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永

摘要：边境地区是国家政权的末梢和地缘政治的缓冲区域，其战略地位随着国家崛起进程的加快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边境乡村振兴的特殊理论与实践源于边境地区乡村衰退问题，边境地区特殊的“边情”决定了该地域空间实施乡村振兴独特的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对于守边固防、乡村价值重构、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国家认同强化和国家形象塑造等具有独特价值。边境乡村衰退以及基于其逻辑基点而实施的乡村振兴的实效性与独特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整合边境内外治理资源、强化边境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人口增长动力机制、国民意识教育机制等多重路径来实现。

關键词：边境乡村；衰退；乡村振兴；守边；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1-0095-06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对边疆治理、边境安全、区域发展等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理念、新举措。国家在新时代针对边疆与边境区域发展提出的新理念，更加凸显边境安全在边疆发展与巩固、国家崛起中的重要地位。边境安全的维护需要边境地区内外诸多因素的良性有序互动。然而，随着边境地区外部性威胁与内生性风险的聚合、叠加甚至裂变，使边境地区聚集着威胁边境安全、边疆发展与巩固、国家总体安全的诸多因素。其中，边境地区乡村衰退问题及其衍生出的问题链就是威胁边境安全甚至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重要因素。本文以边境乡村衰退的生成逻辑为起点，分析在边境多重属性于一体的地域空间中实施乡村振兴的独特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实现的特殊路径。

一、新时代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逻辑基点

现实问题孕育伟大理论。党的十九大针对包括边境地区现实存在的乡村衰退问题，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顶层设计的乡村振兴战略，其观照的是诸多问题的逻辑体系，内含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的基本原则。边境地区乡村衰退是特定地理空间中乡村社会的一种样态，实施乡村振兴必然要基于边境特定地理空间以及该空间中导致乡村衰退的特殊性进行全面考察。

（一）边境地区乡村衰退问题的生成

1.边境乡村衰退的内在逻辑

从边境地区乡村衰退的内在逻辑看，边境乡村衰退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内在逻辑，边民外流、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落后、边境内部资源增量不足与优势转化能力较弱等是导致乡村衰退的重要内因。第一，边民外流。边民外流是导致边境地区乡村衰退的第一因素，其原因主要包括经济利益、情感纽带、子女教育、安全与稳定等，其中，边境内部难以满足边民经济利益需要是导致边民外流的根本因素，是推动边民外流的根本性力量。第二，边境内部资源增量不足与优势转化能力较弱。边境地区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矿产资源、农业资源等，但往往因为复杂的地形地势、薄弱的“交通”①基础设施、落后的文化教育和保守的发展意识等严重制约内部资源的开发及其优势转化能力。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边境地区的产业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传统农业、畜牧业，这种传统型农业、畜牧业的市场化、现代化转型极易受到中青年劳动力外流和薄弱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双重影响。与此同时，“边民外流·产业发展滞后”与“产业发展滞后·边民外流”之间长期处于恶性循环的状态，这种状态进一步导致边境地区乡村衰退。

2.边境乡村衰退的外在逻辑

国家对边境治理资源的外部性投入、“四化”即全球化、现代化、都市化、信息化力量对边民外流的拉动和邻国多重因素的影响等是导致边境地区乡村衰退的重要外因。第一，从国家层面看，在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的差别化区域治理理念的指导下，国家更多地把资源投入到中东部地区，导致边疆治理资源严重不足，并且在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中，长期把边境纳入到边疆治理的框架或过度强调边境管理而忽视边境治理，最终导致边境治理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第二，“四化”的拉动。根据推—拉理论，边民之所以外流必然有外在力量进行有效的拉动。边民参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发展能够带来边境地区难以匹配的“综合机会”和现代性塑造，“四化”城市能够尽可能满足边民在乡村衰退的边境空间中难以实现的生存性、发展性、享受性需求，利益的驱动最终迫使边民开始从其传统的生存空间、血缘族缘、社会关系中疏离。第三，邻国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是邻国跨境劳务冲击着我国边民就地就业市场。随着我国劳务成本的提高，边境产业难以承受本国本地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边民难以就地就业。而邻国跨境劳务相比较于我国边民而言，具有廉价优势，这使得我国边民自身的就业空间遭到跨境廉价劳务的挤压。二是邻国教育、医疗等优惠政策和较低的生活成本对我国边民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尽管邻国综合国力要弱于我国，但其边境政策尤其是移民实边的鼓励性政策不仅有效实现其稳边固防的目的，还极大地吸引我国边民迁入邻国经商等。三是邻国相对宽松的出口政策尤其是低廉的原材料以及初级加工产品等对我国边境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

