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鹏 王妍

〔摘要〕  区域贫困程度测度是精准施策，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依据。在对已有贫困程度测度方法回顾的基础上，文章通过分析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特征，提出区域贫困程度测度原则，构建区域贫困程度测度指标体系，并以甘肃为例对深度贫困县贫困程度进行测算，进一步了解深度贫困县的贫困现状、集中区域、影响因素及贫困差距等，以期为地方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借鉴。

〔关键词〕  深度贫困;贫困程度;精准扶贫;甘肃省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0694（2020）01-0056-10

〔作者〕   张学鹏 教授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兰州 730070王 妍 硕士研究生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兰州 730070

一、问题的提出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以来，我国的贫困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快速下降。截至2019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减少至551万人，比2012年减少934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6%，比2012年降低9.6个百分点。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二是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越来越向一些深度贫困区域集中。2017年年末，全国仍然有110个县贫困发生率超过18%，有334个县贫困发生率超过11%，有16000多个村贫困发生率超过20%。数据根据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答记者问整理。三是贫困人口脱贫难度不断增大。

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因病、因残致贫人口分别占贫困人口总数的42.3%、14.4%，65岁以上贫困老人占17.5%，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6.6%，且贫困人口中内生动力不足的人口占比从2015年底的11.3%上升至2017年底的13.2%。数据来自2018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第5版“有效应对脱贫攻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一文。贫困格局的变化也促使我国扶贫措施不断创新，如在国家层面精准扶贫就突出“三区”“三州”“三类人”，其中，“三区”“三州”可理解为区域性深度贫困地区，“三类人”可以理解为个体性深度贫困人口。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精准定位贫困程度是精准施策、精准脱贫的前提。因此，准确把握深度贫困地区特征和贫困程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贫困测度是研究贫困问题的基础性工作之一，随着人们对贫困问题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贫困测度方法也逐渐丰富。整体来讲，测度贫困的基础性指标主要有贫困总人口数、贫困发生率、收入缺口和收入缺口率。基础性贫困指标着重从某一方面测算贫困程度，没有考虑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的贫困差异，同时也很难反映贫困群体内部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难以满足对贫困这一复杂概念全面系统的测度需要。阿马蒂亚·森（1976）为克服贫困发生率和收入缺口率等基础性贫困指标的不足，从满足公理性要求的角度，提出一种综合的贫困测度指标Sen指数，该指数受贫困发生率H、收入缺口率I和贫困成员内部的基尼系数G三个指标影响。〔1〕在Sen指数的启发和影响下，很多学者不断完善公理性要求及Sen指数中的权重函数，提出其他贫困测度指数。〔2～5〕其中，Shorrocks（1995）提出的SST指数考虑了发生在穷人和非穷人之间的收入转移因素，它在测度性能上就较Sen指数优良。〔6〕Blackorby（1980）基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角度，推导出综合贫困测度指数——BD指数，该指数以所有贫困者平均分配的代表性收入為基本数据进行计算而得到贫困指标值。〔7〕Chakravarty（1983）将贫困测度指标中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按照实际值来算，贫困线以上的按贫困线算来衡量人均收入，推导出Ch指数。〔8〕Vaughan（1987）将贫困测度指标中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按照贫困线来算，贫困线以上的按原值算来衡量人均收入，推导贫困指数。〔9〕另外，有学者认为贫困测度问题除与收入水平有关外，还包括教育、健康、预期寿命和种族平等等方面内容。如基于多维度的视角，Hagenaars（1987）从收入与闲暇两个维度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标。〔10〕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提出人类贫困指数（HPI），该指数从人口预期寿命、读写能力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分10个指标衡量人类贫困状况。〔11〕Chakravarty（2003）和Tsui（2002）则从满足公理性要求的角度构建了Ch-M和F-M多维度贫困测度指数。〔12〕〔1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还与英国牛津大学合作开发了多维贫困指数（MPI），从微观层面反映贫困个体或家庭在不同维度上的贫困状况与贫困深度。〔14〕我国在确定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时，曾采用“631指数法”，即以贫困人口数（占全国比例）占60%权重、农民人均纯收入（占全国比例）占30%权重，以及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占10%权重来衡量贫困县贫困程度。

