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劲 曹阳 于全辉

摘要：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加强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研究有利于降低风险和提高成功率。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新增营商环境因素，指标设计上考虑基础设施承包工程的特点，构建了包含6个环境因素、33个指标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的工程承包国别环境进行定量评价，对熵权法结果进行了Spearman检验和对国别环境综合值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环境和经济环境是“一带一路”沿线工程承包重要的国别选择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工程承包环境差异显著，分布很不平衡，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环境较好，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区域次之，东亚、中亚和独联体地区较差;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环境评综合价值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好、较好、较差和差。研究结论不仅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展工程承包提供了国别选择的经验证据，同时为积极落实我国“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承包工程;国别环境评价;熵权法;聚类分析

一、问题提出及相关研究进展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优先发展的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可通过对外承包工程这种经济合作形式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带动外贸出口和国内相关产业发展，缓解国内产能过剩问题。2014—2017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占总新签合同额的比例和完成营业额占总完成营业额的比例不断攀升（如图1、图2），到2018年底“一带一路”国家新签合同营业额贡献率达52%，完成营业额贡献率达52.8%，这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成为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的重点区域。但目前除了部分大型央企国企有着多年驰骋国际市场的经验外，我国大多数工程企业不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市场环境，缺乏海外投资经验，如果企業盲目“出海”，承包工程将容易遭受失败。有研究表明，2005—2014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数量和金额占失败项目比例分别达24.6%和23.7%，沿线国家这些投资失败的大型项目具有较大的地域差异。同时，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风险明显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怎样引导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到沿线最合适的国家成功承包基础设施工程，这是当前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要想找到最能成功承包工程的国家，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环境研究。综上所述，本研究对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国别选择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承包工程也成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与风险、承包模式及影响因素等，如：卜小龙[1]和栾茵[2]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给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带来的机遇与风险;黄河和邹为分析了中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投资面临的主要政治风险及相应的风险管控建议[3];徐景雷研究了承包商参与“一带一路”的联合体模式的实现途径和风险管控等[4];罗晓斐对中国对沿“丝绸之路经济带”23个国家工程承包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5];张纯威和戴本忠实证研究了对外工程承包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主导和先行地位，并探讨了其负向和正向影响因素[6];何凡和曾剑宇系统研究了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具有的显著促进作用[7]。

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营投资环境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对沿线国家某一环境要素进行了研究，如：胡俊超和王丹丹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别风险[8];胡必亮和潘庆中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及排序[9];Neerenko和Koppel研究了“一带一路”经济带上波罗的海宏观区域交通环境[10];张莉研究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营商环境差异和“一带一路”背景下协同构建策略[11];Tracy等研究了中国在欧亚大陆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环境规制及风险[12];张晓君和李文怡构建了“一带一路”国别投资法治环境评估体系[13];程中海和南楠研究了“一带一路”框架下东道国制度环境[14]。此外，另一些学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如：史雪娜和李嫣资建立了涵盖政治等6因素的对外投资环境模型，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实证分析[15];Li等借助德尔菲法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安全环境等6方面构建了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评价体系并进行了综合评价[16];Shrestha评价了尼泊尔的投资环境及“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可能性[17];权衡和张鹏飞采取熵值赋权法从政府表现、经济表现等6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在亚洲区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行实证分析以及投资环境综合指数排名[18];张琼等运用熵权法结合层次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国家的油气相关环境进行了评价[19]。

基于以上文献分析可知：（1）目前关于“一带一路”沿线承包工程的研究多是关注机遇、风险、模式等，少数学者通过承包合同额或者完成营业额回归分析

探讨了不同因素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显著性，但未探索相关因素的权重大小，也未对所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2）现有关于“一带一路”国家经营投资环境的研究多集中于一般对外直接投资，各研究具体指标体系差异大，尚未考虑营商环境因素，研究国别也仅限于“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由于对外承包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多个方面，重点在基础设施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0多个，已有的研究不能有效指导中国工程企业对沿线各国的正确评价和了解。（3）评价结果分析上，大多数研究只针对评价综合值进行简单总结描述，较少对综合评价值的分布特征和聚类进行分析。投资环境需要根据不同投资主体、投资或引资目的，建立不同投资环境影响因素构成的指标体系，运用合适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最终服务于具体决策[20]。因此，本文将从建筑企业海外承包工程经营决策视角，新增营商环境因素，指标设计上考虑基础设施承包工程的特点，利用2017年相关数据，基于熵权法对沿线64个国家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工程承包的国别环境进行定量评价，并对结果聚类分析，找出影响工程承包的重要的国别环境因素和分析出各区域国别环境的优劣，为承包企业制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最佳策略提供参考。