（二）边境地区乡村衰退带来的影响

边境治理资源困境导致边民外流，边民外流导致乡村衰退，乡村衰退反过来又会加剧边民外流的速度和规模，这种恶性循环必然会对边境安全、边疆发展与巩固、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影响。

1.加剧边境虚空化的态势

边境虚空化是当前我国边境地区尤其是沿边地带人口外流导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产业空心化、人口空心化、村落稀疏化、土地荒芜化等，其实质是边境人口因多种原因外流而导致无人守边固防，进而威胁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第一，乡村衰退加剧边民外流，进而导致无人守边固防，群防群控力量难以融合。边境是国防的前哨，是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边境安全不仅需要国家常规力量的维护，更需要聚群众之力进行协同治理。边民外流导致无人守边固防，使边境处于虚空化态势，最终使国家领土主权安全、边境安全面临来自诸如日益充实的邻国边境等所潜藏的外部性威胁和内生性风险的双重挑战。第二，乡村衰退还弱化了边境地区家户的边境安全防护功能。“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家户是构成社会和国家的细胞，是国家安全、稳定与发展的基础，其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治理功能。“边境”特殊的地缘环境赋予了该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家家户户具有边境安全防护功能。乡村衰退会加剧中青年群体的外流，解构传统家庭结构，削弱家户本应担负起的边境安全防护功能。并且，随着中青年婚龄女性的流失，单身汉问题、人口增长问题、跨境婚姻问题随之而起，以及以这些问题为基点而衍生出的新问题又进一步弱化边境家户的安全防护功能，加剧边境虚空化态势和人口安全隐患，尤其是跨境婚姻问题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更应该得到高度重视。

2.给边境地区粮食安全带来隐患

从产业类型看，边境地区主要以农业、畜牧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劳动力具有极强的依赖性。随着边境地区乡村衰退与人口外流恶性循环的加剧，以农业为主导的边境产业结构长期面临青壮年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威胁。在此基础上，基础设施薄弱、气候生态恶劣、地形地势复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与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等问题的叠加和裂变使边境地区传统的多样化农业难以向专业化、规模化的商品型现代农业转型，这不仅直接导致边境地区粮食生产的自给能力弱化，甚至还会严重影响国家常规边防力量基本生活的补给和其他区域粮食需求的补充。

3.给边境地区文化安全带来威胁

边境地区乡村衰退所带来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第一，乡村衰退直接导致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与空间的压缩甚至丧失。文化是人们在特定地理空间长期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物质抽象和精神活动。文化传承与发展需要“人”“物”、地理空间等载体。乡村衰退导致边境少数民族人口外流，进而出现形成民族文化的特定地理空间空心化、稀疏化，而这些本应担负起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少数民族外流人口走进多元、多层文化交织、交融、碰撞、激荡的现代化、都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城市，使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空间被其他文化冲击、挤压，民族语言面临“没有交流的语言环境”“失传”等问题。第二，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边境地区乡村衰退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受众群体主要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知能力直接影响其认同度；二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中青年群体的大量外流为境外意识形态渗透提供时间与空间。国家意识形态属于文化范畴，其实效性源于受众群体的認知与认同。中青年群体外流甚至举家外迁现象的大量出现直接影响意识形态受众群体的“量”与“质”，也为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留下可乘之机，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4.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结构的失衡

