众。”与此同时，刘少奇也指出：“现在的民族运动比一九二七年是大不相同，这表现在：现在的民族运动是在经过无数次革命锻炼之后产生的;是在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存在，及世界已处在革命与战争前夜形势之下产生的。因此，他就特别有力，特别坚持，特别与世界革命因素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以达到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

（二）批评“统治中国的是资本势力，封建势力没有了，民族独立的动力是工人阶级，而民族运动的任务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偏见。刘少奇指出：“这种偏见如获抬头，人民阵线要全被葬送，是没有疑问的！”他指出：“如果说，封建势力没有什么，民族问题也没有什么，从事民族独立运动的只有工人，而民族运动的任务又是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试问在这里还有什么人民阵线的必要？”

（三）坚决反对轻视与侮辱在民族解放中英勇斗争的农民。针对有人说：“目前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其对面包与土地的要求，决不比对民族独立平等的要求低一些……华北傀儡的活动，是有着饥饿的农民作它的社会基础的。当他们一面宣传‘文化合作‘经济提携，而一面向农民宣传开发华北便有饭吃的时候，农民是忍痛受其麻醉的”的言论，刘少奇尖锐地指出：“这是什么话！竟说农民是汉奸的社会基础，农民会接受侵略主义的宣传忍痛作汉奸;唯一的理由，是因为农民对面包和土地的要求比对民族独立平等的要求高一些。我想除开侵略主义的奸细之外，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东北四省广大的农民参加义勇军及每次学生下乡宣传获得广大农民的赞助，不知作何种解释！”他认为：“当着工人学生向农民宣传，农民是很容易懂得：在亡国之后，他们所要求的土地与面包是更难到手的。在民族革命之胜利进展中，在没收侵略主义与汉奸土地财产之斗争中，他们的土地与面包要求是更易于实现的。在民族斗争中联系着满足工人农民之土地与面包的要求，才是正当的。所以民族独立在今日是主要的要求。”

（四）批评“除开工人之外，一切的人都是反革命的，而且是反民族解放的”观点。刘少奇认为：“在今天中国全部陷入完全殖民地的时候，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大祸前面，工人与农民都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城乡小资产阶层是整个的重新转入了民族的解放斗争的营垒，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之可靠的同盟者。民族敌人的营垒中开始了从来未有的动摇与分裂。首先动摇的是民族资产阶层与富农，这时候民族资产阶层有由动摇而至对革命中立的可能，一部分有重新参加民族革命的可能，许多的小地主与一部分官僚，军阀，有同情赞助与参加民族革命的可能，我相信代表资产阶层与小资产阶层的民族英雄不独还会有，而且将更多的不断的产生出来。这就是说：参加革命的群众基础与社会阶层更加强了，更广泛了，而民族反革命的社会基础更削弱了。这就造成了极广泛的人民阵线的基础。不承认对目前形势的这种分析，就谈不到人民阵线与上层的统一战线。”

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以后，刘少奇对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第一，在组织人民阵线时，更大胆些，更放开些，把门完全打开。刘少奇指出：“抛去一切狭隘的对人‘不容忍的傲慢的废物，不管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样式的个人，你们都要去招致来，在抗敌救国共同目标之下，联合起来。从某些比较进步的要人，直到青年会，佛教会，商会，以及其他一切新式旧式的各种各色的团体与个人，都要去推动与鼓励他们到这条战线上来。丝毫不要机械，能全部同意你们主张更好，即使只同意你们一点，只能给你们以极有限的帮助，甚至只能中立不积极来反对人民阵线的都好。”他认为：“我们目前唯一的目标是反对侵略主义者。你们要使每一个人明白他所受到的共同威胁，知道只有站在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上，才是救自己与救民族的方法。你们反对卖国贼，要集中火力对付亲敌汉奸，其余的都应成为你们间接的同盟者，这样才能结成广泛的战线。”

第二，对于麻醉民众为民族敌人张目的所谓“名流学者”，要进行彻底的批评。刘少奇认为，那些所谓的“名流学者”，“常常成为卖国者的理论家，但他们还是中国人，事实逼迫他们一定的时候也不能不认为抗敌战争是必要的。因此你们在批评中还应表示善意的态度，应避免一些刺激感情的故意攻击的语句，你们应该鼓励他们往好的方面走”。

