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嘉婧

摘 要：明末清初，在帝王的推崇和政治需求背景下，帖学占据着社会主流，但是随着帖学的衰微，以傅山为代表的遗民书家改革创新，与帖学背道而驰，投向了金石学和朴学，金石碑刻从而进入反清统治的遗民书家的眼中。其中，傅山作为清初碑学思想最早的雄辩鼓吹者，批判帖学，提倡碑学，他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实践对明末清初及清中期以后的书法发展不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具有先导性的意义，因此便有了“碑学先声”之说。

关键词：碑学;金石学;四宁四毋;篆隶;傅山

碑学的发展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意义重大，肯定了篆隶在中国书法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开阔和改变了人们单一的审美观念。碑学的出现，使得书法艺术风格更加多元化，促使了一批个性书家的产生，傅山便是其中之一。

一、傅山碑学的探访

1644年清政府的统治正式拉开序幕，傅山拒绝仕清，并在精神上与之进行对抗，从他在清军入关最初几年写的许多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故国深深的哀思，并抱有反清复明的幻想。他专于书法绘画、学术诗文，研究古文，踏访名碑，在书法上突破了帖学点画的束缚，一改流俗妍美之风，融入金石“真”“趣”拙朴之美，引起了当时的关注。

在探访碑学前，傅山早期学习“二王”一脉的帖学，赵孟頫作为传承王羲之的正宗一脉，自然受到了其追捧。《训子帖》提到，傅山早期学书十分痴迷于赵孟頫的书法，从其作品《佳杏得红字诗稿》《上兰五龙祠场圃记》可观赵氏的妍美之风，但经历一系列事变后，再观赵氏，傅山不仅觉其人软弱无骨气，看其作品如其人“俗美”“无骨”，而颜鲁公却与之相反，便转学颜真卿，提倡字好的前提要人品好。从傅山的一些存世文字中，可以较准确地推断出，傅山对颜书风的热衷始于1646年至1655年这一时期，同时这也是他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汉碑的时期。清人陈玠在《书法偶集》中记录傅山言谈提到，傅山临写王羲之、王献之多次，却都不觉什么，但是写到颜真卿的时候心中便不自觉肃然起敬。因此傅山转学颜氏原因有二：一是颜鲁公的忠臣事迹带来的人格魅力，吸引着作为遗民的傅山，也可看出傅山的书法政治观;二是颜氏晚年作品中流露出的笔法印证了傅山对于学书的观念。通过学颜体会到“拙朴”“支离”之美，追溯到碑学篆隶思想，这也是傅山访碑原因之一，同时，金石碑版的残破所蕴含的悲凉气息和故国之念，也推动了傅山的碑学探访之旅。

明末入清，傅山曾多次进行研碑、访碑活动：藏有许多拓片并批注《隶释》;考订《石鼓文》册页;傅山登泰山，访孔府、孔林后写诗《莲苏从登岱岳，谒圣林归，信手写此教之》一首，文中对碑刻进行了赞美;清学者全祖望、李元度、蔡冠洛也曾有文记实了傅山访碑事迹，记录了傅山发现风峪石经的经过。从傅山信札中也了解到他探访过嵩山一带的碑刻等。在清初，傅山其并没有因是遗民而受影响，反之名气很大，所以同样交往了一批有名的文人学者，其中不乏金石书画收藏家，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和艺术品往来为傅山的探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学术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傅山研究金石碑版的用心，也为后期书法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周睿先生所说：“傅山开启了清代以金石遗文证释经史的风气，同时他又在广泛收集整理古代金石碑版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金文篆隶书法的艺术特色。”

二、傅山书学思想对碑学的发展影响

傅山精于金石学研究，对于石鼓、秦篆、汉隶、金文、摩崖和碑刻的探访和研习，使他扩大了审美视野，并将其中的美学思想融入到自己的书学思想中，书法审美观得到了改变，并形成了自己的书学思想——“四宁四毋”，即“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傅山并不是提倡“拙”“丑”“支离”“直率”，只是对于目前帖学存在的问题辩证地提出矫正，是相对而言。金石学的研究是碑学萌芽之基，而傅山金石书学思想、书法实践是清代金石学兴盛的开端。傅山形成的书学思想对于清初碑学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是碑学重要的理论之一。

明末清初，赵孟頫和董其昌的书风盛行，傅山却对二人的人品和书法作品进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为崇尚碑学的文人学者扬碑抑帖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他的“四宁四毋”说影响了一批碑学书家。包世臣通过受傅山所提的“丑”“拙”的书学思想，深层次探究整理出一套碑派笔法。包世臣在《历下笔谭》中大力提倡晋唐以前的古法“篆隶笔意”，正如傅山所言的，寫字之妙处，不过是正。这个正不是死板，而是取法要高古，同时，如果不学篆隶，即使学书再多，也是不行的。傅山所提写字要遵从古法，认为篆隶是书家学习的根本，只有这样方能得“意趣”。刘熙载对于帖学、碑学的辩证批判与傅山对于帖学、碑学的辩证思想统于一脉，傅山最初也是遍临诸帖，并没有否定“二王”为一脉的正统帖学，只是由于自身经历和当时的因素改变了他以往的思想，所以他批判赵、董的不正之风，并转移了研习重心和方向。正如其所说：“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着。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而刘熙载对于帖学、碑学也是持理性的辩证思维：“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隶欲精而密，北碑似之。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二者的书学思想影响了后期碑学所宣扬的康有为的书学思想，间接促进了碑学的良好健康发展。康有为虽宣扬碑学，但是并没有否定帖学的优点，他主张碑帖结合，兼收并蓄，避免了重蹈覆辙，一味取法碑刻而呈现出现历史上帖学的衰落之景。