深度贫困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测度的复杂性。现有主要从收入、社会福利和贫困的多维角度测定个体或家庭贫困状况的方法，以及我国采用的认定贫困县的“631指数法”，为深度贫困的测度提供了重要借鉴，但这些指标本身都很难全面、准确地反映区域性深度贫困的特征，从而也很难达到测度贫困程度的目的。本文在借鉴已有贫困评价指标、分析深度贫困地区特殊性的基础上，力图尽可能建立一个能够全面、综合反映县域层面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

二、深度贫困地区特征及贫困程度测度原则

1.深度贫困地区特殊性

二、深度贫困地区特征及贫困程度测度原则1.深度贫困地区特殊性（1）分布的区域性。从区域层面看，我国深度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这些地方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等问题交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整体上讲，这类地区经济社会发育不足，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致贫原因复杂。〔15〕

（2）贫困群众的个体性。从个体层面看，深度贫困地区人口的基本特征表现为贫困程度深且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物质匮乏且在受教育机会（水平）、饮水卫生及健康、投资理财意识等方面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深度贫困人口凭一己之力难以摆脱目前的匮乏处境，贫困人群的后代也极易陷入贫困。〔16〕

（3）贫困的多维性。从多维度层面看，深度贫困地区既表现为个体性贫困也表现为区域性整体贫困。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相对缺乏脱贫的勇气，对贫困现状表现得消极无为、精神贫困、内生动力不足。深度贫困地区往往还处于相对封闭区域，容易陷入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水平低、社会资本不足“三维贫困”叠加困境。〔17〕

（4）贫困的相对性。深度贫困是相对于一般贫困而言的。区域性深度贫困表现出贫困程度更深、贫困发生率更高、脱贫不稳定性问题更突出等特点。

（5）脱贫的困难性。一方面，深度贫困地区往往处于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同经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还有一些地方处在地质灾害频发地带，实现脱贫和维持脱贫稳定性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深度贫困地区普遍有“三重”，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这也是导致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度大的主要原因。〔18〕

2.贫困程度测度原则

（1）全面性与敏感性。贫困是一种综合性的表现，不仅仅指物质生活水平低下，也包括文化教育匮乏、生态环境恶劣以及公共服务落后等状况。要判断一个地区是否为深度贫困地区，不仅要看该区域人口收入水平的高低，更要看生活环境与质量的好坏，需从文化、社会和环境等多方面来评估贫困。因此，指标体系必须全面反映深度贫困地区的基本特征，要具有敏感性，即当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等改变时，指标体系也能够及时反映。

（2）动态可比性与可得性。贫困是非静态的，所以指标体系须具有时间可比性，即应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善而不断调整，以保证指标体系可以动态测度贫困程度变动的全过程，并可以应用于不同贫困地区之间的横向对比，反映不同贫困地区贫困程度的差别。另外，所选指标基础数据还要容易获取，能保证数据的真实和连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19〕

（3）针对性与层次性。贫困程度测度指标体系的确立须有针对性，应以满足区域性指标为主，兼顾个体性贫困指标的要求，需侧重于描述和评价区域的整体贫困状况，以体现不同贫困区域相对贫困程度。另外，贫困程度测度指标体系还应由多层次指标组成，反映各层次的特征，使各个要素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三、深度贫困程度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构建了包括相对人力资源水平、相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贫困状况等在内的县域深度贫困程度测度指标体系。

1.相对人力资源水平

（1）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源水平是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对于深度贫困县而言，人均受教育程度与该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贫困县的人力资源水平以居民受教育水平（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计算公式如下：县域人均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16+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数×12+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数×9+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数×6+文盲半文盲人口数×0）÷县域6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反映区域相对人力资源水平情况，选择县域人均受教育程度占全省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比重来衡量，该比重值越大，表示相对人力资源水平越高。

（2）劳动适龄人口数。根据我国统计口径16～60岁为劳动适龄人口，为反映地区人力资源相对水平，选择县域16～60岁人口数占本县人口数比重/全省对应比重来衡量，比率越大，则相对人力资源水平越高。