总之，刘少奇认为：“你们的火力应放在亲敌汉奸身上，其余你们应盡力使他们站在中立，同情和赞助你们的地位上来。你们要促成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便不得不严重注意到这一点。关于上面所提到的农民和工人等等的生计问题，我们也应该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满足农民之土地要求与满足工人职员士兵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不独不会削弱抗日救国的力量，相反的，将大大增加抗日救国的力量，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到民族战场上去英勇牺牲的精神。”最后，他再次强调，“狭隘与不广泛，是促成人民阵线的大障碍！”[1]

二、邹韬奋分析促成民族联合阵线的三大障碍

邹韬奋收到刘少奇的这封信后非常高兴，认为这封信的观点和自己的想法非常合拍，因此决定在6月7日出版的《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1卷第1号上全文发表，题名为《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并加了“编者附言”，认为：本报的目的，劈头第一句就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运动”，莫先生的这封信对于“民族解放人民阵线”有着剀切详明的指示，和我们的意思，可谓不谋而合。邹韬奋指出：“在这国难万分严重的时候，全民族里面，各人都应该各尽所有的力量，加入民族联合阵线努力;在另一方面说，凡是有一分力量可以贡献于这斗争的任何人，我们都应该鼓励他尽他所有的这一分力量用到民族联合阵线这上面来。民族革命的力量增强一分，即民族敌人的力量削弱一分。所以除开在事实上已显然甘心做汉奸，在事实上已在出卖民族利益的奴才们，我们都要尽心力把他拉到民族联合阵线里面来。”

邹韬奋认为，除了“关门主义”的错误之外，促成人民阵线的大障碍主要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对领导权谁属的无谓的踌躇。邹韬奋特别就民族联合阵线的领导权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还有人谈到民族联合阵线，便想到什么领导权问题，甚至有些人怕领导权被人抢去，以致不敢发动或赞助民族联合阵线。我们以为谁能把握着领导权，是要看事实上谁能坚决地英勇地领导救国运动，这是要由实际行动决定的事实问题，不是空谈领导权应该归谁所能决定的问题。在这样亡国灭种大难当前的时候，谁能在实际行动上领导全国造成联合阵线，领导权就必然地自然地归到那方面去。倘若因为怕失却领导权而袖手旁观，置身于民族联合阵线之外，那就永远和领导权无缘接近;倘若因存着成见，不愿领导权被谁拿去，因此而置身联合阵线的外面，或甚至有破坏联合阵线的疯狂企图，那领导权也仍然要轮到在实际上能领导救国运动的方面，无论你愿不愿，在事实上是不相干的。”

第二，怀疑联合阵线也许是某党某派的手段。邹韬奋认为：“在中国的人民看来，最急要的问题是救亡，不要再管何党何派;即在任何党派，国家亡了，什么主张都徒然的。即就政权在手的国民党说，华北被敌人侵入以后，国民党的领袖孙先生的遗照就不许悬挂，孙先生的遗嘱也没有人再敢在那些地方高声朗诵，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也不得不三缄其口，党部也只得纷纷关门大吉了，所以现在应该不论何党何派，要立刻在民族解放联合阵线的大目标下，集中力量，抗敌救亡。这不当是在民族的生存上有绝对的必要，即为任何党派的自身生存计，亦有绝对的必要。有人还不免有一种怀疑，认为联合阵线也许是某党某派的手段，在手段后面还另有该党该派的目的。有着这样的疑虑，也是联合阵线的另一障碍。”

第三，党派自私自利的目的。邹韬奋认为：“凡是真能坚决努力于造成民族联合阵线的，救国便是他的真诚的目的，决不是用什么欺骗的方法来达到甚么另外的目的。只有那些很怯懦地只怕民族联合阵线造成后，自己的党派要被消灭的，那才是有着另外的目的——党派自私自利的目的——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再进一步说，任何党派有着这样的顾虑，便足以证明该党派是在老实承认他们是在出卖民族利益以保全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一党一派的利益是否真能保全，还是另一问题）。因为民族联合阵线是有利于民族的，同时当然是不利于出卖民族利益的任何党派。至于本来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如因为受着这样自私自利的党派所麻醉，减少他对于民族联合阵线的热诚，那更是愚蠢达于极点了。这当然也是联合阵线的一个障碍。”[2]