二、“一带一路”沿线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

（一）“一带一路”沿线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指标体系

目前国内外单独研究海外工程承包投资环境影响因素的文献相对较少，但一些相关研究从不同视角反映了对外工程承包国别环境影响因素，如：Chen和Messner[21]、陈勇强等[22]认为开展海外工程承包应当了解不同地区的市场特点，并开展属地化策略;王政发现东道国经济下行压力会阻碍大型项目建设[23]，而张纯威和戴本忠则认为国家的总体工程建设规模应与其经济发展正向相关[6];曾剑宇等研究发现东道国国家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工程承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一带一路”沿線东道国稳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增强双边关系对对外承包工程的促进作用[24];尹美群等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工程承包的区位环境会受到东道国要素禀赋和良好制度环境的显著正向影响[25]。现有投资环境因素评价几乎都没有考虑营商环境。而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将直接影响该地区招商引资的多寡，同时也直接影响区域内的各经营企业[26]。因此，本文将从政治、经济、社会、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环境、资源禀赋等六个方面，探究中国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因素及其指标体系。

1.政治环境因素

政治因素是指对工程承包活动具有实际与潜在影响的政治环境、政治力量和有关的政策等，本研究从政治局势和政府表现两方面来衡量。

（1）政治局势，主要包括目标国的政治稳定度和国际关系友好度。东道国稳定的政治环境能够对对外承包工程产生促进效应，提高业主按约支付工程营业款的可能性;国际关系友好度越高越有利于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在目标国的经营和安全。

（2）政府表现，主要包括国家治理水平、政府政策连续性、法律质量和政府清廉程度。政府治理国家水平越高，推出的政策连续性越好，法律质量越高，则越有利于目标国工程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政府清廉程度则影响着承包工程实施的成本。

2.经济环境因素

经济环境因素是指影响工程承包活动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状况和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状况、经济体制、金融、证券市场发育及完善程度等具体因素的总和，本文用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来衡量。

（1）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名义GDP总量（现价美元）、实际GDP增长速度以及人均GDP（现价美元）。这些指标越高，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增长速度越快和购买实力越大，则该国在工程承包项目上有更多的国际招标，进而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该国的承包工程项目投标。

（2）金融市场，主要包括：目标国政府的财政实力、汇率稳定度、物价稳定度、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和国家债务安全程度等。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建需求大、所需要的资金多，企业可能以BOT、PPP等融资性的方式参与，因此除了考虑沿线国家的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考虑该国的金融市场情况。政府财力越大、国家债务安全度越高、汇率和物价越稳定，则越有利于采用BOT和PPP融资性模式。资本项目开放度高，则可以采用项目债权融资的方式进行，从而可以减轻企业融资压力。

3.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环境因素是指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状况，涉及社会制度、社会群体、安全及生活状态等。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相对落后，本文的社会因素着重考虑社会治安水平、医疗卫生水平以及城镇化水平。社会治安水平低的国家时常发生针对外国企业的犯罪活动，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而一些国家医疗水平低、卫生条件差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同时，工程承包需求多体现在对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的需求，城镇化水平越高，对工程承包需求越大，同时城镇化发展空间越小，可能会挤出劳动密集型工程，而会增加对技术密集型工程承包后续服务需求。

4.营商环境因素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在开设、经营、贸易活动、纳税、关闭及执行合约等方面遵循的政策法规所需的时间和成本条件。本文参考中国“一带一路”指数平台网中营商环境相关指标，采用环境税收负担、经济法律完善度、商业便利化、行政效率、支付结算便利程度5个指标，这5个指标决定着工程承包营商环境的好坏，从而影响到中国建筑企业建设成本、工期、利润、结汇便利程度和风险。

5.基础设施环境因素

基础设施环境因素是指为居民生活和社会生产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现有文献多关注基础设施的便利程度，如选取人均基础设施的数量来衡量东道国基础设施环境因素。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基础设施领域工程承包，更关注基础设施发展需求和行业状况，本文参考中国“一带一路”指数平台网相关指标，站在行业的角度，从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基建行业规模及增速，以及基建行业投资热度等方面来衡量。

（1）基础设施情况，包括目标国基建水平、基建行业开放度以及基建战略发展清晰度3个指标。

（2）基建发展速度，包含建筑业、交通业、能源业和公共事业的规模及增速这4个指标。

（3）基建投资热度，包含建筑业、交通业、能源业和公共事业投资热度这4个指标。

6.资源禀赋环境

资源禀赋又称为要素禀赋，指一国拥有的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工程承包需要大量原材料，如水资源、能源、矿产等，如果该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相对匮乏，承包的工程则需要大量进口原材料，这势必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利润;同时，工程建设项目是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一国或地区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将有利于降低在该国承包工程项目的运营成本。本文在资源禀赋因素方面主要考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因素，分别选用自然资源丰富程度和人力资源丰裕程度来衡量。

