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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视角下的乡村振兴分类施策研究
——以闽西龙岩为例

2020-06-04郑国诜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5期
关键词:龙岩市区位农业

郑国诜

一、问题提出与相关研究进展

继精准扶贫之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凸显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如何推动乡村振兴、破解“三农”难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现有成果来看,探讨乡村振兴时往往忽视“区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十九大”以前,我国已有学者围绕乡村建设、乡村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1],但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对乡村振兴的重视不足;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之后,有些研究还是就事论事,把乡村看成需要保卫的“集体”[2];虽然有少数学者注意到当前农村与农民的分化[3],他们指出:要分区分类采取差别化的策略,探讨多种形式的乡村振兴模式[4],针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分化找准乡村振兴的重点[5],根据不同实践类型的城乡关系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进行定位[6]。但是,鲜有研究得出基于区位视角探讨乡村分类振兴的成果。

我国把区位理论应用于“三农”研究,主要考虑特定主体会选择什么样的区位,关注生产要素会流向不确定的某个区位,而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的特定区位已明确,需要考虑的是特定区位能够吸引到什么主体、确定的区位能够吸引到什么生产要素,这样的切入点恰恰是现有研究所忽视的。“三农”相关区位研究主要涉及山区农村居民点区位选择、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农民工外出务工或购房的区位选择、农民工回流区位及影响因素、回流农民工居住区位选择,这些研究有助于发现影响乡村振兴的因素及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但从区位视角系统分析乡村如何振兴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探讨。本研究以闽西龙岩为例,尝试回答不同区位的乡村如何分类施策、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让乡村振兴的道路走得更顺畅。

二、龙岩市乡村振兴的实践进展

(一)政府高度重视、积极作为

龙岩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成立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采取激励“三农”主体、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制度、规范政府行为并推动相关政策落实等措施,积极作为,推进乡村振兴。

1.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相结合

正向激励方面主要包括: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遴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学名师和精品课程,对“新农人初创之星、大学生农创标兵、十佳农民”进行认定,评定“森林人家”,对致富带头人进行扶贫贷款贴息,对生产性贷款担保机构风险补偿,评选示范家庭农场,增选农业示范企业,扶持家庭、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涉农新型经营主体,评选涉农创业典型、示范基地与示范典型,评选农业品牌,对乡村振兴贡献突出的集体和个人进行表扬。负向激励主要包括: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公布市场主体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对种子、肥料、农药、兽药、蔬菜、水果、食用菌、禽肉蛋等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非法主体进行行政处罚并公开案件信息,吊销不符合营业条件的营业执照。

2.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措施

通过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粮食产能新增、耕地有机质提升等工程,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土地整理全面开展;提高软硬件设施水平,培育农业经营新业态、新模式;推行农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工作;将“四好农村路”建设列入绩效考评体系,合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3.规范政府行为并推动相关政策落实

印发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公布保留和废止的涉农规范性文件,出台《龙岩市智慧农业实施方案》《龙岩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施意见(试行)》《创新体制机制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生态农业实施意见》《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龙岩市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行)》《龙岩市推进乡村振兴十条措施》《龙岩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等文件。

(二)乡村振兴取得阶段性成效

1.农业经济结构逐步优化

表1 龙岩市农业经济相关指标变化情况

从2016年和2019年全市农业经济相关指标变化情况来看(见表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了33.1%,主食类相关指标如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和稻谷产量负增长,而副食类相关指标如毛竹产量、竹笋干产量、松脂产量、肉蛋奶总产量正增长,说明“退耕还林”成效比较显著,农副产品产量增加,农产品结构得到优化。龙岩市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农业品牌建设成效显著,闽西“八大干”“八大珍”“八大鲜”产值已突破50亿元,全市“三品一标”产品有效认证数达329个,位居全省第二①龙岩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工作总结的通知.http://nyncj.longyan.gov.cn/xxgk/jhzj/201906/t20190619_1541223.htm龙岩市提质农业产业助推乡村振兴.http://www.fjncpxh.com/bencandy.php?fid=12&id=31189。

2.乡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龙岩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落实落细“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与“河(湖)长制”“路长制”已全面落实,并有序开展了“一革命四行动”,促进了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涌现出诸如全国最美乡村连城培田村、全国最宜居村庄永定南江村等一批美丽乡村建设的典型。

3.有效治理促成乡风文明

把乡村治理与乡风文明作为专题进行了部署,加强了党组织对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强化了党建引领、党员带头、试点示范,深化了村民自治实践,扎实开展乡村治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致力培育文明乡风,推进了平安乡村建设,涌现出诸如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长汀南坑村、漳平西山村等的一批乡村治理典型。