三、刘少奇再论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

6月19日，刘少奇又以“莫文华”为笔名给邹韬奋写了第二封信，表达了对《生活日报》的肯定和希望，并且认为“阻碍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门观点”，“成了一切救国先进分子中之主要危险”，要求“一切的爱国志士们”，“为着团结全民族一切救亡的力量去战胜敌人”，“要放胆的跑到广大的各种各色的群众中去，把人民阵线创立起来”。

（一）批评阻碍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门观点。刘少奇认为：“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中心关键。所以阻碍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门观点，就成了一切救国先进分子中之主要危险。”他指出：“至于根本否认有民族统一战线必要的人，我们可以不去管他。因为这种人在客观上是汉奸。现在我所要说的是那些对于目前民族统一战线之重要性估计不足，及对于广泛的人民阵线怀着深刻疑惧的那些人。他们一方面承认必须联合全国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去战胜侵略者，但一到实际问题上，他们又惧怕人民阵线或者轻视它。结果就构成了他们的关门观点。”

这些关门观点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刘少奇认为，这是“由于对目前变动了的形势不了解与估计不足，是由于对自己不相信，对人家恐慌。因此，他们总是害怕，怕领导权被人抢去，怕受人家利用，怕汉奸来破坏，怕动摇自己，怕发生错误……结果他们只有把门关起来，拒绝一切可能合作的同盟者。他们以为把门关了，就什么也不害怕了，就可以保存他们的纯洁，清高，古傲和本色。”

自然，在人民阵线中可能有各种危险，发生各种错误。但这是在人民阵线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后的事情。刘少奇认为：“今天的主要危险，则是各方面都害怕，各方面都关门，根本就使人民阵线不能大规模建立起来，或者在某地建立起来又随即弄倒。现在我们估计到将来人民阵线中可能发生的一些危险和错误，在可能时给以预防是对的。但在今天是无法完全避免的。而且任何事情都有不能避免的同等可能的危险。读卡尔的书，也有可能变成各种修正主义的危险。要完全避免各种可能的危险，那只有一事不作。然而我们不能因有‘噎的危险就把‘食也废了。”所以他大声疾呼：“胆大些！把门完全打开！小偷，盗贼和魔鬼，是有办法制服的！”

（二）驳斥所谓人民阵线的“危机”来了的谬论。在人民阵线还没有正式形成的时候，就有人鼓吹人民阵线的“危机”来了。对此种谬论，刘少奇明确表示：“我不同意你这种心理！”他认为：“现在的‘危机不在人民阵线，而恰恰在你自身。因为你这种心理的叫出，可以吓退许多人参加人民阵线，也吓退你自己。”针对他们所说的“汉奸钻入阵线里面去，其害不堪设想”等言论，刘少奇特别强调：“这是过分的顾虑。”他认为：“汉奸可以破坏人民阵线，人民阵线也可以制裁汉奸，不堪设想的恐怕还是汉奸。”针对他们说的“组织方面，仍须严格”，刘少奇又反问道，怎样严格？是否就是把门关了，拒绝那些抗敌的军人、官吏、资本家、地主及一切你不相信的人来加入，或者自己不敢去加入有这些人参加的反日团体和组织？他明确指出：“人民阵线是不能拒绝那些愿意抗敌的军官，官吏，资本家来加入的。他们来加入对于民族解放运动不是有害的，而是有利的。”

（三）坚信联合阵线口号已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刘少奇认为：“在中国现已存在着民族解放的铁一般的中坚力量，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联合阵线口号已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而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政党都经过了无数次的革命锻炼，都成为经验丰富的老练的成员，不比从前那样幼稚，这些成员在未来的大事变中都将表现他们确定的态度和地位，正如戏剧中的演员一样，各人都明白自己的地位及如何动作等。”因此，他充满信心地指出：“广泛的人民阵线就绝不会完全重复以往的错误。对于这种错误的过分的恐惧，是完全不应该有的。”

（四）强调抛开统一战线就是甘心放弃领导权。刘少奇指出：“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广泛的领导权是分不开的一件事。抛开统一战线来谈统一领导权，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那在实际上就是甘心放弃领导权。”他认为：“任何人，他不为团结一切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来努力并取得他们的信仰，他就不能领导这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

