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威

韩非生活于战国末期，历经韩釐王、韩桓惠王、韩王安三个国君在位的时代。与先秦时期的其他思想家相比，他的生活环境更为复杂，也更了解权力斗争的残酷真相和现实政治运作中的问题。他高举法的权威，教给君主因势用术，对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有着尖锐的批评，指责“儒以文乱法”，为国之蠹虫。他为何如此坚决地非儒？这和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直面现实

与儒家“致君尧舜”的理想不同，韩非所要解决的是现实中的君主如何治理好国家的问题。在他看来，尧舜那样的圣王至多千年才能出现一位，如果等待尧舜在位方能实现天下大治，那就要等待千年才能有一个治世。他也认为，桀、纣那样的暴君也是至多千年才出现一位，现实中的君主无论德行修养还是智力水平都属于中等，不及尧舜那么好，但也不会像桀纣那么坏，他称之为“中主”。他要设计一套机器一样精准又有效的制度，而操作又简单方便，保证“中主”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样就不会因为执政者的变化而影响国家的治乱。《用人》讲要“中主守法术”，法术是“中拙之所万不失”，《守道》讲“立法，……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难一》讲“处势而骄下者，庸主之所易也”。中人之资甚至比较愚笨的君主只要掌握法、术、势，就可以实现国治民安。《难一》中还讲了舜以德化民的故事。舜去历山耕种一年，耕地的人不再越出田界侵占他人的耕地；舜去河边打鱼一年，渔人不再争抢水中高地而谦让年长之人；舜去东夷制陶一年，陶器不再粗劣易坏。舜以一己之仁德挽救社会风气的败坏，一年也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他的寿命有限，而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完结之日。可见，儒家所提倡的“德化”是尧、舜这样的圣王都很难完成的，“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对于“中主”“庸主”来说更无法实现。

和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期待不同，韩非认为现实中的人多是好利恶害之人，虽然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善，有的人和有的行为被评价为恶，实际上所谓的善人和恶人都是好利之人，所谓的善行和恶行都是源于行为者的利益计算。《备内》篇举例说，医生为救人“吮人之伤”，“含人之血”，卖车的人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早死，后妃、夫人、太子希望君主早亡，这些人均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而已。他并没有否认世上存在着超越于好利本性的“自善之民”，但这样的人极其罕有，就似百世不得一见的“自直之箭”“自圜之木”。因此，把希望寄托在罕有的“自善之民”上，期待人们自觉自愿地为善而不为恶，并不是治国安邦的“必然之道”。韩非认为君主要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设立赏罚制度，《八经》讲“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对增进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奖赏以激励民众去做，对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以防止民众去做，方是治国安民的“必然之道”。

在不同的时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韩非在《五蠹》中提出了“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的时代区分。“上古之世”的问题是“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解决的方式为“构木为巢”和“钻燧取火”；“中古之世”的问题是“天下大水”，解决方式为“决渎”；“近古之世”的问题是“桀、纣暴乱”，解决方式是对暴君进行“征伐”。这就是“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新时代固守旧有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同“守株待兔”的宋人和“反归取度”的郑人一样可笑。《五蠹》中就断言：“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外储说左上》也讲：“夫不适国事而谋先王，皆归取度者也。”想用“先王之政”治理“当世之民”的就是儒家。儒家和道家都有怀古情节，生逢乱世，但一直憧憬着回复早已远去的黄金时代，而韩非则是抛弃幻想、直面现实的。

功利目标

韩非针对现实来思考问题，尤其重视事物、言论、行为、制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功效，“有功”则被肯定，“无功”则被否定。何为“功”？《南面》讲：“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其入多”指获得的利益多，“其出少”指失去的利益少。利害、得失相比较，利多害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反之则“无功”。

韩非讲了很多故事进行说明。《外储说左上》中有“墨子为木鸢”的故事。墨子用三年时间制作木鸢，只飞了一天就坏了。弟子赞叹墨子的手艺精巧，墨子却说制造车輗的人手艺更高超。他们用细小的木头，不到一天的时间，制造出的车輗能牵引重物，到达遥远的地方，又经久耐用。在今天看来，木鸢这一最早飞行器的制作成功是科学技术史上的一大创举，但韩非所遵循的并非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从“功”的角度判断，制作木鸢付出多，收益少，而制造车輗付出少，收益多，被肯定的是制造车輗的人。

这一篇中还有一个“讴癸筑武宫”的故事。宋王召讴癸为修建武宫的人唱歌，讴癸唱的时候，走路的人驻足倾听，修筑的人不觉疲倦。宋王召射稽来唱歌，射稽唱的时候，走路的人脚不停歇，修筑的人感到疲倦。但从功效上比较，讴癸唱歌时修筑的人只筑了四板且不够坚固，射稽唱歌时筑了八板且更加坚固。韩非也不遵循艺术家的思维方式。衡量唱歌好与坏的标准并非是否悦耳动人，而是功效，所以射稽的才艺要比讴癸更高超。

先秦诸子批评其他学派的思想，而自认为提出了完美的理论和制度设计。韩非却认为并不存在完美的理论和制度，即使他所主张法治和他所认可的法，也并非完美无害。《八说》篇讲：“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韩非以战争、沐浴、医治为例进行说明，战争会有伤亡，沐浴会掉发，医治会伤血肉。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害，不能因为存在有害的方面就放弃，而应该“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他引用先圣的言論，“规有摩而水有波”，作为衡量标准的圆规会磨损，水面会有波纹，法也无法达到绝对的公平。但法治利最多而弊最少，是最合适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正如《问辩》所讲，“法者，事最适者也”。