在以国家、市场、社会组织以及边民为主体的多元治理结构中，在边境乡村衰退的影响之下，各主体的治理能力及其之间的融合度出现严重失衡。第一，随着边境乡村衰退的加剧，边境治理中的人、财、物等资源整合能力和再生能力不足的问题都会成为影响边境安全、稳定与发展的掣肘。而边境乡村衰退对边境安全、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威胁客观上决定了在边境治理资源陷入困境所引发的社会组织、市场以及边民这三大治理主体力量弱化的背景下，“国家”这一治理主体的特殊地位被彻底突显出来。第二，随着乡村衰退和中青年群体外流的加剧，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的自治与共治模式得以形成，并在边境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也正因为乡村治理中中青年治理主体的疏离反过来强化了留守群体与国家的粘合度，这既凸显了治理主体结构的失衡，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边民国民性的塑造。

5.导致边境乡村社会关系的解构与重构

人口外流直接连接着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两端即社会关系网络的解构与重构。第一，边民外流直接导致传统的建基于血缘、地缘之上的具有集体化性质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解构。人口外流是现代化、城市化的直接结果，也是其根本动力。边境乡村的现代化建设导致其经济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的急剧变迁，边境居民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强化的开放意识、市场经济意识、自我发展意识以及多元文化融合意识对传统村落文化的认同基础以及以此为根基的社会关系造成巨大冲击，并把这些现代性意识置于传统的乡村社会关系之中。内外部文化的碰撞、激荡、融合与族群间“边界”的建构也在加快建立于文化本身的社会关系的解构与重构。第二，邻国跨境劳工在对我国边境地区劳动力流失问题形成有效补充的同时也与常住边民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第三，跨境婚姻对社会关系网络的解构与重构。边境地区婚龄女性的流失在对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解构的同时，邻国女性跨境婚嫁也形成了对社会关系的重构，并建构了以跨国婚姻家庭为纽带的新的亲缘关系和社会关系。

6.导致农村社会秩序组织功能的弱化

随着乡村人口外流、传统价值观的松动、资源整合能力的弱化，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村落共同体得以存续的根基被动摇。村落共同体根基的动摇直接影响其对农村社会秩序组织功能的发挥，并且随着现代性观念的席卷和冲击，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功能被进一步弱化，转而越来越依赖国家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的功能发挥。

二、新时代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

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实施因“边境”属性以及乡村衰退逻辑基点的特殊性而彰显其价值的独特性。

（一）有助于稳边固防

守边固防是维护国家总体安全，实现国家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其不仅需要国家常规力量，更需要调动人民群众稳边固防、兴边富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汇聚起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和谐稳定的磅礴力量。首先，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把边境地区人口回流、抵边居住等民生工程作为国家政治工程的内涵。对于边境地区而言，边民外流和产业发展滞后问题始终是边境安全、稳定与发展的掣肘。乡村振兴战略能够以“产业兴边”、政策倾斜和金融扶持等方式引导边民回流，并在把边民抵边居住等民生问题作为国家政治工程的基础上逐步建构由国家、市场、社会和个人（包括边民）等为主体的多元治理格局。其次，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边境地区乡村本土资源由“碎片化”走向重组，国家资源配置由农村支持城市、边疆支撑腹地向城市反哺农村、腹地援建边疆的“反向配置”模式，并使边境乡村人口结构由“哑铃”状逐步向“椭圆”状转变。再次，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我国边境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既能增强边境地区的粮食安全保障、降低对周边国家粮食的依赖性，又能遏制边境粮食及其他食品走私所带来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能为稳边固防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二）有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

边境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缓冲区，其面向和样态直接反应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形象及其国际示范效应。乡村振兴战略以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为总目标，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这个总目标和总要求也符合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国家的发展方向。相比较于周边国家，我国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农业基础、人口规模以及边疆治理、区域治理的理论供给与实践经验占有绝对优势，这种优势为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和总要求的实现提供重要保障，这不仅增强了边民对国家的认同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还对周边国家的乡村治理尤其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起到国际示范效应，助推我国国家形象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在周边国家的塑造。

（三）有助于铸牢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现居住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国家边界未确立之前，其与邻国诸多民族分属于一个个历史文化共同体之中，后因国家边界的建构而使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原生民族分属于不同的政治和领土共同体之中。因国家边界分属于我国政治和领土共同体之下的跨境民族，除了具有原生民族身份之外，还逐步被建构起另一重身份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員。但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始终是国家关切的重点问题。基于边境乡村衰退以及跨境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国家通过乡村振兴战略，使跨境民族生活的边境地区最终能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为其生产生活、发展提供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生态基础，不断增强跨境民族成员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使其真正感受到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温暖，这对增强、筑牢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四）有助于边境乡村价值的重构