当时在人民阵线中的各党各派各阶层都想建立与稳固自己的领导权。刘少奇认为：“那些能够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到底，能够将自己阶级的部分利益与整个民族利益更好的联系起来，能够在人民阵线中无误的适当的应付各种各色的同盟者，那些人就更有资格在人民阵线中树立自己的信仰和领导。”因此他特别强调：“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应该无所畏惧。只有那些准备中途叛变的人，才怀着在中途有被弃于人民阵线之外的危惧。”

（五）呼吁尊重与爱护每一个同盟者。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最怕的是人民阵线。因此他们造作各种谣言，用各种方式来破坏人民阵线，说人民阵线中有不可捉摸的阴谋，号召大家不要受人利用。对于敌人的这种破坏行为，刘少奇认为应该给以彻底的揭穿。同时，他也特别强调：“过去那些关门主义者的冒险行为，使许多可敬可爱的同盟者受到不必要的牺牲与打击，而这种事情的恶劣影响恰恰给敌人和汉奸利用来恐吓人民不要加入人民阵线。”因此他呼吁：“现在必须决然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冒险的行为，尊重与爱护每一个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使他们能够在人民阵线中发展他们的长处，感觉兴趣，这样才能造成互相尊敬的诚意的合作。”

最后，刘少奇向一切爱国志士发出号召：“为着团结全民族一切救亡的力量去战胜敌人，你们应该胆大些！胆再大些！你们自己都有坚定的立场，坚定的救國主张，还有坚决的意志与丰富的经验，客观的主观的形势无一不有利于你们。因此，你们不应该害怕这样那样，要应该完全自信，你们不会随便受别人的不正确的影响和利用，相反，你们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英勇牺牲精神与坚决正确的主张能够去影响与领导别人。你们要放胆的跑到广大的各种各色的群众中去，把人民阵线创立起来。”[3]

四、邹韬奋提出用“民族联合阵线”代替“人民阵线”的建议

邹韬奋收到刘少奇的再次来信后，立即决定在7月16日出版的《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1卷第6号上给予全文刊登，题名为《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并在“编者附言”中表示完全接受意见，同时还提出了用“民族联合阵线”而不再用“人民阵线”这个词的建议。邹韬奋指出，“人民阵线”这个名词大概是借用自法国的人民阵线，用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容易令人误解，不如用“民族联合阵线”来得清楚。

第一，法国的人民阵线是使法西斯以外的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是以阶级为出发点的。它的性质是对内的。邹韬奋认为，法国已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它只有内部的阶级斗争的问题;法西斯如在法国抬头，不但劳苦大众遭殃，而且因民主权利的损失（法西斯独裁如实现，民主权利当然要被一笔钩销），自由主义者也一样地要遭殃，因此法西斯以外的法国人结成人民阵线来对付法西斯。

第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正受着侵略者最残酷的侵略，要集中全国的力量一致对外。邹韬奋指出，中国的情形与法国不同，目标是对外而非对内，不论阶级，只要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都联合起来一致抗敌救国，当然不以阶级为出发点。他认为：“如也沿用法国的‘人民阵线的名词，关于这一点便容易使那些患着左倾幼稚病者误解，结果不但不能结成联合战线来抗敌救国，来使民族解放，反而要破坏联合阵线，这关系是很严重的。而且称‘人民阵线也容易使人误会只包括人民，有志抗敌救国的军人官吏并不包括在内。所以我们主张，为明瞭起见，不可再用‘人民阵线这个名词，应该用‘民族联合阵线，使人一望而知是以民族解放为本位的联合阵线;是对外的，不是对内的;是中华民族的任何分子，除汉奸外，都可以参加的，都应该参加的，并不限于任何阶级的，并且不该由任何阶级包办的。说得直截了当些，这里面只有民族解放的问题，只有一致抗敌救国的问题，而不该牵到什么阶级问题。”[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以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为宣传贯彻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克服“左倾”关门主义，作了大量工作。邹韬奋作为一个新闻出版工作者，不仅对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有着深刻认识，而且提出了使用“民族联合阵线”的建议。作为一个左翼文化战士，他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1][2][3][4]邹韬奋全集（增补本）：第6卷[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601.605.607. 611.

作者董晓峰系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陈挥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