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云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把“低级红”“高级黑”提到了政治的高度，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本文从产生有关问题的原因和如何从源头上避免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用大量案例进行探讨和解析，提出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源头；低级红；高级黑；原因；策略

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低级红”“高级黑”越来越成为影响党政和媒体形象的常见性问题。所谓“低级红”，就是把党的信念和政治主张简单化、庸俗化；“高级黑”，一般是指极端化地解读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方针政策等。“低级红”“高级黑”都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体现。2019年2月，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確指出：要以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行动做到“两个维护”，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决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搞两面派、搞“伪忠诚”。

把“低级红”“高级黑”放到政治的高度，足见这两种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新闻宣传中的“低级红”“高级黑”又可以说比较常见。怎样避免“低级红”“高级黑”？本文拟从产生的原因和对策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产生“低级红”“高级黑”的原因分析

新闻宣传领域频频出现“低级红”“高级黑”的原因很多，笔者梳理国内出现的数十个相关案例发现，主要原因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少数干部缺乏舆情传播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客观地说，多数地方领导干部能够与时俱进，有较好的媒体应对能力，普遍把握得了舆情传播规律。但是，现实中也有少数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不会、不愿、甚至不敢跟媒体打交道，缺乏舆情传播素养。

2019年7月的一天，央视新闻“经济半小时”记者就水泥生产销售渠道和监管问题，到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采访，该局一干部在镜头前竟然做出了只张嘴不出声、表演哑语的举动。在更早的2009年6月，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记者在郑州就一起在已经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建连体别墅事件，采访郑州市规划局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该副局长的第一句话居然是“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接着又来了一句雷人的“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不难看出，这两个案例都是有关领导干部个人缺乏与媒体记者打交道的经验，处理不当引发的“次生舆情”。

（二）通讯员从业能力和经验不足

近年来，各类政务新媒体发展迅猛，加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推广，一些没有经过新闻专业学习和培训的人员客观上参与到新闻采编流程中，充当了“记者”“编辑”角色。但这些严格意义上只能算“通讯员”的新闻从业人员的能力和经验总体是不足的，一不小心就会引爆“舆情”。

2018年7月，湖北两家省级媒体的网站相继发了同一篇文章，题为《湖北扶贫干部与女贫困户结婚：一来二去便熟悉起来》，讲述了54岁的单身扶贫干部韩某和46岁的于某在扶贫工作中相遇、相爱并结婚的事。各大网站随即对该文进行了推送。事后据文章作者介绍，这件事作为特例，一开始他们也是觉得不要报道，但最后舍不得放弃这个选题，最终引发负面舆情。与此类似，“女干警默然加班28天不脱衣、不洗澡”广受舆论质疑，起因是黑龙江省依兰县人民法院一个名叫张宇奇的小年轻被同事默然几乎达到忘我境界的工作状态感动，写下一段文字发在了该院微信公众号“感动你我的他们”的系列报道中。总结上述两个新闻舆情我们会发现，对新闻题材和语言分寸把握不准，是基层通讯员普遍存在的问题。

（三）新闻类资讯把关的严重缺位

与上述所提写作者能力和经验不足相对应的是，很多基层新闻类资讯的把关环节很弱，甚至可以说是形同虚设。2018年9月，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发表了一篇题为《鲁山一初中生一时冲动犯错检察官介入下双方冰释前嫌》的文章，讲述的是一名16岁少年涉嫌强奸一名17岁少女，检察官将双方父母叫到一起，联系当地调委会和解，小赵家属赔偿小花家8万元，后小赵被取保候审。该文一经发布就引发舆论争议，后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对该案进行通报称，嫌疑人小赵已被检方提起公诉。该案例中的通讯员固然有失误，但作为天天跟法律打交道的专业人士，鲁山县人民检察院新闻把关负责人对此稿反映的事实违反法律规定都没有看出来，实在令人费解。