4.精准帮扶助力生活富裕

通过精准扶贫,龙岩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提前脱贫,贫困村和市级扶贫开发重点乡镇也已确保摘帽退出。但“脱贫不脱帮扶”,盯紧已脱贫不稳定重点对象,应进一步做好返贫和相对贫困的帮扶工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由2015 年的13 274 元上升为2019 年的18 859元,增长了42.1%;农村居民已摆脱贫困进入富裕阶段,恩格尔系数由2015年的40.9%下降为2019年的35.4%①数据来源于2015年和2019年的龙岩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因为实施时间不长,相关数据统计也存在滞后性,乡村振兴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可能并非短期就能解决,重视这些问题,更有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措施。

1.乡村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提升

从龙岩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公报数据可以发现,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没有火车站和高速公路出入口的乡镇分别高达87.6%和71.1%;未通公路的村占1.1%;通公路的村,其中1.8%的公路路面未铺水泥或柏油;5.8%的村内主要道路没有路灯。能源、通讯、物流基础设施方面:未通天然气的村高达94.7%;未通电话、未安装有线电视、未通宽带互联网的村分别占0.7%、14.8%和6.1%;没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占69.3%。灌溉基础设施方面:2.8%的村用地下水、0.3%的村无水源,只有320 眼机电井和315个排灌站能够正常使用。①

2.乡村公共服务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龙岩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公报数据可以发现,文体娱乐服务方面:没有图书馆、文化站的乡镇占3.3%,高达90.9%的乡镇没有剧场、影剧院;没有体育场馆的乡镇也高达75.2%,没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的乡镇占25.6%,没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占52.3%。教育卫生方面:没有幼儿园、托儿所的村高达69.6%,没有小学的村更是高达79.1%;没有卫生室的村占24.3%,没有执业(助理)医师的村高达60.8%。①

3.农民生活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从龙岩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可以发现,住房条件方面:自己没有住房的农户占0.3%,无法使用经过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农户占42.0%。环境卫生条件方面:未能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的村占9.3%,高达77.5%的村生活污水未能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乡村市场建设方面:没有商品交易市场的乡镇占28.9%,没有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的村占76.7%,没有具备营业执照餐馆的村占71.8%。①

4.乡村人才短板急需进一步补上

人才振兴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虽然龙岩市的乡村从业人员数多年来都稳定在130 多万人,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懂经营管理”的人严重不足,乡村人才是乡村振兴中的薄弱环节。目前来看,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政策给农村带去的人才数量有限,“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工作队伍还相当不足。

三、城镇化对龙岩不同区位乡村振兴的影响

区位是依托于土地的特定经济空间场的自我维系系统,是对经济空间场所承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浓缩性表征,是由内源、通道和外部影响三方面决定的,不同区位的经济空间场强度不同[7]96-99。结合《关于统筹推进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农规发〔2019〕1号),基于区位的视角,把龙岩市乡村分为内源吸引型、通道型和外源吸引型三类。内源吸引型包括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通道型包括集聚提升类和部分暂不作分类,外源吸引型包括搬迁撤并类和部分暂不作分类,各类的主要特征、空间范围等内容见表2。

乡村振兴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战略,而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核心是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是现代化的主要特征[8],城市经济将成为现代化的基本构建[9]。2013 年以来,龙岩市城镇常住人口开始超过乡村,之后城镇化率不断提高,2019年城镇化率达58%。有研究表明,当城镇化率达到30%时,人口加速向城镇聚集,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才会逐步减缓。龙岩市还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人口向城镇集中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同区位的乡村面临不同挑战。一般来说,城市级别越高越具有吸引力。龙岩属于人口净流出区,户籍总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且近几年的数据显示,龙岩外流人口数量还在增加(见表3)。就龙岩内部而言,只有新罗区的常住人口多于户籍人口,说明新罗区为人口净流入区,其他县、市、区都属于人口净流出区。新罗区与其他县、市、区相比,在龙岩市的中心地位与吸引力最强。

表2 龙岩市乡村类型表

表3 龙岩市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情况

(一)城镇化对内源吸引型乡村的影响

内源吸引型乡村主要包括城郊融合类和特色保护类。城郊融合类处于城镇强辐射范围,在城市化过程中呈现过渡性和服务性特征。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城镇在要素聚集效应和极化效应共同作用之下形成规模效应,但也会造成用地、用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导致城区向外扩张,少部分城郊融合类村庄被纳入城区规划范围而成为城镇扩张的前沿阵地或“城中村”,具有过渡性,面临城镇化改造的问题,最终会转为城区;另一方面,大部分城郊融合类村庄处于城乡过渡地带,农业具有休闲化并作为城区菜篮子的服务性特征,能够吸引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农”或受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工”,流动人口较多,违章搭建、公共设施、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问题比较突出。城镇化对特色保护类村庄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城镇钢筋水泥森林的单调与雷同让市民向往多样与独特并亲近自然的乡村文化,特色乡村的价值也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二是让部分看到发展前景的外出人员返乡,也可能吸引一些发现商机的人来此投资创业;三是面临同质化竞争风险,加之市民多样化消费倾向,并非所有特色保护类村庄都能自然而然地焕发生机且永葆活力,特别是交通可进入性差的乡村。

