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俭

可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今年第1期《世纪》刚刚收到，我赶紧阅读，有些想法与大家分享。

1980年四千人大會是1949年后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一环，其派生出来的许多情况，至今还在影响各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更能清楚其影响力。《世纪》旧事重提（编者按：指潘潮玄先生《1980年四千人大会讨论〈决议〉亲历记》一文），是有眼光的。潘老师的文章写得也好，他是大会参与者，是亲历者，又是学者身份，更难得，期望他有新文，能为历史留更多的“三亲”史料。

“三亲”是文史资料的生命，也是文史资料具传世意义的基础。令人担忧的是现在能够以“三亲”来撰写民国资料的人已很少，就是能以“三亲”来写新中国70年的也不多，许多有价值的“三亲”资料可能永远消失，而出现后人道听途说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文史资料工作重点转到1949年后，甚至改革开放后，已刻不容缓。就这点而言，本期“二丁”的文章，让人耳目一新。文章不但以自己的经历细节，展示了当时的政治生态，还指名道姓，还原了历史人物原貌，而几件报告和文件的原文，无疑使文章更具历史感。读者喜欢看此类文章。同样写当代的，此文比写四千人大会的文章更让人身历其境，而更具史料价值，虽然从事件的大小来看，前者更胜一筹。

另第54页写王元化先生一文的照片，李锐的位置应是左一。

2020年2月17日

（作者为地方志专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