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亮

疫病来了，许多人比以往更关心新闻，大部分人体会到更大的危机感，一些人开始质疑、怀疑、盲从、恐慌，一些人开始渴求温暖、拥抱爱情，少数人总体理性并时常自省，更少的人被疫情激发出研究生命，探索宇宙的智慧，或者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甚至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角色。

在疫病的历史中，许多故事总是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当人们循着那些文学艺术名作的踪迹探寻时，也许会蓦然发现，我们如何解读瘟疫，就是如何看待生命。

深刻的拷问

在《疾病的隐喻》中，苏珊·桑塔格把疾病对于人心理的影响分成两类，一类是对他者的恐惧，一类是对道德的拷问。

一方面，我们极有可能把疾病看成“他者”，也就是战争中的“敌人”——“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另一方面，疾病被视为“对邪恶的惩罚”，不少人浓墨重彩地批评流行病中显现出的“道德崩溃”，“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和人格失败”。

面对疫情带给人类的拷问，很多文学作品都尝试给出自己的答案。

现在，不少系列文章都冠以“十日谈”的名称，正是借用了薄伽丘那部关于瘟疫的著名小说《十日谈》之名。《十日谈》是短篇故事集，讲故事的人把突如其来的瘟疫看作是天谴。在缺少疫苗和抗生素的年代，人们只能逃避。他们在郊外躲避，饮酒、欢宴、讲故事，不问世事、及时行乐。

《十日谈》并没有讲太多关于瘟疫的事情，而是一些市井轶事，特别是关于当时上流社会的糜烂和禁欲主义的荒唐。薄伽丘大概是利用瘟疫这段时间，借着故事反思社会。

在那之后，欧洲拉开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大幕。那些源自瘟疫时的思考，逐渐形成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剧烈冲击。“黑死病”后，“黑暗的中世纪”也结束了。

面对瘟疫，也有些人选择与病毒掰手腕。加缪在《鼠疫》中说，与病毒较量没什么了不起，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尽管很多人面对病毒慌了神，放弃道德和同理心，麻木不仁、及时享乐，但仍有医生用科学的态度努力工作。

《鼠疫》最打动人的情节，是故事的结尾，瘟疫似乎已经过去了，人们锣鼓喧天地庆祝，但内心却忘不了瘟疫时期各种魑魅魍魉的举动。

无论是《十日谈》还是《鼠疫》，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除了对肉体的摧残，疫病还拷问着人性，让人们在回首疫情中的自己时，揭开包裹在人和社会之外的表象，反思自身如何才能变得更友善、更强大。

悲伤的爱

在荷兰古城马斯特里赫特，许多段不同年代的城墙被精心保留下来。在马斯河畔，一栋黑黢黢的中世纪城门伫立在侧。那栋城门的名字叫做“地狱之门（ Helpoort）”。据说，在“黑死病”肆虐的时候，这道门是专门把患者送到城外隔离区的通道。当地朋友说，因为当时的人们对瘟疫没有办法，从这道门出去的人，基本只能自生自滅。

在那时那地，瘟疫这道“生死门”除了带走生命，还分隔爱情。比如在小说《死于威尼斯》里，文学家托马斯·曼就描写了一段无望的爱恋。

故事里，作家阿申巴赫是位自律节制的绅士，因为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感到乏味，便去威尼斯度假。在这里，他遇到了美少年塔齐奥。少年美如希腊雕塑，唤起作家内心的痴恋。他虽然知道这种感情没有结果，却仍跟随着少年，哪怕无法与对方说一句话。

瘟疫笼罩着威尼斯，城里的外国人纷纷离境。阿申巴赫明明知道有风险，却割含不了心中的情感。他宁愿枯守在那个孩子身边，直到最后死于威尼斯的海滩。

在这个故事中，重要的并不是感情的对与错，而是理智和感性的冲突。疾病是关于危险的隐喻，在危险的环境里，热烈的感情要怎样才能摆脱理性的束缚，又不被欲念所控制以致沉沦？这或许是我们在疫情期间可以反思的问题。

作家毛姆在其小说《面纱》中，也讲述了一个有关瘟疫和爱情的故事。虽然明知妻子并不爱自己，但男主人公瓦尔特还是对凯蒂说：“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这段表白揭示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带着无奈和忧伤，直到他们置身瘟疫之中，一切似乎又发生了变化。

叛逆的凯蒂因为恐惧单身，嫁给了细菌学家瓦尔特，并跟随丈夫去了香港。然而瓦尔特是个缺乏生活情趣但认真工作的男人。凯蒂厌倦了家庭生活，开始与当地英国官员幽会。发现妻子出轨后，瓦尔特把妻子带到危险的霍乱疫区。

尽管得不到妻子的青睐，埋头工作的瓦尔特却倍受疫区老百姓的爱戴。终于，凯蒂也加入到救死扶伤的队伍中，渐渐认识到瓦尔特的好，可瓦尔特却染上霍乱去世了。

从不曾拥有到一度拥有，再到最终失去，人生原来就像一场梦，而爱情、婚姻就像不真实的彩色面纱，揭开这层面纱，或许才能看到一条通往宁静的路。小说中，瘟疫就像那只揭开面纱的手，把虚假和残忍的一切剖开给人看，把死亡的猝不及防带到人们面前，让人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感情。

直面苦难

何止是文学？人们用各种艺术形态展现瘟疫。

在西班牙，老彼得·勃鲁盖尔的画作《死神的胜利》，几百年来持续给人带来震撼。在那幅油画里，死神带着骷髅大军席卷人间，就像瘟疫袭来。死神的追随者在高山上敲响丧钟，死神的战马脚下死尸遍野。

普通人带着惊恐死去，国王也不能幸免，尽管他临死时手还指着几桶开了盖的金币和银币，但金钱也无法让死神妥协。富贵人家的欢宴被打断，小丑和美女都惊慌失措，吟游歌手还在颤抖着唱响最后一首歌曲。

几百年后，毕加索则画出了《格尔尼卡》。虽然他画的并不是瘟疫，但与老彼得·勃鲁盖尔画作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疾病从来不会区分贵族与普通人，战争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被炸弹轰炸过的格尔尼卡小城里，抱着死去儿子的妇女向着天空痛苦地呐喊;房子在着火，居民在哭号;战马和公牛在这场无差别的轰炸中，并没有什么不同。

战火，同样是一场瘟疫。正如毕加索当年在向德国大使讲述《格尔尼卡》的创作时所说：这不是我画的，这是你们画的。

瘟疫，逼迫人正视;战争，需要人反省;而生命，值得人尊重。当代，科技不断进步，面对流行病，人们总能想出办法，尽量挽救生命。然而，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流行病是医学和生物学家的主场，却忘了，普通人更应该认真思考生与死的问题。

摘编自《环球》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