(二)城镇化对通道型乡村的影响

通道型乡村主要是集聚提升类。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期,居住在农村的人口较多,这类乡村的集镇功能体现得比较明显;在城镇化高速发展期,沿海发达地区和高级别城市吸走了大量农民工,有些通道型乡村配套设施没跟上、公共服务不到位,集镇功能弱化,接纳转移经济要素的承载能力和吸引要素的“拉力”不足;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通道型乡村因涉及面广且影响的人口多,具有发展机遇,但要设法避免“通道经济”变为“过路经济”,大力降低因要素难以落地而被综合实力更强的其他地区吸走的风险。

(三)城镇化对外源吸引型乡村的影响

外源吸引型乡村主要是搬迁撤并类。受城镇化影响,这类乡村空心化现象严重,不少乡村特别是自然村面临消失的危险。一是人口流动单向化,人力资本体现出极强地朝城镇单向流动的态势;二是房屋利用的空置化,随着人口流失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民房利用率下降,有些无人居住打理、空置荒废;三是农业生产粗泛化,在家庭内部分工中,青壮年是外出务工的主体,主要精力不在务农,非主力务农因体力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农业生产粗泛化,不少农田特别是山垅田无暇顾及而被抛荒;四是公共服务边缘化,从龙岩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可以发现,这类乡村在交通、通讯、教育、文娱、医疗、卫生、用水、能源、购物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劣势,它们远离现代文明,生活条件简陋、教育资源缺乏、传统文化衰落。

四、促进不同区位的龙岩乡村振兴分类施策的建议

内源吸引型乡村一部分是乡村向城镇转化的节点,另一部分是因特色资源引发振兴的亮点;通道型乡村因涉及人口多而成为振兴的重点;外源吸引型乡村因分散且偏远成为乡村振兴的难点。如何畅通节点、打造亮点、突出重点、破解难点,是龙岩乡村振兴分类施策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理顺城乡二元关系,畅通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的节点

靠近城区的内源吸引型村庄能够留住本地人并吸引不少外来农民来此工作、生活。虽然农民工一般会先选择到大城市,但在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只能获得市场平均工资,难以在务工的城市体面安居[10],一段时间后会选择回流。农民工回流绝非简单地重返乡村[11],实际回流的主要区位是乡镇中心地和县城[12]。农民工的到来为这一类型的乡村增添了活力,也使各种关系复杂化。理顺城乡二元关系,化解城乡融合阻点,是这类乡村的政策要点。

1.理顺城镇要素转移与高质量承接的关系

伴随城区扩张带来的是如何处理城镇要素转移与高质量承接的关系。要统筹规划,完善土地开发利用功能;打击违章乱建,优化人居环境;改善征迁补偿方式,帮助失地农民就业能力的提高;加强污染设施的配套建设,防止中心城区外迁工业污染转嫁。

2.理顺本地人和外来人员新二元结构关系

农民外出到城镇谋生,可能成为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工,也可能成为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农”或受雇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工”。农民工、“农民农”和“农业工”在服务市民、服务城镇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增添资源环境、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压力,产生了当地人和外来人的新二元结构问题。要强化服务,协调当地人和外来人的关系,妥善处理外地人就业及其子女教育问题,为外来人口融入城镇提供便利,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农民农”和“农业工”进得来、留得住、能发展。

3.理顺以城为主转为以村为主的过渡关系

发挥近城优势,挖掘乡村资源,抓农业产业化生产、加工、流通载体建设,完善农业产业化的利益调节、政策调控机制;引导农业与旅游、教育、研学、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观光农业带、绿色产业带,让常规农业向休闲农业、生态农业、创汇农业领域延伸拓展。比如,新罗区小池镇距市区20 公里的培斜村,通过“原材料、雇工、市场”三在外的竹席产业起家,再与时俱进地吸引大学生回村创业开辟电子商务市场,到致力于生态旅游产业链的打造,从20 世纪90 年代的省级贫困村发展为目前“竹茶加工兴村”“电子商务富民”“生态旅游旺村”的乡村振兴典型。

