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 赵宇新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发前形成了城乡发展二元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城乡二元化的局面被打破，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了融合。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新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厘清其背后的制度安排及逻辑关联，对于在新时代背景下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及乡村振兴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

解决好城乡问题，重塑城乡关系，构建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融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乡关系，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本文在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乡关系发展的基础上，抽象出其中蕴含的历史逻辑及理论逻辑，对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一）从传统的城乡不平等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以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主要任务，在结合当时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通过“城乡互助”来实现“城乡兼顾”。为了实现先进工业国的目标，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我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将农业资源转移到了城市，支持了工业化的建设。但是，随着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将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之上，牺牲了农村、农民的利益。由此，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失衡，城乡二元制结构形成并固化。

（二）从城乡二元壁垒松动到城乡融合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面对农业生产效率长期得不到提升，人口、资源的流动受限导致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医疗、教育等公共服未完全覆盖的问题，我国率先在农村进行改革，契合农民的愿望和农业的发展需求，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得农村经济迅速增长。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大幅提升，着眼于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又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目标，城乡关系逐渐从二元制向城乡融合进行转变。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理论的历史逻辑

（一）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直面社会主要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以及“一五计划”的实施，党的八大提出，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家与落后农业国家现实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经济文化已不能满足人民迅速增长的经济文化需求。在城市工业需求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指导下，我国城乡关系兼顾的重心发生偏移，采取了“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政策，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部门及工业体系，但是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失衡，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的局面。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面对城乡发展失衡的局面，我国率先从农村开启改革，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和非农业领域，既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也加快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缓解了城乡分离的状态。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①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为城市工业已然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我国将改革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阐明了加快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国重新将城乡矛盾的主要方面确立为城市，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巩固了城市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党在十九在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①其中，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这说明，城乡矛盾这一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中，乡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为了让乡村跟上国家的发展步伐，党中央用“城乡融合”来推动城乡关系的发展。

（二）坚持发展生产力，追求城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指出，“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劳动者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②恩格斯也进一步指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步的障碍。”也就是说，推动城乡关系发展的力量蕴藏在社会生产力之中，假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尚不足以避免城乡之间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分离或者冲突时，会使城乡之间的差距加大，所表现出城乡对立的状态更加尖锐。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城乡发展水平的差异相对不大，为了实现先进工业国的发展目标，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即在整个生产力布局当中优选发展城市工业生产力，并通过户籍制度、统购统销、人民公社等政策，来确保农村生产力更好地服务城市工业生产力，推动了城市工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也造成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农村，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为了弥补乡村生产力低下的短板，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乡村生产力改革的序幕，变革农产品流通和价格制度，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缩小了城鄉、工农生产力之间的差距，城乡关系向好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已具备城乡融合的物质条件，但农业现代化仍是完成“四化同步”的短板，导致城市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不够牢固，针对此情况，我国提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以生产关系调整推动乡村生产力水平提升，夯实城市生产力的基础，推动城乡关系向更高级形态融合演进。

（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发展的现实指向

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追求，人的发展问题贯穿于他们各个时期的研究，包括城乡关系问题的演变，马克思指出：“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也就是说，在传导机制的作用下，财富的服从于生产，生产服从于人，人是最终的价值取向。

生产力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更多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在考察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城乡分离”和“对立”时，发现这一结果阻碍了人的发展。城乡分离之后，“立即使农村居民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基础和城市居民的肉体的发展基础。”③马克思、恩格斯清晰地指出城乡分离之后，城乡人口都迫于城乡分工，都无法获得充分发展的观点。这种屈从导致代表了城市工商业利益和代表了乡村农业利益两个不同集团的出现和对立，这样就使得每个人都被迫处于城乡分工的体系中，失去了劳动选择的自由。