“小两口新婚之夜抄党章”的话题曾在2016年5月引爆全网。这个话题实际上出自南昌铁路局通讯员的“过度包装”。因为报道所指的主人公的结婚日不是真正的结婚日，20天前这对夫妻在单位举办的集体婚礼中已经亮相，并且被大众媒体报道了。“南昌铁路”微博发布“新婚之夜手抄党章不停歇”完全是利用“新婚之夜”赚眼球。我们与其批评通讯员，不如批评消息的核发者：明明你们单位大肆做了宣传告诉大家他们结婚20天了，怎么还谈“新婚之夜”？这种表演作秀式的新闻为何能出炉？关键是新闻的写作者和把关人是“利益共同体”——他们都希望本单位的新闻做大影响，这种情形容易形成“监守自盗”。

（四）“低门槛”给了不当言论传播机会

社交媒体迅猛发展后，纸质媒体的广告越来越难做，广告主逐步占据买方市场，声音越来越大，发布广告时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以往根本行不通的打擦边球式的做法在权威媒体那里一点点被放松，媒体把关人员对只要不出明显问题的广告发布内容一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给“低级黑”的出现留下了空间。2017年，江西一家设区市党报在一篇整版的广告软文中，用一位房产专家的话发表了一通言论，核心意思是“城里买房一定升值，乡下做房一定贬值”，这一观点很明显是为房地产商背书，但因存在用舆论逼迫农民进城买房的嫌疑，继而引发争论，遭到上级批评。

2018年9月，自称“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一篇题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文章引起舆论哗然，民营企业主惶惶不安。经济日报、光明网、人民日报等媒体相继发文予以批驳。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发表措辞强烈的《“私营经济离场”？谁开历史倒车，谁就是与人民和国家为敌！》的文章，对“私营经济离场论”予以反驳。甚至，国家领导人就私营经济相继发表讲话。倒查信源，该文最早发于吴小平的自媒体，门槛低到几乎为零！类似的问题很多，尤其是一些所谓的知名人士，某女性经济学专家、某央企老总就属于这一类，他们的自媒体粉丝一般还很多，但观点有时很出格，均多次引发各种争论。

（五）功利化的宣传思维作祟

功利化的宣传思维极易导致“低级红”“高级黑”，表现形式五花八门。一是帮领导作秀，如某地创建全国卫生城市，领导高度重视，都上街扫地，一张摆拍照片，一群领导在扫地。二是为上级唱赞歌，如电视台主持人连线某省询问汛情，干部答非所问、拼命强调领导调度有方，先后两次被主持人打断。三是颠倒黑白，强拧角度，用放大镜寻找灾难中的所谓闪光点，把坏事当好事报道。四是矫枉过正，如“扶贫干部因洗澡4分钟没接巡视组电话受警告处分”“老师办公室放瓜子被纪委监委通报批评”。五是搞道德绑架，如苏州太湖马拉松赛场上发生的“递国旗”事件，以及某些灾难性事件发生后，各种媒体屡见不鲜的“XX名人不捐款”“捐款少”等新闻。

当然还有一些“低级红”“高级黑”是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炮制出来的。其要么是为了拉流量，要么是别有用心。这一类的所谓新闻常常跟“标题党”相生相伴。如“美国认怂了……”“日本吓尿了……”“菲律宾跪趴了……”挂着爱国主义的“羊头”，卖着博眼球、玩弄网民的“狗肉”。虽然有关部门加大了对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发布虚假、低俗信息的打击力度，但此类现象依然存在。

二、从源头上避免“低级红”“高级黑”的策略

“低级红”“高级黑”存在于新闻事实本身，也存在于一些新闻细节中，还存在于个别句子、甚至个别词语的错误使用上。笔者认为，要从源头上减少和避免“低级红”“高级黑”，一定要弄清老百姓愿意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厌恶什么信息，凡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与广大百姓道德取向相冲突的新闻题材和话语都要杜绝使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做”是基础。所谓“做”，指的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在日常言行中要谨言慎行，不给人以把柄。出台某种政策、推出某项举措前，要充分调查、广听建议，反复权衡、多方论证，充分成熟后再发布实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湖北省武汉市和潜江市都曾发布通告，宣布适当解封城市交通，但是很快又宣布通告无效，类似操作都是很不严肃的。另一方面，领导干部的言行容易被舆论放大，要特别注意细节。一块手表、一根皮带、一包香烟都可能成为关注的焦点；一次被打伞、一次被背、一个微笑都可能引爆一次舆情。