基于以上分析，遵循指标的系统性、可比性、可查找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本文构建了包括6个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的对外承包工程国别环境因素指标体系，力求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承包工程时所需考虑的国别环境因素，同时对中国承包企业有具体的、针对性较强的启示和帮助。具体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二）评价对象及数据来源

根据地域、政治等因素，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东亚（1国）、东南亚（11国）、南亚（7国）、中亚（6国）、西亚北非（18国）、独联体（6国）、中东欧（17国）等类型，各类型国家情况如表2。其中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数据过少，尤其叙利亚局势动荡不安，本研究中暂不考虑，因此本研究的国别涉及64个国家。本文指标数据来源包括：中国“一带一路”指数平台网[27]、世界银行和有关文献[28]。

（三）评价方法

本研究属于涉及国家和建筑产业的海外投资环境评价，穆献中和李凯认为国家产业投资环境评价适合采用的方法包括：層次分析法、熵权法、灰色综合评价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主成分—聚类分析法[20]。为减少主观人为因素的影响和保持国别特征评价的客观性，本文采取熵权值法，具体步骤如下。

三、“一带一路”沿线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评价结果及分析

（一）国别环境评价指标权重结果及排序

本文选择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或地区样本数据，将三级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异常值处理，计算每个国家每个三级指标的特征比重P，随后计算各项指标的熵值E和差异系数D，最终确定各项指标的熵权，其各级指标权重结果见表3。

（二）“一带一路”沿线承包工程国别环境综合评价结果

基于表3权重和各指标的数据，可以得出各个国家的综合评价值U，“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二级指标和排名如表4所示。

（三）对国别环境综合评价值排序结果的检验

为检验文章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的科学性及指标评价体系的合理性，本文利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GDP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64个国家的完成营业额总和，按照11的权重，作为国别环境的整体表现，进行重新排名，然后对两者的排名结果进行Spearman相关性检验，见表5。

（四）结果分析

1.基于熵权值法的权重分析

依据表3的权重数据可得对外工程承包国别环境因素一级指标构成比例如图3所示。从图3可知：基础设施环境因素占比最高，为50.0%;经济因素权重居于第二位，为26.8%;营商环境因素排第三，为6.6%;政治环境因素排第四，为6.4%;社会环境因素排第五，为6.1%，资源禀赋因素排名最后，为4.1%。权重排序表明，沿线各国在“基础设施环境因素”和“经济环境因素”方面的指标数据有相当大的差异，反映了更多的信息，即沿线各国国别环境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和经济表现方面，其次是营商环境因素、政治环境因素及社会环境因素。

同时，从表3可知：对于基础设施环境因素方面，首先应考虑基建投资热度（权重35.3%），其次再考虑基建发展速度（权重11.3%）、基础设施情况（权重3.5%）。在经济因素方面，要以经济发展水平（权重17.6%）为主，同时兼顾金融市场（权重9.2%）。在营商环境因素方面，经济法律完善度权重最高（权重1.98%），税收负担、商业便利化、行政效率及支付结算便利度差异不明显，这意味着在此类国别环境因素中更注重一国或地区经济法律的完善程度。在政治环境因素中，政治局势（权重2.8%）和政府表现（权重3.5%）基本上同等重要。在社会因素中，社会治安指标在整个国别环境指标体系中排名较前（排名第8），而医疗卫生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排名较后，可见在社会因素中更看重沿线国家的社会治安水平。在资源禀赋因素中，相对于自然资源丰裕度（权重1.9%），作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对外工程承包更看重人力资源丰裕度（权重2.23%）。

2.基于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国别环境综合结果分析

（1）总体差异特征。

“一带一路”沿线承包工程国别环境的综合评价是基于每个国家在所评价目标上相对总体水平的差异程度来测度的，每个国家工程承包环境的综合评价结果不仅取决于国家本身的情况，同时还要考虑其他国家的相对情况。从国别环境综合评价的得分看，分值越大，表明工程承包环境越好;分值越小，表明工程承包环境越差。

首先，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别环境的综合评价得分分布特征看（表7），所有国家综合评价得分平均值为0.308 53，得分最高的印度为0.637 5，最低的也门为0.086，印度工程承包环境得分是也门得分的7.4倍，这反映“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的工程承包环境差异非常明显。进一步看，沿线国别环境的综合评价得分频数分布偏度值为0.814、峰度值为0.4，表明尖峰右偏态分布明显。并且，标准差0.113 06数值较小，表明分布较为集中，即得分较低的国家占有较大比重。极差0.551 5数值较大，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工程承包环境差距较大。