城乡融合是城乡社会发展的最终结果，也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时候。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论证了城乡对比必然消亡，预判了城乡融合终将到来，这个阶段人将摆脱城乡对立的束缚，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中，生产力高度发达，私有制被消灭，不合理的城乡分工也会彻底消失。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分工完全消失，人从旧式的分工解放出来，那时，“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④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的意愿，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激发了广大人民追求属于自己美好生活的积极性，并通过一系列的乡村改革，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集聚着城市发展的动力”的历史经验，党和国家强化了城市偏向的发展策略，使得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民生大幅改善。随着对农业、农村的认识不断深化，党和国家又适时提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三农”问题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需要我们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动“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发展目标的实现，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理论的理论逻辑

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有必要从城乡关系理论的整体性、资源配置等视角来探索其中的理论逻辑线索。

（一）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政府宏观干预作用明显

从“政府”和“市场”的角度看城乡关系理论的发展，有一对范畴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政府”和“市场”在处理城乡关系时所发挥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这对“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政府”和“市场”作为政治经济学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阐述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对国家而言，这个乐队指挥就是政府，社会经济的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进一步，马克思主义阐述了宏观经济的平衡和运行理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以及各部门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保证社会总资产的顺利运行。以上马克思对经济均衡理论的分析，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奠定了理论基础。事实上，从俄国的城乡关系探索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城乡关系的继承和发展都明显有政府宏观干预的迹象。

城乡关系演变的本质是城乡资源配置的问题，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在城乡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当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的过度干预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我国目前的城乡关系失衡，背后的根本问题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协调，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在农村非均衡推进，由于农业天然的弱势属性，市场化的改革虽然推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任凭农村在市场中自生自灭显然不行，政府的力量需要重新召回，当然，这种政府力量的召回并不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以强制的形式介入一切，而是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社會保障作用，规范和引导市场。

综上，但政府在城乡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过度介入，打破了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城乡劳动力就业空间发展速度、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不平衡等问题，本文在这里就不过多进行讨论。

（二）以要素融合为前提条件，实现城乡资源双向流动

马克思指出：“交换的深度、广度和生产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所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有生产决定。”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和乡村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两大区域，其资源禀赋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城市作为工业需求的聚集地，拥有工业资本、科学技术、教育资源等生产要素，而乡村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只有充分利用城乡各自的资源优势，实现互补，一方面推动城市工业资本、教育等资源向乡村的转移，另一方面，引导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进行转移，促进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才能消除城乡之间的病态，从而实现城乡的融合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将城市和乡村视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两个主体，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发展城乡生产，促进城乡资源流动的政策，试图通过城乡互助实现城乡兼顾。例如，通过积极开展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活跃城乡经济。但是，随着“一化三改”及“一五计划”的实施，我国开始进入重工业优先发展阶段，并逐步通过行政命令及一系列制度安排，将乡村优质资源单向统筹到城市，为工业化发展积累资本。最终，虽然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也抑制了城乡之间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流动与融通，导致城乡两个空间主体被分割开来，呈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乡村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局面。

面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间要素配置扭曲、工农业生产率存在显著落差等问题，我国以改革开放为节点，率先在乡村开展生产关系调整，成功吸引资源要素流向乡村，增强了城乡之间商品与要素的流动性，要素配置效率得以提升。但相比于乡村，“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更强化了城市乡村要素的“吸附效应”。由此，借助城市发展空间和市场经济体系成长空间，我国成功开启了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要素流动的通道，大量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使得城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也取得显著成就，但归根结底，资源要素仍以向城市单向流动为主，城乡二元结构并未破解。

着眼于城乡联系日益密切，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社会现实，我国明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并鼓励采取強农惠农富农政策，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尤其以“要素反哺”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由此推动城乡经济交流形式和规模日益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资源要素仍以向城市单向流动为主，农业农村发展从属于城市经济，且缺乏自主性与内生性，即城市与乡村仍处于不对等的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是重塑城乡关系的必然选择。其中，要素市场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为此，我国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同时，采取了激励保障机制，吸引城镇的资本、技术、知识、信息等现代化要素更多流向乡村，逐步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优势互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格局、紧密城乡间经济关联的目的。最终，寻求城乡融合发展的帕累托最优，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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