对于传统乡村而言，其价值主要指向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生育以及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化建设提供各种资源支撑。这种对乡村价值的传统认识，极易导致乡村资源流动的单向性和乡村治理的碎片化，更容易导致乡村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生活价值的“封存”。新时代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实施，既是对边境地区乡村价值由洼地向高地的攀升，更是对传统乡村价值向现代价值的转型与重构。通过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边境地区的农业样态、村落风貌、民族文化、自然景观所蕴含的多元价值能够被激活，边境由“边缘”走向“中心”，其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生活价值等价值体系被重构。

三、新时代边境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特定地理空间下的乡村衰退决定了乡村振兴必须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则。“边境乡村”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决定了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实施路径中因地制宜的特性。

（一）整合边境内外资源，突出边境区位主体性

边境治理资源主要来源于外部资源的投入和内部资源的激活与重组。第一，从外部资源供给看，国家、市场、社会是边境治理资源的主要供给方，其中，国家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国家对边疆治理、边境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生工程建设所需资源的大量投入，边境区域内部以及内外之间“交通”的可达性、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能力、社会资本的增量能力得到不断强化，区位主体性越发突显，为边境沿线产业集聚、跨境经济合作区、口岸建设等提供区位保障，更为边境乡村振兴所需要的回流人口提供稳定的就地就业环境。第二，从内部资源看，各个边境地区独特的气候生态、地理风貌、产业特色、民族文化都是边境内部的资源优势。

边境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必须在充分借助外部资源供给的基础上激活、重组、整合边境内部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功能优势、价值优势。首先，必须加强边境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教育、国家通用语言教育、现代通讯技术培训，这是内部资源“走出去”、外部资源“走进来”双向联动的前提。其次，充分利用边境地区内部自然风貌、民族文化等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挖掘乡村价值，塑造守边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文化功能等多功能型乡村。再次，边境乡村振兴中，要坚持因地制宜导向。

（二）强化边境乡村基层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基层党员、乡村干部和乡贤在边境乡村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实施中具有价值引领和重建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作用，是乡村多元治理主体结构中与基层群众联系最为密切的治理主体。

1.强化乡村党支部建设

乡村党支部是乡村振兴的领导核心，具有极强的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边境乡村党支部建设应该突破党员老龄化、支部建设保障不足、支部领导能力弱化等问题，以强化党支部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力与村落共同体凝聚力中的纽带作用。一方面，建构职业化和脱产化的乡村干部权益保障机制。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乡村干部成为国家对农村直接治理的最基层体制内主体或成为连接国家与农村的纽带，并催生了乡村干部尤其是村主任、村支书、妇女主任职业化、脱产化。在边境乡村振兴中，村主任、村支书、妇女主任在边境“三农”发展与稳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乡贤回归及其功能重构。在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的边境乡村社会中进行乡村振兴的谋划，更加凸显新乡贤回归及其特殊功能的重要性，其不仅具有价值引领、乡村社会秩序重构和乡村资源整合的功能，还基于以上功能而衍生出爱国守边功能和“国家—边民”与“边民—国家”双向传导功能。基于国家与边境双重地理空间赋予了边境新乡贤的特殊功能，不仅需要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队伍，更需要建构新乡贤的权益保障机制。

2.强化边民自治与共治共建的能力

边境乡村振兴要实现治理有效，必须强化边民自治与共治共建的能力。一是强化边民的自治能力。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建设之基》中指出：“地方自治者，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3]乡村振兴的治理有效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契合的，既强调符合现代化背景之下乡村自治模式的建构，又强调传统与现代融合中的超越。对于边境乡村常住人口的自治能力提升，需要激活村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自主性和内生能力，不能过度依赖由国家到乡村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模式。二是强化边民共治共建共享的能力。乡村作为特殊的公共空间，其公共性特征决定并要求公共空间的主体必须具有公共意识。乡村振兴以治理有效为核心，不仅需要培育边民的现代性意识和公共精神，强化边民对乡村公共空间的认同感和参与意识，更需要建构以边民为重点的共治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三是增强留守女性的治理能力。从当前边境常住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看，三十五岁以上的同龄男女相比，女性常住人口占比较高。而在日常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女性的治理功能远远超越常年在外的男性。与此同时，在边境常住女性人口中，必须在重视邻国跨境婚嫁女性在我国边境乡村社会治理中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防范跨境婚姻的安全隐患。