其次，从沿线国家所属区域看，东南亚区域环境综合得分最高，其平均值为0.378 6。南亚地区次之，平均值为0.357。中东欧和西亚北非区域再次之，得分平均值分别为0.292 4、0.284 6。第四区域为中亚和东亚，平均得分分别为0.240 3和0.243。承包环境最差的区域为独联体国家，平均得分为0.228 4。

最后，从沿线各国工程承包环境综合评价得分的排序看，排名前10位的国家分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波兰、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巴林、巴基斯坦，其中位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5个，南亚地区国家2个，西亚北非地区国家2个，中东欧地区国家1个;排名后10位的国家分别是黑山、东帝汶、塞浦路斯、塔吉克斯坦、乌克兰、阿富汗、不丹、摩尔多瓦、亚美尼亚、也门，其中东南亚、南亚、中东欧地区各1个国家，西亚北非和中亚地区各2个国家，独联体国家有3个国家。

（2）聚类分析。

为了清晰给出不同目标国国别环境优劣，将所有国家承包工程的环境综合得分作为变量通过SPSS19.0软件、运用K均值聚类法对沿线64个国家进行聚类分析，将其分成以下四类地区（见表8）。

第Ⅰ类（U>0.55），为工程承包环境好的国家，综合评价得分均值为0.591。从得分来看，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环境因素排名均位居前列。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需求较大，政府对供水、电力、交通、港口和公共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加大了投资力度。同时，政府也希望外资和本国私营企业参与投资基础设施，正努力为私营企业投资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并建立合理的法律框架，以及调整税率、投资政策等宏观调控，可以优先选择进入正逐渐迎来基础设施建设新高潮的国家。

第Ⅱ类（0.36

第Ⅲ类（0.243

第Ⅳ类（U<0.24），为承包环境差的国别，综合评价得分均值为0.196。这些国家主要位于独联体、中东欧、西亚北非，这些国家的共同弱点是政治环境较为动荡，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环境不稳定，营商环境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以及资源禀赋薄弱等。国别环境影响因素指标排名靠后，意味着进入这些国家将面临巨大的投资风险、更高投资失败的可能，中国企业在进入这些国家承包工程前要综合评估和谨慎考量，目前暂不建议进入这些国家进行对外承包工程活动，可持续关注后续工程承包环境改善。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政治、经济、社会、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资源禀赋6个因素、三层次33个指标构建了国别环境指标体系，利用2017年中国“一带一路”指数平台网、世界银行等网站丰富的数据信息，运用熵权法研究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承包工程国别环境的影响因素指标权重及各国指标综合值排名，对熵值赋权结果进行了Spearman检验，对国别环境综合值进行了聚类分析。本文研究结论为：第一，沿线各国国别环境差异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和经济表现方面，基础设施环境因素最为重要，其中基建投资热度和基建发展速度是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时考虑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经济因素和营商环境是影响国别环境的第二和第三大因素，尤其是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着中国企业决策。第二，通过综合评价，发现沿线64国承包工程的环境差异非常大，并且分布很不平衡，东南亚区域承包环境较好，南亚地区次之，东亚、中亚和独联体地区较差。第三，通过聚类分析，将“一带一路”沿线64国承包工程的国别环境划分为好、较好、较差、差四种类型。第四，通过Spearman检验熵值赋权法的测算结果仍然得到一致相关的结论，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科学合理性。

综合上述结论，为促进中国企业通过承包工程积极和成功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以下三个建议：（1）企业层面。应综合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和资源禀赋等因素，重点关注其基建投资热度、基建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市场情况以及营商环境，科学选择国别，避免盲目“走出去”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目前可以将东南亚、南亚作为企业对外工程承包的重点首先选择，其次可以将中东欧、西亚北非作为第二梯队逐步扩展，将南亚、独联体和中亚的部分国家作为潜在投资区域并根据具体情况相机抉择。同时，做好国别风险防范。（2）政府层面。加强宏观调控，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工程承包提供政策制度保障。在国内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建筑企业纷纷趁着“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国门，作为理性的企业都会选择到国别环境好和利润高的国家，这势必造成在某一国家或地区中国企业扎堆、恶性竞争，最后影响企业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因此，政府要加强对境外工程承包项目推荐的统筹协调工作，避免出现一哄而上和内部恶意竞争;同时，在境外投资保护、海外投资风险预警与防范、工程融资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保障等方面为不同的国别环境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以保护和保证中国企业能够放心和安心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工程承包。（3）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层面，要积极为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務保障。对外工程承包是一种综合性的国际经济合作，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金融、法律、技术、制度与管理等多方面专业知识，而通常情况下工程企业只具备较强的专业技术和管理能力，还需要中介机构提供国际政治、经济、文化、金融、法律、外语方面的服务，才能更有助于承包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工程承包时作出更加科学的国别选择和顺利实施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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