傅山“四宁四毋”提倡复古的书学思想不仅为自己书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也启发和带动了一批碑学倡导者和实践者，在一定程度上为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了基础，“碑学先声”当之无愧。

三、傅山书法实践对碑学的先导作用

傅山从精于金石学研究到形成“四宁四毋”书学思想，最终将其理论指导运用到书法实践中。为了矫正赵、董书风的“俗美”和“无骨”以及突破“台阁体”“馆阁体”的束缚，他从金石碑刻和研习颜体中得到启示，将秦汉碑刻中的“丑”“拙”引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并提倡篆隶的书写，追寻古法的正宗。正如傅山所说：“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不知篆隶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

傅山对于篆书的实践成果大致归结为四类：一类是相对规矩的篆书，如其所作《北斗——五言诗小篆书轴》《篆书妙法莲华经》等，呈现的是精美的造型和遒劲的线条，正体现出他早期的书学观，写字的精妙之处在于正，一笔一画，平平稳稳书写。一类是大篆小篆的杂糅，如其所作《正气歌·大篆书轴》，大小篆的巧妙结合和杂糅变化，将大篆的用笔结合小篆的字形，或将小篆的用笔杂糅到大篆的字形当中，并显现出突破的迹象。但是二者相对来说字形用笔上比较规矩，多中锋用笔，用笔较为单一。再一类是后期的“草篆”，顾名思义是行草与篆书的结合。如其所作《天龙禅寺五言诗立轴》《七言诗篆书轴》《刘连云先生画像赞草书册页》等。作品用笔中锋侧锋并用，方笔圆笔结合，藏锋露锋并存，篆字单字内部加入了行草的笔意，笔画之间出现了连带关系，使得字体更加生动活泼，整体上墨色的变化更加丰富了作品的层次性跳跃感和完整性。还有一类是篆隶的结合，如其所作《千字文》《论汉隶》，取法汉隶的基础上，在书写隶书时加入篆书的中锋用笔，使得作品取法秦汉，气息高古，傅山赋予了自己的篆书秦汉碑刻的朴拙以及金石学的古意。这种杂糅呈现出的不同于帖学的美，直接影响了清代碑学的发展。

在当时，隶书的复兴为碑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傅山是清代隶书复兴的关键人物。从汉碑中进行书法借鉴是傅山最为推崇的，对于推动碑学的发展也至关重要的。傅山取法汉碑运用到自己的隶书创作当中，他对于汉碑的推崇影响了同时期的一众书家，书法审美在清中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也对当时取法汉碑的创作途径提供了方向。傅山曾说汉隶不可思议的妙处在于“拙”，天真烂漫，无布置之意，浑然天成。傅山不仅吸收汉碑的丑拙古朴，也吸取了汉碑的风骨硬朗之气。傅山的一则笔记中写：“晋中前辈书法，皆以骨气胜，故动近鲁公，然多不传。太原习此技者，独吾家代代不绝，至老夫最劣，以杂临不专故也。”他的“以骨气胜”是在汉隶基础上形成的自身风格，他取法汉隶遒劲有风骨的特点，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以表现书法作者豪迈、刚直的气度，寓人品于字体之中。观其作品《晋公千古一快》四条屏，不论是结字还是章法都相当稳健，此作没有一个字在结构上严重变形，每一行中的字也没有向左右剧烈欹侧倾斜，行距分明，厚重遒劲的笔划也令人注目，颇有汉隶之气。遒劲的汉隶笔意还可以在傅山存世的最后一件作品中看出来，便是傅山为哀悼儿子傅眉所书的《哭子诗》，这是一件书写极为精彩的行草书作品。这件手卷也提供了傅山晚年努力取法汉碑融入其行草书的最佳范例，尤其是一些上扬的横与捺、迅捷的用笔、圆势的转折、上挑的燕尾，很可能受到汉代隶书名作《石门颂》和《五凤刻石》中略带弧度的修长竖划启发。一系列碑学成功借鉴应用的事例，彰显着傅山对于推动碑学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四、“碑学先声”

傅山成就的取得是源于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吸取借鉴优秀养分，傅山辩证地看待帖学与碑学，没有一味否定帖学，也没有一味推崇碑学，而是补帖学不足，扬二者之优，成功地将帖学和碑学相连接。这也告诫我们在学书时辩证地看待问题，在继承的基础上要不断革新，并且取法要高古，正视复古思想。

傅山作为明末清初著名的书家，他的书学思想和书法实践对于同时代及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他跳脱帖学研究金石碑版提倡复古、研习篆隶，一系列的书法思想的转变都为清代书坛注入新鲜血液和营养，并将自己的书学思想成功地实践到自己的书法创作中。他的书法广涉诸家，书风稚拙而不失平正，率意而不离规矩，方劲中不缺圆转，疏散中也见紧密。他对于秦汉金石碑刻的探访、研究以及推崇篆隶的复古，为碑学运动的萌發和发展起到了先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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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谦慎.傅山的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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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作者单位：

江苏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