2.相对经济发展水平

（1）人均GDP。人均GDP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指标，是县域一年实现生产总值与本县常住人口的比值。人均GDP越高，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为评估区域的相对经济发展情况，该指标计算公式为：深度贫困县年人均GDP/全省年人均GDP×100%，比值越小，则区域相对经济水平越低。

（2）财政自给率。贫困地区的财政自给率可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侧面体现该地区的贫困状况。其计算公式为：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本级税收+非税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为衡量深度贫困县域财政自给的相对状况，使用县域财政自给率/省财政自给率×100%，比值越小，相对经济水平越低。

（3）基礎设施供给。基础设施是为农村发展生产和保证农民生活而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总称。可选择衡量指标有县域中享受安全用水的人口比重、通公路乡村的人口比重等，比重越小，代表区域相对经济水平越低。

（4）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可以从医疗卫生等方面来衡量，计算公式为：县每百人病床数/省每百人病床数×100%，数值越小，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3.相对贫困状况

（1）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了反映深度贫困县的相对贫困程度，选择县域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衡量，该比值越小，则相对贫困程度越深。

（2）贫困人口数量。一是贫困人人口数相对规模。以收入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相对规模来衡量，选择县域贫困人口数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比重，比重越大，相对贫困深度越深。二是贫困发生率。表示深度贫困县中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数占全部人口数的比重，比重越大，贫困程度越深。

（3）贫困人口构成。深度贫困地区有“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三重”特征，为反映县域相对脱贫难度，选择县域“低保、五保”人口比重占全省“低保、五保”比重来衡量，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相对贫困程度越深、相对脱贫难度越大。

（4）生态环境。深度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生存环境恶劣，灾害频发，致使该地区贫困程度深且实现脱贫难。选择县域自然灾害年直接损失占全省自然灾害损失比重来衡量，比重越大，代表相对贫困深度越深（详见表1）。

4.县域深度贫困程度指数

综合考虑在相对人力资源水平、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对贫困状况三个方面，影响县域深度贫困程度的因素，测度贫困程度指数的一般性公式为：贫困程度指数=α∑n1αiAi+β∑n1βiBi+γ∑n1γiCi其中，Ai、Bi、Ci分别表示影响各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α、β、γ分别表示在以上三个方面，各一级指标权重;αi、βi、γi分别表示各二级指标的权重。权重可采用专家意见调查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或平均分配等方法获得。

四、甘肃案例

1.深度贫困县现状

2017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县（两州一县）被整体列入国家重点支持的“三区三州”范围。同年，甘肃省确定了35个深度贫困县（市、区），其中，有17个县属于“三州三区”范围。主要分布在六盘山、秦巴山特困片区和甘肃藏区，自然条件严酷、基础建设滞后、公共服务薄弱，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是全省乃至全国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截至2018年底，甘肃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77.6万人，贫困发生率由9.6%降低至5.6%;“两州一县”累计减少贫困人口12.75万人，贫困人口减少至18.83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2.57%降低至7.4%。依据2019年甘肃省《政府工作报告》整理而得。甘肃扶贫虽已取得明显成效，但仍是全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最困难的省份之一。

2.县域贫困程度比较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人均受教育程度（A1）、劳动适龄人口比重（A2）、人均GDP（B1）、财政自给率（B2）、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C1）、贫困发生率（C2）、贫困人口数（C3）和贫困人口构成（C4）8个指标，采用甘肃省35个深度贫困县（市、区）2017年数据，利用前述深度贫困程度测度指标体系及计算方法进行测算（详见表2）。

在所选择的指标中，C2、C3和C4为正指标，即指标值越大，相对贫困程度越深;A1、A2、B1、B2和C1为逆指标，即指标值越小，相对贫困程度越深。根据各指标测算结果，按照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平均分配权重方式计算各县深度贫困程度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五、主要结论

1.甘肃省深度贫困县仍主要集中在六盘山片區和秦巴山片区甘肃省35个深度贫困县贫困程度指数排前20位的县（区）中，有17个属于六盘山片区，如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县、临夏县、广河县、积石山县依次排在第1、14、18、20位;天水市的秦安县、麦积区、张家川县分别排在第13、15、19位;秦巴山片区的宕昌县、西和县、礼县、武都区分别排在第3、4、11、17位。

