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毓明案：民愤背后的法理

2020-06-08古欣

中国新闻周刊 2020年19期

古欣

关于“鲍毓明案”的报道发表后，一位做警察的同学给我发来信息。据她了解，鲍案已经侦查完毕，目前案子已审结，却因为沸腾的舆论，公安机关迟迟不敢公布侦查结果。

鲍案的细节显得更加迷雾重重，光是受害人李星星的年龄就有多种说法。被访者欲言又止，谈吐透露出顧虑。或是为了保护女孩，或是为了保护自己，又或者有其他难言之隐。在侦查阶段，证据在警方手里，即使是李星星的代理律师所能确认的事实也很有限。

像所有的强奸案一样，双方论辩围绕着是否自愿展开。强奸罪难以认定也是这个缘由，办案人员只能通过语言、行为这些外部的元素去还原人的内心意愿。而语言有其不真实的一面，行为也有多种解释的可能。《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一条规定，就是以这种案情中经常遭遇的复杂性为背景而出台，虽然很少被援用，但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

2019年湖南怀化中级人民法院判过一个案例，该案继父以同继女的短信来往辩称双方发生关系属自愿。男方曾给女方发“我好想你，你原不原谅我，爱你”，女方回复“嗯，不”。该家庭中母亲患脑瘤，全家生活来源依靠继父。被害人继女主张，继父曾威胁自己，如果不从就要饿死被害人母亲。法官认为在被害人母亲丧失劳动能力，继父承担全家开支和被害人母亲的治疗费用这种情况下，继父“家庭优势地位明显”，属于二十一条规定中的情形，并据此定罪。

不管鲍案是否构成强奸，它引发的民愤，依然是不平等权力关系中强对弱的对峙。目前看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现行法律体系还不能提供很好的办法。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在内的一些学界人士建议，在适当时机设立“滥用信任地位剥削性利益罪”，这或许是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