(二)发挥乡村文化特色,打造农旅融合与遗产活化的亮点

特色保护类的内源吸引型村庄主要是传统村落和旅游资源富集村。龙岩已上榜68个中国传统村落(其中14 村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这些村以及风景名胜区所在的其他村,能够吸引外地人特别是市民的到来,通过发挥特色,有望打造乡村振兴的亮点。政策要点在留住本地人、吸引外地人上面下功夫,激发村民内生动力,把乡土文化发扬光大。如果措施不力,传统村落或历史文化名村(国家级、省级或更低级别的)等村庄吸引和留住要素的能力不足,经济空间场弱化,有些特色保护类的内源吸引型村庄也可能走向衰败。

1.挖掘乡村文化特色

对接“红色圣地·客家祖地·养生龙岩”文旅系列推介活动,深入挖掘民居建筑等物态文化、饮食起居等行为文化、祖训家规等制度文化、民间艺术等精神文化,对农耕文明、民俗风情、街巷景观等文化进行综合审思,凝练乡村文化特色。

2.创新遗产活化方式

发挥政府、农民、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合力作用,通过建筑艺术设计、美食烹饪大赛、民俗演艺体验、乡土教材编撰、研学基地建设、主题活动开展等形式使特色资源与历史遗存得以活化。

3.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要保护传统格局,营造乡村氛围;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接待能力;塑造文化形象,凸显特色优势;重视差异服务,避免同质竞争;培育乡土人才,开发人力资本;动员社会力量,形成支持网络;拓展农业功能,提升旅游效应;协调主体利益,注入发展活力。比如,位于国家4A 级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梁野山麓的武平云寨村,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吸引外出务工农民回村,利用乡村资源优势,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业,从早年“有女不嫁云寨郎”的“穷山村”走出了一条“旅游+”带动的宜业宜居宜游的乡村振兴之路。

(三)致力生产要素集聚,突出环境改善与三产融合的重点

乡村繁荣有其道理,因为城市化、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乡村副业作基础,产业之所以兴旺的关键要素是村庄和外部有着特别多的要素交流和各种联系[13]。这类乡村因为交通便利或者有信息渠道比较灵通的能人,往往能够通过服务过往车辆或进出务工的便利性获取收益,振兴的基础较好且可能性较大。积极作为,致力生产要素集聚,突出环境改善与三产融合的重点,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和带动者是这类乡村的政策要点。

1.改善生活环境

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坚持硬件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软件方面的公共服务提供兼顾;坚持基础设施管护更新和公共服务增量提质兼顾,改善村民就医就学、文娱购物等方面的

生活环境,提高要素集聚落地的可能性。2.提高就业机会

非农就业机会越多,外出务工者返乡可能性越大[14]。要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要利用“互联网+”,培育新兴产业,推动农村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异乡打工奔波辛苦,不如回村电子商务”成为不少农民工的共识,要设法吸引能人回乡创业,提高在地就业机会,带动乡亲致富。

3.增强组织活力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组织新型乡贤服务乡村振兴,构建良好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组织基础、经济基础和人文基础,增强组织活力和文化吸引力,为三产融合提供组织与文化基础。

(四)理性研判撤并搬迁,破解居业分离与生态增收的难点

外源吸引型乡村大多属于偏远山村,既是精准扶贫的难点也是乡村振兴的难点,政策要点是对精准扶贫的经验进行总结提升,有进有退,从难点中寻找突破、分享现代文明成果。

1.理性研判并迁

农民外出或回流有其“理性”,外出务工收支剩余如果大于在家务农,则回流动力不足。那些没有小学的偏远山村,当地出生的孩子因为离家求学,缺乏乡村记忆、少有乡土依恋,长大后不愿也无法回村。农民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农民进城务工的逻辑基本上都转到城市安居上来了,农村不再是归宿[10]。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外源吸引型乡村不断收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要深入实际,结合农民工外出和回流的具体地点、具体时间、外出和回流的意愿等数据的情况以及未来走向对每个乡村的发展前景进行“研判”;面向现代化转变帮扶思路,有序“撤并”那些明显会成为无人村或前景堪忧的村庄,采取以一定比例置换宅基地并辅于优惠政策支持村民“搬迁”。

2.鼓励居业分离

传统农业社会村庄的分散格局是基于步行的通勤需要形成的,有了现代交通工具,通勤半径明显扩大。鼓励采取居业分离模式,即动员村民搬迁到通道型乡村或区位条件较好的地方安居,而撤出地仍作为原住民的生态产品产地。

3.争取生态增收

撤出地往往是禁止开发区或限制开发区,要探讨把撤出地设置成生态功能试验区,研究生态增收途径,引导资本进入,结合生态补偿让这类乡村既保住绿水青山又产出更多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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