（二）“选”是关键。新闻写作者如同厨师做菜，稿件的优劣绝大部分取决于题材。题材说明的新闻意旨决定稿件的广度和深度。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需要警惕：一是“选可以选的”，直白地说，有些事例和新闻当事人是可以用的，有些是不宜使用的。这个道理不难懂，比如某航空公司接到当地政府电话，给党政代表团预留相对集中、较好的座位，航空公司如要宣传自己的服务积极主动、周到体贴时，就不能用这种事例。二是“选更好的”，很多时候，事例和采访对象是可以选择的，如要表现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后的成果，某省级党报用“某副厅长开自己买的小汽车、吃自己掏钱买的月饼”这种例子，就不如选择“公车用油骤降”“市场上月饼包装瘦身”“饭店政府部门签单现象大为减少”等更妥帖一些、不会让人产生联想的素材。

（三）“写”是重点。新华社原社长、中国著名新闻工作者郭超人告诫新闻从业者说：“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可见新闻“写”的环节的重要。因为后端的把关者往往不掌握第一手资料，新闻写作者是守住“低级红”“高级黑”的第一道防线。笔者认为，写新闻至少要有“四忌”：一忌“想象编造”，自己没到实地，非要编出细节，才会出现“灾民像过年一样开心”的描述性错误。二忌“过度包装”，为了树典型，把当事人写得不近人情，结果黑了政策和人性，如“警察放弃婚礼去参加比武，让新娘一个人拜堂”。三忌“生拉硬扯”，比如一个人偶然拾金不昧、助人为乐，一些记者做新闻就“挖地三尺”，无限拔高，上升到“英雄”，甚至说和“XX单位正确引导、XX精神的熏陶密不可分”，读来让人生厌。四忌“文过饰非”，总想靠语言掩盖真实目的，比如欢迎抗疫医护人员凯旋时，医院领导拍照站在一线医护人员前面被舆论批评，医院撒谎地辩解说是“隔离需要”。又比如市长凌晨5点到马路上跟环卫工一起扫马路，体验辛苦，硬要写成是记者“偶遇”，这不是找骂吗？

（四）“编”是核心。不管是新闻单位还是政务新媒体，编辑工作都是审核新闻的重要环节，一些“低级红”“高级黑”的出炉就是因为编辑审核的粗心大意所导致。2019年1月，河南一党报发表了《善良心灵绽“金花”》一文，其中出现“聋哑人说话”的表述。类似的问题媒体出现过很多，如把“市委组织部”错写为“贪污和受贿部”“出生不到二十天的双胞胎问妈妈去哪了”“植物人丈夫能夠面带微笑”等等。笔者建议，专业媒体、特别是政务媒体的稿件编辑环节一要“多通读”，文章不厌千遍改，同理，文章不厌千遍读，每读一次都能找到问题；二是“究出处”，一些重要提法、敏感细节、关键表述要反复核实，没有信息源宁愿暂缓发稿、不发稿；三要“必审核”，人人都会“审美疲劳”，审核务必做到换人，不要迷信个人权威和水平，新闻信息让一个人采编发的做法必须彻底杜绝。编辑能做到以上三点，大的问题基本不会有。

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有新的变化。网络传播开放、快速、交互的特点决定了当下新闻传播的即时性和严酷性。在公众的监督之下，反常识、反人情的“低级红”“高级黑”很容易被揪出。广大政务媒体和新闻从业者要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既要从大处着眼，又要从小处入手，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网、办新媒体”，严格做到三审三校，履职尽责，做一个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参考文献：

【1】张书省，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当代陕西》，2016（4）；

【2】桑林峰，如何辨认和防范“低级红”“高级黑”？《学习时报》，2019年5月13日；

【3】平言，“两个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经济日报》，2018年9月13日；

【4】铁永功，正面宣传不能脱离常识，《钱江晚报》，2016年5月18日。

（作者系江西工人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