3.强化边境地区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

当前，边境地区社会组织主要有内生型和介入型两种，其中以介入型为主。从边境社会组织的结构及其运行实践的效果看，介入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并未达到特定效果。反之，边民自发性生成的社会组织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但这些内生型社会组织更多地是发挥经济功能，其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参与边境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与内地不同，其不仅要积极参与边境乡村振兴建设，更要具有国家意识、边界意识和边境安全防范意识。

（三）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构

新型城镇化具有与以往的“三农”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所不同的动态特征，其强调的是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构，彻底冲破重城轻乡或重乡轻城的非均衡性发展理念，强调的是资源的空间均衡性理念。我国的“边境”特性决定了乡村振兴的实施必须遵循因地制宜与资源的空间均衡性原则。

1.强化边境乡村与城镇的资源对口融合度

乡村振兴中的城乡融合追求的是城市发展极与乡村稳定极的联结与互补。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镇资源与边境乡村资源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而这种互补性或城乡的资源对口融合首先要解决城乡之间的“交通”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而提升边境乡村与城镇的互补能力与融合能力。

2.强化边境城镇建设与乡村振兴实施中资源整合的空间均衡性

边境区域内部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实施都需要边境治理资源的持续性供给与空间均衡性配置，这种由国家到地方主导的空间均衡性资源配置是由边境特定地理空间对于边境安全、边疆发展与巩固和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性决定的，其均衡性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空间的均衡性即长达2.2万公里的绵长边境线，不能把资源倾斜于边境的某一段或某一区域；二是时间的持续性即不能把资源倾斜于某一事或某一时；第三，城镇建设与乡村振兴并举并重。乡村振兴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不能走传统的重城轻乡的老路，反过来也不能为了加速推进乡村振兴而忽视城镇化建设。

（四）建构边境人口增长的动力机制

边民是边境乡村社会重要的治理主体，边民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决定着边境乡村振兴治理效度的状况。通过对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常住人口、外流人口的调研分析，国家和地方政府针对边境全面发展的机制建构迫在眉睫，其中边民权益保障机制、产业兴边与城乡对口融合机制、边民回流机制、移民实边激励机制、边民医疗健康保障机制等是安民居边、移民实边的根本保障。另外，要着重解决边境地区中青年婚龄女性流失与单身汉数量剧增、跨境婚姻安全隐患突出的矛盾，建构针对边境人口增长和留守女性居边守边的激励机制，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稳定的劳动力支持，更为边境守土固防提供坚实的群众力量。

（五）建构国民意识教育机制

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边境”特性需要建构边境地区常住边民、回流边民和抵边移民的国家意识、主权意识、边界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机制。边界两侧居民多属于跨境民族，其多重身份属性容易导致“国家”“主权”“边界”等意识的模糊甚至丧失。边界的开放性和封闭性以及国家崛起、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双重背景越发凸显在边境地区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機，建构针对边民的国民性塑造等教育机制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结语

边境地区差异化的自然环境、地理风貌、民族文化、资源禀赋、气候生态等“边情”决定了在该场域实施乡村振兴的独特价值和特殊的实践路径。边境乡村衰退是人口与资源恶性循环的结果，边境治理资源困境是导致“产业滞后·人口外流·乡村衰退”与“乡村衰退·人口外流的加剧·产业空心化”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边境地区的乡村振兴，不仅关涉边境与边疆的安全、发展与巩固，更要从国家政治工程的高度给予重视和特殊支持。人口外流、村落空心化、少数民族传统价值的流失等问题虽然发生于远离国家腹地的边境地区，但边境的多重属性及其功能定位决定了乡村振兴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极端重要性。

注释：

①这里的“交通”既指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交通，也指通讯网络和人心相通。

参考文献：

[1]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150.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1）.

[3]孙中山.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M]//孙中山.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32-35.

责任编辑李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