2.甘肃藏区贫困程度相对较弱

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甘肃藏区）的9个深度贫困县的贫困程度指数均排在后15位，贫困程度最深的临潭县排在第23位，其余依次排在27、28、29、30、31、32、33、35位。其中，舟曲县人均GDP（11685元）是甘肃藏区最低的，但“低保、五保”人口数（0.45万人）是藏区最高，在35个深度贫困县（市、区）中分别居第16位和第20位。临潭县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6619元）属藏区最低，贫困人口规模在藏区最大（1.65万人），贫困发生率（12.41%）在藏区最高，分别排在35个深度贫困县（市、区）的第16、26、20位。

3.深度贫困县差异明显

整体上讲，全省35个深度贫困县（市、区）内部差异十分明显，如深度贫困程度指数排在第1位的东乡县，2017年人均GDP为6013元，仅达到全省水平的21.1%;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08元，达到全省水平的60.77%;财政自给率为2.75%，仅为全省水平的11.16%;贫困发生率为24.61%，在35个深度贫困县（市、区）中最高。相比之下，会宁县虽然人均GDP、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自给率分别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1.97%、84.27%、27.25%，分别在35个深度贫困县（市、区）中居第17、15、20位，贫困发生率为12.41%（居中），但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劳动适龄人口均超出全省平均水平。

4.人力资源水平、人均收入等仍是影响贫困程度的重要因素

2017年，甘肃省35个深度贫困县（市、区）中，人均受教育年限为5.95年，比全省少1年，比全国少4.7年，人均受教育程度达到甘肃全省平均水平的只有11个县，如人均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东乡县的水平竟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60%。另外，35个深度贫困县（市、区）县域人均生产总值仅1.49万元，是全省的52%，全国的25%，人均GDP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只有两个县，有30个县（市、区）的人均GDP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80%，并且全省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县都集中在这35个县（市、区）中;县域财政自给率为7.07%，是全省的29%，全国的8.3%，财政自给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50%的仅有4个县，有26个县的财政自给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30%，地方财政造血能力差。

六、讨论

深度贫困地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脱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也体现在集中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要实现全国（甘肃省）深度贫困县的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明确各个深度贫困县的脱贫难点，找准发力点，让政策落到实处。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作为扶贫重点，主要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单一，贫困群众增收难，“两州一县”和省定深度贫困县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三保障”问题突出，教育水平低，住房、医疗保障不完善;县域经济实力薄弱，35个深度贫困县（市、区）都是农业弱县、工业小县和财政穷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如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至今未有铁路通行，且这两州和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还需硬化的道路里程高达2.5万公里，“行路难”问题突出。农业基础薄弱，生态坏境脆弱，35个深度贫困县（市、区）所处地区土地持续抗旱能力弱、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环境恶劣。应针对各地贫困状况制定相适应的脱贫政策，国家和地方政府及贫困群众自身，需要积极相互配合，在有外力扶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内外动力相互促进，以达到脱贫目标。要加强作风建设、巩固脱贫成果，补足深度贫困地区“软实力”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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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18〕習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7-08-31）. http：//news.cctv.com/2017/08/31/ARTIGaaGinf31VA3QHG2WRYt170831.shtml.

〔17〕黄承伟.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重要论述[EB/OL].（2018-06-20）. https：//www.nxnews.net/sz/gdjn/201806/t20180620-5979398.html.

〔19〕杨新洪.构建地方统计指标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25-232.（责任编辑 肖华堂）

Measurement of Regional Poverty Degree：a Case Study of Gansu Province

Zhang Xuepeng Wang Yan

Abstract：The measurement of regional poverty degree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ecise measures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existing methods to measure the poverty degree，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poverty characteristics of deep poverty areas，puts forward the measurement principles of regional poverty degree，and constructs the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poverty degree.Taking Gan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the paper calculates the poverty degree of the deep poverty counties，further understands the poverty status，concentration area，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verty gap of the deep poverty counties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win thebattle against poverty.

Key words：deep poverty;poverty degree;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Gansu Prov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